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事之书，始于《皇览》”[1]，由魏文帝曹丕于公元220—222年间召集群儒编纂而成的《皇览》，是我国最早的类书。“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2]，“其书采集经传，以类相从，实为类书之权舆”[3]。此前已出现的训诂词典《尔雅》虽主要为解说经书语词而作，其编次体例却开创了后世类书的先河,而博采群书、分门别类纂集资料的《皇览》，则被认为是古代类书的滥觞之作。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在学生公寓建成多功能一体化工作站，努力把其建成以“锤炼党性，提升素质”为服务宗旨的学生党员成长实践基地。要充分发挥“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的示范作用，在公寓营造有困难找党员的良好风气。学生党员应从自身做起，积极带动周围同学在实践中“履行宗旨、锻炼党性、提高修养”，党员公开承诺：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工作中，将以全新的面貌、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全身心的投入到服务学生、引导学生、助力成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全新体例的《皇览》一经出现，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西晋荀勖撰《中经新簿》将其收入“皇览簿”。“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4]906。荀勖以四部总括群书，只《皇览》无类可归，于是暂列入“丙部”（史部）旧事与杂事之间，依其书名作“皇览簿”，成为目录典籍中著录类书的开端。之后随着类书的日趋繁盛和图书分类的不断完善，其类目的设置过程也历经了一系列的发展演变。

一、类书日臻繁盛，隶属于子部

（一）类书依附于子部“杂家”

唐初魏徵等修《隋书·经籍志》，首次以经、史、子、集四部序次图书，把《皇览》等类书性质的书籍从“丙部”（史部）调整到子部“杂家”。依传统看法，子部“杂家”是总括群书无所不包的，所谓“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4]1010类书仅被看作是“杂家”的附庸或一分支，并未单列一类。但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通过细致分析，认为《隋志》“杂家”实际包容四个部分：其一，“《金楼子》十卷，梁元帝撰……诸子之属为一类，《四库提要》所谓杂学之属是也”；其二，“《论集》六十八卷，殷仲堪撰……自《博物志》至此，皆杂家之不名一体者为一类，其中亦略有分别，以类相从”；其三，“《书钞》一百七十四卷，不著撰人……自《皇览》至此为类事之属，至《唐·经籍志》始别为一类”；其四，“自《释氏谱》至此皆‘释家’之属，两《唐志》皆附于道家之后”[5]。姚振宗虽未标属名，书籍排列次序却很清晰。《隋志》中著录《皇览》120卷，并附注：“缪袭等撰。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览》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览》五十卷，徐爰合，《皇览目》四卷；又有《皇览抄》二十卷，梁特进萧琛抄。亡。”[4]1009《皇览》因篇幅太大不易传写，到南北朝时已有缩编、摘抄等多种改编本，原书即已佚失。两《唐志》仅著录何承天、徐爰抄合本，《宋志》已不录，大概两宋间全部亡佚。南朝梁时，朝野上下以炫博为上，士人网罗古今记载以备问答应对，“其或强记不足，诵览未周者，则乞灵抄撮，效用闻，期以来时搜辑之勤，借祛临文翻检之剧。故网罗欲富，组织欲工，类书之体，循流遂作”[6]。类书已初具规模，如刘孝标博闻强记，撰有《类苑》120卷。《隋志》载有《类苑》《帝王集要》《华林遍略》等10多部类书，其中以梁武帝命诸学士编纂的《华林遍略》影响最大，此后的古类书多以它为蓝本。《隋志》对类书的归置，突出了类书杂取众家这一特点，开启了后世目录中类书隶属于子部的主流方向。

（二）子部析出“事类”

盛世修典，点缀升平，缓解内部矛盾，是统治阶级一贯的做法，自然也促成了类书的快速发展。唐开元前已修纂不少类书，有高祖时的《艺文类聚》、太宗时的《文思博要》、高宗时的《累璧》和《瑶山玉彩》、武后时的《三教珠英》等。毋煚撰《古今书录》全面地反映了开元时的国家藏书：“（开元）九年（721)十一月，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毋煚、刘彥真、王湾、刘仲等重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7]《古今书录》已佚，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经籍志》基本保存了其框架和面貌，其“丙部子录”专门辟出“事类”一目，收录历朝至唐代新出现的类书达20部7840卷，中有虞世南《北堂书钞》，该书分八十部、八百一类，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类书。四部法自《旧唐志》定型后，后世变化不大，类书真正脱出“杂家”而成为独立的典籍类别。

进入清代后目录学成为显学，公私著述不断增加，更多的私家目录破成规而立新法，钱曾《读书敏求记》分四十五类，立“类家”大类，又撰《述古堂藏书目录》设“类书”部；王闻远《孝慈堂书目》分经为总、易经、尚书……类书等八十五目，尤其精细；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含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说部十二大类，且“类书”又作进一层划分：

类书蓬勃发展，卷帙与日俱增，目录分类也随之发生变化。宋初王尧臣等修成《崇文总目》，子部改“事类”为“类书”，收录类书93部，5154卷，其中杂有类书性质的政书（《通典》《会要》）、蒙学（《蒙求》）、姓氏（《名氏族》）、岁时（《岁时广记》）以及书抄（《文选抄》）等书籍。不久，欧阳修、宋祁等又撰《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录入类书17家24部，7288卷，但不收录岁时、蒙学、姓氏之属。自此，“类书”遂成子部固定类目，后世如《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乃至清末《书目答问》等，莫不遵其规范。

唐前期封建经济趋于繁荣，士人生活也就有适当的保障，再加朝廷以进士科取士，利禄所在，士人无不致力于文学。声律对偶化的文学，首先要士人读大量的书籍……同时，类书的编辑，唐朝最为发达，传世的大部类书，有《艺文类聚》一百卷，《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初学记》三十卷，《白氏六帖》三十卷。……士人读这些大部类书，搜集资料的时间，得以节省，有些文士幼年便能作文，大抵依靠类书的帮助。[8]

明清目录学家多以四部分类为依归，但又认为类书与众家有别，于归类无所可取而困惑、存疑者不少。

对直通式截止阀结构进行三维建模之后，通过剖面图可以直观清晰的了解到截止阀体腔内流道的结构。现参考装配体剖面图，单独对截止阀体腔内流道进行三维建模，针对阀瓣的不同开度。分别建立如图2：直通式截止阀阀瓣的阀开度分别为公称直径0%(1 mm)、15%、30%、45%时的四种流道状态外部结构相同的三维模型。

如果空调区域负载发生变化，可以更改供气温度以调节室温并确保温度舒适。如：新型风力发电机组，DDC控制程序如下：启动新风机组风机—新风阀联锁开启—结合温、湿度，控制冷、热盘管电动阀的开度和加湿阀的开关—温度过低，风扇停止运转，新风阀联锁关闭，电动水阀打开，报警—报警过滤器灰尘过多—停机，联锁关闭。

唐代以后，类书的发展开始与科举制度发生关联。为参加进士科举的实际需求，唐代士人皆致力于写诗作文，出于搜查典故、用辞的缘故，对类书的依赖更加严重，有些著名文人也都身体力行亲自编纂类书，如元稹《元氏类集》、白居易《白氏经史事类》（《六帖》）、温庭筠《学海》等。范文澜曾分析道：

二、类书发展进入黄金时期，设“类书”大类

南宋郑樵不囿于四部之陈规，认为类书是不可分之书，应独立成一部类：“类书者，谓总众类不可分也，若可分之书，当入别类。且如天文有类书，自当列天文类；职官有类书，自当列职官类；岂可以为类书，而总入类书乎?”[11]1816《通志·艺文略》中的所有典籍郑樵都是按自己的分类理论著录：“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噫！类例不明，图书失纪，有自来矣。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凡十二类……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11]1804《艺文略》类分较之前细密，“类书”被单立为一类，与其它大类并行，不再隶属于子部。随后，郑寅的《郑氏书目》分所藏之书为经、史、子、艺、方技、文、类（书）七录。二郑的独特分类体系颇得后世目录学家的认同，姚名达称赞：“在分类学中，颇近合理。……‘类书’包含一切，更不宜屈居‘子’末。今郑寅能拔‘艺’、‘技’、‘类’与四部抗颜行，真可谓目光如炬矣”[12]93。

地图图像之间的并置和比较研究，体现了地图作为一种媒介形式在知识生成、传递和演变的客观历程中的重要作用。将中国(和朝鲜)舆图中的相关部分与伊斯兰同时期的地图图像作比较，例如《大明混一图》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的意大利半岛，李军教授认为“完全可能是因为摹写者对伊斯兰原图中巴尔干半岛上那道山脉产生误读，把它当成河流或海洋之一部分来加以释读的结果”。

断裂中等复杂，主要分布于北部和中部，以北东向断层为主，局部见北西向断层，多数断层为花垣—张家界断裂带的次级或次（派）生构造，断裂破碎带不含矿。

明杨士奇主持编纂的《文渊阁书目》破旧立新，依《千字文》编次，分出国朝、易、书、诗……类书、韵书、姓氏等39类，增设不少新类、大类，此目一出，明代私家目录编纂者多引以为护身符而任意创新。叶盛《菉竹堂书目》全仿其分类名次，独立“类书”专类；陆深《江东藏书目录》创十四分之例，“山包海汇，各适厥用，然妍媸错焉，类书之谓也，故录类书第八”[14]20-21；晁瑮《宝文堂书目》弃四部成法，分三卷三十三类，专列“类书”；孙楼《博雅堂藏书目录》列经、史、诸子、文集、诗集、类书等十七类，又特录制书类，并附以试录墨卷，实有十八类；沈节甫《玩易楼藏书目录》创十二分法：制、谟、经、史、子、集、别、志、类等。纵观诸家类例，无不单列“类书”为大类者。但将类书独作一部与四部并列而为五部法者，则是胡应麟最早提出并付诸践行的。胡应麟《二酉山房书目》分藏书为经、史、子、集、类书五部，“惜余生晚，不获起前辈而质之，惟类书另录最当，与余《山房书目》同”，“类书郑《志》另录，《通考》仍列子家，盖不欲四部之外别立门户也。然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御览》、《元龟》事实咸备，则邻于史；《通典》、《通志》、声韵、礼仪之属又一二间涉于经，专以属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别录二藏及膺古书及类书为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14]286-287。类书包罗万象，不独为子部，于四部外设“类书”大部，实为胡氏首创。明代还有万历朝孙能传等撰的《内阁书目》，以官目而从私家体制，特立“类书”一类；崇祯时，茅元仪《白华楼书目》为“九学十部”，即经学、史学、文学、说学、小学、兵学、类学、数学、外学九学，加一世学为十部，此目以学术分类为标准，“一扫杂称，于诸家中独为明洁，有似乎现代之十分法焉。……向来目录之弊，惟知类书，不知类学”[12]97-98，类例之清晰少有能及。

研究组中，35例（77.8%）患者为非常满意，7例（15.6%）患者为满意，3例（6.7%）患者为不满意，总体满意度为93.3%；对照组中，20例（44.4%）患者为非常满意，15例（33.3%）患者为满意，10例（22.2%）患者为不满意，总体满意度为77.8%，两组患者的总体满意度比较，研究组患者的总体治疗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2.236，P=0.000）。

内蒙古河套灌区农业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研究…………………………………………… 侯智惠，侯安宏，赵俊利，斯钦孟和（125）

类书第九。先以事类，次以姓类，次以书目。古书亡佚，独赖唐宋人采录，存其十五。非独獭祭词章，实亦羽仪经史，谓之事类。谱学之传，自东晋板荡，南宋播迁，周秦世系，不可复寻，或多伪讬。唐宋学有专家，传书幸在，故为姓类。流传书籍，自有渊源。证以各家著录，伪书缺帙，不能妄讬，宜存其目。[15]

“类书”已成为收集不同性质工具书的综合类目，虽不尽妥当，但此后，在“类书”下析分子目者亦有不少，如邓嗣禹《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中，“类书”被分为类事、典故、博物、典制、姓名、稗编、同异、鉴戒、蒙求、常识等十门，真正将“类书”之内分目更加细化。

一般图书目录的著录，在子目下都是以每一部图书为一著录单位，《玉海·艺文》在它所分的44个子目下的著录，不是以每一部图书作为一个著录的单位，而是以每一个编题作为一个著录单位。这样的著录方法是《玉海》的一般组织形式，但用在《玉海·艺文》的图书著录上，就走向了主题目录的组织形式，给我国编制目录的方法，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10]

三、沿四部旧例分类而又存疑

北宋自神宗罢诗赋以策论取士，士人欲博贯古今参考典制，而又苦于群籍浩瀚无从下手，于是有类事之家专以类辑群书故事，排比联贯，荟萃成书以济场屋采掇之用。私修类书大量涌现，官、私互为补益，从而推动了宋代类书的蓬勃发展。私修类书大部分卷帙稍小，但各有特长，如《直斋书录解题》录有叶廷珪《海录碎事》，该书“事多新奇，未经前人引用”[9]1147，足见私修类书在资料保存方面的价值。南宋最重词科，士大夫多节录古籍以资遣用，影响较大者如王应麟《玉海》、章俊卿《山堂考索》等。王应麟备考博学宏词科，博览群籍15年纂成《玉海》200卷，全书按主题内容辑录文献资料，运用目录学方法分类编题，“艺文”一门统筹书目，基本按四部法编次分为四十四类，“与他类书体例迥殊，然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为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穿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9]1151。王应麟《玉海·艺文》把书目编制带向了主题目录的发展方向，也成为类书收录书目的开创者，王重民曾称赞道：

明清两代，类书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官修类书多为大部头，动辄千卷万卷。明代解缙、姚广孝等奉敕撰《永乐大典》22877卷，10095册，明成祖亲自为之撰序：“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书，著为奥典。”[13]《永乐大典》号称世界百科全书之最，惜遭英法联军抢掠焚毁，仅残存813卷。现存最大的古代类书是清代陈梦雷、蒋廷锡等人奉敕撰成的《古今图书集成》，正文1万卷，目录40卷，5020册，质量上乘，另有《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都是清代皇帝敕修的重要类书。这一时期的私修类书也是形式多样、各具特色，官私目录应其之变而列“类书”为独立部类者不胜枚举。

焦竑《国史经籍志》类书入子部“类家”，又以类书兼杂各类之书而颇感不安“：前史有杂家，无类书，近代纂述丛杂，乃为别出要之，杂家出自一人，类书兼总诸籍，自不容溷也。”[16]祁承《淡生堂藏书目》承“四部”之例，实不标经、史、子、集部名，一如各类独立，“类家”分为会辑、纂略、丛笔三目，祁氏子目兼取众家而更审慎，但于类书的归属仍示存疑“：夫类书之收于子也，不知其何故？岂以包宇宙而罗万有乎？然而类固不可以概言也：如《山堂考索》，六经之原委，纤备详明，是类而经者也；杜氏《通典》、马氏《通考》、郑氏《通志》，历朝令甲，古今故典，实在于此，是类而史者也；又如《艺文类聚》之备载词赋、《合璧事类》之详引诗文，是皆类而集矣……如《野客丛谈》《戴氏鼠璞》……之类，既不同于小说，亦难目以类书……余谓宜名以杂纂，而与类书另附四部之后。”[17]祁承以杂纂与类书另附“四部”之后的设想与胡应麟“别录二藏及膺古书及类书为一部，附四大部之末”的做法殊途同归，而林世勤甚至在其《注<骈语雕龙>书目》中分别列出了“经部类书”“史部类书”“子部类书”“集部类书”四目，以对应各部之事类书籍等。

清修《四库全书总目》类书仍入子部，“类书类”正录、存目共收类书282部34549卷，凡辑录古籍中相关资料、分门别类加以整理、以供查阅者入此类。但是，馆臣们并不以为稳妥而提出异议：“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于魏文，晋荀勖《中经》分类何门，今无所考。《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9]1141指出类书的性质、体裁、创始与历代书目的著录情况，认为在四部内无所适从，然又无可取义，只能遵从旧例，流露其在类书入部分类上的无奈。同样，张之洞《书目答问》子部末位“类书”有附注：“类书实非子，从旧例附列于此，举其有本原者。”[18]

目录学家章学诚考其源流，把类书分为有源委者与无源委者两种，他认为：“类书自不可称为一子，隋唐以来之编次皆非也。然类书之体亦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献通考》之类，当附史部故事之后；其无源委者如《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后，总不得与子部相混淆。或择其近似者，附其说于杂家之后可矣。”[19]姚名达也有类似的看法：“《隋志》以‘类书’入‘子部’，考诸子之学，‘儒’‘墨’未碍于并立，‘名’‘法’亦有所取材，宗旨各殊，不嫌偏宕，畦径独辟，别具精深，所谓自成一家言也。‘类书’者，肴馔‘经’‘史’，渔猎‘子’‘集’，联百衲以为衣，供獭祭于枵腹，岂可杂厕丙籍，混迹子家?”[12]117等。

类书网罗宏富，涵括各类，主张类书以大类自居或与四部相并以彰显其性质的种种观点，皆有其可取之长，然而，在古典目录学的实际运用当中，四部之法由来已久，在其产生并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已形成传统目录之范式，类书隶属于子部是其主流模式。

四、当代类书崛起，并入“综合性图书”

我国传统类书，自清《古今图书集成》编定后逐渐衰落、停滞，两个半世纪中鲜见有重要类书问世，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正如李瑞环在《从政史鉴·序》中所言：“中国古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饱含着华夏先哲们的无穷智慧，记载了炎黄子孙的辉煌业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遗产。如何使人类这一文化瑰宝为当今世界所用，为振兴中华服务，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责任。”[20]诚然，在科学文化突飞猛进的今天，无论是研究古代传统文化，还是探讨当代新的科学进展，都离不开对前人文献史料的研究、利用和借鉴，而“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9]1141，博采群籍的类书则显得十分重要，所以，据当下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求，对历代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挖掘成为当务之急。

20世纪80年代末，当代类书的修纂异军突起，经过三十年的努力，类书的出版已基本形成古今兼顾、专博并举的新格局，开发了大量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新型类书。据统计，目前已有100多种新编类书相继面世，如《中华大典》《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典》《中华思想宝库》《社会主义思想宝库》《西方思想宝库》等。这批新类书的编纂宗旨是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振奋民族精神、适应时代需要而辑录的古今中外文化精粹，并依当代读者检索需求而设置类例体系的，如《中华大典》（1999年）全书分为二十二个典，包括近百个分典，所收文献上起先秦下迄清末，收古籍约3万种，7亿多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巨型类书；门岿主编的《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典》（1990年）收录辛亥革命以前3000多种典籍资料，分五卷，按类、条、目逐层依时代先后次序列出原始文献，在保持“以类相从”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知识体系，立“科技”为一大部，以方便当代科学的查阅；华夫主编的专业性类书《中国古代名物大典》（1993年）以词立目，“循名责实，依物稽名”(序言)，兼具类书与辞书双重功效，属当代类书编纂体制的新创等，诸如此类，不一而举。

古类书继续出版，新类书不断产生，在科学分类日益缜密的今天，在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为基础的当代图书分类体系中，所有类书按其属性被列入“Z综合性图书”之“Z22中国百科全书、类书”，其《使用手册》特别指出：“‘Z12中国丛书’、‘Z22中国百科全书、类书’、‘Z429中国杂著’等类规定依中国时代表分，以适应中国古籍分类的需要。有些内容虽属人文科学范畴，但仍集中归入本类。”[21]并列举《初学记》（Z221）、《册府元龟》（Z222）、《古今图书集成》（Z225）三部不同时代的类书加以说明，审慎而合理。

总之，当代类书在继承古代类书特点的同时，于体例编排、内容择取、指导利用及检索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使类书的使用价值达到极致。体现在目录分类中，《中图法》将种类如此庞杂、数量可观的古代及当代类书纳入“综合性图书”属下的“中国百科全书、类书”之中，不失为理性科学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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