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曾发生过诸如明末谢肇淛游太姥山时所见“畲人纵火焚山”，恰“西风疾甚”，“犯烈焰而驰”下山回望时，已“十里为灰矣”[1]的情形，但总体而言，因清中叶以前闽东人口尚未过剩，明末宜于山地种植的抗旱高产作物番薯引进后，又进一步解决了山区的粮食问题。同时，闽东还有十分广阔的海滩和浅海，适于螠蛏、牡蛎、蛤子、泥蚶、乌鲶、鲍鱼等70多种可食用海洋生物生长，近海民众退潮时在海滩上就可相当容易地获得大量可食用的海产品。尤其福安、霞浦、宁德之间的那个全国最著名大黄鱼养卵场之一的官井洋，有文字记录的民国24年的大黄鱼捕捞量就达3500吨，因此当地民间便留下了“官井洋，半年粮”的俗谚。[2]毗邻的浙江温州人清初谈到“海禁”对闽东的影响时即如是说：“盖闽地滨海，全赖海物接济民食，此时海禁甚严，咸鱼虾蚌之类一无所有，饿死者遮道。”[3]因此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直至民初，人类的活动并未对当地自然环境造成大的破坏。但在人口集中的城乡、尤其县城以及矿场附近，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环境还是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因此历史上当地地方官曾组织过三次影响比较大的对遭破坏的自然环境的整治，一次是明成化年间(1465—1487)福宁知州刘象组织的龙首山植松，一次是明万历年间（1573—1620）福安知县陆以载主持进行的对城郊筊杯山土窑的强制迁移，一次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官方下令永禁周墩特种区十七都上洋、仕洋等村开采铁矿。

一

闽东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出面整治遭人为破坏的自然环境之举，为明成化年间(1465—1487)福宁知州刘象组织的龙首山植松绿化活动。据李拔的《福宁府志》记载，明成化九年，刘象任福宁知州。“先是，龙首山童而碕礒，形家病之。象植松四万余株，郁然成林，民比之甘棠云。”[4]民国版《霞浦县志》介绍到有关情况时说，县之镇山龙首山，“山皆赤土，不利民居。”因此，知州刘象上任后便“令民种松万株以荫其上”，“登是山也，积翠浮空，凉荫幕地，近听涧水，远瞰海潮，极一方之胜概焉。”也因此，州城便名曰“松城”。[5]

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出，刘象所以植松龙首山，虽有相当浓厚的“形家病之”因素，但另外一个原因显然不能忽略，那就是因该山 “童而碕礒”，且“山皆赤土，不利民居”这一因素，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据当地文史工作者调查了解，不久后的明末清初，为抵御清兵攻城，曾大量砍伐龙首山上的百年巨松制作火炮，致使该山松林首次遭到大面积破坏。辛亥革命期间该山松林再次遭到破坏，清兵放火烧山，烧毁了虎尾岗、凤凰池等地的松林。国民党统治时期，特别是1934年前后，为“围剿”红军大量砍伐山上松木，还多次放火烧山以围捕革命志士。至此，龙首山上的万株巨松基本被破坏殆尽，仅塔岗、圣水、三涧堂和望海楼一带还零落分布小量松树。建国后的1958年搞“大跃进”，为大炼钢铁，山上残存的松树全部被砍光。因此，山上泉水绝迹，霞浦县城北门外的护城河随即全线断流，城内外的大部分水井也随之干涸。[6]足见刘象组织植松前，光秃秃且皆赤土的龙首山下之州城有多么“不利民居”。

那么，龙首山原本就是“童”且“山皆赤土”吗？显然不是，古人选择县治地址一向非常慎重，首要条件之一就是地下水是否源源不竭且清澈甘冽，寿宁等设县时都有以秤称水之轻重定县治的说法，即反映了古人选择县治时的上述考虑。假如龙首山原本就光秃秃没一棵树，而且遍山“皆赤土”，山下霞浦县治所在地必然出现1958年“大跃进”后的情形，即山上泉水绝迹，县城北门外的护城河随即全线断流，城内外大部分水井也随之干涸。如此这般连口清澈的井水都喝不上，古人还能选择这里为县治吗？宋代长溪县令杨志的《游石涧龙首山》一诗亦可佐证。[7]杨氏登龙首山乃为春日踏青，如果当时该山“童”且“山皆赤土”，他还会登此山游春踏青吗？，而且从“携酒各独赏”中可见登此山游春踏青还不少呢！诗中记述该山建有佛教寺庙，自古名山僧占多，如果该山到处光秃秃的大煞风景，想必僧人当初不大可能选之以为庙址。诗中还有“双榕如拱立，万井故横陈”的记述，如果该山当时已是“童”且“山皆赤土”，就如同“大跃进”后的情形，即山上泉水绝迹，县城北门外的护城河随即全线断流，城内外大部分水井也随之干涸，何来万井“横陈”呢？明建文元年间任福宁知县的尹昌隆游后也有诗赞曰：“一湾绿水难为画，九叠青峰总是诗。好鸟向人医俗耳，游鱼对客弄清漪。”[8]由此可知，龙首山原本森林覆盖率肯定不低，刘象见到的龙首山应是山上森林遭严重破坏后的情形。那明代中时龙首山上的森林为何会被砍得如此精光呢？

民国版《霞浦县志》介绍的该县北部地方森林遭破坏的情形，似可使人对当年该山森林遭破坏有所悟。据该县志记载，霞浦县北一带，层峦叠嶂，夹为深溪，巉为绝壑，耸为高岗，纡为平原，绕而深，缭而曲，如往而复，高高下下，无处不可以森林。而林业不兴者何哉？霞俗，佃向主赁谓之“承”，主允佃租谓之“判”，一承一判立约为凭，材木出产之日，主三佃七照分，其具全力兴山者不得四、五。且乡区山场大半民族公产，或有其山矣而人力不能振，或有其力矣而资本不能支，又无保护之权为之祛其侵害，所以常濯濯也。故旧时县北所出大棺、长橹、锄柄、板、椽灌输海埠；樟脑盛行，砍斫数十寮，历十余年而不尽。今楩、楠、椤、楮、老松、大榅，输囷盘礡之材，非村卫坟荫者不能存，古刹、丛祠略见一二。通常楻桶之需、桁椽之材、蒸蒸之料，日减一日。甚矣，林业之衰也！今之稍知拥而护之者只有数端，曰松曰杉曰榅曰油茶曰油桐曰猫竹。[9]虽霞浦北部地方“无处不可以森林”，然其森林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和保护状况竟长期如此，怪不得龙首山会光秃无林了。当地民间因此还留下这样的说法，几千百年来因境内荒山众多，故而生态环境恶劣，素有“三天无雨干巴巴，一场大雨哗啦啦”之称。[10]由于松木乃当时造船的主要原料，笔者怀疑该山森林遭严重破坏是否与当年温麻船屯设在附近有关，抑或与元末“贼党”两次攻陷州治之战有关。因为若非如此大规模需要木材或战争破坏的人类活动，该山森林不至于被砍（或被烧）得精光。

二

闽东历史上第二次由官方出面整治遭人为破坏的自然环境之举，为明万历年间（1573—1620）福安知县陆以载及其两个前任对筊杯山土窑组织实施的强制迁移。据万历版《福安县志》记载，明嘉靖年间，当地一些民众在县城西北郊的筊杯山“烧窑为瓦为器为灶，上中下烟弥数里”。当地人士认为福安“县脉从筊杯山来”，但自众多土窑建起后不久，“昔左山右田”的筊杯山就被“揪陷为谷，一脉之不绝者如线”。这可了不得了，古人以为“地脉犹人之元气，元气损故百病俱生”。所以众多土窑之建将“县脉”“揪陷为谷”后，嘉靖、隆庆以来，该县便“科目寥阔，水旱火盗相寻，惨于己未辛巳”。“且水啮崖崩，势冲县治，不惟西堰难防，石龟浮向龟麓，见龟之谶尤宜深念。”陆以载之前的两任县令谢某（即隆庆二年任知县的谢一枫）、杨某（应为万历十四年任知县的杨继时）也曾“屡下令禁止”，但“皆未斩草除根”。丙申年，诸生陈红铸、刘延尚、李大奎、吴一章、陈晓梧、郭鸣琳受邀纂修邑史，“议及窑害，慨然忧形于色。”这时，乡官李仕鼎等暨诸士民亦“悉以害告”。陆以载“即偕二尹诸公往按，目击地形水势伤损状，叹曰：‘害至此哉！吾当救一方之民。’亟请州尊钱公、道尊马公，俱议令远遣。或乞宽假，侯曰：‘病在心腹，灼肤不辞，吾岂以一人贻祸百姓！’无何，或移窑近山。侯怒曰：‘人身无一处可令受伤，以一脉之地移此就彼，谁欺乎？’罪乡保甲长，重究欠之。数十年切骨之害，一旦尽扫”。因而“士民歌舞”，并“谋勒石为记”。[11]

从筊杯山土窑污染县城及周边环境之 “窑害”，历经两任知县“屡下令禁止”而无果，万历二十年任知县的陆以载，在得到州、道主官全力支持的情况下才得以根治的情形不难看出，筊杯山土窑的形成定有强大的地方势力介入其中。正因如此，该县知县陆以载以及诸生陈红铸、刘延尚、李大奎、吴一章、陈晓梧、郭鸣琳等，在治理时不得不搬出“形家之说”，即从筊杯山而来的“县脉”因被“揪陷为谷”，从而导致“嘉隆以来科目寥阔，水旱火盗相寻，惨于己未辛巳”。换句话说，如果此“窑害”不根治，福安全县从此科举衰落，比“己未辛巳”更惨的水旱火盗灾害将接连不断。只有高举这样一面无人敢有异议的为全县民众谋根本利益之大旗，才能把全县的民心动员起来、凝聚起来，从而使得介入筊杯山土窑的地方势力不得不让步。

罗恬隐隐觉得有些不安，赵炎始终没有消息，公司里也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电话也打不通。更让罗恬不安的是，她总觉得这幢大房子里，还藏着另一个人。有时她会听到一楼传来沉闷的脚步声。有时会听到阁楼里“咔咔”的机械声，那些莫名响起的声音，在寂静的深夜里听起来格外诡异。

[13]周宁县方志委编：《周宁县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160页。

三

闽东历史上第三次官方出面整治遭人为破坏的自然环境之举，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官府下令永禁周墩特种区上洋、仕洋等村的流沙铁场的铁矿开采。据民国版《周墩区志》记载，十七都上洋、仕洋等村产有铁矿，但因开采后流沙积塞溪涧，每当洪水泛滥，裂堤崩浸没田畴，甚至谷粒无收，害非浅鲜，各乡绅民奉官永禁。[12]

民国前，闽东地方官组织实施的对遭破坏的自然环境的整治，无不以“形家之说”为由，这与当时几乎众皆迷信“风水学”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何况时之为宦闽东者本身就多为其中的行家里手。如嘉靖六年任古田县令的周诰就“善堪舆家言”，对县城周边做一番观察后，即“谓屏山邑之被也，其右岭凹，有风则背寒，令多值树木为障蔽；城东南滨水冲激，作石柜插榆柳为堤防，计城赖以安。”[17]即使像冯梦龙这样见多识广之人，听了当地父老“寿（宁）向无虎患，自西门城楼塌毁后乃有虎”之言，及其重建四城楼后“虎遂投陷”，便认定“堪舆之说未可尽诬也”。[18]但从上述历史上闽东地方官组织进行的三次自然环境整治的情况看，最本质的原因无疑是遭破坏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生产生活造成的现实危害，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历史实际，因为无论何时何地生存乃人类之第一需要。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虽然“形家之说”的愚昧落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渐显然，但它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一些积极作用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也如此，这一带流沙铁矿开采对环境破坏的危害，日积月累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才明显暴露出来，国民党地方政府才于1938年下令永禁。不过，从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看，这次闽东历史上官府对环境的整治已摆脱了“形家之说”的窠臼，所以如此，或许与民国以后科学知识的传播有关，更可能是因为危害的原因非常明显之故。

那么，上洋、仕洋等村铁矿的开采始于何时呢？据当地文史工作者考证，上洋等村开始冶炼土铁土钢，供当地锻制铁器农具用具始于明代。到民国二十七年，上洋、龙亭、樟冈、油湾、郭洋等村炼铁炉发展到10余座，每年冬季进行冶炼，每炉日产土铁150-200公斤。江源等村则用土铁炼制土钢。[13]明嘉靖十七年版《宁德县志》、[14]乾隆四十六年版《宁德县志》[15]，以及民国十九年（1930）秋完稿的《宁德县志》[16]的坑场、窑冶部分，均未提及上洋等村存在流铁矿场的情况看，初步可以判断，上洋等村铁矿开采在民国十九年底前，或一直隐蔽进行或因产量很少，所以长时间未引起官府的注意。

注释：

[8]《石涧风光今胜昔》http://www.piaojia.cn/news/14796.html

[2]宁德市方志委编：《宁德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45-246页。

[12][民国]陈赞勋主修、周宁县方志委整理：《周墩区志》，周宁县方志委，2002年，第29页。

在直线双向航道上，发生追越碰撞的潜在船舶数量可根据式(1)计算，这个时候相对速度与对遇碰撞有所不同，为其中Vij>0。因此，发生船舶碰撞概率的计算变为

[3]陈光熙编：《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154页。

[4][7][清]李拔纂、李怀先等点校：《福宁府志》（下），宁德地区方志委，1990年，第599页、1247页。

[5][9][民国]徐友梧总纂、霞浦县志编委会整理：《霞浦县志》（1929年版）（下），霞浦县志编委会，1986年，第47页、3-4页。

[6]霞浦县政协文史委编：《霞浦文史资料》第17辑，霞浦县政协，2000年，第10页。

加强危机预警，迅速回应网络舆情是缓解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的有效措施。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特点显著的行业，要加强危机预警，就必须联合多职能部门，通过政府、企业与媒体的协调合作来提高当地的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预警能力。当地政府和旅游企业应加强网络舆情的动态监督，掌握网络舆情动态，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将旅游危机事件的影响最小化。因此，相关部门和企业要提高网络新媒体时代的技术素养，熟练使用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从预警机制上实现 “预防为主”的目的，及时迅速地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做出科学反应，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经测定，烤制时间对鸭皮中杂环胺含量影响如表6所示，各试验组检测到的HAAs总含量存在显著差异(p<0.05)，50min条件下的IQ、MeIQx、DiMelQx、Norharman、Harman、MeAac、Aac含量与其他时间处理组存在显著差异(p<0.05)，未检测到Trp-p和PhIP含量。烤制时间与烤鸭中HAAs总含量成正相关，在30～50min范围内，烤制时间增加，HAAs总含量随之增加，此结果与冯云(2009)[25]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结合感官品质分析结果，优选的烤制时间为40min，此温度条件下，HAAs总含量为1 086.63ng·kg-1。

以《红楼梦选读》《香菱学诗》一章的教学为例，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也会创设一些情境来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比如播放红楼视频、介绍香菱其人等，固然这样的情境创设对引出学习内容也有一定作用，但至多只是教学内容的一个引子，无法给学生以具体的教学任务引导。而如果通过《香菱学诗》的文本阅读，完成“香菱为何由黛玉而非宝钗教授学诗”“通过香菱学诗，你获得了哪些学习诗歌的启示”等学习任务，那么学生势必要带着这些具体的学习任务进行阅读，反复揣摩咀嚼品味。而这一过程，恰是学生素养形成和提升的过程。

[10]霞浦县政协文史委编：《霞浦文史资料》第15辑，霞浦县政协，1998年，第69页。

[11][明]陆以载主修、福安市方志委整理：《福安县志》，福安市方志委，2003年，第199-200页。

[1][清]谭抡：《福鼎县志》，福鼎市方志委编：《福鼎旧志集》（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4页。

也因此，笔者以为当年福安地方官下决心根治筊杯山“窑害”，虽然史籍记载更强调“形家之说”，但本质上还是常年“上中下烟弥数里”这一严重破坏自然环境造成的后果，因为福安县城及其周边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封闭型谷地，筊杯山土窑生成的延弥数里的浓烟很难散发出去，常年浓烟笼罩别说人受不了，熏上一段时间，让你患上各种呼吸道疾病没商量，管你是“人上人”的县官还是平民百姓。就是田地里的庄稼也没法正常生长，减产甚至绝收那是不可避免的。如此浓烟从明嘉靖年间熏到万历二十年，其对福安县城及其周边产生的严重危害可想而知，民怨沸腾之烈亦可想而知。如此一来，官府若不彻底禁止难免引发社会动荡，这才是陆以载等下决心整治的根本原因。

GPS设站坐标与得到的影像连接点中存在的误差，经过GPS辅助光束法区域网平差中经系统误差补偿模型完成修正。对像点坐标的观测值的误差修订，以CCD成像特点，选取Brown与Ebner像点坐标的系统误差补偿模型进行处理。对GPS航展坐标的修正，采用所有航线逐条引入线性漂移误差纠正模型，通过加入平移量的方法，完成摄站Z坐标以及大地水准面异常的改正。

主体间性课堂中课堂教学主体从单项传输走向多极主体互动；主体间性的课堂教学过程从认知活动走向交往活动，把传统的“以教定学”转变为“以学定教、教学相长”，把教学过程看做是师生共同发展的双向交往的过程。

[14]参见[明]闵文振纂修，林校生等点校：《宁德县志》，政协蕉城区委员会，2013年，第534-535页。

[15]参见[清]卢建其修、宁德县志办标点注释：《宁德县志》（上），宁德县志办，1983年，第95-96页。

[16]参见[民国]郑宗霖总纂：《宁德县志》（民国续修稿本）（3），宁德市蕉城区政协，2011 年，第 451 页。

[17][清]辛竟可总修、古田县志编委会整理：《古田县志》，古田县志编委会，1987年，第273页.

[18][明]冯梦龙著、陈元度注释：《寿宁待志》，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随着新的信息化时代的来临，现如今的小学生的心智是成熟的越来越早，更有甚者，已经表现出青春期的反叛现象，不服班主任的管理和家长的安排和要求。小学生常常难以判断社会上的某些非主流信息的善与恶，觉得这是种自我个性的张扬，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才是真理，这些负面思想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使班主任的管理工作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