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民国福安地区畲族聚落分布

（一）清代、民国福安地区历史地理背景

福安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北纬 26°41′～27°24′、东经 119°23′～119°52′。清朝时，福安在福宁府治西北一百二十里，东西广一百五十里，南北袤二百里。东至霞浦，西接政和，南至宁德，北至浙江泰顺。历史上畲族因为躲避战乱和官府压迫或者人口增长过快等频繁迁徙。清朝定鼎之后，闽东浙南山区聚集了大量的流民、少数民族特别是畲族。为了归化流民，稳定地方秩序，清朝将畲族也编进都图里甲之中。编入都图里甲是畲民的由迁徙改为定居的重要原因。因此福安的畲族在清末才逐渐固定下来。定居下来的畲民在闽东浙南形成了大规模且密集的畲族聚落区。

民国时期，政区演变频繁。福安上层政区经历了府改道、道改省、省改保卫区等，福安内部采取保甲制度，改设乡保。民国时期政区的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畲民分布。这一时期福安境内的畲族人口减少、畲村数量减少、畲村分布的密集度降低。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五四时期是一个主义丛生的年代，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社会学说在社会上流行。面对这些主义、思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排除各种干扰，通过学习、分析、比较和研究，逐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坚。他们积极迎接其他思想流派的挑战，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既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又扩大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理论本身的探索进入到把理论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实际的阶段。

地形地势上，福安依山临海，位于西部白云山、北部洞宫山、东部太姥山所组成的山脉之上，山体大致为北东—南西或者北西—南东走向。福安地势北高南低，东西部高中间低，总体地势呈滑梯型。

东部、北部、西部山地面积占福安总面积的60%，平均海拔500米以上。分布在山地边缘或者盆地周围的丘陵占福安总面积的26%，平均海拔500米以下。山间盆地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之间，占福安总面积的3%，其中县城坐落地点福安盆地最大。冲击平原的海拔在20米以下，占总面积地9%左右，是主要的居民局落点。福安南接三沙湾，拥有沿海滩涂地，总面积的2%左右。[1]

（2）敏捷团队组建。按照项目背景，选择部署单一或多种模式，并按照任务特性选择团队成员。其中，须注意审慎设置团队规模，宜小不宜大，以此保持敏捷性。对待不可忽视的人员缺口时，应优先考虑团队内部挖潜与培育。同时，亦可减少目标产品初期迭代目标。

  

图1 福安地势比重图

福安县河流丰富，境内有交溪、永溪、廉溪等河流自高山而出，河流呈树杈形由北部贯通至中部，自中部向东注入三沙湾。沿河形成较为集中的聚落区。福安县城就坐落在县境中部偏北、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势较为平坦。

二、清代福安县畲族聚落分布

1.清代福安畲族人口和地域分布

清朝时，畲族人口增长较快。在政策上，康熙年间，颁布“盛世滋生丁口永不加赋”。全国人口迅速增加，至嘉庆时期，甚至有“人多之患，数十年无人以为然者”的记载。[2]道光九年福安人口217577人，光绪八年人口曾至328564人，五十年间增加十万多人[3]。畲民人口没有在《福安县志》中单独记载，但根据当时大环境下人口增长情况，可以推测，畲族人口也增长较快。建国后我国进行了多次人口普查，福安畲族人口均占全县总人口的11%以上。假设光绪时畲族人口所占全县比重与现在相同，那么当时畲族人口就有三万六千左右，但当时畲族并未发展起来，人口应该是低于此数。现在福安畲族人口，居闽东五县之首，因此福安畲族聚落研究较有代表性。

通过上面的研究，可以初步得出如下几点研究结论：

  

图2 畲族分布图

2.清代福安县畲村的都图分布

畲民自称“山哈”，意为大山的客人。在汉人中被称为“畲客”，与山哈意同。畲族属于游耕民族，人口流动性大。加之受到汉族人民的严重歧视，畲民往往居住在深山之中，鲜与外界来往，因此早期聚落分布未见记载。

清代才逐渐有关于畲族聚落的记载。畲民常年居于深山之中，不通教化，不识文字，常遭汉人嘲笑歧视。清朝对畲族的包容政策促进了畲族的发展。满族入关之际，畲民曾激烈反抗。为了安抚畲民，清朝早期对畲民予以优待，赋役税收之事一概与畲民无关。康熙四十一年，福宁府知州董鸿勋立石勒碑，永禁各都、保滥派畲民差徭。乾隆帝颁旨绘画畲民图册进览，仍然不准地方将畲民编入丁甲，免派徭役，但畲民终于被编入丁甲之中，正式纳入地方政府管理之下。

中美双方的报道在包容资源的实现方式上颇为类似，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均远远超过其他表达方式，其中“will”频率最高，例如：

清后期福安县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成熟的畲族聚落。光绪《福安县志》在罗列完县内的都图及汉族村庄之后，附增一条各都畲民村居，详细记载了各个都图分布的畲族村落。这是官修志书中第一次对福安畲村的披露，也是我国方志中记载畲族村落数目最为详细的方志。光绪时畲族已经遍布福安全境，形成了畲族与汉族大杂居，小聚居，畲族多属山地聚落的分布格局。早在万历年间，福安县就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都图规模，共有福安、用儒、秦溪三乡，各领三里，共有三十二都四十八图。直到清朝仍然没有较大改变。乾隆之后，在该县既有都图规模的基础上，将附近的畲民编入里甲之中。至此，畲民才真正成为官府管辖下的百姓。

福安县都图概况显示，县城坐落在两河汇聚的山脚下，地理位置在县境中部偏北，地势较为平稳。由于地势原因，都图以县城为中心，呈扇形展开，主要分布在福安县城的西、南、东南方向。福安除了七都没有畲村，其他都图都有畲村。畲村主要在西南、东南部的中山、丘陵、山间盆地、河谷平原等地。特别是沿中游河道、沿三沙湾的村庄聚落最为密集。

  

图3 福安都图分布情况

都图分布情况来自万历四十四年 《福宁州志》。图中福安乡、用儒乡、秦溪乡的范围是根据所领都图估计而得，误差较大，仅供参考。

表1即福安县都图村落统计表。总体上看，三乡畲族村落占比都比较高。光绪时，福安县共有712个村庄，其中畲族村庄208个，占29%。三乡中，用儒乡畲村占比最多，共有319个村庄、124个畲村，畲村占比为39%，其中用儒乡钦德里畲族村庄数量几乎达到50%，可见福安县畲族人口之众。秦溪乡畲族数量少于用儒乡，全乡157个村庄中有48个畲村，畲村占比31%。福安乡畲族占比最少，为15%，230个村庄中只有35个畲村。

 

表1 光绪年间福安县都图村落数目统计表

  

数据来源:光绪十年《福安县志》。景泰年间割平溪里十一至十四凡四都隶建宁府寿宁县，后来没有重新划分都图，因此《福安县志》中缺少十一至十四都。

 

乡里各里村数量畲族村数量畲村占比（%）界东里都/图5/867 15 22福安乡界西里 3/4108 10 9平溪里 2/3 55 10 18小计——10/152303515钦德里 5/6 135 62 46用儒乡西舆里 4/6 94 30 33仁风里 4/4 97 32 33小计——13/1631912439秦溪乡沿江里 4/9 62 18 29秦溪里 3/5 50 17 34秦东里 2/3 44 13 30小计——9/171574831总计——32/4871220829

3.地形地势与清代福安县畲族聚落的空间分布

所谓“大分散，小聚居”，指畲族分布地域广泛，但在小范围内则是几户至几十户畲民共同生活的小聚居。这种现象在文化地理上被称为“散村”。

在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的共同影响下，福安县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历史上，福安畲族聚落是在畲民频繁迁徙的过程中形成的。明清畲族迁入福安时，大部分土地已经被汉族人开垦和占有。汉族统治阶级允许畲族在庶田之外的一丈三尺地方开垦土地，因此畲族多靠山而居。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福安畲族地处偏远交通闭塞、信息不通等特点。地理上，福安县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福安畲族多属山地聚落。福安县城坐落在河水汇聚的中部，地势较为平坦。以福安县城为中心，各都图分布在县城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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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加准确地了解地势对福安畲族分布的影响，将光绪《福安县志》记载的畲族村庄一一标记，形成一份福安畲族聚落分布地势图。畲族分布地势图的制作面临诸多困难。

首先，光绪《福安县志》中仅仅记载畲村的名称，缺乏详细的畲村分布位置、方向、高度等要素。单凭光绪《福安县志》不能准确地制作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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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光绪十年至现在的一百多年间，畲村村落发展变化较大，村落合并、地名更改等原因为统计工作带来一定困难。畲村中有很多名称相同的村落，如九都和十八都都有半山村，结合都图分布后发现，相邻的都图有时会出现同样名称的村落。对于不相邻或距离很远的同名村落，还是要根据都图分布图判断属于哪一地区。

在数量上，畲村急剧减少，表现在福安畲村数量由光绪年间的208个村庄减少到民国26年时的118个。村庄数量减少由多个因素共同导致。首先是多次的战争、起义造成的社会不稳定。民国4年的古田东乡起义；民国15年前后，寿宁何金标、许美会两股土匪势力发展，危害闽东；民国22年，十九路军联合发动的福建事变；国民党对闽东苏区的“清剿”等，导致闽东战乱频繁，人们或参军、或出逃、或去世。特别是广大畲族，生活无以为继，多死于战争。畲族人口的大规模减少，造成畲族分布范围的缩小。如蓝田村，1925年土地革命时全村145户373人。至1944年，仅剩88户280人。

考虑到上述困难，本文在研究清代福安畲村分布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福安村落分布出发去研究光绪时期的畲村分布。先从光绪《福安县志》中辑出所有的畲村，然后与1982年的《福安县地名录》中对福安村落的统计、地图、说明相对照，确定光绪年间畲村具体的地理位置。

光绪时福安共有208个畲村，由于缺乏具体的史料，无法完全确定所有畲村的具体位置。与《福安县地名录》比照之后，完成了141个畲村定点工作。还有67个畲村由于村庄合并、地名改变、90年代畲族大规模搬迁等原因，没有完成定点。这67个村庄的分布在各都图中较为平均，影响不大。而且已经完成的141个村庄的分布已经足具代表性。比照后制定的光绪年间福安县畲族地势分布图中的畲族分布状况与上图的福安县都图分布中的畲族分布一致。

福安畲族主要居住在山间盆地、中山丘陵、河谷平原，村落的地貌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区域：[5]

根据当事人曾先生的回忆，在旅店报警后，他向警察解释了情况，并强调自己是游客并非难民。两名瑞典警察指示旅店保安将曾先生请出去，曾先生配合着出去了。

（1）西部、北部的山间盆地和中山丘陵。西部、北部分别是鹫峰山和洞宫山，平均海拔在500米以上。河流水系发育流经此地，区内河流较多，山高谷深，地形崎岖，地势陡峭，峰峦叠嶂。山地的坡度一般在45都度左右，适合畲民生活及耕种畲田。山间盆地和中山丘陵方便畲民生活，与汉人生活区保持合适的距离，方便经济往来。

总的来说，畲村的分布范围明显缩小，畲族密集程度下降。以福安县城为中心，较近的地区畲村较为集中，距离县城越远，畲村越少。清代、民国时期的福安地区畲族聚落分布的发展具有延续性。

  

图4 光绪年间福安县畲族地势分布图

（3）南部沿海的中山、丘陵、海岸平原区，相对高度为200～400米。这一地区在县城包围圈的最外围，而且靠山面海。畲民聚落的封闭性较强。

三、民国时期福安畲族分布

1.民国时期福安政区演变

民国时期，福安上级政区变化频繁。民国2年，福建被划分为四个道，福安隶属于东路道。次年东路道改为闽海道，仍辖福安县。至民国14年，废闽海道，设福建省，福安直属福建省，民国22年，福安隶属于闽海省。次年再次隶属于福建省。民国23年四月，福建省被划分为十个保卫区，福安县属于第二保卫区。次年改为七个保卫区，福安县隶属于第一保卫区。至民国32年，缩为八个保卫区，福安隶属于第八保卫区。民国36年，再次调整为七个保卫区，福安改划入第一保卫区。[6]

民国时期，福安内部实行保甲制度，乡保更迭频繁。民国31年，福安32乡385保，其中有8处是以畲族聚居地设保，占2.07%，分别是试验乡吴厝下保、廉岭保，仙岭洋保，王松洋乡龙潭面保，桥溪乡燕坑保，溪潭乡马山保、山溪乡林洋保、蓬山乡井口保等。民国35年乡保调整幅度较大，有12乡镇173保，其中有4处以畲族聚居地设保，占2.31%。分别是山溪乡林洋保，石门乡茶洋保，穆阳镇溪亭保，蓬山乡井口保。[7]

2.民国时期福安地区畲族聚落分布

民国时期的畲族聚落空间分布基本上延续自清朝时期。在地形地势上，依然倾向于居住在山间盆地、中山丘陵、河谷平原地带。但是频繁的政区变化、社会动乱等使得民国时期的畲族村落聚落分布有较大变化。

在范围上，民国时期畲族聚落分布大大缩小，畲族或是退避更深远的山区，人们难以调查具体的分布位置；或是逃至别处，导致周边畲村减少或消失。虽然民国时期畲村仍然有围绕着县城中心发展的特点，但是范围已经大大缩小。

最后，民国距离光绪朝最近，在研究地名变化中非常重要。但缺乏民国时期政区规划、地名录等相关资料。从民国时期入手确定畲村聚落分布也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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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原有村落减少、消失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村庄。新增畲村的原因主要是村落合并，如大村吞并小村、多个小村合并为一个大村，改变了名称等。据统计，民国新增畲村53个，分别是：

风水对村落的选址和布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水口、形局和风水补救措施等方面。[8]畲族在与汉族的长期交往中学会了这一理论并广泛地运用到村落的建设上去。畲族历来受到民族歧视和压迫，因此风水观是求生存不求荫庇，求当世不求来生，求此岸不求彼岸。

（2）交溪沿岸的上游及下游地带。交溪上游分布有上十都、四都、六都、五都。河流沿岸坡度较缓，一般在20～25度左右。而且水源丰富，有利于畲民耕种土地。

  

图5 民国福安畲族地势分布图

有清一代畲民逐渐由游耕转为定居，并被编图隶甲，正式地被纳入地方政府的管辖之中。畲族村落分散在福安县境内的都图之中，围绕着县城治所由内而外分散开来。在地形地势上，畲村选址多继承传统方式的选址方式，多分布在山间盆地、中山丘陵、河谷平原地带。这三大地带相互交错分布，为居住于此的畲民提供了耕种环境、居住环境、社会交往等条件。

民国时期的畲民分布基本上在清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地形地势上，仍然选择山间盆地、中山丘陵、河谷平原等地带。但是，由于政区变化、社会动乱等原因，畲村聚落空间分布变化较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畲村数量减少、分布范围缩小、形成新的畲村等方面。

四、畲村内部布局

畲村内部布局主要是研究具体的畲村内部的布局。本章将会通过族谱等资料，选定甘棠山头庄、大林钟氏、茜洋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畲村，研究影响畲村内部布局的风水观念、交通、宗族、祠堂四大因素。

从林木生长发育阶段的不同，可以看出其内在价值的不同。因此，核算林木资源资产经济价值时，应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核算方法。

自然形态的村落，一般具备家庭生活和社会群体活动的绝大部分功能，这种村落一般分布在少数民族中。福安畲村就属于自然形态，形成于偏远山区，与自然条件相融合，具有鲜明的畲族特色。畲族人民在村落内部选址时，主要考虑到风水、交通、宗族、祠堂等因素。

1.风水观念的影响

洋面、吴厝下、化蛟、桦坪、廉岭、上下天里、前村、牛胶边、大蓝、橄岭、蛇仔下、后舍、深度、小坑、大虾田、长尾埞、周坑、河尾、拖岭头、上澳、仙领带、活洋、牛岭、里坑、考尾、上洋、南漈、后溪、咬头、长头、洋勘、路头、南蛮、登山、小头、溪头、慈云、江竹林、林前、茄山、缪山、兰坂宫、福田、后溪、面沙、见山、姑洋、塘后、定里、后洋、将后、下墩、石边。

③⑬⑰⑲㉒㉓㉔㉘ ㉝［加］威 廉 ·莱斯:《满足的限度 》，李永学译，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13 ～26、42、145、37、2、115、8、135、6 页。

畲族的风水观念主要体现在地形地貌和环境上，包括选择住宅的朝向和大门的面向，改变原有的住宅格局，以及祖先下葬的坟墓等方面。在建造房屋时注重融合周围的环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采取财政政策的不同均对国债发行的规模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在不同金融市场发展时期，国债发行规模也有所不同，流通中货币量供过于求时，为了避免过度通胀，中央银行多采用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方式来进行货币的回笼；经济萧条，货币供应偏紧时，央行也多采用购入国债的方式来增大流通中的货币量。除此之外，一国的国债管理水平、居民应债能力以及金融市场状况也都对国家的国债规模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1）二次葬。二次葬指将死者的尸骨进行两次以上的埋葬，也叫拾骨葬、捡骨葬。历史上畲族是游耕民族，迁徙不断。畲族流行祖先崇拜，极为重视，有祭祖的风俗。“父已祭祖，子必祭祖，如不祭祖，即不得为父治丧”。[9]于是畲族在迁徙时，带上骨灰或一根祖先的遗骨，到达迁徙地之后就将遗骨下葬。福安畲族还流传着“下南骨瓮掼掼转”俗语。然而畲民到达迁居地后，由于地位低下、受歧视等原因，首先考虑的寻找栖身之地，已经无力再为祖先遗骨修建坟墓。

（2）注重实用性。传统畲族房屋被称为“畲客寮”，“均以茅草为之，或以杉树之皮盖之”，内部污浊不堪。[10]畲族定居后福安，建筑形式受到汉族影响，开始建造大致与汉族房屋相同的土木建筑，朴实无华。多根据地势起伏建造具体的房屋，而且较少用到以前常用的“石敢当”等镇宅的物品。但畲族房屋传统的一些观念如注重墙体的厚实度、不开窗或只开小窗则保留下来。

（3）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主要表现在种植树木上。畲民注意栽培树木，认为树木可以辅助风水。畲家房屋前后树木环绕，翠竹成片。光绪三年的东山雷氏族谱的《家训》记载，“山内老树，祖宗手泽所存，原以护卫风水，任意砍伐，根株殆尽，殊非克肖，子孙嗣后，务必爱惜。”[11]光绪三十二年的田螺园雷氏族谱记载了经过全族商议，请工匠建造石质防护，培育风水，“家识公栽插榕树……以为远远世世合族培荫风水。”[12]

2.交通线对畲村内部布局的影响

清代、民国年间畲族饱受歧视，居住在深山之中，交通不便。畲族有人口饱和就迁徙别地的习惯，尽量使地力承受得住居住人口。因此多数畲村规模不大，四处分散，距离较远，村落之间只有羊肠小道，道路崎岖。物资的引进和输出，都要靠着畲民步行，手拿肩抗。在这样的地理背景下，畲民为提高对外生活的快捷方便，居住地多选址靠近交通道路的附近。

例如甘棠山头庄畲村，选址时就受到交通线路的影响。山头村位于中山丘陵地带，畲村房屋建造在山坳上，房屋在顺着山势建造时，注意靠近道路。考虑到出行方便，房屋门一般朝向道路。如图6，一条山路两旁有两座房屋。左边房屋靠近两条道路，房屋的门或是开向东北，或是开向西南，具体的朝向要根据住户的便利程度决定。而右边房屋由于仅靠近一条道路，大门朝向是向西北的。

利用打拔桩机将钢板桩夹住并吊起，当钢板桩与桩位对准后，利用钢板桩自重的作用将其下沉至河底，应缓慢操作打拔桩机，控制其速率，下放钢板桩。在钢板桩下落的过程中随时观测好钢管桩的垂直度，以免造成钢板桩沉桩位置不准确而影响后续施工[1]。

为防止加扰后的结果过拟合，添加正则项通过算法1的第8～12行求得.式(20)右端的和式对pu为凸，令右端和式对P的偏导为0，可求得的解为

  

图6 山头村交通道路简易图

因此，交通线不仅影响畲村内部房屋选址分布，还影响房屋大门的朝向。

3.宗族对畲村内部成分的影响

畲族的宗族是在不断迁徙和融合汉族文化中实现的。畲族宗族结构为“总祠、同姓宗祠、支祠、房、家庭”。[13]清代修纂的畲族族谱中，一般先叙述祖先源流盘瓠，再加上盘蓝雷钟四姓脉系表。畲族内部较为团结，互相帮助，但是同姓畲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支祠、房、家庭”这一环节上，畲族的宗族观受到汉族影响，类似于汉族宗族结构。支祠是与开基祖血缘关系相近的同姓后代组成的宗族。房是以开基祖的儿孙组成的宗族派系。家庭是组成总祠的基本单位。畲族在修族谱时，往往在总祠之后，将本族历史追溯到各朝代的名人上。如荣昌蓝氏族谱[14]和蓝氏续修族谱[15]，受姓始祖都是昌奇公，并且将古代名人如蓝玉、蓝吉甫等追溯为畲族先贤。

且不论历史久远，内容是否属实，畲族修谱是维护宗族、保持团结的重要手段。通过宗族的联合，形成了畲族“大分散”的分布状况。并且畲族后代以宗族为联系，聚族而居，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小聚居的畲村。畲族认为自古“盘蓝雷钟”为一家，把他们看做是同族。因此既有单一姓氏组成的畲村，也有混合姓氏组成的畲村。如影响力较大的“后门坪雷”、“溪塔蓝”、“大林钟”等村落是姓氏较为单一的畲族聚落。由多姓氏组成的畲族散村有“桐湾三十六村”，位于社口桐湾一带，有吴、雷、钟等形式，聚落分散。

在宗族的影响下，或形成单一姓氏的畲村，或形成多姓氏的畲村。

4.祠堂的纽带作用

畲村是由宗族联系起来的，宗族的联系靠祠堂体现。祠堂是畲族为了祭祀祖先、加强联系而出现的组织实体。祠堂一般建在较大的畲族村落中，畲村居民围绕祠堂分布。

  

图7 大林钟氏族谱平面示意图

福安现存的大林畲村钟氏祠堂影响力较大。大林又叫大蓝，光绪时属于福安乡界东里五都，民国时属于城厢乡坂中保。大林村坐西向东，民居顺着山势而建，位于山坳处。大林祠堂始建于康熙五十五年，重修于光绪八年，为土木架构。祠堂面积700米，坐西朝东，有戏台、正厅组成。大林祠堂是闽东祠堂的代表，是整个闽东钟姓畲族的精神殿堂。大林是闽东钟姓畲族的发源地，钟姓畲族从这里向外繁衍。直到今天，闽东的钟氏畲族还认为自己是大林钟的后代。

福安畲族祠堂还有咸丰十年建成的后门坪村雷氏祠堂，建于民国十七年的谢岭下村蓝氏祠堂以及凤洋村祠堂等。浙西祠堂的内部格局相同，都包括戏台、回廊、正座和祖龛两部分。祠堂承载着畲族的祖先崇拜心理，在祠堂的作用下，形成了畲族人以祠堂为中心分布的内部格局。

风水观念、交通线路、宗族、祠堂是影响畲村布局的重要因素，这四种因素综合作用在畲村内部布局上，形成了畲民与环境和谐共存的生态环境。畲村往往山水相依，风景优美，文化繁荣，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福安茜洋村是一座非常典型的畲村，其内部布局是以上四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远看茜洋，青山如黛，绿水悠悠，宛如一座古代田园。村口立着一颗参天古榕树，树下小溪上横跨一座石桥。石桥全用石块架成，宽阔高大。桥的附近是一片鹅卵石遍布的石滩，滩上立着三块大石。村民称三石为“风水石”。闽东村落建筑多类此，村口有一桥，在溪水、桥、石等物的作用下，为村庄阻挡邪恶，引进水的灵气。一条大梅溪打村西头流过，是长溪的重要支流，上游连接霞浦，下游通向赛岐港口。溪岸附近有盐仓、码头等。茜洋村内有一条老街，在古代是村民生活的中心。各种商店如茶叶店、裁缝店、鱼货店等挤满古街。每逢集市，四周村落的畲民都来赶墟，热闹非凡。村东头有条古官道，是闽东沿海陆路的重要通道。[16]茜洋村内部主要是沿着溪水、老街分布。宗族方面，茜洋是吴氏宗族的睿房派系。村内有一座吴氏宗祠，始建于道光三十年，坐落在茜洋村罗园垄。茜洋村的吴氏宗祠颇具规模，甚至影响到闽东畲族。

六、结论

畲族在我国境内分布广泛在广东、福建、浙江、安徽等地，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交界处，图2[4]显示，福安、福鼎、霞浦、泰顺等地畲族聚居非常密集。特别是福安，是现在全国畲族聚居最多的县市，境内现有坂中、康厝、穆云三个畲族乡。

首先，畲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族源众说纷纭。本文经过研究认为，“武陵蛮”说是关于畲族族源的比较可靠的说法。畲族最初居住于中原，后来迁徙到武陵地区。由于战争、人口增加等因素，畲族不断地从武陵依次迁徙到广东、福建等地，最后在福建、浙江等地定居。由于历史上的迁徙，畲族的活动范围较广，形成了“大分散”的分布格局。

其次，清代民国年间畲族聚落发展较为成熟，分布状态受地形地势影响较大。乾隆年间将畲民编图隶甲，纳入政府的管辖之中。光绪年间福安县有三乡九里，三十二都四十八图，共计208个畲族村落。民国年间，由于村庄合并、人口减少等原因，共有118个畲族村落。在空间分布上，畲族受地形地势影响较大。畲村集中分布在山间盆地、中山丘陵、河谷平原上，形成了“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最后，畲族内部的畲民分布、房屋选址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有风水观念、交通线路、宗族、祠堂等。风水观念起到整体上的协调作用，表现在水口、形局等的风水补救上。交通线也是影响畲民分布的重要因素，畲民必须让房屋离交通更近以方便与外界来往。宗族和祠堂也是影响畲村内部布局的感性因素。畲民往往聚族而居或围绕同姓祠堂而居，形成单一姓氏的畲村或多姓氏的畲村。这些因素往往综合作用于畲村的聚落空间分布上，共同营造出畲村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

综上，清代、民国年间畲族定居下来并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聚落区。历史上的大规模迁徙使畲族形成了“大分散”的分布格局。在地理方面，在风水观念、交通线路、宗族、祠堂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畲族“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注释：

[1][5]龙远蔚：《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福安市畲族卷》，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

[2]（清）汪士铎：《汪悔翁（士铎）乙丙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 72页。

[3]数据来自光绪《福安县志》。

[4]郝时远：《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6]徐天胎编著：《福建民国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7][13]《福安畲族志》编纂委员会：《福安畲族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53页，第668-669页。

试点工作启动后，水资源司组织相关单位和特邀专家成立调研组，先后赴汉江流域、湖北省、天津市、河北省、浙江省永康市、甘肃省、山西省、上海市等试点进行调研，了解试点最新动态，发掘试点工作的新经验、新亮点，分析试点工作存在的问题，推动试点工作深入开展。

[8]吴宏岐：《良溪古村落的意象特征与景观保护》，《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9][10]（清）魏兰：《畲客风俗》，《中国风土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3 年，第 31 页，第 43 页。

[11]东山《雷氏族谱》，转引自《福安畲族志》编纂委员会，《福安畲族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42页。

[12]田螺园《雷氏族谱》，转引自《福安畲族志》编纂委员会，《福安畲族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42页。

[14]荣昌《蓝氏族谱》，https://wenku.baidu.com/view/00b50a33eefdc8d376ee3293.html。

[15]（清）蓝星：《蓝氏续修族谱》，光绪七年。爱如生方志库：中国谱牒库。

[16]见明：《茜洋·老街·古寺》，福安新闻网，http://www.fa-today.com/town/gcmc/200803/35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