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之最显著的举措，是各个专业博士学科点的设置。一所大学或者高端学术机构获得某个博士学位授予权，就等于提高了本学科甚至整个单位的地位，从而奠定相关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良好基础。其中中国史学史专业自20世纪80年代中至整个90年代，全国仅白寿彝先生、吴泽先生、尹达先生、杨翼骧先生分别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创立了四个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简称“博士点”）① 该时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资格评定，由教育部设立评议委员会进行，标准和程序尚较严格。，这种状况持续了多年。而杨翼骧先生在南开大学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需要结合不同时期学术环境，追溯本源地予以梳理和总结。

一、专攻史学史的早年择定

杨翼骧（1918—2003），字子昂，1918年8月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一个教师世家，祖父是私塾教师，父亲杨纬坤、大伯父杨华坤、二伯父杨炳坤、叔父杨化坤，都是中学教师。因此他从四岁开始就接受祖父传授的传统文化知识，后入小学、初中，除了学校内读书、做功课之外，在父亲监管下，传统文史知识的学习始终未停。杨翼骧先生初中二年级直至高中阶段，都是在济南住校学习，在与一些同学的交往中形成对现代文学的喜好。而高中阶段（1933—1936）就读的山东省立济南高级中学，更是一所名校。杨翼骧先生在高中阶段，阅读了大量当代文学作品，也积极尝试撰文、作诗，曾在《山东民国时报》发表散文，在《山东日报》发表诗歌，产生了想当文学家的愿望。然而，由于同学好友的劝告，他报考大学还是选择了历史学，放弃了文学创作上的目标。

1936年，杨翼骧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但对文学的喜爱并未消退，名家有新的文艺作品出版，还是一读为快，这在一般同学看来，杨先生似乎在本学科上的学习不算十分努力。1937年7月初，临近暑假，杨翼骧较早地回家乡探望，不料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军队进攻北京，随即战事扩大，日军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南迁，三校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既而转移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杨翼骧先生闻讯后启程追随，当时路途隔绝，战火连天，他只身一人，只能向广西方向迂回而进入越南，再从越南返回云南。由于缺少旅费，又处于战争环境，他走走停停，或得亲友接济，或谋求任职以维持生计，1938年末才抵达柳州。为积攒转路越南前往昆明的路费，经人推荐他在湘桂铁路第三工程总段受聘抄写员一职。这个工作单位位于广西崇善县，县城有县立图书馆可以借阅图书。抄写员工作负担不重，上班安排也较为宽松，于是获得了读书学习的优良条件。杨翼骧先生曾自述当时生活情况说：

抄写员的工作不多，白天上班时可以有一半时间看书，晚上更可用全部时间看书。我从县立图书馆借书，当我读过梁启超的一些关于史学的著作，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之后，便对中国史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着读《史通》和《文史通义》，又选读了“前四史”、《资治通鉴》及《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提要。经过七八个月的昼夜读书，使我收获不小，并陆续写出了近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更加坚定了学习史学史的意志。① 宁泊：《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目前，针对中药单体抗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研究虽然日渐广泛，但仍存在不足：①中药单体水溶性差，生物利用率较低；②中药单体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动物模型或尸体标本上，而动物造模的颈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发展等与人类颈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发展过程存在一定差别，另外动物造模的斑块难以得到量化控制；③采用尸体标本的血管肌肉弹性、血流情况、周围韧带活性等与正常人体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存在诸多差异，研究结果多有偏倚。

（一）教师应引导学生观察校园生活。校园是学生是学生学习知识的重要地方，也是学生接触时间最长、最密集的地方，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自己的校园生活多加关注，不仅可以积累大量素材，更能够让学生用全新的视角观察自己习以为常的校园生活。

像杨翼骧这样从大学求学期间就确定要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学人，在当时可谓独一无二。不仅如此，在同学朋友之中，时时有人劝说杨翼骧放弃主攻史学史的志愿，但都没有动摇他专攻中国史学史的决心。无奈的是，在不同时期他都必须接受任职单位安排讲授断代史与其他课程的任务，无法集中精力研讨中国史学史问题。多年之后，杨先生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用以指导本专业研究生时说：

专业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你在本专业中学术地位或高或下之分。不同专业当然有“热门”、“冷门”，但热门专业搞得热热闹闹，其中必有大量水分，经过岁月淘汰，也只留下少数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冷门专业扎扎实实地研究，也许更容易干出经得起考验的成就，所谓热门、冷门，具有同等的学术前途。至于当下人们有什么偏见，完全不必理睬他，偏见随着学术发展，会逐步拨正。现在你们读了史学史的硕士、博士，别人理所当然地要看你们在史学史上有多大成绩，所以一定要在本专业研究上专心，不能松懈，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史学史研究。④ 杨翼骧：《谈治学与做人》，见《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59、457页。

1947—1948年间，他陆续在《经世日报·读书月刊》发表了《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班固的史才》《三国时代的史学》等文。这些文章篇幅不长，但都具有新颖的学术观点，是杨翼骧先生史学史研究连续呈现的早期成果。在这些文章之后，杨先生还有更宏伟的学术设想，就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期即已设计要编辑的“全史学史文”。杨先生说：“我们这些人早时的志愿似乎都没有实现，但总还是比无目标地随波逐流好。通过有目标地收集资料、探讨思索，专业水准还是有所提高。编辑《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想法实际是原‘全史学史文’想法的修订。”⑤ 杨翼骧：《谈治学与做人》，见《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59、457页。因此，编纂《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这个为本专业提供基础建设的学术策划，可谓由来已久，是渐次成熟，也是杨先生早期摸索出来的治学方向。

重理论，轻实践 机器人学课程教学为32学时，全部为理论教学，缺少实践教学环节和典型机器人应用案例。这就容易导致学生只注重理论知识，忽略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只掌握了表层意思，而没有理解课程的精髓。

这些论文功力深厚，具有论析到位、全面研讨、条分缕析、抓住要点、窥破症结的学术特点。其中《中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刘知幾与〈史通〉》等篇，1980年代之后被各种汇编文集反复编录转载，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佳作。从1949年末到1966年的17年间，杨翼骧先生经营的中国史学史教学与研究，虽然充满波折起伏，但业绩丰硕。在全国率先开设高水平、系统性中国史学史课程的举措，使杨先生早就闻名遐迩，受到广泛称誉，而扎实、精湛的学术论文，不仅使作者本人成为全国学术界公认的杰出史学史专家，还奠定了南开大学史学史学科成为全国史学史学科少有的三、四处博士点学术重镇的地位。

二、十七年间的波折起伏

1950—1951年间，新中国在各个大学步步深入地进行了思想改造运动，树立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清除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1952年，中国的大学教育体系做了大刀阔斧的院系调整，大学的专业设置重新布局，人员大幅度调动和调配，郑天挺先生奉调天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同时，大学的课程系统也做了统一性规定，与许多学科专业一样，中国史学史未能列入教育部规定的课程教学体系。1952年春，杨翼骧先生已经升职为副教授，但本来开拓了良好前景的中国史学史教学与研究却难以为继，他本人也从北京大学调整中出校，调到新组成的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工作，准备讲授中国通史。① 1952年的大学院系调整，撤销了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北京大学迁移到原燕京大学处所，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则以原北大红楼为最初校址，毛泽东主席为北京政法大学题写校名。杨翼骧1950年就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讲授中国通史，并且尝试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编教材，得到重视。北京政法学院的建立，就是抽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法学、政治学全部师资组成。因此，按照不在意个人学术专业问题的行政安排，杨翼骧调入北京政法大学应当算是一种优待。但这所新大学教学体系的最后设置，却于1953年取消了中国通史课程，使杨先生在专业上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因在北京市内难以实现愿望，杨翼骧先生便采取了主动寻求任职单位的措施，毅然求助于已在南开大学的郑天挺师，不惜告别京城。

1939年9月，杨翼骧先生才从广西入越南转道抵达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复学，接续此前学业，进入历史学系二年级班，而原来一年级的同学王玉哲、金灿然等先生，已经是三年级。这两年间的“旅途”，令他备尝艰辛，但同时也坚定了他刻苦学习、立志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决心。他目标明确，矢志不移，所读之书多围绕中国史学史专业方向，大不同于从前。这使王玉哲先生感到惊奇，觉得杨翼骧“眼睛中多了一丝坚毅、一丝沧桑……是整天扎在图书馆里，一念书就是一天……这个人怎么完全变了啊？”② 王兰仲：《志玖伯伯、父亲及南开历史系的先生们》，见《杨志玖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9、29页。二十多年后二人谈起当年旧事，杨翼骧先生告诉王玉哲先生，他以两年的行程，到校复学，其间历尽各种困苦，“从新复校后，又得到了第二次机会，当然要把握住，从此好好做学问了”③ 王兰仲：《志玖伯伯、父亲及南开历史系的先生们》，见《杨志玖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9、29页。。

《裴松之与范晔》，《光明日报》1962年7月14日。

杨先生在南开大学历史系，首先担任中国通史课程的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时段的课程，并配合教学任务进行学术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例如，1954年发表的《为什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② 载于《历史教学》1954年5月号。一文，1956年发表的《关于汉代奴隶的几个问题》③ 载《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一文，1956年3月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秦汉史纲要》一书，1959年发表的《曹操打乌桓是反侵略吗？》④ 载于《天津日报·学术专刊》1959年5月11日。原署名：木羽。一文，都是影响颇大的力作，至今仍被学界赞誉。

杨翼骧先生矢志于史学史的研究，得到郑天挺先生的鼎力支持。1955年，南开历史系就把中国史学史列入课程体系，由杨先生讲授，这在全国大学又是绝对领先的举措。由于南开大学的中国史学史课程专精、系统，引起相邻高校天津师范学院的关注。1958年春，杨翼骧先生应邀到天津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一个学期，本学科的正面影响扩展到外校。但是到年中，情况突变，“史学革命”风潮兴起，某位理论界权威发布痛批“厚古薄今”的讲话，鼓动了不明事理的年轻学生群起响应，南开历史系杨翼骧先生的中国史学史首当其冲，大字报铺天盖地，指责这门课程主要讲述古代，而且对封建主义史学成品过于赞扬，甚至攻击杨翼骧先生按个人兴趣选择研究史学史，反映了资产阶级逃避现实、逃避改造的立场，还以漫画讽刺杨先生好钻冷门，为的是躲避历史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更严重的是，天津南开区主办的官方小报《人民南开》，详细报导了对杨翼骧先生的批判，评论中上纲上线，迫使南开大学历史系党政领导不能不认真对待。于是中国史学史课程被暂停，1959年全年没有讲授，而1960年则以“中国史学史专题研究”课予以弥补。同年，杨先生又到石家庄师范大学（今河北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历史名著选读”课。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杨翼骧先生本年讲授的中国史学史课程与时俱进地做了结构调整，“时段从上古一直到解放前，分古代和近现代两大部分。古代分八章，每章之后介绍同时期西方史学的情况，并且做出比较；近现代分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二章，前者从梁启超开始，后者从李大钊开始，都是讲到临近解放前”⑥《杨翼骧自传》，见《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附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这样的史学史课程设计，在全国是遥遥领先的。

迨至1961年，“柳暗花明又一村”，教育部召集关于编写大学文科教材的工作会议，决定开展中国史学史和外国史学史的研究，编写课程教材，确定由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吴泽教授分别组织编写中国古代史学史和中国近代史学史教材。同年，耿淡如发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引发了对史学史研究方法、学术宗旨、内容范围等问题的热烈讨论。相继发表文章的著名学者有齐思和、刘节、白寿彝、汪伯岩、师宁等多人，学术期刊中《文史哲》《学术月刊》《历史研究》分别报道了上海史学会、北京师范大学、广东史学会等单位召开的史学史问题学术讨论会，《人民日报》《文汇报》等也都综合介绍了学术界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史学史从十年的被冷落转为热门话题。不仅南开历史系迅速恢复了中国史学史的课程，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华东师范大学吴泽、中山大学刘节、暨南大学朱杰勤等，也开设了中国史学史的本科教学。

《刘知幾与〈史通〉》，《历史教学》1963年第7期、第8期连刊。

逢此发展史学史学科的良机，杨先生不仅在南开大学本校，而且应邀到安徽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这是以集中连讲的方式开课，从1961年11月23日到12月8日的半个月时间，上课26个课时，并且对安徽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师生及安徽省历史学者作学术讲座5次，呈满负荷工作状态，可谓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次年，在领导部门支持下，于历史系增开“史学名著选读”课程，又指导外校来南开大学进修史学史专业教师一人，即后来南京大学的邓瑞教授。1963年，在领导部门支持下，他在历史系毕业班中设“中国史学史专门组”，辅导十几名学生深入学习史学史专业，以推动史学史学科的人才成长。教学工作骤增的同时，学术研究也进展显著，杨先生发表高水平的研究中国史学史论文多篇，例如：

《中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天津日报·学术专刊》1961年12月6日。

郑天挺先生就任南开历史系主任，以崇高的品德和威望、诚挚待人的风度和气质，获得了南开人的普遍尊重和敬仰，其人格魅力使所有各级干部和谐共处、精诚合作。该时他正与历史系党政领导人一起，共同谋划借大学院系调整而引入人才，以增强历史学科实力。杨翼骧愿意来南开大学工作，正合郑天挺先生心愿，自然鼎力促成。通过对教育部公函报批与私人通融结合双管齐下，杨翼骧先生很快走完调动程序，于1953年10月底成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2016年8月，福建省立医院整合相关部门职能，也增加了新的服务项目，正式成立医院服务中心，面向患者提供非医疗服务。前述专责小组负责的工作，也都融入到医院服务中心。

《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月刊，1963年第2期。

对任何科学研究来说，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目的，语言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三大类：逻辑方法、观察方法和实验方法(桂诗春，1993:1)。逻辑方法较多地用于研究语言系统，而观察方法则大多用于研究语言使用。语言使用有时也采用实验方法(何兆熊等，2000:350)。语用学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可粗略地分为两大类：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跨文化的语用研究多取实证研究路径，方法上以观察方法和实验方法为主，以语言材料为基础。因此，如何收集研究所需的语料，如何对收集到的语料进行分析和解释，上述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是我们特别关心的。

《南北朝史学编年》，《南开大学学报》1964年第5卷第1期。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国前，杨翼骧先生在立志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学术征途上，设定了更长远的治学规划，即由“全史学史文”的编辑设想演化为《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纂修；有了研究成果的初步展示，即发表了几篇中国史学史的专题论文；更在北京大学承担了中国史学史的授课，而且作出了适应新时代的课程体系建树。继续前进，似应呈现一片光明的前景。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治学与建树

1961年开始的史学史热门讨论，还未及促成全国性学科建设的起步，5年后的“文革”运动使各门社会科学、人文学术的正常发展都被阻遏，历史学首当其冲，史学史研究当然也再次落寞。经过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学术事业重新焕发。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也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跨越新阶段的一年。其显著标志，就是本年举办的历史学研究生招考，而中国史学史独立地列入了专业目录，白寿彝、吴泽、尹达、杨翼骧等教授，都招收了本专业的研究生，毕业答辩通过后将授予硕士学位。这是历史学科正规化专业研究生教育的起始，在中国是首开其端，这对于学科体系建设的意义不可小觑。

1977年以来，杨翼骧先生讲授的中国史学史规定为南开大学历史学本科的必修课，每届开课，都有本市其他高校师生、文化部门工作人员赶来旁听，亦不乏本校学生再度听课，座位上有长有幼，大教室内济济一堂。杨先生不用讲稿，仅一叠卡片，章节提纲、引用史料，均在卡片记录，讲述中有序、分区地书写于课板，正合学子笔记之所需。系统的知识，中肯的评议，抑扬顿挫的语音，不急不慢的节奏，对于听课者不啻为一种学术性的享受。据杨先生自言：虽然这些课程多次讲解，似为轻车熟路，但每次上课之前都要再做备课工作，重新梳理应该讲解的内容。

当层间位移角加载到8%rad(101.84 mm)时，前推至位移极值时，角钢被掀起，角钢柱侧钢肢变形严重，而此时上角钢加劲肋焊缝裂缝已经扩展到全长，回拉至位移极值时，发生较大响声，下角钢加劲肋出现受拉断裂。由于此时荷载已经下降到峰值荷载85%左右，且由于作动器三段牵引绳的限制而结束试验。

对于招收的本专业研究生，杨先生在指导工作上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入学研究生第一次会见，他就将亲手书写的“中国史学史专业入门阅读书目”授与学生，并且详细讲解其中书籍、文献的内容、特点和影响。这份“阅读书目”是精心选编的，反映出杨先生对本专业学习门径的深刻体验，其内容分为十一类，构成奠定学业基础的知识体系。第一类是阐述史学史学科性质、内容、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内有1961年以来学界讨论史学史学科的文章多篇，各文的观点不尽相同，读者可比较和思考。第二类是中国史学史专著，如魏应骐、金毓黻所著《中国史学史》、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朱希祖《中国史学史通论》等均列于其中。第三类是当代学者编辑的历史词典、学术资料编年等工具书。第四类为历史研究法、史学概论类著述，除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这些人所共知的名著，杨先生还特別推重柳诒徵的《国史要义》与杨鸿烈著《史学通论》。前书资料丰富，揭示传统史学精粹，后书博引古今中外议论，予以评析论辨，见解中肯深刻。第五类是解题目录之书，如《郡斋读书志》《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善本书提要》等。第六类是目录学著述，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乃其中佳作。第七类是今人汇编的史学史论文总集。第八类为《隋书经籍志·序》、刘知幾《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等古代学者评论史籍、史学的理论性撰述。第九类是历史评论著述，以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为代表。第十类为历史考证或评议性的札记、笔记之书，如洪迈《容斋随笔》、顾炎武《日知录》、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等。第十一类为学术史、思想史专著，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其中不仅包含有史学史内容，而且可以作为思考史学发展进程的参照系。另外，还提醒在研习史学史专题时，须阅读著名史家的文集、年谱、传记、史书序言、官修史进书表等书籍。① 杨先生创始此“阅读书目”，经过了反复斟酌和修订的过程，今有手稿残页显示，曾将阅读内容分为十八类，列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一书、胡绳、翦伯赞、吕振羽等论中国近代史学的文章，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等，表明重视历史理论学习和中外史学比较。这种设计的宗旨在于指导研究生认真读书，夯实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学术根基，内中蕴含史学史专业学者所应具备的知识结构。“阅读书目”是杨先生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核心内容，虽然随着学术界史学史研究的深入，需要不断补充和修订，但其学术理路、知识结构及其精神实质，则十分深切，创始之功甚巨，包含着无法计量的精研极思。

1980年代，郑天挺先生倡导和主持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除设有七个断代史分卷外，还特立民族史、历史地理、思想史、史学史、科技史五个分卷。史学史成为专设分卷，充分显示出郑先生对这一专业之情有独钟。此分卷由杨翼骧先生主编古代部分，吴泽先生主编近代部分。《史学史卷》是《中国历史大词典》各卷中最早完成的分卷，一经面世，好评如潮，有评论指出这是“我国史学界开创性的可喜成果”，具有科学性、系统性、知识性、实用性等优点。② 参阅《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发表的评论。而台湾明文出版公司竟将主编者名氏删去，改书名为“中国史学史辞典”，内容一字不差地重新排印发行。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该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

由于波特一致性系数只是给出了总体的一致性比较，为了分别在内容主题维度和认知层次维度上对大纲标准和7套试卷中的数学学科知识题进行比较，研究者在下文将矩阵的数据信息，绘制为条状图，从而在图中可以清晰的看出被研究者在内容上的侧重主题与认知上的侧重水平，呈现更为明确的信息.

杨先生的另一力作是《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如前所述，这个设想由来已久，但以个人之力，在1990年代之前资料不易获得的条件下，编著十分艰难。积数十年不懈努力，至1999年先后出版三册，梳理考订中国史学史资料，从上古直至明朝末年。每一册面世，均获得热烈、广泛的赞誉，认为本书是“首创性的具有为后人修桥铺路性质的书”③ 分别见《历史教学》1988年第1期、《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的书评。。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读到第二册后指出：“此书收罗甚富，大有益于宋代史学的研究”④ 白寿彝致杨翼骧亲笔信，见乔治忠、杨柳编《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上册卷首，影印图版。。与《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一样，《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编撰设计与学术效果，也是为整个史学史学科修桥铺路，特别是嘉惠后学，有益于本学科的长远发展。相较而言，《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这部《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乃以著作家的史识和总揽史学发展全局的眼光而致力于资料纂辑，在学术上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年轻学子，可以从此书得到研究课题的启示；有成史家，亦能藉以窥视中国史学发展之全境与全程。

撰写精要著述与致力培养学生，是学科建设的两大枢纽，这特别有利于全国性本专业的学科发展，对于杨先生所任职的南开大学也具有重要意义。南开历史学其他专业博士点的建立，依靠多名同一专业的教授组成的团队，但南开史学史博士点，可以说只是得自杨翼骧先生自己在本专业的声望，以一己之力创设一个博士点，其功绩非他人可比。杨先生在职期间，南开历史学中唯一超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头牌大学的专业，就是中国史学史专业，这理应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大力推动学科建设以发展这一特色专业。在中国的国情下，学科建设除了著名学者撰写名著和培养学生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实体性的组织机构，并以此为依托来扩大学术团队。但杨先生谦虚谨慎，不争名利，淡泊处世，宁静务实，如果行政部门不主动推进，就不会提出相关要求。1981年郑天挺先生逝世，南开失去一位重视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领导人。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都成立了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也设立了史学研究室（级别相当于大学内的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系则连史学史教研室也未成立，这是学科建设链条中的一项缺环。

杨先生实际很早就在思考南开本专业的后续学者问题，并且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时时观察与考量，心有所见但隐而不宣。其人才标准首先是必须品德优良，做人正派；其次是专业研究上修炼雄心、专心、细心、虚心的素质，学有所成且具发展潜力。① 参见杨翼骧：《谈治学与做人》，载《学忍堂文集》，第452-461页。对于留任本校教职后可能承袭史学史专业的弟子，他所执标准极其严格，随时给以谆谆教导，并且予以长期的不动声色的审视。因此，以成立一个学术机构来迅速扩大业务人员的方式，是杨翼骧先生在学科建设中不存在的选项。错过1980年代全国学科建设大发展的时机，南开大学史学史专业仍须像杨先生那样，依靠学术精品论著和优质的研究生教育而立足与发展。但这种途径有些不合时宜，整个学术界、教育界时尚的发展模式，乃是以“人多势众”为胜。因此，南开大学史学史专业地位的维系，总是走在艰难的路上，有关学人必须时时拿出响当当的论著，必须提高博士毕业生的学术水平，才能将南开史学史专业的学风带到全国高校和学术机构。或许，南开大学的史学史专业不拘囿于南开大学，而终归属于全国学术界。

在新课程改革之前，传统的教学模式以老师为中心，灌输式地向学生传授书本知识，导致学生在课堂上昏昏欲睡，课堂效率低下，这是因为传统的教学观念完全忽视了学生才是教学的主体，没有考虑到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因此，提高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效率，教师必须摆脱传统教学观念，更新历史课堂的教学模式，为高效课堂的构建打下良好的基础，历史教师还应该具备现代化的教学理念，在高校课堂的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提升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为学生之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