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语境下，众多区域性或少数族裔的饮食文化已经无法保持其原有的纯粹性，在与主流文化交融、混杂甚至被商品化的状态下，隐射出少数族裔身份的焦虑与危机。与此同时，食物又是记忆历史或想象家园的重要形式之一。借助于对食物的纳入、消化、吸收，人们一直努力争取话语权并进而定义自身的族裔身份。加之食物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意义，饮食已成为众多华裔女作家作品中的重要意象之一。

与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所刻画的食物享受不同的是，很多美国华裔女作家在对食物意象进行描述时，不约而同地充斥着对食物的厌恶情绪，即厌食症。就临床病理学而言，华裔女作家作品中的“厌食症”描述，似乎只是新一代华裔对于自己身体或生理上的控制或选择而已。但是，如果考虑到东西方文化相互作用的大背景以及在此背景下的基本“政治”关系，单纯的病理学解释似乎就将一些重要的文化问题简单化了。笔者认为，将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饮食意象放置在后殖民语境下加以研究，则会有助于从一个较新的角度解读饮食文化与华裔女性身份的关系。

一、厌食症与华裔母女关系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食物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物质及精神意义。它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的营养物，更是体现一种文化修养及文明传承的载体。从孔子《论语》中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到孟子的“不食嗟来之食”，再到民间俗语“民以食为天”，食物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文明的象征之一，也是族裔身份及民族特征的明确体现。在《趋向心理社会学的当代食物消费》一文中，罗兰·巴特谈论食物的语义学时说，食物不仅是“许多产品的收藏”，同时也是“一种沟通的系统、大量的意象以及习俗、处境和行为的一种礼仪”①Roland Barthes,Toward a Psychosociology of Contemporary Food Consumption,Food and Culture：A Reader,Carole Counihan and Penny Van Esterik，eds（London：Routledge，1997），p.27.。而食物与女性的关系最为密切，她们作为食物的生产者、采集者和加工者，又因为其自身所具有的生产和繁殖性特点，毕生与食物打交道。而在古代文明中，女性被誉为地母。可见，自古女性便与食物有紧密的联系。

在《女勇士》《喜福会》等作品中，华裔女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食物这一媒介作为表现母女矛盾的焦点，揭示食物背后的政治、文化、伦理之争。作品中主人公或其他主要人物对食物的取舍，无不表现出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之间的微妙联系。因此，对食物的接受与拒绝就不再局限于其表面的意义。在她们的作品描述中，母亲作为从中国到达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代表了东方的传统文化，而在美国长大的女儿则代表着已被同化的西方主流文化的视角与立场。中国食物成为母亲们在异国他乡构建“想象的家园”的重要文化符号，并以此对抗主流文化的侵袭。在《喜福会》中，四位为摆脱战乱、痛苦与贫穷的母亲满怀希望从大陆移民到美国。但是，她们寻求和平、幸福和财富的美国梦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破碎了，她们只能凭着做女佣或女工这样卑微的工作勉强度日。不仅如此，为了生存，她们只能通过结婚的方式获得美国身份，在不平等的婚姻中，再次迷失自我。在主流白人文化和父权文化的双重压制下，这些母亲逐渐成为异质文化中的边缘人，甚至逐渐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正如映映的女儿丽娜所观察到的：“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房子周围，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怖。它们威逼着我母亲，使她恨不得把自己蜷缩起来竭力想躲进某个她自认为安全的角落。但那种无以名状的恐惧还是不肯放过她。多年来，我目睹着，它们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噬着妈妈，就像那个遭凌迟处死的死囚一样，直到她从人世间消失并且变成鬼魂。”① 谭恩美：《喜福会》，程乃珊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为了避免被主流文化彻底吞噬，四位母亲用麻将和中国食物营造了一块中国文化飞地：“赤豆汤，黑芝麻糊，上面飘着一层葱花的散发诱人香味的馄饨，带甜味的烤猪，酥烂的煮花生，还有被精美称为‘手指’的食物，不断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出现在‘喜福会’的麻将桌上”② 何立群：《见木还是见林：解读〈喜福会〉对中国文化的描述》，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3年，第4页。。在这片独立的时空中，她们品味着中国食物，在这熟悉的味道与氛围中，重新唤起魂牵梦绕的故乡回忆。通过这种食物和回忆，她们依次讲述自己的故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由食物和回忆引发的故事无疑彰显出她们拒绝屈从白人社会规则的决心和有意识地颠覆现存游戏法则的勇气。中国的传统美食不仅是一种文化记忆、文化承传，同时还具有疗治生理和精神病疾的作用。例如，在谭恩美的《灵感女孩》中，故乡的烈酒不仅在某种程度上疗治了在美国出生的奥利维亚夫妇的不孕症，而且这种食物还重新恢复了宗教仪式的品格，唤醒了被主流文化压抑和同化了的女儿们的沉睡的身体和记忆。

少年时期的爱美无法洞察其中的深层原因，而将这一切归咎于自己的肥胖体型。在身份危机中，减肥成了她寻求他人认同的途径。在小说中，作者描写了其成长过程中对于食物的排斥和对于消瘦身体的追求，因为拥有苗条的身材成为这个被看不见的边缘人物的唯一能够被注视和关注的手段。由于她严格的“自律”，她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她也由节食减肥变成了严重的厌食症患者。尽管后来她成了封面模特，也感受到了他人对自己的关注，但却是以与父母的冷战、内心的孤寂和身体的健康为代价。读者不难发现族裔性仅仅是导致爱美厌食症的隐性因素，而主人公对性别身份的接受与徘徊成为其厌食症的显性因素。随着西方商业资本极端物质化的发展，消费理念借助现代化的传媒工具得以广泛传播，在此过程中，女性的身体也不可避免地被物化了。爱美时常在自己房间的镜子前审视自己的身体，用科学和理性的工具如量尺和量秤等衡量自己的饮食与体重，其实她早已经将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内化了，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指出的，“凝视”是“设置了一个单向的凝视，其结果产生了被凝视者在内心自我监禁的结果”② 彼得杜斯：《福柯论权力和主体性》，汪民安等编：《福柯的面孔》，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这两件事使得简四对自我身份的种族与性别的双重属性感到十分困惑，并对父亲的束缚感到不满。她打掉孩子，结束恋情，只身来到法国，在那里却遇到了一个有妇之夫，由此开始了与这位法国情人之间的恋情。但是，她的法国情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东方主义者，时刻质疑简四的美国身份，并称她在美国和巴黎一样是被放逐者。作者对这位法国情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做过姓名和相貌的详细描述，但是在他的身上却清晰可见“白人优越论”和“白人至上”的思想，以及对白人殖民者的历史、文化、宗教和习俗的优越性和合理性的信仰。更确切地说，他是在后殖民语境下的殖民者的化身。与此同时，他更是一个父权主义者，他以他的时间表来控制和约束简四的约会与行程，并总是说他到简四这里来就是为了找乐子。简四离开了美国的家，目的是摆脱以父亲为代表的父权制的压迫。但是，在远在欧洲的法国，简四仍然承受着以男友为代表的父权制的压迫。

二、厌食症与两性关系的反思

华裔女作家庄华的自传体小说《跨越》被誉为“亚裔美国文学的第一部现代主义小说”②Amg,Ling,"Foreword",Crossings(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6),p.1-2.。小说中女主人公简四的父亲带领全家来到美国并生活了多年。在父亲营造的令人窒息的家庭空间里，中国的传统一直得以保持。但是，随着简四的弟弟与白人女性结婚，中国人家族的同质性受到了破坏，也使简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机。与此同时，针对简四未婚先孕一事，父亲则命令她与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成婚。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是中国人，又与简四一家同姓，由此不难看出父亲对家族血脉纯洁性的重视。

华裔女性不仅是西方主流社会中的少数族裔，又是父权社会中的第二性，这种双重边缘地位导致的华裔女性身份的自卑与困惑常常外化于饮食与两性关系问题上。在不平等的交换中，女性在提供满足男性胃口食物的同时，她们的身体也不可避免地被商品化和物化了，其自身也成了男性的“食物”。因此，女性对食物的厌恶与拒绝就成为女性对自身困境的一种觉醒与反抗。

在1989年4月17日《新闻周刊》的一次访谈中，谭恩美曾经谈及自己在青少年时期拒绝中餐，并天真地以为只要按照美国方式用餐就会长得像个美国人。其作品《喜福会》中的女儿们也从小受着西方主流文化的教育熏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帝国主义的内部殖民。她们排斥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一切符号，包括中餐。对中餐的拒绝逐渐演化成了具有衍生于西方主流文化的消费主义文化的鲜明特色，其背后则是对西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及对自我族裔身份的拒绝和放弃。在《女勇士》中，作为在美国主流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女儿甚至发出了宁愿以“塑料”为生的心声。塑料既非中餐，也非西餐，甚至完全不是食物。华裔女儿们极端的声明正体现了华裔女性所处的尴尬境地，在中国人眼中她们是外国人，在外国人眼中，她们又是中国人，她们成了东西方文化中的边缘人和他者。因此，由食物而引发的母女两代美国华裔人之间的“胃口战争”①“胃口战争”这一概念为笔者根据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作品中食物所引发及反应的母女关系总结而来。关于相关概念“胃口政治”，详见陆薇：《“胃口的政治”：美国华裔与非裔文学的互文性阅读》，《国外文学》2001年第3期。实质上是表征了美国华裔两代女性对于族裔身份的新的思考和探求。

为了找到生活的意义，打发漫长无聊的时间，每次约会前，简四都试图做些大餐——牛排、烤鸡、烤鸭等。值得注意的是，在简四的手中，食物已经不再保持某一特定地域的纯粹性，而是体现出后现代语境下文化交融混杂的状态。多元混杂的食物搭配影射出女主人公在经历了亚洲、北美洲、欧洲等多重地理上的跨越之后带给她的文化震撼与移植，她无法保留某一固有不变的身份，随时面临着多元身份之间的冲突、背叛、重新调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简四在颠沛流离的生活现实面前，夜不能寐，常常回忆起与家人共同举办的家庭聚会、生日宴会、共同野餐、郊游等一切能够给予她精神慰藉的记忆，而这些记忆中都有食物的影子。此时，食物不仅是维持生命的基本需求，更是饥渴的女儿们的精神食粮。简四在纷扰变幻的外部世界中重新开辟了一块安静祥和的内部空间——厨房，这里成为她的避难所，食物成为她的给养，家庭成为她的避风港。

①江水、淮水并用，淮水在优先满足当地发展用水的条件下，余水可用于北调。在淮河枯水年多抽江水，淮河丰水年多用淮水。

华裔女作家刘爱美（Ammie Liu）的自传体小说《单人纸牌游戏》，以自我的厌食症经历为主线，向我们展示了华裔女性自我身份的建构之路。小说中的“我”即爱美具有华裔和法国血统，出生在东方的印度，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由于从小生活在驻扎印度的联合国外交官子女国际学校，“我”对于族裔特征在自己身上的体现没有任何的察觉。但是，在全家回到美国后，“我”却始终无法摆脱局外人的感觉。因为无论在幼儿园还是学校，都因为“我”的族裔和名字的特殊性成为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异类。在新的地点、时间和文化环境下，“我”在受到文化震撼的同时，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同，但这个过程却是以被两个十几岁的大男孩强奸为代价的。

三、厌食症与自我身份探寻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一成不变，它是一种动态的，永不完结的以及始终处于过程中的现象。①Stuart Hall,"Ethnicity:Identity and Difference",Radical America,no.4(1991),p.15-16.作为身份和文化载体的食物成为这种流变性的符号性指向。从历史上看，厌食症与大众传媒所渲染的视觉媒体中的符合男性审美标准的苗条价值观息息相关。女性将父权话语中有关女性身体的话语建构内在化，并以此来约束甚至残害自己的身体，努力维持苗条身材，渴望迎合男性挑剔与欣赏的目光。

从总体上看，四川省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春秋战国、秦等时期以古遗址留存相对较多；两汉时期以崖墓和汉阙为盛；自南北朝起，四川开始出现石窟寺及石刻，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时代连续性较强，尤以隋、唐、宋、明等朝代最为集中；从宋至明清，文物类型多样，特别是寺院、佛塔数量较大；近现代时期则以历史名人故居、红色革命遗址遗迹为多.由此可知，四川省文物旅游资源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四川地区的历史、文化的演进.

观察两组的切口感染例数及切口感染率;观察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护理满意度判定标准:使用医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总分100分,分成如下满意度等级:满意:90-100分;一般满意:70-89分;不满意:70分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食物意象总是与令人作呕的场景同时并存，如厨房内香气扑鼻的烤鸭与窗外醉鬼的呕吐，鲜美的螃蟹与在餐桌上爬行的蟑螂，漂浮在牛奶里的麦片和浮在河面上的死尸等场景同时或相继出现。吞咽与呕吐、美丽与丑陋、生存与死亡同时并存。因为在法国情人享受了餐桌上的美食后，简四也成为他的口中之物。于是，为法国男友准备食物和与其共同进食就成为一个种族和性别界限分明的社会空间，这意味着简四对自我族裔性的背叛，更是对女性自我尊严的抹杀。每一次与男友在一起，就意味着对父母的远离；每一次与异质文化相融合，就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背叛。因此，简四的境遇体现了一种双重背叛者的境遇。每次饮食过程都犹如夏娃进入伊甸园偷吃禁果的感觉，正因为如此，简四不可避免地感到了强烈的厌食感，这种厌食感投射出华裔女性在强势的主流文化包围下内心发生的焦虑和危机意识。

简·麦克卡伦指出：“一个社会的文化，反映在其食物范式之中。”③ Jane McCallum,“Understanding Culture Through Recipes”,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no.4(1950),p.235.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女儿们，其所食用的美国食物决定着她们所受制于的美国文化的熏陶，并由此导致她们对中国文化的反感。因此，与母亲们痴恋中国食物相反，华裔女儿们试图以各种方式对母亲烹调的中国食物和与之相对应的中国文化表示拒绝或反感。这种拒绝或反感是从心理到生理的一种反应，她们不愿在这场“胃口”的战争中被母亲的“食物”征服。她们的厌食症更多的是她们族裔心理的反应，即对自我的“美国性”而非“中国性”身份的认定。由此可见，饮食反映了在后殖民语境下，西方对东方的最隐密、最深层的文化殖民与侵略。

Fairey Philip[14]等提出了在室外环境影响下的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的季节能效比影响因素，并给出了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的性能系数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爱美的厌食却是与暴食相联系的。一方面，她憎恨和厌倦食物，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食物的贪婪。在暴饮暴食后，爱美使用各种方式将食物从体内呕吐出来。因此，对爱美而言，“节食是一场自控和放纵之间的战争”③ Aimee Liu,Solitaire：A Narrative by Aimee Liu(IUniverse.com，Inc，2000)，p.109.。爱美一直在这场战争过程中建构着自我的性别身份。在爱美厌食症的背后，隐藏着她试图通过对食物的控制来驾驭身体，进而争取权利来实现个人身份的努力。儿时被两个男孩子强奸的痛苦记忆和在作封面模特后被男性骚扰的经历都使爱美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男权社会中的他者地位，她认为只有拥有逾越了男权欲望范围的婴儿的身体才能摆脱被凝视、玩味和吞食的命运。因此从另一侧面而言，如果爱美先前的节食是为了获得他人的关注与承认，那么后来的节食则变成了一场自我的角逐，一场“单人纸牌游戏”，目的就是通过节食来摆脱自己的女性特征，进而摆脱男性视角对女性自我的定位。

后来，在与男友肯的爱情中，爱美发现她爱上的是她的另一个自我，因为肯能与她一样节食并要求极致。在与肯同居后的一天早晨，爱美看到镜子中映射的肯那单薄、瘦弱的身体，就像看到了自己被扭曲的身体一样，她所有曾经的信念在那一瞬间都坍塌了，与肯的分手与决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与旧我的决裂。她摆脱了厌食症的梦魇，从而踏上了新的自我身份寻找之旅。难能可贵的是，小说中不仅刻画了少数族裔爱美的厌食经历，更描写了她的众多美国同学的厌食经历，例如被很多男孩子暗恋的漂亮白人女孩吉米，通过疯狂节食摆脱所谓“芭比娃娃”的头衔。由此可见，厌食症对于女主人公“我”来说不再仅仅属于某一个少数族裔，而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疾病。因此在这部作品中，食物不仅体现出族裔传统及族裔身份，更体现出华裔或少数族裔对于自身身份的寻找，使他们始终处于一个介于自我和他者之间相互游离的痛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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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以《喜福会》《跨越》《单人纸牌游戏》等为代表的华裔女性小说，都含有显在的疾病描写，尤其是以厌食症为代表的食物病理现象。它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生理现象，更体现出华裔女性母女两代的精神冲突、华裔女性对男女两性关系的反思、以及华裔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追寻等文化问题。生活在美国这个全球化和后殖民的社会语境中，美国华裔女性不可避免地承受着代际隔膜、男权压迫、种族霸权等各种势力的压迫。面对这种压迫，华裔女性对东西方食物的偏爱或拒斥就成为她们对抗文化霸权、调适个人身份的一个重要途径。只有关注华裔女性作家笔下的食物以及与此相关的疾病书写，我们才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几代华裔女性在美国所承受的生理和精神痛苦，理解她们为追求代际和解、性别平等和身份解放所付出的艰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