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中国的文化地理发生新变，城市与乡村分化日显。知识者纷纷离乡进城，呈现出“乡邑子弟，负笈城市”“入都出洋”① 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的景象。“愈月计百计”②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4页。的留学生涌向海外；国内知识者源源不断地涌向城市，掀起求学流、求业流。他们的内心世界因之波澜起伏，远行之志与离乡之愁相互激荡。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是其中的代表者。他一生漂泊异地而心系故乡，既体现了知识者共有的矛盾心理，又显得卓然不群。1898年离乡后，鲁迅先后辗转于南京、东京、仙台、杭州、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总体观之，鲁迅的脚步经由乡土转向了城市，正如乡土小说家许杰所言：“他虽然也是一个没落的封建社会的人物，却走上了近代社会在号召他的应走的大道，离开了农村，走上近代的都市”③ 许杰：《谈〈故乡〉》，见《18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5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906页。。在绍兴—南京—东京—仙台、仙台—东京—绍兴、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行程中，他几经波折，甚至陷入无路可寻的困境。鲁迅徘徊于故乡与异乡、希望与无望之间，但始终宁进不退，展现了现代知识者绝境求存的复杂历程与现代风姿。

一、鲁迅乡土体验中的城市认同

鲁迅言及的“乡”，所涉范围颇广，具有特定涵义。狭义上的“乡”主要指浙东绍兴，该地被鲁迅多次称为“农村”④ 鲁迅：《秋夜纪游》，见《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乡村”“乡下”⑤ 鲁迅：《330401致山本初枝》，见《鲁迅全集》（第14卷），第240页。“家乡的村子”⑥ 鲁迅：《电影的教训》，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309页。。另一方面，“乡”又是广义的、相对的，他有时改称绍兴为“小县城”（《“来了”·随感录五十六》）、“城”与“S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琐记》《论照相之类》等），而将日本城市仙台称作“乡间”（《呐喊·自序》）。此外，《迎神和咬人》《不知肉味与不知水味》中的余姚等“乡”，也为鲁迅所牵心。

随着社会文明的嬗变，城市的现代性不断凸显，如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言：“在这全部发展过程中，古老的村庄文化便逐步向新兴的城市‘文明’退让”⑦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2页。。鲁迅所言的“乡”并非某一地点，而指落后封闭的文化环境。鲁迅在绍兴、仙台期间对此体验最为深切，表露出强烈的厌恶感和不适感。

鲁迅早期生活至1910年返绍期间，对乡间产生了深恶痛绝的感受。鲁迅与故乡交恶主要是成长遭遇与家族境况使然。严苛枯燥的旧式教育已在鲁迅童年中留下阴影，祖父科场案、父亲病逝等变故使他身陷水火，深尝世态炎凉，而寻医经历与婚姻悲剧引起了鲁迅对传统文化积习的憎恶，促使他绝决而去。而1910—1912年留学归乡后，鲁迅目睹了革命光复昙花一现，痛感于旧文化之根深蒂固，更为清醒地看到故乡凋敝之状：“希冀既亡，居此何事？”① 鲁迅：《110412致 许寿裳》，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6页。在绝望中鲁迅再次痛别故乡。范爱农悲剧发生后，鲁迅深叹：“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② 鲁迅：《哀范君三章·其二》，见《鲁迅全集》（第7卷），第449页。。1919年迁居北京后，鲁迅再无返乡之计。生活实感和文化省悟，使鲁迅主动背离“越人安越”传统，决然走向城市。

在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中，恰当地运用“以写促读”策略，可以反馈前面学习的效果，有利于教师有的放矢地教学，还可以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理解，真正在阅读教学中实现以学生为基点。

系统效应不同于个体效应。个体效应是指每一个具体标准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在标准实施中产生特定的效应。系统效应则是指由若干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标准个体组成的标准系统具有的特定功能，在实施中产生的特定效应。但这种效应绝不是互不相干的个体效应的简单相加，而是从要素量的集合达到整体质的飞跃中产生的，是相关标准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相干效应，比各个标准效应的简单总和大得多。[2]

在世界文明演化中，城市是文明与病态并存的复合体。城市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眼中的自由人社会，同时体现排他性和异质性，城市是物质繁华区却盛行逐利之风，城市是市民文化的营垒但又藏污纳垢。

在亲历绍兴和仙台生活之后，鲁迅产生了强烈的厌乡情绪，形成“放逐者”的身份认同，“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⑥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255页。，与此同时，这种体验使鲁迅跻身城市的愿望愈加强烈。

像这样彼此矛盾的隐喻出现在叶芝的许多诗歌里。如果说真理是灰色的彩绘玩具，那么这个真理无法令人满足，也同样无法满足诗人的想象。世界“转动她不安的头”，她的“生病的孩童”被警告说克罗诺斯（希腊语中意为“时间”）唱着嘶哑的曲调，许多变化着的东西在“舞蹈着旋转而过”。桑德斯称这种隐喻模式为“消散模式”，即事物经过、远去、消散（融化、溶解、腐朽或崩溃），而后死亡（凋零或枯萎）（Sanders 2014：34）。此时期，叶芝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唯有文字才是确实美好”。在这一节的最后一行里出现隐喻：文字喻指美好。显然，无他物可与文字相比较，只有文字才是美好的。

在城市语境中，乡情对鲁迅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茫茫城市是陌生人社会，“在城市中，尤其是大城市中，人类联系较之在其他任何环境中都更不重人情，而重理性，人际关系趋向以利益和金钱为转移。……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总是处在一种非稳定的平衡状态中”④ 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乡情在城市中尤为容易发酵，构成人际交往的情感纽带。五湖四海的游子从熟悉的乡音、朴素的乡情、相近的乡习中彼此靠拢，形成群体优势和凝聚力。鲁迅留日期间，留学生的分班、办刊、创会、生活往来等方面均受到地缘影响，如弘文学院的江南班、浙江班以及《浙江潮》等都体现了地方色彩。鲁迅结识的友人中不乏绍籍和浙籍友人，绍兴人包括许寿裳、邵文熔、蒋抑卮、陈仪、陶铸、蔡元康等人；浙江籍的师友包括章太炎、钱玄同等。北京时期，鲁迅周围的浙籍同乡颇具阵容，分布于行政、司法、教育、文艺、出版等领域，其中绍兴籍人士包括蔡元培、黄桴、许氏兄弟（许寿裳、许寿昌）、孙氏兄弟（孙伏园、孙福熙）、章廷谦、许钦文、陶元庆、董秋芳、宋琳、寿洙邻等；浙籍乡人包括浙江吴兴的钱氏贤竹林（钱玄同、钱念劬、钱稻孙）、沈氏兄弟（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浙江鄞县的马氏兄弟（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以及蒋梦麟（浙江余姚人）、郑介石（浙江诸暨人）、朱家骅（浙江吴兴人）、邵飘萍（浙江东阳人）、俞平伯（浙江德清人）、许丹（浙江杭州人）、吴震春（浙江钱塘人）、陈大齐（浙江海盐人）、蒋百里（浙江海宁人）、潘垂统（浙江慈溪人）等。鲁迅任教的北京大学等高校，就有多名来自浙地的学人，他们在女师大风潮等事件中共肩风雨，在办刊编稿等活动中形成阵营。在江浙人遍布的上海，鲁迅也有许多同乡相伴左右，如绍兴籍同乡陶元庆、胡愈之、章锡琛、陶亢德，其他浙籍同乡郁达夫（浙江富阳人）、茅盾（浙江桐乡人）、沈振黄（浙江嘉兴人）、殷夫（浙江象山人）、柔石（浙江镇海人）、曹聚仁（浙江浦江人）、冯雪峰（浙江义乌人）、姚克（浙江余杭人）、徐懋庸（浙江上虞人）、郑野夫（浙江乐清人）、陈望道（浙江义乌人）、楼炜春（浙江余姚人）、唐弢（浙江镇海人）、孔另境（浙江桐乡人）、应修人（浙江慈溪人）、姚蓬子（浙江诸暨人）、胡考（浙江余姚人）等。他们时有往来，同说家乡话、品味家乡菜，共享温情惬意。如北京时期，鲁迅与同乡常在老虎尾巴相聚，“常常一道去讲绍兴话，叽里咕噜地到了深夜还是欢笑着讲个不停”⑤ 许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见《鲁迅回忆录》（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2、1300页。。上海时期，鲁迅及友人欢聚畅谈，“往往有一大碗金银蹄，就是由鲜猪脚和火腿脚爪用文火炖成的。鲁迅先生爱吃这种家乡菜，又鲜又香而且油润”⑥ 许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见《鲁迅回忆录》（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2、1300页。。茅盾、鲁迅在景云里和大陆新邨为邻时，常分享家乡的“野火饭”⑦ 孔海珠：《沉浮之间——上海文坛旧事二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乡谊与师生、同事、社友关系的叠加会产生强大合力，形成稳固的社会群体，彼此之间互通情感、相互扶持。鲁迅的许多挚友都出自其中，包括蔡元培、许寿裳、孙氏兄弟、川岛、许钦文等人。有研究者注意到，绍兴会馆“是越文化侨寓在北国的一个精神穴巢，其能量正是通过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这些越文化的精英分子释放、传递出来，形成一种指向整个大文化圈的高能辐射”⑧ 彭晓丰、舒建华：《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去过菲律宾的游客，尤其是消费力普遍较强的中国“土豪”们，一般都会吃烤乳猪（Lechon）和醋烹鸡（chickenadobo）这两道菲律宾“国菜”。

二、鲁迅城市体验中的乡土眷恋

由东京转赴仙台后，鲁迅被沦落感和逼仄感所困扰。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仙台并非真正意义的乡村，只是本州岛的偏远小城，其经济和文化发展远落后于东京。初至仙台，鲁迅因水土不适而思乡心切：“仙台久雨，今已放晴，遥思吾乡，想亦久作秋气”③ 鲁迅：《041008致 蒋抑卮》，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0页。。仙台的排华之风炽盛，让中国留学生饱受歧视，据藤野先生回忆：“那怕过了相当的年数，很可悲痛的是，日本人还骂中国人做‘猪头三’。因为是有这恶骂风气的时候，所以同级生之中也有这样的一群，有把周君加以白眼，另眼相看的”④ 藤野严九郎：《谨忆周树人君》，见《鲁迅回忆录》（散 篇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0页。。“漏题事件”“幻灯片事件”让鲁迅忧愤难平。另外，藤野先生把中国视为女人裹足、迷信鬼神的愚昧国度，无意中也刺痛了青年鲁迅的心灵。仙台的偏远、封闭与狭隘，使鲁迅心生“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⑤ 鲁迅：《041008致 蒋抑卮》，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0页。的焦虑。因此，这个小城在鲁迅心目中的形象跌落为“乡间”。1906年返回东京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开始，也是鲁迅对“乡”的再次逃离。

进入城市后，鲁迅感受到新风，也遭遇浊流，为此颇感矛盾。在鲁迅看来，北京“人才多于鲫鱼”（《110731致 许寿裳》），但深潜着“帝王气之积习”（《300327致 章廷谦》），是强权者的势力范围；商业都市上海“别有活力”（《290523致 许广平》），但商风四溢，是名副其实的“势利之区”（鲁迅：《301206致 孙用》）；厦门“背山面海，风景绝佳”，如同“深山”“死海”（《261015 致 韦素园》）；广州“有点蛮气”（《270808致 章廷谦》），但是“又无刺戟，思想都停滞了，毫无做文章之意”⑨ 鲁迅：《261107致 韦素园》，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604页。。当政者的淫威、文化界的商业气、嘈杂的市声等诸多挑战，让鲁迅渐感灰心，切身体会了城市开放而又局促、繁盛而又单调的特点。鲁迅对城市乃至中国社会现况有了更深入的洞察，他无奈地发现：“世事大概差不多，地的繁华和荒僻，都没有多大关系”⑩ 鲁迅：《261023致 许广平》，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588页。。

鲁迅追忆故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思乡，如研究者认为：“回到故乡与童年的记忆中寻求精神的抚慰与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鲁迅此一时期的‘安魂曲’”③ 王晓初：《“思乡的蛊惑”：〈朝花夕拾〉及其他——论鲁迅的“第二次绝望”与思想的发展》，《学术月刊》2008年第12期。。通过这一方式，鲁迅在“纷扰”“芜杂”与“寂寞”中获得精神补给。

从上可知，鲁迅入城后与乡土仍保持着脐带关系，鲁迅通过同乡交往丰富了社会生活，也从乡土文化中获取精神助力，找到了休养生息的精神花园。

安和庄所属惊呆了，因为即使认为只有萧飞羽出战才能不违初衷的武成龙也认为萧飞羽毕竟年少，第二招依旧以内力与天问大师相抗多么不智，也认为萧飞羽必败，然而结果与所有人预料大相径庭！

鲁迅对绍兴、仙台的恶感源自于文化绝望。作为越文化发祥地，绍兴曾是底蕴深厚、名人辈出的文化渊薮，留下越王勾践十年生聚的历史篇章，涌现出王充、王羲之、王思仁、王阳明、张岱、章学诚等名贤，进入近代后却气象萧索、繁盛不再，难以提供现代知识者亟需的文化营养。留日回国后，鲁迅对故乡文化颓况忧叹不已：“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⑦ 鲁迅：《110102致 许寿裳》，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1页。。同样，仙台弥漫着闭锁空气，与文化新风炽盛的东京相别甚远，加剧了鲁迅的危机感。不如人意的文化环境，致使鲁迅失去了对乡间市镇的好感，表示“无论如何，也不能退入乡下”⑧ 鲁迅：《311110致 曹靖华》，见《鲁迅全集》（第12卷），第282页。。

在灰色无聊的心绪中，鲁迅对乡土重生眷恋之情。《朝花夕拾》成文于动荡岁月，反映了鲁迅流离北京、寓居厦门期间的心迹。百草园里的幼年时光、离乡后负笈远行、越地五猖会风习等重现心海，严正而无趣的塾师、粗朴而诚挚的阿长、严厉而温情的藤野先生、“鬼而人”的活无常，发散出醇厚的人间情味，而背诵古书时的心悸、为父寻医的焦虑与追悔、衍太太的谣言污蔑与二十四孝图虚假的封建教化，则激起内心的隐痛。这些时光鸿爪引人回味，“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①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见《鲁迅全集》（第2卷），第236页。。欢乐与苦涩驱散了鲁迅旅居的困顿，充盈了鲁迅的内心。《秋夜纪游》一文中，城市叭儿狗羸弱之声唤起鲁迅对乡间“吠声如豹”的记忆，让鲁迅如获生命伟力。身处城市，鲁迅常以“越人”自居，对越乡文化心怀仰慕，“越人未敢忘斯义”，“越地乃报仇雪恨之乡，而非藏污纳垢之地”② 鲁迅：《女吊》，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637页。。这与鲁迅在乡间的感受截然不同。

三、鲁迅城乡之行中的现代指向

“城”与“乡”成为鲁迅生命中的两极。鲁迅的城乡态度往往随着他所处地点而不断变化。当身于乡间，他如同陷于囹圄，试图去都市寻求解脱；而当身居城市、举步维艰时，鲁迅又对故乡风土人情表现出依恋态度，从乡土中寻找精神庇护。他在界定乡土文学时既强调乡土性，同时又指明乡土作家的“侨寓”特点。鲁迅对城乡的反映，与他本人是否在场密切相关，体现了鲜明的悖论性。

看似矛盾的城乡态度，其实内含着独特的价值取向。“五四”之后，许多青年在都市中被名利所诱而背弃理想，这曾让许广平感到困惑，“能愈隔离城市的尘嚣，政潮的影响，愈是效果佳一些”，认为城市是“含有许多毒菌的空气”。① 鲁迅、许广平：《两地书·一》，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11页。对此，鲁迅却有着清楚的判断：“学风如何，我以为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所以我的意思，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其苦痛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② 鲁迅：《250311致 许广平》，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459-460页。。面对城乡的取舍，鲁迅明知城市为是非之地，却甘愿承担痛苦堕落的风险，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拒绝隐退到“山林”“乡间”。他多次表示，“中国乡村和小城市，现在恐无可去之处”③ 鲁迅：《341218致 杨霁云》，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301页。。

20世纪以来，城乡文化的对立日趋明显。乡土代表了闭塞滞后的文化形态，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而城市是现代文明的聚合点，如美国文化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所言：“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Polarization）”⑤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91页。。鲁迅背离乡土小城，扬弃了闭锁沉滞的文化环境，他怀着苦痛选择都市，旨在于坚守自己的文化理想。他与一些同乡友人过从甚密，同时热情结交外省籍（皖籍未名社成员、东北作家群等）的同路者，反对别人把自己和“某籍”绑定。由于理想冲突，鲁迅对徐志摩等同乡不加留情地批驳。鲁迅从空气稀薄的“乡间”走向明暗交织的城市，在道尽途穷处仍毅然孤独探路，用生命探照社会险滩与文化暗礁，闯出了一个通往理想天路的入口。

20世纪文学中一直盛行“怀乡病”。生于乡土中国的现代作家大多疏离城市而亲近乡土，心中回响着田园牧歌。“五四”知识者的城市离心倾向十分明显，胡适、陈独秀、周作人严词斥责“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的“上海气”⑥ 周作人：《上海气》，见《谈龙集》，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90页。，偏爱北京的“古”而厌恶北京的“新”，郁达夫、徐志摩更是自然的崇尚者。20世纪30年代，茅盾、冯雪峰、沈从文、梁实秋等人对都市口诛笔伐，老舍等人则陶醉于古城文化。40年代作家迫于战乱而流离各地，祷念着回乡之曲。新时期以来的许多作家亦复如是。他们对乡土怀有深情厚谊，缺少文化沉思与生命怆痛，他们对城市多一笔抹杀，尚少对城市文化明暗色调的丰富体味。

与之相比，鲁迅的城乡之行充满复杂的深味，激荡着回归与出走、希望与无望，拒绝向“乡间”山林隐退或停留某地。1898至1936年间三十余载行程，鲁迅深深融进中国腹地，悉心感知社会现实的温度，自觉探求文化新境。这种永不止步、无路处坚守的求索精神，堪称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笔珍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