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翼骧先生所编著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上起公元前771年，下迄公元959年，于1987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30年了。此书出版的第三个年头，即1989年，笔者的第一本史学史论集《唐代史学论稿》，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酝酿出版这本论集时，笔者曾经想到把自己编的约十万字的“唐代史学编年”作为“附录”附于书后，由于读到杨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一书，其中包含的唐代部分不仅在收入的条款数量上，而且在一些问题的考订上，自己所作都是无法比拟的，因此“唐代史学编年”也就没有编入《唐代史学论稿》一书。这并没有影响我出版第一本学术著作的热情，只是十分惋惜地想到，如果杨先生的书早出版几年就好了，自信借助于《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论稿”中有些文章或许会写得更充实些。许多年来，当时的这种想法，始终萦绕在自己的脑海中。

今年是杨翼骧先生百年诞辰，出于对前辈学者的怀念，近日重温《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中的唐代部分，自认有几点新知写在这里，借以表达对杨先生的敬佩与缅怀之情。

一、隋唐两朝史学，开局气量悬殊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① 魏徵等：《隋书》卷2《高祖纪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8页。。至于怎样“禁绝”，则语焉不详。但其影响不言而喻，因为这是皇帝诏书的要求，而且是开国之君颁发的诏书，人们自然格外关注和遵循。约30年后，唐代的开国之君唐高祖也颁发了一道有关修史的诏书，情况是这样的：

武德四年（621）十一月，38岁的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李渊提出如下建议：

汉江流域是水利部确定的全国唯一的加快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试点流域，根据水利部批复《汉江流域加快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试点方案》（以下简称 《试点方案》），汉江试点主要任务是建立流域和区域相结合的汉江流域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管理指标体系，建立覆盖流域水系和行政区域的水量水质水生态监控管理体系，建立流域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监督管理和评估体系，为实施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完善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提供科学支撑。

观察图3中的曲线发现，CNTs/EP复合材料存在明显的PTC(正温度系数)现象。起初，随着温度的升高，复合材料电阻缓慢上升；当加热温度从120 °C升到160 °C之后，复合材料电阻明显升高；当温度从160 °C升到180 °C时，复合材料的电阻随着温度的提高表现出指数般上升趋势；在温度超过180 °C后，出现NTC(负温度系数)现象，复合材料的电阻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急剧下降。结合刘相等[13]的时温等效原理，选取了超过温度拐点的200 °C以及处理时间5 h对材料进行老化。

在这里，令狐德棻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修撰近代“正史”的重要性，同时，又从政治的角度，提出了修撰周、隋二史的必要性；其中还讲到修撰近代诸史的可能性。

这个建议有理有据，对于唐皇朝来说，它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紧迫的。因此，唐高祖采纳了令狐德棻的建议，并在武德五年（622）十二月下达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诏书写道：

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伏羲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祁，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而简牍未修，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朕握图御宇，长世字民，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务加详覈，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② 刘昫等：《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第2597-2598页。据《唐大诏令集》卷81，在文字上作了几处订正；又见《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前代史》。

在令狐德棻的促成之下所产生的这道修史诏书，指出了史职的重要和修史的目的，提出了修撰前代历史的内容和要求。李渊在诏书中还对修撰前代各史的作者作了任命：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修齐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修陈史。但是，这次修史工作，经过几年的时间，竟不能就而罢。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复命诸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撰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撰齐史，著作郎姚思廉撰梁、陈史，秘书监魏徵撰隋史，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与魏徵总监诸代史。在这次修史工作中，令狐德棻发挥了他在史学上的才能，促进了修史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唐太宗的指示，他不仅仍然主编周史，而且还负责“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这是他开创唐初修史之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在唐初史家群体认可魏收《魏书》和魏澹《魏书》之后，唐代学人仍有志于撰写北魏史，既有门阀观点使然，也有民族观念使然。这里先说门阀观念使然。上引《旧唐书·儒学传》中的卢粲，是北魏官至侍中的阳乌的五代孙。阳乌即卢渊，字伯源，仕北魏官至侍中，《魏书》《北史》有传。其子彦卿为卢粲之祖。卢氏是为士族，《新唐书》称：“卢氏有宰相八人。大房有商、承庆；第二房有翰、迈；第三房有怀慎、杞；范阳有携、光启”④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73上《宰相世系表三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41页。。卢彦卿是一个“有学尚”的人，对家族的“荣耀”和先祖“事功”的赞颂，或许是其撰《后魏纪》的原因之一。

贞观二十年（646）闰二月，唐太宗又下《修〈晋书〉诏》，说：《晋书》“但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绪烦而寡要，思劳而少功。……遐想寂寥，深为叹息。宜令修国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亦量事追取”④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81，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422页。。在修撰《晋书》工作中，令狐德棻所发挥的作用是很关键的。《旧唐书》本传说：“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新唐书》本传也认为：“预柬十有八人，德棻为先进，故类例多索诹定。”贞观二十二年（648），修成《晋书》。唐太宗亲为《晋书》撰写了四篇史论，即晋宣帝司马懿纪、晋武帝司马炎纪、陆机传、王羲之传的后论，故《晋书》曾题为“御撰”。

值得注意的是，在如何看待魏澹《魏书》的问题上，隋文帝是“览而善之”，隋炀帝则认为“犹未能善”，见解上不尽相同，故一修再修。

航标作为指引船舶航行的重要方向参考，其鲜明性、完好程度等都十分钟重要。为了确保船舶航行以及海上作业的安全，相应区域的航标处都会定期组织航标巡检与维护工作。通常情况下，在区域出现多发性的雨雾天气、海况相对恶劣时，航标管理单位为了进一步确保航行以及海上作业的安全，会组织展开航标巡检。此时，由于航标巡检需要深入实际的海域进行检查，雨雾天气、海况恶劣、涌浪等都会对航标巡检工作的安全性产生威胁。同时，又由于航标巡检的工作量相对较多、工作区域相对较大，所以对航标巡检工作进行安全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此可知，卢粲为官是在唐中宗时期，其叔父卢行嘉的仕途生涯是在唐高宗时期，其祖父卢彦卿的为官与著书当不至于晚于唐高宗时或者更早。① 李延寿：《北史》卷30《卢玄传》记：“伯源小名阳乌，性温雅寡欲，有祖父风。……子彦卿，有学尚，仕隋位御史，撰《后魏纪》30卷。贞观中位石门令、东宫学士。”按：彦卿《隋书》无传，而见于《旧唐书·儒学传》，此亦可推知所撰《后魏纪》当在入唐以后。又，《北史》记《后魏纪》作30卷，《旧唐书》称20卷，似应以《北史》为准。这或许是唐代学人撰述北魏史的较早著作。

第二，隋朝的开国之君隋文帝，后人称他“素无术学，不能尽下”，“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① 魏徵等：《隋书》卷2《高祖纪下》后论。，没有唐朝开国之君那样的政治魄力和对史学的深刻理解。隋文帝曾命魏澹撰《后魏书》，以别于北齐人魏收所撰《魏书》，目的在于改变后者以东魏为正统而以西魏为正统的政治考量，这跟唐初统治者及众史家承认魏收《魏书》与魏澹《魏书》“已为详备”，遂不予重修，也有器识上的极大差别。

第三，隋初最高统治集团之下，没有形成如同魏徵、令狐德棻、姚思廉、李百药、岑文本等那样的史家群体，也没有史馆这样的正式修史机构，故在修史规模与撰述效率方面，亦与唐初不可相提并论。

(3) 通过学习生物多样性，认同和树立“爱护环境保护生物、维护生态平衡”的意识，关注家乡的生物多样性，增强爱家乡爱民族自豪感。

1986年，笔者在撰写《盛唐史学的总结性工作》一文中，上述有些人和事也曾讲到，但并未从隋、唐两个大朝代在史学开局气量上作比较，故其中经验教训没有凸显出来。② 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7页。

二、关于北魏史撰述

北魏史为隋唐学人所重视，这在重读《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时，有了进一步认识。1985年，我发表了《说〈魏书〉非秽史》一文，意在纠正史学史上“秽史”说这一过分的偏见。③ 瞿林东：《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193页。后来读到周一良先生论著，方知周先生在若干年前就已有相关论述，深感愧对前辈学者。我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纲》中对魏收《魏书》多有着笔，而于魏澹《魏书》则付诸阙书，不能不说是一个疏忽。20世纪80年代初我作“唐代史学编年”时，曾涉及唐代僧人一行的先人撰写《后魏书》的记载，也不曾就隋、唐时期学人关于撰写北魏历史作系统考察。今重温《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中的隋唐部分，结合过去曾经接触到的一些资料，深感北魏历史受到隋唐学人的格外重视这一史学现象。现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隋书》卷五八《魏澹传》记：“高祖（隋文帝）以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平绘为《中兴书》，事不序伦，诏澹别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七十八传，别为史论及例一卷，并目录合九十二卷。澹之义例与魏收多所不同。……澹所著《魏书》甚简要，大矫收、绘之失。”

通过激光扫描逆向反求出试验加工零件的形状[6]，与模拟和理论形状作对比，得出实际与理论、模拟回弹后的对比图如图6所示。实际加工形状与模拟回弹后的形状最大误差0.63mm,相对误差不超过5%，模拟结果和试验结果基本吻合。

刘知幾《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记：“元魏史……至隋开皇，敕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矫正收失。澹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故（西魏）文、恭列纪，（东魏）孝靖称传。合纪、传、论、例，总九十二篇。”这是指出了参撰之人及“真”“伪”所在。

据杨翼骧先生考订，魏澹撰成《魏书》，当在隋文帝开皇十四年之前。④ 杨翼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1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209页。

(3)创新旅游模式。恩施州各个景区同质化较严重，且只有夏季才是旅游旺季，应不断创新旅游模式，增加旅游深度，发展红色旅游等人文旅游。

——《隋书》卷七六《潘徽传》记：“潘徽字伯彦，吴郡人也。……炀帝嗣位，诏徽与著作郎陆从典、太常博士褚亮、欧阳询等助越公杨素撰《魏书》，会素薨而止。”

《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记：“元魏史……炀帝以澹书犹未能善，又敕左仆射杨素别撰，学士潘徽、褚亮、欧阳询等佐之，会素薨而止。”

隋、唐两朝的开国之君在对待史学和历史撰述上的举措，显示出他们在气量上的极大悬殊。就“国史”而言，唐朝统治者虽无禁止私撰的诏书，但一般都要求在史馆中撰述，不得“在外修史”。就前朝史而言，隋与唐面临着几乎相同的责任，但隋朝统治者似无明确的规划，而唐代史家却在开国后的31年中，先后修撰成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代史”和《晋书》，共六部前朝史，占今存“二十四史”的1/4。从根本上看，隋、唐史学这种开局气量上的悬殊，主要有三个原因：

继隋之后，唐代学人继续北魏史的撰述，如：

从上举数例来看，上起隋文帝、下至唐中宗，隋唐学人对北魏史的撰述再三致意，其表现形式有纪传体，也有编年体，都有各自的学术影响。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有必要弄清楚的，即在唐初史家群体已经肯定了魏收《魏书》和魏澹《魏书》的情况下，为什么北魏史仍然受到学人的如此关注？其原因何在？据上面所列举的资料，或许可以找到其中内在的原因，试述如下：

“天哪。”克里斯蒂娜惊呼道，她脸部瘀青，拖着脚跟在我们身后，看得出，她在努力像正常人一样走路。看到对阵名单，她把握在手中的松饼包装纸攥成一团，有些不平地惊呼：“什么？他们是认真的吗？他们真的安排你和皮特格斗？”

第一，隋初的政治思想领域缺少像令狐德棻这样有政治远见和史学见识的学者，故不可能把修撰史书提到一定的高度和重要位置来看待。

——《旧唐书》卷六八《张公瑾传》记：公瑾有三子，“长子大象嗣，官至户部侍郎”，“次子大素、大安，并知名”，“大素……撰《后魏书》一百卷、《隋书》三十卷”。

《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一行传》记：“僧一行，姓张氏，先名遂，魏州昌乐人，襄州都督、郑国公公瑾之孙也。父擅，武功令。”“初一行从祖东台舍人大素，撰《后魏书》一百卷，其天文志未成，一行续而成之。”

《新唐书》卷八九《张公瑾传》记：“子大素，（高宗）龙朔中，历东台舍人，兼修国史，著书百余篇，终怀州长史。”

据上述记载可知，张大素在唐高宗时撰有《后魏书》一百卷，其《天文志》乃出于张遂即僧一行之手，但《旧唐书》误将僧一行说成张公瑾之孙，而实为其曾孙。② 瞿林东：《僧一行非张公瑾之孙》，《文史》（第15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0页。

——《唐会要》卷六三：“景龙三年十二月，太常少卿元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未有编年之文，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为学者所称。”

《旧唐书》卷一〇二《元行冲传》：“元行冲，河南人，后魏常山王素连之后也。……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而未有编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为学者所称。初，魏明帝时，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继马后之象，魏收旧史以为晋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马，以应石文。行冲推寻事迹，以后魏昭成帝名犍，继晋受命，考校谣谶，特著论以明之。”

1.2.5 目标设定 QCC小组按5分、3分、1分进行评分，得圈能力为86.7%。参照QCC目标设定公式：目标值＝现况值-（现况值×改善重点×圈能力）；目标为降低MDRO感染终末消毒流程缺陷率，目标值≈25%。

《文献通考》卷一九五《经籍考》二二著录：“《魏典》三十卷。《崇文总目》：唐太常少卿元行冲撰。起道武帝，终宇文革命，凡三十篇。孝武入关，则书东魏为东帝，并载两国事。为凡例，微用编年之法。文约事详，学者宗之。”

其中，Pij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Xij为样本指标值，为j个指标的均值，Sj为样本数据标准差，n为样本个数，p为原始指标个数．

上述记载的可贵之处是：第一，元行冲作为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史学家，十分关注本民族的历史，实为情理中事。第二，《魏典》是一部编年体北魏史，其优长之处是“事详文简，为学者所称”，“文约事详，学者宗之”。马端临作《文献通考》时，其书尚存，足见其有长久的历史影响。第三，元行冲作为少数民族出身的史学家，学养深厚，著作丰富，长于论辩，影响广泛。《旧唐书》作者以其与刘子玄（知幾）、徐坚、元行冲、吴兢、韦述编为同卷，凸显出他的重要学术地位。后论写道：“刘、徐等五公，学际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东观，一代粲然，盖诸公之用心也。”③ 刘昫等：《旧唐书》卷102后论，第3185-3186页。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民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与融合，已达到很高的程度。

——《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儒学下·卢粲传》记：“卢粲，幽州范阳人，后魏侍中阳乌五代孙。祖彦卿，撰《后魏纪》二十卷，行于时，官至合肥令。叔父行嘉亦有学涉，高宗时为雍王记室。粲博览经史，弱冠举进士。景龙二年，累迁给事中。”

在临床治疗中，如果发现患病牛的瘤胃内容物腐败发酵，可以选择胃管，从口腔插入瘤胃内，向其中灌入0.1%的高锰酸钾溶液，或1%的碳酸氢钠溶液进行洗胃，加速瘤胃内容物排出，洗胃结束后，向牛瘤胃中注入新鲜的瘤胃液。针对采用洗胃疗法不能排出的内容物，选择使用硫酸镁500 g、鱼石脂20g、温水4 000 mL，混合后1次灌服，加速牛瘤胃内容物排出。另外，选择使用苦味酊60 mL、稀盐酸30 mL、酒精100 mL、温开水500 mL，混合后1次灌服，1次/d，连续使用5 d。

第一，在唐初史家群体认可魏收《魏书》和魏澹《魏书》之前，隋文帝命魏澹撰写北魏史，目的是要写出一部以西魏为正统的北魏史，以证北周与隋之正统，魏澹《魏书》做到了这一点，故隋文帝“览而善之”。而隋炀帝却认为“犹未能善”，故命杨素等另撰北魏史。既然魏澹《魏书》以西魏为正统，把北魏—西魏—北周—隋的关系已经理“顺”了，那么可以推测所谓“犹未能善”当是另有所指，这里不再随意推测。但可以肯定的是，隋文帝、隋炀帝都是出于政治权衡来对待北魏史的撰述的。

应当看到，此次修史跟前次修史相比较，在工作上有几点不同之处：一是由房玄龄、魏徵“总监诸代史”，负总的责任；二是由令狐德棻做“总知类会”的工作，协调诸史的内容和体例；三是发挥了李百药、姚思廉这两位具有家学传统的史学家的作用，使他们得以在其先辈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有关史书的撰述；四是“众议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③ 刘昫等：《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第2598页。。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修史工作的迅速进行。贞观十年（636），梁、陈、齐、周、隋五史修成，是为《五代史纪传》。

第三，民族观念使然。关于这一点，上引《旧唐书·元行冲传》说得很清楚：一是元行冲为“后魏常山王素连之后也”，二是“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而未有编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

窃见近代已（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① 刘昫等：《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97页。《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前代史》略同。

要之，关于北魏史的撰述受到隋唐学人的长期关注，既有政治上的需要，也有门阀观念的深刻影响，还有民族观念上的联系。是否可以认为，这样既作贯通的考察又作具体的分析，或许对如何看待这一史学现象有一定的帮助。

三、关于“《汉书》学”

1980年，笔者写了一篇小文章《隋唐之际的〈汉书〉学》，发表在《历史知识》1980年第5期上。这是我在读有关隋唐史学的文献，着手作“唐代史学编年”时碰到的一个感兴趣的问题。《历史知识》是一家面向大众的杂志，所以我当时将这一问题写成了一篇简明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些表述：

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兴盛，突出地表现在涌现了一批专治《汉书》的学者。隋朝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① 魏徵等：《隋书》卷76《文学·刘臻传》，第1731页。。当然，超过“汉圣”的人还是有的，如杨汪，“问《礼》于沈重，受《汉书》于刘臻”，隋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蜂起，皆不能屈”② 魏徵等：《隋书》卷56《杨汪传》，第1393-1394页。。隋朝“《汉书》学”的泰斗，还应算是萧该和包恺。隋炀帝大业中，萧、包二人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史称：“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③ 魏徵等：《隋书》卷75《儒林·包恺传》，第1716页。

唐初“，《汉书》学”继续发展。颜游秦撰《汉书决疑》一书，成为唐代“《汉书》学”的开山。其侄颜师古承其家学，受太子命注《汉书》，用力至深“，时人谓杜征南（杜预）、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④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98《儒学上·颜师古传》，第5642页。。唐太宗至唐高宗时期，唐初的“《汉书》学”发展到它的极盛时期“。是时《汉书》学大兴，其章章者若刘伯庄、秦景通兄刘讷言，皆名家”。内中，秦景通与其弟秦景 “俱有名，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非其授者，以为无法云”。而刘讷言则“以《汉书》授沛王”⑤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98《儒学上·敬播传》，第5656-5657页。。如此看来，当时的“《汉书》学”，不仅涌现了一批著名学者，而且已形成了若干学派。隋朝的萧、包，唐初的颜、秦，都可视为突出的学派。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发展，在当时是有广泛的基础的。萧、包门人数千，颜家叔侄相承，秦氏兄弟齐名，皆致力于“《汉书》学”。这些说明当时的士人中颇有一些人热衷于此道。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兴盛，又是得到当时一些统治阶层人物的重视和支持的。⑥ 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第119-121页。

近读旧作，对隋唐之际“《汉书》学”的这种盛况，仍感震撼。重温《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似应追其源而溯其流。这里，我们不来追寻“《汉书》学”的最早的源头，只就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兴起，其较近的先声即在南朝萧梁之时。据《梁书·元帝纪》记载，梁元帝撰有《注汉书》115卷，此书出于皇帝之手，自有一定影响。梁元帝不是一个擅于朝政的政治人物，而是一个学术性质鲜明的人物。《梁书》说他“聪悟俊朗，天才英发。……既长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与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著述辞章，多行于世”⑦ 姚思廉：《梁书》卷5《元帝纪》，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35-136页。。梁元帝名萧绎，除《注汉书》外，其他各方面著作约20种，可谓一位以文章名世的皇帝。如此看来，隋唐时期有的统治者重视《汉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X   0,y1=0是演化稳定的结果，购房者选择购买普通房的概率为0，即购房者选择购买被动房，政府激励政策有效，政府与购房者形成了良好的互信，该博弈达到帕累托优均衡。 

现在再看唐代《汉书》研究者中，还有两个人物是应当提到的，一是李善，一是姚珽。李善注《文选》，成为千古名注，为世所知，而他同时又是一个研究《汉书》的学者，著有《汉书辩惑》30卷，史家称其“方雅清劲，有士君子之风”⑧ 刘昫等：《旧唐书》卷189《儒学上·李善传》，第4946页。。李善《文选注》以及这个评价，可以使人们想见其人的风采和睿智。

姚珽的《汉书》研究则带有学术上的讽刺意味。史载：“珽尝以其曾祖姚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没名世，将为己说；珽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⑨ 刘昫等：《旧唐书》卷89《 传》附《姚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07页。看来古人也是讲究“著作权”的，姚察是唐初史学家姚思廉的父亲，他有这样的儿子和曾孙，值得欣慰。在有关的上书中，姚珽多处讲到西汉的史事，证明他在《汉书》研究上用力甚勤。他还讲过这样的话：“知父子君臣之道，识古今鉴戒之规，经史为先，斯乃急务。”① 刘昫等：《旧唐书》卷89《姚 传》附《姚珽传》，第2907页。这表明他对经史功用的深刻理解和真诚之心。

总的来看，“《汉书》学”在史学史上一度成为“显学”，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学术上的原因，还有学人的学术兴趣的原因。故上至皇帝本人的爱好，下至大臣的关注，以及累代不绝的家学传承，以至有关论说、注释不绝于世，成为正史撰述、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今天看来，倘对其作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则尚待时日，尤其是有志于此的青年学术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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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编者的主旨

杨翼骧先生在《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的“例言”中起首写道：“本书系将先秦至清朝末年比较重要的史学事迹按年编列，以为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参考。”在第一册“附记”又写道：“中国史学发展历史悠久，史学事迹繁多，难以备举，本书虽仅择其比较重要者按年排列，但因编者学识谫陋，所知有限，加以定稿仓卒，检寻未周，其中遗漏、错误及不当之处在所不免，敬希同志们批评，指教，以便将来修订，至所企盼。”在这两段平实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编者杨翼骧先生谦逊、真诚的雅量和精神境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一书（包括后来出版的第二册、第三册）所作的按语、考订和有关说明，都包含着或蕴含着可待研究的史学问题，有的还是重要的史学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是对研究者的提示和期待。可以说，杨翼骧先生以一生中的许多精力致力于该书，是在做着“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基础工作。作为后学，都会对他表示敬意。

本文所说的“温故知新”的几点收获，都是在重温《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过程中，从杨先生所提供的资料中得到的，虽写得浅显，或许还能符合先生编著此书的主旨。

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翼骧编著，乔治忠、朱洪斌订补四卷本《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继承和发展了杨翼骧先生的学术事业。作为同好，笔者对他们表示祝贺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