对于冰心，读者往往有这样的印象：她回避写男女情爱，爱情或爱情故事从来不在她描写的范围内，母爱、童真和大自然才是她吟诵歌颂的主题。然而，当我们仔细地再一次梳理冰心小说后，我们会发现，冰心小说虽然几乎没有这一类“为勃发的个人情绪而躁动、而疾呼，或奋起、或颓废的人物”[1]以及激情洋溢的爱情描写，但她以冷静态度和探索精神而涉及爱情、婚姻问题的小说还不在少数，计有：《两个家庭》（1919）、《秋风秋雨愁煞人》（1919）、《是谁断送了你》（1920）、《惆怅》（1923）①这篇小说是否为冰心作品素有争议。本文赞同方锡德的判断（见方锡德《五四爱情故事的另一种叙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第1期），倾向于认为这是冰心早期作品并很好地体现了冰心早年的爱情婚姻观。、《姑姑》（1925）、《三年》（1929）、《第一次宴会》（1929）、《我们太太的客厅》（1933）、《相片》（1934）、《西风》（1936）、《空屋》（1944）、《空巢》（1980）、《干涉》（1988）以及《关于女人》集子中的多数篇目，创作的时间从冰心初涉文坛年少单纯的1919年一直延续至其成为长辈祖母参透爱情婚姻质地的1988年。这些篇章既有感慨旧式观念对懦弱少女的伤害，如《秋风秋雨愁煞人》《是谁断送了你》，也有以极严肃的态度探讨女性与家庭、女性与事业的关系问题，如《两个家庭》《西风》；既充满兴致地描绘感情生活婚姻生活中的独特一幕，如《姑姑》《第一次宴会》，又直面某一段爱情婚姻的复杂状况，如《空屋》直接描绘男女主人公的相恋分离，《惆怅》描绘两男两女的纠缠情爱关系，《三年》里有一段未明确的三角恋爱情感纠葛。更让人惊奇的是，晚年冰心还非常关心老年人的情感归宿问题，为此而创作的《空巢》和《干涉》即是为老年人情感空缺及长辈感情生活受到野蛮干涉的吐槽之作。而1940年代的《关于女人》集子里，主角无一例外都是“女人”，既然“关于女人”，女人们的情感问题婚姻问题自是难免要涉及的，因此《我最尊敬体贴她们》及《我的择偶条件》假借“男士”之口，宣扬“尊敬女性”及“女性至上”的妇女观，而《我的学生》《我的朋友的太太》《我的邻居》《我的朋友的母亲》等篇虽是讲述普通人的行为做派，但每一篇都离不开探讨“她们”的爱情婚姻问题。

由此来看，冰心并非不写爱情与爱情故事，相反，冰心一直以自己的视角和态度关注女性的爱情婚姻问题，持续地用自己的方式描写关于女人的爱情，阐述自己的婚姻爱情观念。

另一种婚恋叙事

同为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启蒙的一代新人，冰心与冯沅君、庐隐、丁玲等女性作家有相同的一面，她们都对自身的女性身份非常敏感和介意，也善于由己及人关注时代女性的性别遭际及种种自由或不自由的择决，她们勾勒女性的情感生活和两性关系，探求女性在爱情婚姻里的位置作用，“爱情婚姻”始终是女作家最为关注的写作题材。

然而，伴随多年来大运河通航条件日趋优化，船舶标准化工作理念日益深化，水运市场诉求日渐细化，已然催动流域内经济发展状况、产业布局导向及运输需求格局的深层次变化，《办法》的时代内涵亦将更替。

冰心作品以塑造婚恋关系中的女性形象为第一要义，但冰心对爱情婚姻的叙述自有自己的视角和方式，与冯沅君等新女性写作不同：冯沅君笔下是青春爱情，叛逆、热烈而决绝，“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我们的爱情是绝对的、无限的，万一我们不能抵抗外来的阻力时，我们就同去看海去”（《隔绝》）；也不同于庐隐，庐隐笔下的爱情，正如《或人的悲哀》中亚侠的彷徨“往哪条路上去呢？……我还是游戏人间罢”，流露着觉醒、迷惘和悲哀；更不同于“震惊了一代的文艺界”（钱杏邨语）的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有着孤芳自赏的性情和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品评异性，力争掌控情爱之舟的航向。而冰心呢？有识女性才是冰心文本最引人瞩目的因素，特别是那些平凡生活里的平凡而具识见的女性。从《两个家庭》起，冰心作品里就不乏鲜明的女性形象，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即便不居于主人公地位，也能从简单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中凸显出来，成为文本中的独特因素，就如《斯人独憔悴》里的颖贞、《别后》里的宜姑、《三年》里的青，甚至《超人》里的“梦中母亲”等等居于故事配角的女性形象，尽管不似《秋风秋雨愁煞人》里的英云、《六一姊》里的六一姊、《第一次宴会》里的瑛、《我的学生》中的“S”一样，是作品中的主角，却具有“超主角能力”，往往成为小说里无法忽略的鲜明存在。

冰心很少直接正面描绘婚恋，多数女性作家极为关心并加以特别表现的女性性意识和女性性心理在冰心作品里是被有意忽略的，她总是将注意力和笔墨放在“怎样对待爱情”及“如何经营婚姻”上，这就难怪有人认为“五四作家普遍关心的爱情婚姻问题，却被冰心拆解成两个似乎没有太大关联的问题：爱情问题基本不在冰心小说的视野之内，而婚姻问题则被冰心纳入家庭问题来表现”[2]，对此，方锡德却认为，这是冰心以自己的方式来叙述爱情婚姻故事。

单从个性看，冰心具备典型的闺秀气质兼有传统文人的气质。她温柔含蓄而个性坚定，紧跟时代风气又有明确的道德意识，吴文藻谓之“一位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7]。对冰心来说：恋爱婚姻也好，为人处世也罢，须凭“理智”调控，又以“道德”为原则：各人做好自己并惠及他人。这一点，《关于女人》及《关于男人》系列篇章里有很好的体现，冰心所尊敬的人，无论男女，都是“一样的不自私，一样的忍耐，一样的温柔，也一样的奋不顾身的勇敢”[8]的人。

世界上恐怕不止趣味，还有比趣味更永久而坚固的东西，感情自然不可弃，不过必须有理性来裁制它才能用得其正。

时至乾隆年间，乾隆与雍正虽然都将粉彩视为心头好，但是他们的审美偏好却是天差地别的。乾隆时期的粉彩花鸟格局从清雅转而俗化，画面一改过去的清丽之风，变得颜色艳丽，画面华美，细节繁缛。工匠们使尽浑身解数想要将技艺与釉色和图案的美感凝聚在一件器物之上，这就使得这件器物变得尤为雍容华贵了。

《三年》讲述一个为期三年的三角恋爱故事。三年前，霖、槃先后爱上青；三年后，已与槃幸福结合的青偶遇独自旅行疗伤的霖，霖拒绝了青见面茶聚的邀请。小说省略恋爱的复杂过程，用“此后呢，说来话长，槃和霖当然还是极好的朋友，可是三年之中彼此都伤过心。一切都委之于青的结果，是青和槃的交情，渐渐的由朋友而恋人，由恋人而同度蜜月了！”一段简练的叙述将这段三角恋爱在三年里感情的纠结变化、各人情绪起伏波动、三人如何选择的过程予以忽略，只将结局呈现。而小说的重点，落在三年后的“偶遇”：青的热情相邀、霖的淡然拒绝及槃的分析告诫。仅仅是一个平淡的小故事，淡到成为人生长河中的一支小插曲，成为人物性格背景中的一抹颜色，而非某种曲折爱情故事，尤其篇末槃的一番分析：“青，一个高尚男子纯正的爱情是不容玩弄摧残的，你知道他是怎样的爱过你，你也知道他现在是怎样的怅惘。你的虚荣心，想显出我们的幸福，你的好奇心，想探取他的哀伤。这两种心理，做成了这段温柔的残忍！青，你仍不免是一个完全的女性！”又似点题，含蓄地批评那些以温柔的残忍满足自身虚荣心的女性！

现代家庭的组织建设才是冰心关心的重点。她不单单针对女性提义务和责任，她也提醒过家庭中男性的责任和具体行动的问题。冰心曾言：“中国妇女运动有过标语，‘打倒贤妻良母’，我们并不是不要贤妻良母，可是同时也要贤夫良父。贤和良不应该只是一方面的义务”[4]，在家庭建设问题上，冰心以为女性更起到决定性作用，女性怎样做好自己、怎样处理好家庭关系进而有益于社会的问题很早就取代女性的遭际命运及女性的权利等问题成为冰心爱情婚姻小说最关注的问题。具备这个世界“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的智性的理想女性在冰心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她不仅亲身实践，也更希望更多女性都能成为独立、自主、坚强的那一个，做最好的女人并构建和谐有爱的家庭，以此服务于社会。

叙述内涵：理智与道德

“理智”可谓是冰心创作中与“爱的哲学”相伴相生的又一核心旨趣。1923年胡愈之评《繁星》时，认为这本诗集里有几首小诗“太富于理智的调子了”[5]，梁实秋在谈及冰心早年小诗时，也很遗憾冰心“完全袭受了女流作家之短，而几无女流作家之长”[6]，批评冰心“理智富而感情分子薄”、理性多于感情。其实，这“理智”却恰恰是冰心所极力推崇的，也是她要着力表现的。

仔细琢磨起来，《两个家庭》的故事完全可以铺衍成中篇、甚至长篇，但冰心无意于写爱情故事，无意于对其中可进一步加以复杂化的情节做复杂化处理，因此，包括“陈先生与三哥的海外留学经历”“两个家庭如何组织建立”“两位男士如何报国无门心灰意冷”以及“各自家庭对两位男士的不同影响”等可铺展成曲折故事的情节都仅仅浓缩为文中的三段，分别为“只听得三哥说：‘我们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一段及“这时陈先生似乎是站起来”并“三哥说”一段，这三段，几乎是三哥和陈先生的对话，而其中“家庭的组织建设”及“家庭中的情感交流”花费最少笔墨，只用陈先生的一句话“也难怪你说这样的话，因为你有快乐，就有希望。不像我没有快乐，所以就觉得前途非常的黑暗了”来概括了两个家庭婚姻品质的优劣及婚姻对当事人的非常影响。全篇几乎完全通过“我”的见闻来叙述两位女性（亚茜、陈太太）在各自家庭中的行事作风，又通过自述（三哥、陈先生）来突出家庭对男性的重要性；两位女性——亚茜和陈太太——在文中一直处于“他人眼中的家庭女性”位置，缺乏对自身行为和情绪感受的解释言说权，因此，小说有效地减弱了其叙述中情感变化的成分，而成为一篇用故事来探讨“家庭的幸福和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的论说性文章。

而从创作意图层面看，冰心曾经“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9]，一方面，她“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惊觉，方能想去改良”，意在用消极的文字做积极的事业；另一方面，她对自己的长短处又有较清醒的认识，“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感情，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10]，这份“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作为潜在的动力支持她用文字来传达“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而这份“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既表现为冰心式的“爱的哲学”，歌颂母爱童真及自然，也表现为冰心式的理智态度和理性精神。

《惆怅》里，冰心所大力提倡的恋爱原则是“理性”。小说借薛炳星之口强调：爱情固然重要，却须用理性来裁制。而薛炳星的“理性观”随即引发了黄葹因的思考和认同：

《惆怅》被方锡德看作是“五四爱情小说的另一种叙述”。小说里两男两女的情爱关系交错纠缠，在男女主人公身上都存在着“三角”恋情：黄葹因和同学刘若渠爱上英俊青年薛炳星，另一方，两位青年才俊薛炳星及卫希禔也同时爱上黄葹因。尽管这是两个重叠交叉的三角恋爱，但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人物之间没有争执没有苦斗，没有手段没有阴谋，没有歇斯底里没有伤心欲绝，通常爱情小说里惯有的执着与哭泣模式这小说里都没有，当恋爱形势不明朗时，每个人都克制含蓄真诚相待，而当爱情形势逐渐明朗之后，刘若渠知难而退，卫希禔伤心退出却没有怨恨（因为黄葹因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婉拒卫希禔的追求），薛、黄二人最终凭着对爱情的共同认识而走到一起。在怎样处理这两份三角恋情的问题上，小说走的显然不是情节戏的套路，而是理念戏的模式，是为传达某种关乎“爱情”的理念而作，小说描述的与其说是男女主人公的恋爱，不如说是男女主人公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

难得妻子提出来买金银首饰，要买就及时地买，要买就在她没有改变主意之前买。隔天上午，我带妻子一起去老凤祥银楼。我是第一次走进珠宝店。妻子是不是第一次走进珠宝店，我不知道。珠宝店就是珠宝店，眼睛望到哪里都是一片珠光宝气的。黄金首饰占两个柜台。白金首饰占两个柜台。宝石玉器占两个柜台。妻子不去细看黄金首饰，不去细看宝石玉器，走进去，问清楚，直接去白金首饰柜台。我不懂项链的款式，也不懂项链的做工，像一个傻子似的站在妻子旁边。

不仅如此，小说还把得到“家庭方面的赞成和嘉许”当做“理性恋爱”的必要条件：

我主张的是理性的婚姻，恋爱是根基于理性上的。两方面相互的觉得自己的婚姻，不仅是为了家庭的幸福，而且能为社会造幸福的，因着前途可成就的功业，所以两方面有永久互相帮助的需要，这样是以婚姻作一种建立事业的手续，……在这过渡时代，自然先应有家庭方面的赞成和嘉许，才是完全。像那些两方面盲目的浅薄的恋爱，不顾家庭方面，只凭自己一时的情感，我是绝对不赞成的。

⑨Neil M．Richards，Daniel J．Solove，“Privacy’s Other Path:Recovering the Law of Confidentiality”，Georgetown Law Journal，96(1)，2007，p．125．

冰心1919年所写的《“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一文颇能显示其理性精神与道德态度。面对世纪之初的新思潮和新名词，年纪尚轻的冰心并没有为所谓的新思潮新风尚所迷惑，而是表现出逻辑清晰、思路明确、见识坚定的思想特点，面对新旧思想混杂、新名词唬人的众声喧哗，冰心强调“我们不能不有我们各人的眼光，各人的意见，各人的判断”[12]的重要性，甚至从细节入手呼吁以“稳健、理性、平常”精神建设“女学生的新时期”。而冰心之看待“恋爱”，更是谋求从有益于女性群体及美好生活的角度来策划和倡议，并不简单片面地将“恋爱”从社会风尚、传统因袭及女性处境等构成的复杂情境中单纯剥离而独立考量，尽管冰心也许正像她自己所认为的那样“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可能不具备对传统文化及中国社会作出理性而深厚的系统分析，但她对传统、对社会、对女性利益有着敏锐独具的辨识能力和判断能力，在这传统、社会、家庭、性别群体等种种因素所构成的复杂情境里，冰心毫不犹豫地、坚持地选择并倡导了符合女性特点又适合女性得以实践的“理智之爱情婚姻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风》《相片》《我们太太的客厅》《我的朋友的母亲》等爱情婚姻因素更隐蔽的小说才与《两个家庭》《惆怅》《三年》等婚恋小说一道，从不同的视角组成冰心对爱情婚姻问题的思考和言说。

图2所示为混凝土抗压强度与相对波速和损伤度的拟合曲面，回归方程见式(5)，由图2可以看出，实测数据与拟合曲面基本重合，并且拟合优度达到0.93。

“理智”即理性明智，所谓“理”，原指事物本身的纹理层次，“智”即聪明、有见识，理智当指人们能根据事物的固有逻辑、内在秩序来处理事情，头脑清晰不感情用事，予关联各方面以稳妥的处理。冰心的婚恋观，顾及了恋爱主体、家庭和谐及社会影响三方面权力与义务的均衡，可谓是“理智而道德”的婚恋观。

冰心所推崇的“恋爱的理智”颇为符合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明智”。亚里士多德以为，人之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具备动物所不具有的“理性”。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如果“善于策划对自身的善及有益之事”，而且这种“这种善及有益之事”“不是对部分的，如健康、强壮，而是对于整个美好生活有益”[11]，那么，这便是一种实践理性，即实践中的“明智”。

冰心笔下的爱情故事实在与原始本能相距甚远。沈从文直言“冰心女士所写的爱，乃离去情欲的爱……作者生活的谧静，使作者端庄，避开悲愤，成为温柔的调子”[3]，即使涉及青年男女三角恋爱题材，冰心也并不写其中的纷争纠葛，而以含蓄为度，重在关注女性对情感、家庭的认识以及她们的行为对爱情婚姻的影响，《惆怅》如此，《三年》亦如此。

《惆怅》既肯定年轻人恋爱的自由，更看重青年人恋爱的“不自由”：恋爱是关系着家庭和社会幸福的大事，须用“理性”来控制感情并得到家庭的祝福，以此求得青年人恋爱自由与家庭和谐的平衡。

人性视角及德性意识、智性意识是冰心理智观的立足点。她倾向于尊重人性的天然，倾向于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道德要求和人际秩序。“冰心追求的是一种回归天然的爱，这一点与新道德的要求相一致，也与读者对新道德的期待和要求相吻合。另一方面，冰心笔下的爱却也并未背离传统道德的内涵，如孝与慈、人伦亲情以及隐忍的爱，相反，二者之间却存在一种暗契。正是以这样一种‘爱的哲学’，冰心弥合了新道德的爱和旧伦理的人伦理性”[13]，不仅如此，冰心也更赞赏在稍许复杂的情境中理性而明智的选择力以及对信仰的坚定性。

⑤本杰明·泊伊尔（Banjamin Boyle），EAMA校长助理、作曲家。曾任天普大学作曲系教授，主要教授分析、键盘和声与对位法。作品主要涉及声乐、室内乐与钢琴。

年青人处理恋爱婚姻需要理智，老年人的感情同样需要年轻一辈理智的尊重。《空巢》和《干涉》涉及的是老年人的感情世界。爱情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品，老年人也须有自己的感情生活，与年轻人热烈的爱情有所不同，老年人的爱情表现为历经岁月淘洗后的平实和相濡以沫，感情生活的缺失也会是他们无以言之的痛，就像《空巢》里老梁在妻子去世后的孤独以及《干涉》里晚年的杨谦教授因子女的干涉不得不与恋人保持平行线关系的落寞。

叙述形式：讲述寻常故事

冰心爱情婚恋小说的常态，真可以用“恬淡雅正”来形容，虽篇幅短小、情节淡化，常于描述中写人，却能于平实的格调中见灵智之闪光。冰心早期小说，常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出过学校门的聪明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节都离实际太远了”[14]，其实，这些小说又何尝不是距离实际最近的，甚至可以说是紧扣现实的，它们不以人物形象的高大上及故事的传奇性为追求，只用平常的讲故事语调来讲述女性故事。

建立在叙述者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基础上的故事讲述更能营造故事的真实性及“面对面听讲故事”的亲切氛围。“讲故事形态”是冰心小说颇为常见的形态，在其婚恋小说中也有呈现，并延续了其小说一贯的朴实亲切风格。《两个家庭》即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讲述陈先生及三哥两个现代小家庭由于主妇的不同作风终成不同结局的故事；《我的朋友的母亲》则是双层讲故事形态，小说的外层形态是全篇叙述者“我”讲述“我的朋友的母亲”的故事，“我”深为老太太清明理性、深谙世故人情的风度所折服，听故事的人是拟想并隐形的小说阅读者；小说的第二层形态则是“我的朋友的母亲”以第一人称亲历者的口吻讲述自己如何机智地化解了儿子“K”的婚外情从而维护了家庭的稳定完整的故事，听故事的人是全篇叙述者“我”，全篇叙述者“我”在这一层故事里不仅是“叙述者”，更是一个与讲故事人——“我的朋友的母亲”——交流沟通并发出感慨的听故事者。

要在短篇小说不长的篇幅里做到亮出鲜明立场并让读者接受，“对比”的技巧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对比”这一手法在冰心小说中很常见。梁平在《另一种光芒：冰心小说艺术探析》一文中对冰心的“对比”写法做了分析，认为冰心小说“用对比的手法，将笔下的人物并置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度、两个家庭、两种文化背景、两种人生际遇等，明确地表达出作者的爱与憎、痛斥与追求，在强烈的画面反差中，人物形象彼此烘托、相互映衬，形成独特的视觉美感”。

冰心的“对比”首先表现为较为鲜明的两幅图景的对立，为的是让读者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有直观的认识，以此描述女性形象、传达女性声音。《空屋》里，夏天的繁盛景象与初秋的萧瑟景象无疑对应着两位青年人恋爱的热烈和失恋的苦痛。《两个家庭》的对比意味则十分鲜明，小说借助叙述者“我”的所见所闻讲述三哥家与陈华民家无论在住家环境、家居装饰、佣人素质、孩子教育、家庭氛围、夫妻相处模式等方面的巨大区别，两个家庭的区别全因为两位家庭主妇不同的做派：亚茜“太过于精明强干了，大事小事，都要自己亲手去做……从来没有看见过她有一毫勉强慌急的态度，匆忙忧倦的神色，总是喜喜欢欢从从容容的”，因此，三哥虽然因时势素志不偿，却依然怀抱快乐和信心；而陈太太呢，“是个官宦小姐，一切的家庭管理法都不知道，天天只出去应酬宴会，孩子们也没有教育，下人们更是无所不至”，总将“不尊重女权”“不平等”挂在嘴边，结果，陈太太治下的陈家“凌乱无章的家政，儿啼女哭的声音”硬生生令“才干和学问，连英国的学生都很妒羡”的陈先生失意颓废以至英年早逝。——这样的两个家庭，因女主人的思想作为而境况悬殊对比鲜明，恰是文中“家庭的幸福与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主旨的直接写照。《空巢》也是以两位老朋友的家庭生活图景作比较来展开：“我”与老梁，大学时代的同屋同级生，在同一所大学教书，一样结婚生子，不同的是，老梁选择在解放前夕去了美国，“我”留在中国。多年后重逢，“我”工作忙碌家庭充实，老梁在妻子去世后则形单影只心情感伤，“像一只衰老的燕，扇着无力的翅膀，慢慢地向着遥远的空巢飞去”。尽管小说对海外华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的理解不够全面，却通过“回国访友”事件将两个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态放置在同一个画框中加以一一对应的细致比较，不仅从中透露了普通中国人的传统情结，也表彰了知识分子虽历经劫难，仍对曾经的信仰和多难的祖国、甚至更为平凡的本职工作和平凡家庭都不弃不离无怨无悔，怀抱珍爱之心。

防汛备汛工作有力有序。一是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二是全面组织汛前安全大检查，对列入市级挂牌督办的8处重大洪涝隐患点全面进行整改。三是按照 《厦门市镇 （街道）、村（社区）防汛物资储备定额(试行)》，做到防汛物资“定额储备，专库储存，定点存放，专人保管，专账登记，专物专用”。四是全力做好防台风、暴雨工作。2013年厦门共遭受5场暴雨和6个台风影响，市防指先后启动防暴雨应急响应Ⅱ级7次、Ⅰ级1次，防台风应急响应Ⅲ级4次、Ⅱ级3次，紧急转移人员2.74万人次，将全市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如上所述，冰心倾向于将思想行动差别较大的人物置于同一事件同一篇幅里，以达到辨析人物的目的。但她对人物的爱憎态度并不以“鲜明”和“强烈”为特征，而往往以含蓄典雅为旨归①范伯群、曾华鹏认为：“冰心十分注重艺术上的含蓄。她心目中的诗神所具有的‘欲语又停留’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含蓄而言的”，《论冰心的创作》，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页。。冰心爱情婚恋小说中里的人物形象“对比”，虽然设计了正、反的对比，又隐隐确立有正面形象的标准，但冰心此类小说希望做到的，不是仅仅引导读者对负面人物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引导读者对所涉及的婚恋问题做更深入认识。《两个家庭》里的亚茜与陈太太、三哥与陈先生；《秋风秋雨愁煞人》里的冰心与英云；《惆怅》里的黄葹因与刘若渠、薛炳星与卫希禔；《三年》中的槃与霖；《西风》里的秋心与远；《空巢》里“我”的家庭与老梁的家庭；《干涉》里两个女儿之于父亲感情的不同态度……不同人物，不同背景，不同做派，不同境遇，在或正或反、或直接或侧面的比较映衬下，故事丰满有趣，人物生动鲜明，主旨则更加明确，读者对所涉及问题并非仅做“对”与“错”的判别，而是能做更深层次的思考。

人物有限、故事简化、情节单纯、立意明确，这是冰心婚恋小说的惯有模式，可如此“人物和情节都离实际太远了”的小说却总能予阅读者“意出言外”的丰富感受，何故？——概源于“潜隐的讽刺”强化了冰心文本的内涵。所谓“潜隐的讽刺”，当指冰心小说中通过组织具“是-非”之对比意味的场景和细节来让读者认清“非”的本质，以达到对“非”的否定。这样的“是-非”情境常常并非叙述者有意组织、效果可能不够直接鲜明，却是紧贴着情节的枝生发出来的叶（小细节），与主要情节故事完全融合，让情节前后呼应、人物相互映衬，从而增添了文本的丰富韵味。《西风》里，现在的秋心比照十多年前意气风发主动为事业放弃爱情的她，真有天壤之别；她今日的疲惫、倦怠、孤独、伤感无不与为人夫为人父的远（当年被秋心拒绝的追求者）的安详、体贴、享有家的幸福的情况形成强烈的对比，而秋心今非昨是的心态变化与远一如既往的绅士风度又是一种无形对比，这种不经意的、又处处存在的比较，加上小说的第三人称内聚焦视角聚焦于秋心的心理情绪，让这篇小说超出了“一位为事业抛弃家庭的女性最终的失意”的故事范畴，而有了更多感慨知识女性人生选择的滋味。小说不仅仅通过事业有成的秋心糟糕的心态否定了当时流行的“事业的成功是女性的成功”的思想，又通过秋心掩饰的羡慕呈现了一位成功职业女性对自我选择（当初舍弃家庭选择事业）的反省及对家庭生活的向往，兼而描绘了一种1930年代知识分子的相处画面及正常的情感婚姻模式。

《我们太太的客厅》是一幅知识分子的透视照，是现代知识分子虚伪自恋面目的戏剧性呈现，全篇的讽刺意味含蓄隐晦，完全是通过潜藏的“是-非”情境表现出来。全篇无处不有对比，或隐或暗：母爱的伟大无私与太太对女儿有保留的自私的爱，太太的言不由衷与女儿的天真尚存，客人眼中想当然的先生“猥琐、市俗”形象与现实生活中先生的“温蔼清癯的绅士”模样，客厅里书香雅致的陈设与客人们虚伪无聊的做派，口头上拥护女权痛斥人口买卖的太太与接受赠嫁丫鬟的太太，只有唯一女友的太太与拥有一群男性客人的太太，甚至，太太唯一的女友袁小姐与不速之客露西女士，缄默的陶先生与故作深情的诗人，客厅开场的喧嚣热闹与突然散场的冷寂，这些散落全篇的对比，一方面是现代女性、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高尚智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客厅里的太太及其客人们的言不由衷相互利用，这样丰富的“是-非”情境对比与题目所蕴含的讽刺意味（客厅的公共性与太太的“我们”专属性）一起，确定地将讽刺和批判指向“我们的太太”及围绕着她的那些知识分子们——的“作”和“假”。

基于男女不平等的历史事实以及近代以来渐次流行的女权主义意识，现代女性作家的女性叙事极易陷入两种套路：展现并控诉“女性的悲惨弱者地位”及高调倡导“女性权利”特别是女性基于性别差异的权利，情欲与性爱往往占据女性写作的重要篇章。与此有所不同，受到现代新思潮影响并早已具备“女性即人”的现代意识的冰心避免写情欲转而写女“人”的婚恋小说可谓是独特的。冰心小说并非不涉“情”与“爱”，而是以自己的视角及另一种笔墨来讲述现代爱情婚姻关系中的女性立场及女性做派。冰心有意摒除情欲成分，特以理智态度和道德立场来描述恋爱婚姻关系中女性的观念、行为及其家庭影响，“理智”及“改良家庭、服务社会”的道德观正是冰心婚恋小说的内涵。而从叙述形式的层面来看，冰心此类小说多讲述“小人小事”，即普通人或普通知识分子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小事琐事，讲故事的方式、对比手法及隐含的讽刺成为冰心常用的手段，也由此形成冰心婚恋小说格调纯正而含蓄机警的艺术风格。

对我国来说，这种来自体制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这是因为中国的石油地质情况特别复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式发展道路在油气工业中的具体实践尚在探索中，要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会出现曲折；中国石油的主体背负的包袱相当沉重。如巨大的负债和长期中低油价下盈利的困难、体制改革降本增效所伴生的减员压力、高比例的油气进口对油气公司盈利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此，与油气有关的体制改革既特别重要又必须特别慎重。我们盼望着直面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加快步伐落实相关的改革，为油气工业带来新的动力。换言之，深化改革带来的“红利”，是实现油气生产战术和战略接的前提条件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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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愈之.繁星[G]∥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218.

[6]梁实秋.《繁星》与《春水》[G]∥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328

[7]吴文藻.求婚书[M]∥王炳根，编.我自己走过的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29.

[8]冰心.关于女人·后记[M]∥冰心文集(第一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404.

[9]冰心.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G]∥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114.

[10]冰心.《冰心全集》自序[G]∥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130.

[1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26.

[12]冰心.“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M]∥冰心文集（第五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7.

[13]戚真赫.论冰心的良知意识和人格模式[J].福建论坛，2000（12）：25-29.

[14]陈西滢.冰心女士[G]∥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