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性的吊诡

依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一书 《单一的现代性》中对于“现代”这一词语解释，透露出对“过去”的对立，现代正是它与过去传统世界对抗所产生出来的价值观的断裂，现代意味着“新”，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是对过去的否定。结构主义的视角下去分析，现代就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造成一种抽象的对立”[1]（P100），是对过去的否定中衍生出新生的自我，现代是从旧到新的过程。以断裂的眼光去剖析现代性，从旧与新之间来看，现代是否定，是打破传统的条框建立新的社会规范，现代性就是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否定与建构，运用现代的社会范式去约束人的社会行为，行为的形式就是“类”性的特征，而符合现代社会的深层价值观的行为形式就是所谓的“现代性”。

在履行合同时，往往要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由此需要了解适用于当地的税务法律体系。在境外税费模式中所得税是重中之重，而通过设计咨询企业的成本构成分析，其成本主要以人员成本为主，按照境外税费管理模式，外国人的个人所得税及附加以及外国投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往往较高。这为设计咨询服务企业带来两难抉择，要么缴纳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要么缴纳较高的企业所得税。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品质，作为现代性社会的发源地，西方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架构起现代性，理性的文明形式和合理化的行为方式构成了现代性的本质内容。很明显，现代性渗透在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对于启蒙运动所建构出的现代性社会是什么，启蒙运动中所提倡的社会运行机制是什么，现代性社会的精神品质是什么，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界定，而这也是探究现代性理论的关键步骤。

现代性理论建构者韦伯将现代性与理性、合理性相挂钩，在他的视野中现代性意味着合理性，“合理性”其实质合乎理性的运作方式和行为形式，作为启蒙运动后的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来说，借助断裂的分析方法不难得出，现代性中理性的本质在于魅力的解剖，目的性的获取。在这种要义上，韦伯将现代性定义为“人通过理性的计算自由地选择适当的手段而意欲达到的东西”[2]（P121）。从合乎逻辑思维方式来讲，现代性的进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而作为现代性世界的理性，宗教的神秘感消失，文化成为一种合乎理性的方式在运转，属于一种祛魅的时代。另一方面，世俗化的追求成为社会主体的向往地，形式上的成功替代了内容上的胜利，社会生活的价值在于依据现实的运行方式借助于其科学的程序，在不触动社会规则的情况下获取世俗价值的实现，韦伯称之为社会合理化。

韦伯通过厘定两种合理化的要义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断层做出清晰界定，另一方面传统社会分别与现代社会进程中显现出理性的时代范式，用韦伯所说的话可概括为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的辩驳，其根源于现代性社会的运行结构中的哺育。社会合理化的运用背后是合理逻辑独立于人的非理性状态的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所运营下的社会衍生出人的非理性后果，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理性的双轨中并存，这就是现代性的吊诡。

二、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

我开始忽悠，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困顿，也许在历史的进程里野蛮会战胜文明，但是要相信，文明的种子在这些市井之辈、读书之人甚至妓女乞丐的心中代代传承，文明不会消亡，总有一天它会变得更有力量。

阿多诺从艺术的层面去解剖现代性的病症，艺术是本身涵盖自身的内在性与自律性，阿多诺在他的著作《美学理论》中这样写道：“艺术的本质是双重的：在一方面，艺术本身隔断了与经验现实和功能综合体（也就是社会）的关系 ；在另一方面，它又属于那种现实和那种社会综合体。这一点直接源自特定的审美现象，而这些现象总在同一时刻既是审美的，也是社会性事实。 ”[4]（P431）很显然，阿多诺口吻里所弹指的艺术是具有审美情趣和批判张力，而这恰好又是通过艺术自身的自律性和异律性凸显出来。可笑的是，在现代性的社会里，艺术已丧失其通往圣灵世界的彼岸，“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神话幽暗的地平线被工具理性的光芒照亮了，而在这阴冷的光线背后，艺术之光日趋暗淡”[5]（P23），也就是韦伯口中的祛魅。艺术成为一种虚假的意识，在工具时代的推力下成为一种只是简单材料机械复制，现代性社会背后操纵的是工具理性，而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背后必然是经济势力的掌控，由此可以清晰的发现，经济势力是凭借工具理性的尖锐武器，渗透到社会当中，逻辑最深处便是极权主义者的联盟体，现代工具理性的实质仍然是奴役人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奴役的方式与奴隶时代相比稍显得文明而已。

以霍克海默、阿多诺为早期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于现代性的分析，主要侧重于现代问题的批判，从事物的现状出发去寻找事物内质的错误因子，借助韦伯社会化的分析方法，从文化合理化与社会合理化的两条线索出发，发现现代社会的重大特征在于社会的分化性，而致力于对社会问题总体性研究来说，社会分化是其现实矛盾与冲突的显现和社会结构重组的表露。现代性社会，日益分化为科学与道德的冲突，抽象与具体的背离，以科学为代表的工具技术理性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主导，现实生活的领域归功于科学技术的统治，事物的评价标准从人的感性触摸到数据的理性分析，人的自我判断能力被工具所取代，现代社会诞生出神秘的怪圈，解放出现代人的双手却禁锢住思维，而作为科学与道德的对立，实质就在于自我感知与工具尺度的抵触。合理化的社会压制出人们的情感意识，看似一个完全解放的自由人，头脑背后都是技术理性统治的身影。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计划，也是需要重建的问题。为此，他注重的是从现代性问题意识和反面话语的批判上去重建现代性的新的话语，从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理论的继承与批判的过程中去发掘批判社会理论的合理成分，在对黑格尔以来现代哲学话语的反思与检视的过程中，哈贝马斯试图去构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相比较而言，马尔库塞则直接的多，从技术理性批判的视角出发，将技术合理性以解构的方法进行肢解，在马尔库塞的眼中，技术理性只是维护统治的工具，他从人类诞生的历史脉络中分析，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政治权力决定着人身的附属权力，在资本主义时期决定人身附属的权力是货币，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时期，马尔库塞坚定的指出是技术的合理性，他说道“就技术合理性的操作性来看，最主要体现为主体对客观科学技术知识的操作性建构”[6]（P135），主体的实质就是丧失自我意识的自由人，而技术只是一种操作性的工具，其本质上仍然受之于一部分主体的控制，而诧异的是，在现代性社会里呈现出客观可测量的现代事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客观性随着工具性的变更而变动。另一方面，在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过程中，现代社会通过技术理性实现其对自然的控制，自然作为生态圈的一部分，有着属于自我发展的逻辑轨道，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客观事物的自我主体，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独立与人的社会之外的自由物，而在现代性的社会里，自然属于被动的客观物，凭借对技术理性的控制使得自然在身份烙印上深深的打下了属于人的印记。随着技术理性在人与自然的世界里得到全面的统治，科学的最优方案成为人对自然改造的蓝本，社会生活也是按照科学模式而进行。现代性的社会里各种社会现象其背后都是科技统治的烙印，人们对社会虚假现象的繁荣景象而感到痴醉时，其背后都是操作主义者通过技术理性来麻痹人的自我意识，现代性的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来说，隐秘的神力在消失，更多的只是数据上的分析。启蒙运动下的现代性社会，本以为实现着自由的复兴，其实质只是佩戴理性面具下的伪理性的假象，现代性的世界里祛魅的同时也是塑魅的开始。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一致对现代性表达出否定的态度，期望通过否定现代性社会来建立起内心所属的乌托邦，而作为中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旗手，哈贝马斯一针见血的指出《启蒙辩证法》“没有充分注意到文化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摆脱目的理性的神话暴力”[7]（P36），看得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在构建社会批判理论上是一种悲观主义色彩的情调，批判理论思想正是来源于悲观情怀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对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抵制。其次，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都是源自于德国哲学传统之中，而在德国国家哲学深度里是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自然主义、救赎主义的尊崇，从他们背后深层的德意志悲观主义的论调中，产生出来的只是对科技理性的批判。从根本上来说，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只是一种纯粹的批判，没有实质的途径去重建的现代哲学，而作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改变世界。而作为中期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导人哈贝马斯，从现代性的社会出发，力求对现代性进行一种重新的建构。

三、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对现代性的重建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东考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他强调：“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关键在于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系统其实质是控制自然与社会的运行机制，注重的是社会的整合能力，它以人与环境关系为主，承担起社会统一的功能，其目的是在社会运行中构筑起符合目的性的活动，在工具理性的支撑下，进行合理化的行动，运用系统让人们权衡利弊进行最好选择，从而达到人类物质生活的丰富。系统与生活世界分别从系统进化与生活世界合理化来整合现代世界的发展，以双层化的建构模式来辅修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单一化的批判。

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是交往行动者密闭的空间，生活世界是展现出人与人交往的现实主导，人们通过符号的语言化，在沟通中形成相的场所。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个人三个部分组成，文化是社会的知识储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通过社会化的知识进行的，社会成员在进行相互交往的过程种以知识储存为背景，从而对社会事物形成相互理解。社会指的是从合法化的社会秩序，社会交往者以社会秩序作为交往的规则，在生活世界种形成社会化的集合，便于形成社会化的统一与联合。个人，代表着社会世界主体的个人，从个体的主体性中保留个体的同一性去参与社会交往，形成对自我体系的认知。生活世界将社会、文化、个人三者统一到集合体中，意味着生活世界参与着社会化的进程中，文化在交往过程中再生，个人的同一性与社会的合法性进行相互的融合与嵌入，成为生活世界的理性化。

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创立者，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现代性社会的诊断，沿着韦伯的分析路径，构建出现代性与社会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黄瑞祺在《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一文中说道“批判理论就是希望通过事实或现实的批判与否定，来唤醒或转变群众的意识，也就是希望社会理论家的分析、诊断能被群众所取用，以破除他们的错误意识，从而唤起群众自发性的行动来改革社会现状，迈向合理的社会秩序。[3]（P82）很明显，社会批判理论是修复其理性的吊诡，从社会现状的问题出发去诊断出社会合理性的错误点，将主体意识从社会合理化与工具合理性中解放出来，重新追随启蒙精神的实质。

哈贝马斯从现实的角度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对现代性问题坚持一种双重性质的解释，他对现代性的理论态度不仅仅是对带有压迫性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批判，同时也要注重保留和继承具有时代意义的因素。借助现代性的辩证法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实质得出文化合理性使得现代性的世界中社会主体的互动可以摆脱权威和控制进行独立的交流，而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世界注重的是“真善美”的追求，从理性的视角出发，真——现代性客观世界的科学，善——现代性有效的道德约束机制，美——自足自律地艺术意识，现代性理论对于生活世界的寻觅正是对真善美的向往，从真善美的的角度中去挖掘现代世界的美好，促进生活世界的美好发展。另一方面，哈贝马斯也指出，现代性世界的发展也有着负面影响，现代性世界的核心在于启蒙运动世界中所向往的理性逐步过渡为社会秩序的合理化，而社会秩序的合理化在现代性世界中侧重于运用工具与技术理性来追求社会的发展，因而现代性世界的弊端则毫无保留的呈现在世界生活中。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的社会是充满病理性的世界，病理性表现在社会理性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从寻求纯粹的理性价值到现实追求中的偏离，造就出政治权力和商品经济对其他领域的“统治”，日益显现出现代性社会的危机和自由理性的丧失。

[1]蔡铮云：《从现象学到后现代》，台中：五南出图出版社，2001年。

通过突破上述关键技术，研制设计了内筒超前底喷单动双管钻具(型号：TK-NCC01，以下用型号简称)，结构如图5所示。

生活世界下的今天，技术理性成为一种统治式的工具，如何将人的自主选择与工具合理化的选择进行一种结合，这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建议现代社会的主体要借助理性的交往，抵制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入侵，架构起主体之间的自由纯真的交往，将现代性理性归溯于交往理性之中。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当今学者去深思的一个问题。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始终是人作为主体的社会问题，交往正是社会主体之间关系的表达，当交往存在一种实质的解决，现代性问题也会随着慢慢解决。

在永久性资源的分配中，显然时变型资源的分配应该优先考虑资源单调性，即Ax.2，而含Ax.2的极大相容公理组为ESCA1；时不变型资源的分配应该优先考虑分配最优性，即Ax.5，在宽约束模型中含Ax.5的极大相容公理组为ESCA2.

注释：

生活世界与系统成为一体，两者之间在理想状态下显现出一种平衡状态，而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下，系统与生活世界两者间的平衡状态被打破，系统与生活世界呈现出一种分离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一种技术化、工具化，并且系统选择的最优能力被无限的放大化和病态化。所谓的病态化是源自于系统的工具化挟制生活世界的存在，而工具化背后是国家通过权力与金钱进行系统的操纵，这看似是合理的形式系统其实质是无规定的社会组织，生活世界中个人是存在个体的同一性进行交往，而如今是在工具化的控制下进行交往，没有显现出个体的自主性，生活世界领域在某种程度上被工具化的殖民式侵入，生活世界的主体——人，是被工具化所殖民，这就是现代生活世界的病态化。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合理工具化的子系统才能成为独立的系统嵌入到生活世界当中去，这也是系统与生活世界结合的关键。现代世界注重的是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联系，在这里语言就显得十分重要，而语言代表着是交往，只有交往成为一种实质的理性，生活世界才能与系统进行理解化的结合，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突出对交往理性的重视。

（4）主要是由于植生混凝土表面呈凹凸不平，内部为多孔构造，能够减少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对混凝土结构的破坏。实际工程中，流水湍急的岸侧选用粒径较小的粗集料，能够有效减少流水对土质边坡的侵蚀作用，防止土质边坡管涌等土质流失现象发生。

[2]傅永军：《现代性与社会批判理论》，《文史哲》，2000年第5期。

[3]黄瑞祺：《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德]霍克海默·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5][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7]邱根江：《现代性批判：从阿多诺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试论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批判三个维度》，《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