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苏区时期客家妇女教育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虽然有着鲜明的革命化特征，但其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以及充分调动客家妇女积极性、创造性等教育实践经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成为今天妇女教育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至今，中国共产党人依然格外重视农村妇女问题，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同时深刻关注到目前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1]而这其中，农村留守妇女教育问题亦成为不容忽视的时代课题。据课题组调查发现，当前农村留守妇女特别是偏远山区的留守妇女虽然相对闽西苏区时期客家妇女的思想觉悟与知识文化等有显著提高，但于当进信息化与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中却显得相对式微。藉此，以史为鉴，通过挖掘闽西苏区时期客家妇女教育实践的合理内核，试探一条具时代性、科学性、持久性的农村留守妇女教育之路。

一、土地革命前客家妇女的特征

“客家”一词在《辞海》被解释为：“相传西晋末永嘉年间（四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九世纪末以及南宋末十三世纪末，有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后遂相沿而成这一部分汉人的自称。 ”[2]（P1021）其中，闽西客家妇女人口占了土著妇女的大量比重，在土地革命前也呈现出鲜明的特征。

首先，婚姻生活的无自主性。土地革命前的闽西客家妇女由于受封建“四权”（神、政、族、夫）镣铐，譬如“等郎妹”、“童养媳”等畸形婚恋习俗，成为不少客家妇女难违的命运，甚至如邓六金等客家女红军也难逃“小婚”、“包办”婚姻等禁锢。其次，生产地位的不公平性。闽西山高树密，土地较为贫瘠，当时多数男子因无地种植而至外地经商务工。而客家女子不但从小要学家头教尾、灶头镬尾、田头地尾和针头线尾等“四头四尾”，还要扛起艰辛繁杂的家务与生产劳作。然而，即使她们生产劳作时间达12小时以上，所得工资却不及男性的1/2。最后，认知与学识的滞后性。因受“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纲常伦理窠臼，当时客家妇女倾向将命运寄托于山地、财神、福禄等，而对于妇女权利、妇女解放等认知却几乎尚未萌发。

二、闽西苏区时期客家妇女教育的实践及成效

至1929年，闽西苏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在以龙岩为中心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毛泽东等人经农村调查发现，闽西全民文盲程度将近90%，而农村妇女文盲率将近100%。同时意识到，当前客家妇女思想麻木和常识缺乏等状况，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推进革命发展的难度。故此，毛泽东等人因地制宜地开展了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客家妇女教育实践探索。

（一）闽西苏区时期客家妇女的教育措施

1.教育方式的多样化

教育方式的科学性在于立足当前 “因材施教”，面向未来“百年树人”。毛泽东等人对客家妇女多样化的教育方式不仅体现于科学化的教学内容，也体现于丰富的教育方法。

右手指头因握笔用力而出现痉挛现象，我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摸索了半天安全带。她看我慢吞吞的样子，急性子地扭转腰身在我座位右侧扯出安全带，麻利地替我扣上。她的发梢不经意地在我脸上绕来拂去，撩得我心里头痒痒的，竟然有些心猿意马。捷达驶出津城进入澧州境内，丁香花将音响调得很低，率先打破沉寂和我聊起天来，无意间倾吐着她最近的烦心事，让我感觉戴望舒在《雨巷》里想遇而没能遇上的、像丁香似的姑娘就在眼前，只是不在雨中的小巷……

另一方面，以教育对象有针对性促进教育方式的多样化。毛泽东等人对闽西苏区客家妇女“因材施教”主要体现在其因地因时因人地运用与之相符的教育方式。如通过让学员对生活用品、农作物等实物或图形的观察与辨析展开识字教学，以视觉冲击效果提升其理解能力；如关于“男女平等权”方面，则先展示“人”字，再由浅入深地分析男人与女人同为具有平等权的人，以浅显易懂的方法促进学员理解，等等。此外，还通过改编当地耳濡目染的民间歌谣或“三言体”强化学员教育。如将上杭歌谣《十劝郎》改为送夫从军的《十里长亭送亲人》，上杭才溪妇女王秋连在丈夫即将上战场时深情唱出“红旗插出日日新，涯送亲郎当红军，只要革命得胜利，无儿过世也甘心”[4]。诸如以上多样化的教育方法均根据闽西苏区客家妇女学习认知能力所设计与运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闽西苏区客家妇女学习文化与参与革命的热情。

近现代闽台方言合唱音乐作品的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外来文化影响，中国闽南一带开始创办“新学堂”开设“乐歌”课，为现代闽台方言合唱音乐作品发展奠定了基础。闽台是我国较早对外开放的地区，基督教已经获得了广泛传播，在教会的影响下，大量的闽南语白话合唱出现，如歌集《圣诗歌》(1900年传教士甘为霖以《养心圣诗》为蓝本编印)，1912年出版的《养心神诗》(鼓浪屿闽南圣教书局)等。

2.教育对象的大众化

总言之，闽西苏区时期客家妇女教育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在革命斗争的漩涡中出现的浪花，其不仅是一部革命史，更是一部教育思想史。闽西苏区时期客家妇女教育的成功经验，最终上升为中央苏区妇女教育的楷模，同时也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伟大实践，更是中国妇女教育发展的宝贵财富。相信，只要我们以史为鉴，并与时俱进，闽西苏区时期客家妇女的教育史会在无数次的探索 “回眸”中，为解决当今农村留守妇女相对贫困的瓶颈问题带来更具社会性与现实性的时代价值。

对于主裙楼（或车库）一体的结构地基变形的计算，除了按规范公式计算主楼的地基变形外，还要计算主楼与裙房（或车库）的沉降差，并使其满足规范要求。主楼与裙楼（或车库）间一般设有后浇带，在计算沉降差时，可只考虑后浇带施工完后的剩余沉降量，此沉降差满足规范要求即可。

1929年6月，毛泽东、贺子珍与张瑞文等创办了妇女夜校，并发展了“妇女会”。同年7月，在福建新泉“张家祠”创办的中央苏区第一所工农妇女夜校逐渐招收妇女学员。次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作出决议：“闽西政府应聘请富有斗争经验者，经常开办各种工作人员训练班，造就各种干部人才”[5]（P52）。 决议后，闽西苏区的妇女干部培训班开始创办起来。至8月，上杭县苏维埃政府在溪口双溪铺村开办了列宁师范学校 （后迁入永定虎岗）。1931年6月，入校妇女人数随着学校数目增多而逐渐上升，随后，“新泉和儒畲两区被妇女们动员参加红军的青壮年男子达到150名”[6]；截止1933年，福建上杭县才溪乡“就有夜校66所，学员达360人，同时还建起了识字班 50组 (上才溪 24组，下才溪 26组 )，共计500人”[7]。之后，客家妇女一批批地涌入学校，“仅新泉区各个乡就办起了18所夜校，学员达700多人。通过夜校学习，劳动妇女的政治觉悟提高，并担负起慰劳红军和站岗、放哨、巡逻的任务，有的还投入参军参战的行列，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为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8]。

3.受教育权的制度化

教育质量的提升除了受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等流体因素影响外，另一个关键要素则为受教育权的平等实现是否得到制度化保障。而闽西苏区各级苏维埃政权即以制度保障赋予了客家妇女教育强大的政权后盾。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案》于闽西古田村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中通过，其中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9]1930年3月25日，《闽西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明确规定：“各区乡应普遍开办高级初级劳动学校，招收男女学生读书，初膳费外一律免费；各乡区应普遍开设补习学校或夜校，俾失学男女有求学机会；各县教育经费至少要占全县收入百分之二十。 ”[10]（P128）1932 年苏区临时中央政府委员会强调：“为要提高妇女政治文化的水平，各级的文化部应设立妇女半日学校，组织妇女识字班，可办家庭临时训练班，田间流动识字班”[11]此外，毛泽东等人提出家中公婆和丈夫不可反对妇女参加文化学习等要求，并要求发展闽西苏维埃政府妇女部、妇女部、女工农妇代表等。此后，“福建上杭才溪乡，能识别普通路条的妇女竟占妇女总人数的30%”[12]。一言以蔽之，政策法规的颁布与实施，为客家妇女受教育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促使客家妇女也开始成为社会革命的活跃群体。

（二）闽西苏区时期客家妇女教育的实践成效

毛泽东等人对闽西苏区客家妇女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不仅为开启革命胜利的钥匙奠定基石，而且成为助推客家妇女解放的关键性力量。其取得的显著成效表现在：

注释：

为了在固定运行条件（常态温度）下保持恒定的转化率或生产率，入口温度需每月逐渐调高，催化剂失活速率正由此决定。失活速率和入口温度范围共同决定了催化剂的可用生命周期。通常催化剂的失活速率在每月1℃左右。在苯乙烯工厂，科莱恩新型催化剂呈现的失活速率降至0.58℃/月（见图 4），表明该新型催化剂有着极高的稳定性。

三、闽西苏区时期客家妇女的教育实践对当前农村留守妇女教育的启示

如前所述，毛泽东等人对闽西苏区客家妇女成功的教育实践，不仅突破了封建等级观念与性别歧视的桎梏，而且为苏维埃革命带来强大的后方力量。纵使，闽西苏区时期的客家妇女教育实践具有很强的革命化特征，但其有思想性的教育方法及有针对性的培养方式等，为当前农村妇女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加强当前农村留守妇女教育的迫切性

目前，农村劳动力因城市“虹吸效应”作用不断往城市迁移，随之农村留守妇女人数也令人乍舌。据课题组于福建省各乡村调研走访了解，目前农村留守妇女年龄主要集中26—35岁和36—45岁两个阶段；虽然存在大中专文化水平的农村留守妇女，但是大多居于中小学水平。其中，1/3左右为小学水平，1/2左右为中学水平，偏远山区也存在未上过学的中年妇女。其生存现状表现如下：

“玩阴术”表面隐晦莫测，其实不堪一击，乃典型的“见光死”。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各行各业乃至民间交往，只要一切事务均在法规之下公然运作，堵塞“暗箱操作”“私相授受”漏洞，履行各类监督机制，建立各类诚信档案，使违法违规者付出相应代价——“玩阴术”自然会失去滋生的土壤和疯长的空间。

首先，思想道德素质不协调。思想道德素质通常体现于意识、思维、德行与德性等方面。据了解，农村留守妇女在社会多元文化或消极因素影响下易产生价值观念错位与道德倾斜问题。例如，易于自觉不自觉中习染打牌、搓麻将、买六合彩等低俗世风，或乱扔垃圾、谈吐粗鲁、与邻里乡亲锱铢必较等与美德相悖的自我意识膨胀行为。其次，健康与安全意识薄弱。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福建省南平市有留守妇女1634人，其中多数农村留守妇女要承担繁重的劳作生产。据调查了解，1/2以上农村留守妇女于务农、打工、饲养家禽等花费时间约12—13小时。并且，对生理期、个人卫生、妇科病等健康意识较低。同时，参加群体活动少，处理家庭与夫妻矛盾的能力较差。特别是治安较差的偏远地区，部分留守妇女维权意识与反抗自救能力弱，当人身与财产受侵犯或威胁时，多数不懂如何通过合法渠道维护。再者，就业创业能力较弱。农村留守妇女就业观念较保守，承担风险能力弱，导致就业创业难度大。课题组针对就业创业限制因素，在不同农村地区的采访显示，所接受采访的60名农村留守妇女中，有28%的人认为缺乏技术；21%的人缺乏养殖、种植、开店（含实体店和网店）经营等信息；33%的人认为缺乏自主创业资金；18%的人则无就业创业意愿或想法。可见，技术与信息的缺乏是造成农村留守妇女自主就业创业困难的关键影响因子。最后，新兴载体信息接收率低。抽样调查将近50%的农村留守妇女由于受文化水平、上网技能等因素影响，对新型农民培育、精准扶贫等政策动态，及《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婚姻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不了解。

（二）对当前农村留守妇女教育的启示

不难发现，虽然当前农村留守妇女相对闽西苏区客家妇女的生存与发展的现状改善甚多，但其当前存在的信息、技术、文化、社会资源等相对贫困问题，依然成为目前新农村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建设等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可充分借鉴闽西苏区时期客家妇女教育的方式方法，从完善线下教育、线上教育及弘扬优秀品质等维度下功夫。

在此背景下，以往日本式的成功模式已经发展到了极限。本文将在厘清日本对开放式创新概念的认知的基础上，对日本政府近年来为促进开放式创新所制定的相关政策情况进行分析，进而通过系列数据展现日本开放式创新现状，以期为我国的创新发展提供借鉴。

鲜食玉米以甜玉米和甜糯型玉米为主，种植鲜食玉米品种除了和普通玉米一样管理外，还要特别抓好以下五项关键技术：

1.以史为鉴，完善线下学习教育方式

（2）碾压控制。碾压时碾压温度和碾压遍数的控制是影响改性沥青混合料成型质量的重点。初压时沥青混合料温度下降最快，随着碾压遍数的增加，温度下降幅度逐渐降低，碾压间隔的时间越长，温度下降也较为明显，这主要是由于沥青混合料经多次碾压后，混合料压实度较高，内部孔隙逐渐减小，路面温度变化较小。

第二，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绝非一帆风顺之事。随着13亿人民的脱贫致富，各种不适应、不甘心、不服气，会接踵而来。在敞开国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打铁先要本身硬，年轻一代，任重道远。

“线下”是大数据时代相对“线上”的说法，线下教育在于其现实性、文化性与社会性作用发挥，并针对不同受众品格、智慧和社交能力进行培育。当前，可以史为鉴，创新性地构建与完善线下教育形式与方法。

首先，打造教育新阵地，助推农村留守妇女教育常态化。基于农村留守妇女流动性小，生活起居相对稳定的特征，农村基层妇女组织可充分利用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构造“点—线—面”梯度推进的平常化教育业态。具体而言，可考虑村镇专门设立“村村响”广播服务站，周期性、规律性地播报政策法规、新闻动态、健康安全、农作物生产技术等信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提高农村留守妇女常识与涵养。同时，充分利用当地阅览室、文化宣传栏、农家书屋、公共图书馆等基础设施整合教育资源，进行科普宣传教育。例如，被称为“先贤过化之乡”的福建古田县杉洋镇，正是通过重塑乡贤文化、廉政文化与耕读文化，并重修文化馆、文昌阁（教育基地）及蓝田学院等一系列文化宣传教育阵地，促使当地留守妇女在文化熏陶中完善个人品格与思想道德修养。其次，开展技能培训，促成农村留守妇女生存技术化。接受文化熏陶利于完善人格，参与技能培训利于创造智慧。经调查可知，农村留守妇女生存最大困境在于就业创业，而技术与信息的缺失为关键影响因素。闽西苏区时期可创办妇女学校或发展妇女会提高妇女生存技能，今天，亦可考虑开设农村妇女免费实用技能培训班。为此，妇联组织可聘请女企业家、先进农村妇女、最美媳妇或高校社会实践队等多元培训主体到农村传授经验，并进行蔬菜病虫害防治、家禽牲畜饲养、电子商务等技能培训。此外，针对多层次的农村留守妇女，灵活采用如上门传授、典型示范与科技带动相结合，以及现代技术与传统生产相结合的多样化培训方式，及设计3D模拟、图像动画、民间歌谣等形式展开授课，从而提高教育实效性与吸引力。最后，丰富教育活动，释放农村留守妇女参与活力。农村留守妇女的文化生活较枯燥落后，社交范围仅局限于亲血缘圈，心理负担和生活压力排解渠道单一。基于此，可适当开展诸如防邪知识、心理健康、反家庭暴力、婆媳关系处理技巧等方面讲座；或家庭美德故事会、茶话会、亲情助廉联欢活动等集趣味性、知识性、教育性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活动，为农村留守妇女搭建社交与心理疏导平台。

[1]中共十九大开幕，习近平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直播全文）［EB/OL].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7-10/18/content_41752399.htm.2017-10-18。

线上教育是指通过互联网为信息通道，整合各种文字、音视频、优质教师等资源，通过人工授课或者学习材料的快速分发，来进行人文社会与科学教育或自然科学教育的知识传播方式。而闽西苏区时期，由于互联网接入环境及群众妇女受教育程度等限制，使闽西苏区客家妇女教育只能通过课堂、讲座等线下面对面教育方式进行。但在如今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在线教育所需的各种传播技术日趋完善，如音视频上传、下载甚至在线直播等相关技术都已非常成熟，这也让农村留守妇女在线教育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基于此，我们可搭建与完善对农村留守妇女在线教育平台，使教育真正打破时空限制，进入一种便捷、高效又低成本的教育路径。

首先，可为农村完善互联网接入服务，让农村留守妇女能通过智能手机、电脑等移动互联网设备来访问线上音视频等教育资源。为此，可将高校、公司企业及政府相关部门更新换代所遗留硬件教育设备回收、投放到农村，作为第一批在线教育启动的硬件资源。这不仅提高了旧设备的资源利用率，也减少项目开展的资金压力。其次，应定期对农村留守妇女开展技能培训，使其掌握基本上网技能，以便其自由访问与观看相关在线教育信息。因此，基层政府可创建网络教育室，并与高校、义工团体或其他各方社会力量进行人才对接，对农村妇女进行微信、QQ等应用APP的信息采集、发布、查询等功能的培训，以及新闻客户端、B2B2C平台等在线信息获取、检索等技能的指导，以此提高农村妇女的上网技能和对网络的需求度。再者，教育主体可融合地方元素和农村妇女需求，丰富与整合教育资源。为提高农村留守妇女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可推行微信教育法，即通过微信群、朋友圈、QQ群等平台定期推送如就业创业、脱贫致富、买药理发、家庭教育、职业技能教育等服务信息，或是“好歌传唱”、“巾帼随手拍”、“创业分享微信直播服务”等服务项目。当然，网评员或网宣员应第一时间对农村妇女的学习动态进行评论、点赞或转发。同时，创设并推出低流量的微影、Flash动画、H5产品、表情包及系列福利品等在内的新媒体文化产品，以视听觉的刺激促使农村妇女生发学习兴趣与愿望。

3.以史为警，弘扬客家妇女的优秀品质

客家妇女是农村“耕读传家”的教育者，是民俗文化的剙造与传播者，其勤恳、节俭、朴实、踏实、贤能等优秀品质更为动员参与革命创造了条件。因此，为给中国女性提供更多纯天然的榜样德育力量，也为避免农村不良风气蔓延，应以史为警，传承与弘扬客家妇女的优秀品质，提高农村妇女地位与形象代表。

一方面，以文化创意重塑客家妇女品牌形象，即将客家妇女优秀品质融入时代创新思维，建立起理性化、系统化的文化产品或文化产业。为此，可将闽西苏区时期客家妇女所呈现的文化形态物化为书籍、文化墙、雕刻等有形文化资源。同时，可借助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剪纸艺术等文化创意产业传承其优良文化传统，为闽西苏区时期客家妇女的优秀品质打造具有内驱影响力价值的文化“品牌”。另一方面，培养当前客家妇女的优秀品质。客家妇女作为优秀品质的创造主体，是最积极与活跃的传播媒介。为此，客家妇女除了增强对客家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外，更应继承客家妇女踏实肯干、勤劳俭朴等优秀品质，提高自身涵养。同时，当前客家妇女应主动掌握基本的网络常识与网络技术，并借助微信、QQ等平台，积极向社会妇女展现于传播出最优秀最自豪的客家妇女形象，以此牵引中国农村妇女重塑善良朴素、勤劳朴实的优秀品质。

教育方式的多样化是教育对象大众化的必由之路，教育对象大众化则是教育多样化、多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两者更是量与质相统一的过程。而毛泽东等人对闽西苏区客家妇女教育实践的量的发展，则是以学校的扩建促进普及教育，以学员的扩招牵动妇女学习。

首先，客家妇女地位上升，成为革命重要力量。受教育后的闽西苏区客家妇女，不仅冲破了“四大绳索”，而且积极参与革命，如做侦探与宣传，编草鞋与煮饭菜慰劳革命者等。其中，被称为“八女勇士”的杨主莲、李秋风等红军女战士即为从福建新泉妇女培训班出生。其次，客家妇女为中央苏区提供了农业生产物资。作为“最佳犁田手”的闽西苏区客家妇女，为苏区提供了支援革命的大量粮食和生活物资。1933年，毛泽东于《才溪乡调查》中指出，福建上杭才溪区“全区粮食，暴动前不够甚远，去年已够食，今年则已有余了”[13]。最后，客家妇女成为苏区社会治理的管理者。当时，“多数的市、乡苏维埃，妇女当选代表的占25%以上”[14]，其中，“上才溪七十五个代表中，女的四十三个，仍然是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九十一个代表中，女的五十九个，则占了百分之六十五。”[15]（P336）。

2.以史为镜，搭建在线多维互动教育平台

一方面，以教育目的的迫切性促进教育内容的科学化。为使客家妇女摆脱封建枷锁，满足客家妇女精神文化需求，毛泽东等人以现实革命需要为切入点，以客家妇女的实用倾向及生产劳作现状为着眼点，在新泉妇女夜校、日校等教学工作中，“采用根据地自己编写的《识字课本》、《群众课本》、《平民课本》、《劳动课本》”[3]。 此外，教学内容不仅涵盖实用性识字算数、常病防疫、健康健美等文化知识，还涵括军事、政治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等多领域的教学内容。

WRF-CMAQ模式采用离线排放源资料输入，污染排放源采用2014年清华大学0.25°×0.25°排放源。利用清华大学排放源清单提供的2014年中国地区人为源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包括SO2、NOx、CO、NH3、NMVOC(挥发性有机物)、PM10、PM2.5、BC、OC、CO2等10种主要大气化学成分，以及CB05和SAPRC-99两种大气化学机制的分组分NMVOC排放数据。

[2]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

[3][6]徐爱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4][7]谢重光：《土地革命时期闽粤赣苏区的客家妇女生活》，《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1期。

2.3 酒糟有机肥不同用量对烤后烟叶化学成分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各处理中部烤后烟叶主要化学成分指标除钾外均无显著差异，含有酒糟有机肥2 250 kg/hm2配施20%化肥的处理钾含量显著低于其他处理，其糖和淀粉含量均高于其他2个处理；3个处理的氯含量较低，均低于对照，其他化学成分含量各处理间以及各处理与对照间均无显著差异。

[5]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选料选编（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8]朱廷水：《毛泽东在闽西苏区的教育实践与探索》，《福建党史月刊》，2012年第23期。

2.2.1 采食量和活增重 16头肉牛在60 d试验期间，采食青干草4 800 kg，头均日采食5.0 kg；采食青贮料14 400 kg，头均日采食15.0 kg；采食浓缩精料768 kg，头均采食0.8 kg/d。饲养试验期内，肉牛活重从427.14 kg增加484.74 kg，每头平均日增重达到0.96 kg/d；16头肉牛总计活增重达到921.60 kg，每头平均增重57.60 kg(表1)。

[9]历史资料：古田会议决议[EB/OL].http://www.szhgh.com/Article/wsds/history/2014-01-07/42020.html。

[10]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11]谢文雄：《中共在苏区时期的农民教育实践》，《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

[12]张玉龙：《中央苏区时期妇女教育略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12期。

[13]李顺禹：《闽西苏区保障农民利益的政策与实践——以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为视角》，《福建党史月刊》，2014年第6期。

[14]林颂：《中央苏区妇女问题初探》，《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