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周易》与文学文体的联系，最早的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论道：

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对校园贷问题进行过相关研究[2-6]．然而，现有文献大都是对校园贷问题进行定性研究，对校园贷问题进行定量研究还较少．虽然陈倩[7]在Logistic模型的基础上完成了对校园贷的分析，但所选取的指标较少．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张乾乃重情守义之人。发妻死后，拒绝续弦，一晃年过四十。琵琶仙多次表明心迹，愿与张乾结伴终生，竟被张乾婉拒。

其中，所涉及与《周易》相关的文体有论、说、辞、序几种，而这些文体的渊源主要在于《易传》。因此，我们试就《易传》与这些文体的关系进行考述。

一、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认为“述经叙理曰论”，并认为“论”之为名，始于《论语》：“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已前，经无‘论’字”。“论”字，在《论语》之前实已见于儒经。《诗经·大雅·灵台》：“于论鼓钟，于乐辟雍。”朱熹注曰：“论，伦也，言得其伦理也。”《尚书·周官》：“论道经邦，爕理阴阳。”孔安国注曰：“佐王论道，以经纬国事，和理阴阳，言有徳乃堪之。”刘勰释“论”曰：“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则朱熹释《诗》之意合之。又曰：“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则孔安国之注《尚书》足以当之。然作为文体之名，始自《论语》，刘勰言之不罔。

在《文心雕龙·诸子》中，刘勰说：“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就是说，诸子是广泛阐明万事万物道理的，论则是只论述辨明一个主旨的。由此说来，《论语》亦应在诸子之中，只是由于孔子的圣人地位，刘勰不能将之降为此列罢了。“论”体的特点是“大都根据一个论点，做周详的推理论证。重在见解精深，逻辑严密”①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6页。。陆机说：“论精微而朗畅”（《文赋》），刘勰说：“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文心雕龙·论说》），都是这个意思。

其实，《易传》才是真正“适辨一理”的文字。《易传》之“传”《易》绝不仅仅是单纯地对《易经》如何作出合理的解释，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易》的阐释，建立起一种理论，一种关于人生的哲学理论。因而《易传》有较强的论说性，并表现出鲜明的论证特点。《易传》对《易经》之问题，往往是多方诠释，多元论证。从整体上说，各传有不同的主题与侧重点，如《文言》专论乾、坤二卦之义，《系辞》宏论整个《易经》纲领等；从具体上说，有的从正面论述，有的从反面论述；在阐释中，《易传》有的述卦中之义，有的发言外之旨。“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系辞》），便是落实在《易传》中的诠释原则和论证特点。《易传》常常以前面的结论作为后面的前提，层层推演，不断得出新的结论。如：“《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易传》常常用“故”“是故”“是以”等将前后的推论连接起来，构成文意的贯通与气势的恢宏，而顶针的修辞、排比的句式，更为其论证增添了艺术的魅力。《易传》常常举例论证，从而增强论证的形象性和说服力，这是论说类文体说明论证的必要手段。如《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天地变化而生成四季，成汤放桀、武王伐纣才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作者从自然的变化和历史的事实讲要顺天应人，适应规律，阐发《革》卦的深意。《易传》以“论”为主，但其中不乏“叙”的成分。叙议结合是《易传》的论证特点之一，特别是在《系辞上》中有一段古筮法的记录，详细记载了占筮的步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也因为它在言“数”方面的巨大意义，从而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价值。

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和区内地质灾害发育现状[26-27]，在充分考虑资料可获得性、研究范围大小、研究精度等因素的前提下，最终本区易发性评价体系选取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工程岩组、水系、降雨、植被覆盖率和人类工程活动7个指标。其中，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工程岩组、水系4个指标是地质灾害形成的内因，降雨、植被覆盖率、人类工程活动3个指标是诱发地质灾害的外因。在此基础上，统计分析评价指标与地质灾害发育的确切关系，制定符合本区易发性评价的分级标准，见表3。

“论”之体，刘勰又分为四类、“八名”。四类为“陈政”“释经”“辨史”“铨文”；八名为议、说、传、注、赞、评、叙、引，并称各自特点为：“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文心雕龙·论说》）其中“注”为注释之语，作为论述的依据可以进入文中，但不能作为“论”体。萧统《昭明文选》收录“论”体文有四类，依次为：设论，有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3篇；史论，有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等9篇；史述赞，有班固《汉书·述高祖纪赞》等4篇；论，有贾谊《过秦论》、陆机《辨亡论》等13篇。其“史述赞”一类，与“史论”差别不大，应归为一类。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则把“论”分为八种：“一曰理论，二曰政论，三曰经论，四曰史论（自注：有评议、述赞二体），五曰文论，六曰讽论，七曰寓论，八曰设论。”姚鼐《古文辞类纂》则以“论辩类”概之，不作细分。

二、说

在《易传》中，属于长篇大论的只有《文言》和《系辞》。特别是《系辞》，为《周易》之纲领性文献：既是《易》义通论，又是自成体系的哲学著作；既纵论易象变化，又解释具体爻辞；既讲圣人之道，也谈世人之器；既有仁义礼智，也有道化自然。全篇把天、地、人贯通起来，天道的运行，地道的承载，人道的生生不息，使文章具有恢宏的气势。而排比的大量使用，恰恰增强了文章的气势，使全篇气势充沛，文采斐然。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对课堂教学的情景创设、素材选择、活动组织、结构安排、媒体使用等教学要素的精确把握和经济妙用，使课堂变得更为简洁、清晰、流畅、凝练、深刻。一篇文章，可教的东西很多，我们所教的内容既要反映出客观规定性，又要反映出主观能动性，因为任何作品一经选入课本，就有其特殊的客观规定性，但同时，任何人阅读作品，总是带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一堂课的教学，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最有特色的方面施教。

“说”为解说、论述之意，《尚书》中已多见。《虞书·舜典》：“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谗说，即谗言。《周书·金縢》：“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说，代指祷告的祝词。《周书·康诰》：“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说，说法、意见。用于文章，《说卦》最早。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曰：“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意述之也。说之名，起于吾夫子之《说卦》，厥后汉许慎著《说文》，盖亦祖述其名而为之辞也。”③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3页。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也说：“按字书：‘说，解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说之名起于《说卦》，汉许慎作《说文》亦祖其名以命篇。”许慎《说文解字》虽以“说”名篇，但该书为字书，不是文学，不能在文体中论列。“解释义理而以意述之”，也是论述之意，所以徐师曾说：“与论无大异也”①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版，第132、132页。。

以论为体的“说”，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仅《曹植集》有五篇及一篇残文，即《籍田说》（二篇）、《髑髅说》、《画说》、《说疫气》，另有一篇《说疫气》残文，张溥为之单列一“说”类。从曹植“说”体文看，其特点：一是内容比较杂，而且多为生活中事，不是重大题材；二是写法不像“论”体那样谨严，随意性比较强。这种体裁在唐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并逐渐形成其文体特点。对此，褚斌杰先生概括说：“一般说来，凡称为‘说’的文章，往往都带有某些杂文、杂感的性质，或写一时感触，或记一得之见，题目可大可小，行文也比较自由随便”②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第318页。。褚先生所言计当，如韩愈的《杂说》（包括《马说》等四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苏轼的《日喻说》、周敦颐的《爱莲说》等，均为如此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文言》）

“论”与“说”是一个大类中的两种文体。“论”与“说”的关系颇像诗与词的关系，诗庄词媚，论精说杂。说明文是后起的体裁，说有“解释”之义，“说”体又有“杂”的特点，故而人们以之对事物加以说明。曹植的《画说》已有此意，后代更发展下去，成为一个专门的体裁。

第四种是竞争优势效应。创新速度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前提，也是核心竞争力所在。③没有相对较快的创新速度，意味着产品难以较快进入市场，反而会增加成本投入，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反馈，长期下去会损害企业的竞争力。

三、辞

关于排比，先秦文学的作品中还没有任何一篇像《系辞》那样使用诸多排比句式的，如：

(2) 仿真计算得到了中低速磁浮列车单转向架的前6阶模态固有频率值。根据测试点建立了磁浮列车转向架骨架模型，通过锤击模态试验获得了一系列频响函数，分析和处理试验数据得出了X、Y、Z方向的前3阶试验模态频率、阻尼和振型。转向架振动时，1阶模态振型占主导， X方向主要为防侧滚梁的弯曲，Y、Z方向主要为电磁铁梁的弯曲;当共振发生时，电磁铁梁弯曲振动变形会导致电磁力大小发生变化，进而加剧振动。悬浮振动和轨道不平顺振动频率最大为5.8 Hz，转向架1阶固有频率为6.23 Hz,当两频率相近会产生共振。为防止电磁铁梁和防滚侧梁由于悬浮振动和轨道不平顺而产生共振，应提高电磁铁梁和防侧滚梁的结构刚度。

《易传》对辞赋的表现手法具有一定影响。汉赋特别是汉大赋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它面性地吸收了前代文学中一切有益于表现的因素。章学诚曾提出“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的论断，认为赋在表现上“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⑤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64页。章氏从较为广阔的艺术传承上探索大赋艺术的形成机制，具有开拓性意义。但他一失于绝对（如“假设问对”不只是“庄列寓言之遗”），二失于片面（只从战国诸子中寻找原因），故其结论尚显狭隘。其实，汉赋在表现手法上也是面性地吸收了先秦文学的一切样式，包括古代神话、诗歌、辞赋、寓言、散文之长而表现出一种综合性的。① 张庆利：《汉代的文化特征与汉大赋的形成》，《求是学刊》1993年第5期。以《易传》而言，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辞赋产生了影响：一是对偶的方式，二是排比的句式，三是对问的结构。

关于对偶，先秦时期的文学中，还没有一家能够像《易传》那样非常成熟地使用对偶的修辞方式。在《系辞》中，既有句中对，如“知崇礼卑”“一阖一辟”“彰往察来”等；又有上下句对，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崇效天，卑法地”“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也有几句的长对，如：

《文心雕龙·论说》曰：“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为悦怿。”这是将“说”体解释为游说之辞。此前，陆机亦作是解。他在《文赋》中说：“说炜晔而谲诳。”李善注曰：“说以感动为先，故炜晔谲诳。”① 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1页。萧统《昭明文选》以其“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所以均不采录，《文选》亦不设“说”体。可见，在南朝以前，以“说”为体，主要指的是那些“谋夫之话，辨士之端”（《文选序》），即说辞。据郭英德《〈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一文，《后汉书》著录传主文辞著述的48条传记资料，一共著录了62种文体名称（整理后得44种），其中有“说”一体，然郭先生说：“于‘说’之外，复列‘书记说’、‘官录说’，诸书均未著录，不知为何体？”②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南朝人，其文体观念应与刘勰、萧统相类。

对偶的形式往往是两两相对而言，一方面对举见义，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易经》卦序非反即复、卦德相生相依的特点，是一种辩证思维的反映。

《文心雕龙》并没有专论“辞”体，涉及“辞”的文体，一是“楚辞”，二是辞赋。前者如：“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诠赋》）；后者如：“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辞”或作“词”：“然其（指《离骚》）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辨骚》）。可见，《文心雕龙》中的“辞”除了“文辞”的意义和“楚辞”的专称外，在文体上指的是辞赋，或单称“辞”或连称“辞赋”（亦作“词赋”）。萧统《昭明文选》虽设“辞”一类，所收之汉武帝《秋风辞》、陶渊明《归去来兮》二篇，前者一般称为诗，后者一般列入赋。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说文》：“说，释也，从言兑。一曰：谈说。”段玉裁注曰：“‘说释’即‘悦怿’。说悦、释怿，皆古今字，许书无‘悦’‘怿’二字。‘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采部》曰：‘释，解也’。”由此可见，“说”本为“悦”的古字，是喜悦的意思。说，从言，言者说也；又从兑，徐铉说：“（兑）从口从八，象气之分散”。言从口出，“说”的本义则为言说之意，喜悦为其引申义。

需要注意的是，在分组时教师要适当地从技术层面进行干预。例如必须使每个组有1-2个技术水平尖子，能够指导和领导团队；另一方面对于技术水平特别差，学习懒散的学生要分化到各团队中，既要让他们充分得到团队成员的帮助，又要让他们倍感群体压力，而与团队目标一致，努力学习。小团队当中必须关系协调，目标一致，大家才能互相配合，互相帮助，齐心协力，共同提高。

关于对问，更准确地说，应该叫“设辞”。《文心雕龙》中有《杂文》篇，论列了三体：一曰对问，二曰七，三曰连珠。其中对问体，论述了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张衡《应间》等作品。萧统《昭明文选》设有“七”“对问”“设论”“连珠”各门类，其中“对问”收宋玉《对楚王问》一篇，“设论”收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3篇。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也列“七体”“问对”“连珠”诸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更分为“设论”“解”“问对”“七”“连珠”等体裁。姚鼐《古文辞类纂》则一律归于“辞赋类”，并说：

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楚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纂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

姚氏称辞赋中的这一类为“设辞”是比较恰当的，突出了这类文章的文学性；他对前人在文体分类上的过于琐碎的批评也很中肯。

这种“设辞”的形式，一般人只看到了战国晚期的《渔父》、宋玉的《对楚王问》，实际上作为一种表现方式，在孔子的《易传》中就已广泛应用了。《易传·文言》：“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孔颖达《周易正义》说：“方释其义，假设问辞。”这种“假设问辞”的形式还有很多，如：

我们认为，“说”体自产生之初，就存在着两个系统，沿着两条路线发展。战国游说之辞，源于春秋行人之辞，后发展为现代的演“说”词之类的形式；杂论解说之辞，源于《说卦》，发展为后代的杂说之类的形式。春秋行人辞令注重修饰，富于文采，能够调动各种手段增强语言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直接影响了战国游说之士的语言表达，形成了游说之辞。《说卦》谈八卦之象，其中有理论的概括，表现在文章开始谈“圣人之作《易》”，是“和顺”道德，穷理尽性，“分阴分阳，迭用柔刚”；但更多的篇幅是广泛征引，侈谈卦象，表现出思维的发散性和论证的随意性特点，而这些都成为杂论解说之辞这类文章的源头。所以徐师曾说，“说”这种文体“要之傅于经义，而更出己见，纵横抑扬，以详赡为上而已”③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版，第132、132页。，把二者融在一起，混为一谈，这是不对的。《易传》对《易经》有针对性地进行解释，由此而形成了后世“说”体的基本特征：阐释性。正如李炳海先生所说：“说体作品都是阐释性的，或是讲道理进行阐释，如《周易·说卦》、《韩非子·说难》；或是陈述历史故事加以说明，如《韩非子·储说》、刘向《说苑》等。阐释性是说体作品的基本特征。说，字形从言从兑。兑，指的通达、通道，指的是把言语透彻地表达出来。由此而来，说体作品追求的是通透、畅达，而忌讳隐蔽蕴藉。”④ 李炳海：《关于中国古代文体的思索》，《学术交流》2010年第7期。而这些都成为“说”体文章的源头。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 （《文言》）

这些都说明《易传》都是采用不同方式论《易》之理，符合《论说》篇所谓“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的标准。《易传》是“论”体的真正源头。而其“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的语言也与《易传》有渊源关系，其中的关键词“弥纶”“研精”均出于《易传》。刘勰深受《周易》影响，《文心雕龙》多依《周易》立论，其五十篇的构架，“原道”“征圣”“宗经”的宗旨，均源于《周易》，甚至其语言的使用，也无处不见《周易》的踪影。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系辞》）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 （《系辞》）

三价铁离子的氧化作用使铜变为二价铜离子[见（4）式]，铜与氯化铁发生还原反应生成氯化铜和氯化亚铁，铜版逐步被腐蚀，溶液中形成铜、氯化铜和氯化亚铁等混合物的沉淀[见（5）式]。当然，还会形成一些副反应，如：

这种形式不仅影响到了辞赋的创作，并与其他“假设问对”的文学方式一起造就了“设辞”体辞赋的诞生；而且对“设辞”式散文、论文等等，均有重要影响。如韩愈的《进学解》、欧阳修的《易童子问》等都明显受到其影响，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有不少这样的方式，如：“或曰：文王拘幽，未尝得位行道，岂得谓之作《易》以垂政典与？曰：八卦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②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第2页。。

分别从河南南阳、甘肃天水等地引进大花月季、丰花月季、藤本月季、树状月季等4个类型共计27个品种，主要为嫁接、一年生苗，窖藏，4月初分品种栽植于京韵青风景区。

四、序

序体，《文心雕龙》亦无专论，唯其《序志》言自己作《文心雕龙》是“长怀《序志》，以驭群篇”，可见他是用《序志》一篇来陈述己意、统领全书的。这也是“序”体的主要功能。《昭明文选》设“序”类，收录《毛诗序》《尚书序》等9篇序言，大多为此意。唯任彦昇《王文宪集序》是为他人作的序，这也是“序”的一种形式。

在古代，“序”有序、叙、绪、序说、叙说等说法。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曰：“《尔雅》云：‘序，绪也。’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六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因为“其言次第有序”便称这种文体叫“序”，显然没有抓住“序”体的本义。其书又引东莱云：“凡序之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①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第42页。方抓到了一二是处。

3.1.1 LibQUAL+TM的演变。LibQUAL+TM是基于SERVQUAL提出的一种适用于图书馆的质量评价模型[4]。

姚鼐《古文辞类纂》说：“序跋类者，昔前圣作《易》，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记。其余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易传》诸篇虽不能称“序”，但因其述及八卦及《易经》的起源、作意、内容、结构、顺序等等问题，所以对“序”体的形成具有重要启示和影响；而其《序卦》，说明六十四卦的编排次序，揭示各卦相反相成的意义，显然是序跋类文的开山之作。《文心雕龙·序志》中有一段专门谈到篇目安排：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

其“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对文学本质与演变的认识，其“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理解，以及其“上篇”明“纲领”、“下篇”显“毛目”对全书结构的安排与说明，都表现出对《序卦》的认同与模仿。

在先秦著述中，前引姚鼐说《庄子·天下》篇为“序”文，是不准确的。《庄子》的《天下》述及当时各学派，可以看作是一部学术史纲，但不具备“序”的特征。明白可见有序之意的是《荀子》最后一篇《尧问》。《尧问》的最后一段，述及作意，则具有“序”的因素，但王先谦《荀子集解》认为这一段出自“荀卿弟子之辞”。

司法所是法治建设的根基。只有把根基建好、把基层做实，才能真正落实和践行“四个意识”。新时代的司法所建设，要全面提升政治高度，站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全局来认识，司法所工作决不仅仅是具体的业务工作。加强司法所工作，要坚定“四个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只要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加强司法所建设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这是一条经实践证明和历史检验的成功道路。无论是从中国法治发展进步的历史，还是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来看，都要坚定这种自信，坚定不移推进司法所建设、强化司法所工作，这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基层法治建设、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

最早以“序”名篇的是毛诗，毛传《诗经》，既述及《诗经》大意，为读诗之纲领，人称之为《大序》者是也，又述及每篇作意及主题，人称之为《小序》者是也。从《诗大序》的内容看，当源于《系辞》。汉代著述，多有序，如《史记》有《太史公自序》，《法言》有《法言序》，《汉书》有《叙传》，《论衡》有《自纪篇》，《潜夫论》有《叙录》等。

结语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传统的继承。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著作以及涉及到文学分类的著作，谈及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源起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会追述到“五经”。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儒家经典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儒经的内容与形式深入人心，文体的创新与写作的尝试，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模仿“五经”的文辞方式。于是，“五经”对文学文体的影响成为一种必然的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