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说：“当文体分析能够建立整个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统一原则和某种一般的审美目的时，它就似乎对文学研究最有助益。”①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时期的文学史在本质上可以被理解为文体的演变史，因为文体既是这个时期文学的总体风貌、精神内涵、结构形态、审美特质、修辞技法等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是上述内容的呈现结果。从文体的角度来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将“有助于我们跳脱文学革命以来通常以同质性的‘时代’或‘文学’话语为主导的研究和思考模式的限制”② 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为重新理解和阐释现代中国文学变革与展开的方式，提供另一种观察视角。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短篇小说在清末民初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即已展现出活力，在“五四”时期更是发展成“新文学”的主导性文体，并很快成为20世纪中国作家表达现代经验的主要文学样式。胡适、鲁迅都曾在不同场合承认短篇小说是现代文学中成就最高的文类。③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鲁迅：《“中国杰作小说”小引》，见《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5页。19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反思”“改革”“寻根”“先锋”等特征也主要由“短篇小说”这一文体来承担和呈现。因此考察短篇小说文体的演变史和形构史，也就为重新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当代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然而，由于“被包括‘白话’的语言形态在内的现代文学诸种趋于同质的制度与话语”的“遮蔽”，以及对“文类”（文体）概念的通常理解也有着“同义反复”的理论局限④ 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这种“双重遮蔽”和“自然化”使我们对短篇小说在中国语境中的文体演变史和形构史，往往因为习焉不察而不见有太多的考量。鉴于此，本文以“五四”时期短篇小说文体生成机制为研究对象，试图说明正是由于语言变革、报刊事业、域外翻译、理论倡导、创作实践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才逐渐历史地生成并形构了颇具现代意识的“五四”短篇小说文体。

一

“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的发生与形成及其现代化嬗变，与晚清以降的历次语言变革运动密切相关。清末民初，持续不断的汉字改革如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废除汉字运动、“世界语”运动、“万国新语”运动等等，虽然都从文字革命开始表达着“开民智”的维新诉求，却都无一例外地蔓延到语言革命并最终掀起文学/文化革命的风暴。晚清维新人士通过大力发展白话报纸、极力提升白话小说的地位，使晚清语言变革运动实现了从理论倡导向语言实践、从单纯文字改良向多维语文运动等更高层面的跨越式转化。在波澜壮阔的晚清语言变革运动中，报章文体、白话小说、翻译文体等的操练实践和理论提倡，冲击了古文的独尊地位和一元结构，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展开提供了历史基础和实践经验，也为“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的生成提供了“语言现代性”的文字基础。

“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在工具论的层面上提倡以“白话”取代“文言”，通过建设“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以及语言文字的变革实践“白话文学”的主张。他们关于“文学革命”发生史的叙述，凸显了语体变革之于文学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在胡适那里，“白话”不仅具有冲破一切传统文学成规与文体界限的能量，同时也是建构新文体的“万能神药”。“白话”以其口语化、精确化、清晰化的特性使文学语言的叙述功能和艺术再现功能得以强化；较之文言，“白话”具有更高的清晰度，其叙述功能是小说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由此，“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的生成获得了文学语言上的现代性因子。但是，这一以“口语中心论”为基础的汉语语体变革，却在1993年被郑敏理解为对新诗创作的“戕害”和限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总结和批判①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由此引发了学界对白话文运动乃至整个“五四”传统的全面反思。这里姑且不论郑敏将新诗创作的缺陷归咎于语体变革时在思维上的二元对立局限，单就语体变革与文体演进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语体变革之于文体演进的意义也并不构成深层次的“‘戕害’和限制”，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文体演进的催生力量，因为某类文体现代性的获得首先就体现在其语言语体与传统的差异性上。

由于语言变革运动的绵延性、整体性，又因为语言与文学运动联系的密切性，在文字—语言—文学的“三位一体”中，晚清以来的历次语言变革运动在促进白话文走向“正宗”合法地位的同时，也为“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的生成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缘和不可或缺的现代性语言因子。

在“五四”时代的小说家和理论家看来，“短篇小说”是一种完全从域外输入的新兴文体。胡适发表于1918年的《论短篇小说》② 胡适：《论短篇小说》，原载1918年《新青年》4卷5号，收入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被认为是首次从文体上给予“短篇小说”以独立地位的理论文章，具有开启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里程碑意义。然而，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并不是首先得力于胡适这篇文章的大力提倡，而是建基于晚清短篇小说的再度复苏与迅速繁荣的文学实践基础上的，后者为“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的生成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实践基础。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处于调整时期，企业的负债率及融资成本普遍较高，利润增长压力较大。国内银行业盈利增长乏力，资产质量长期承受压力，贷款不良率出现上升势头，使用以物权抵债或者以股权抵债的方法来对不良资产进行盘活和消化处理措施，在当前已经是商业银行对不良资产进行处理，将损失最大程度的减少及对信贷资产进行保全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在当前资本市场逐步完善、活跃和清收方法不断增多的背景下，通过以物权抵债或者以股权抵债进行不良资产处置，已经被众多商业银行所接受及使用。

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言：“晚清短篇小说的崛起，可以说与其时报刊事业的发展密不可分。报刊刊载文艺作品以招徕读者，最合适的自然是小说。”③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据相关资料统计，自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始，到1917年胡寄尘在上海创办《小说革命军》，其间创办的以小说命名的刊物就有30种之多，这个数据还不包括那些刊载小说的各类文言或白话报纸。在扩大小说读者群的同时，晚清报刊也以其分期刊载的方式和篇幅版面的特点促进了晚清小说的繁荣，从而孕育了短篇小说的文体生成。比如，1902年出版的《新小说》杂志虽然极力提倡“一部小说数十回”的长篇，却也专辟“剳记体小说”栏刊登如《聊斋》《阅微草堂》之类的短篇；1904年创刊的《新新小说》在1905年3月的六号上也开始刊登短篇小说；1905年创刊的《北京女报》也专辟“短篇小说”栏刊载了为数不少的短篇小说。

在民初的域外短篇小说译介活动中，还需提到周瘦鹃1917年出版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这部被周氏兄弟誉为“近来译事之光”的译著，囊括了欧美14个国家47位作者的50篇短篇小说，虽然菁芜杂存，“诸篇似因陆续登载杂志，故体例未能统一”“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未免不诚”⑦《鲁迅、周作人对本书的评语》，收入周瘦鹃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岳麓书社，1987年版。，在选目范围、迻译方法、美学评价等诸方面难望《域外小说集》之项背，但其叹为观止的选目数量，也为国人揭开西方短篇小说的神秘面纱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果说上述报刊杂志上出现的短篇小说创作，只是作为长篇小说的“补白”或是“调剂”存在的，那么，在稍晚出现的《月月小说》等刊物上刊载的短篇小说，则被当作正式的小说文体以征文、广告、专栏等方式加以广泛提倡。这种提倡，有其意味深长的考虑，“报刊连载长篇小说，优点是可吊读者胃口，缺点是每回情节都不完整；而刊载轻便自由新鲜活泼的短篇小说，虽则情节完整，可又不够曲折复杂——最好的办法是长、短篇小说兼刊”①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第172、175页。。1906年创刊的《月月小说》杂志对于短篇小说具有倡导之功② 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见《阿英全集》（第6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页。，1908年该刊编译部在“征文广告”中专门提到短篇小说，“如有思想新奇之短篇说部，愿交本社刊行者，本社当报以相当之利益”③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5、257页。。1907年《小说林》第1期“募集小说”的启事称“篇幅不论长短”④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5、257页。。1909年创刊的《小说时报》、1910年创刊的《小说月报》还常常将短篇小说专栏放置在长篇小说专栏之前。在报刊事业的推动下，还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小说包括短篇小说创作的专业小说家，极大地刺激和繁荣了晚清短篇小说的文学实践。

成熟的现代“短篇小说”常常以现代的人文关怀去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和经验，在题材选择、创作意图等方面表现着相对成熟的“现代意识”。清末民初的这批“新样式”短篇小说，也比较朦胧地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意识”，虽然这种表达相对是不自觉的。如叶圣陶早期的短篇小说《穷愁》《贫女泪》《博徒之几》等，对下层劳动人民和弱势群体的同情和歌颂；陶安化《小足捐》、吴趼人《庆祝立宪》《大改革》《光绪万年》等，对清廷内忧外患政治时局和腐败堕落社会现实的揭露与批判；等等。

“新样式”短篇小说一改传统中国小说完整曲折情节线的结构模式，以片断、场面为表现重心，直接或间接地启发了后来“横截面”式的短篇小说观：徐卓呆《卖药童》刻画了逃税卖刀疮药的孩子被警察抓住后将这些药统统吞下的场景，《入场券》记述了两个学生无票偷入运动场看球赛还冒领他人失物的片断，《万国货币改造大会》描述了妄图通过货币改造来拯救社会的一场滑稽会议，等等。

真正使“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破土而出的动力，来自晚清至“五四”这段时期内对域外短篇小说的译介活动。或者说，自觉译介并大力借鉴域外短篇小说，是现代中国尤其是“五四”短篇小说文体走向现代和自觉的真正起点。如果没有域外短篇小说的译介，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小说文类格局必将重新改写。

晚清以来，欧美小说“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⑥ 衡南劫火仙：《小说之势力》，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48页。，而我国小说却“不出诲盗诲淫两端”⑦ 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见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两相对照之下，译介欧西、取法域外成为先贤志士振兴中国小说的普遍共识。一时间，域外科学小说、侦探小说、政治小说、言情小说等不同题材和不同风格的小说如潮水般地译入中国，开启了不同于传统中国小说的审美空间和创作摹本。只不过，与“五四”新文学家主要倾向于译介短篇小说不同的是，清末民初多以翻译柯南道尔、哈葛德等人的长篇小说为主，即使对短篇小说有所译介，也大抵是侦探故事。⑧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第172、175页。“吾喜读泰西小说，吾尤喜泰西之侦探小说。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者。”⑨ 定一、侠人：《小说丛话》，《新小说》1905年第13号。“唯侦探一门，为西洋小说家专长，中国叙此等事，往往凿穿不近人情，且亦无上层出不穷境界，真瞠乎其后矣。”⑩ 定一、侠人：《小说丛话》，《新小说》1905年第13号。侦探小说常用的悬念、倒装、插叙、倒叙等叙事技巧和艺术手法，吸引晚清短篇小说家纷纷起而效仿、争相借鉴，产生了诸如王汉章《金沟盗侠》、程小青《花石曲》、吴趼人《黑籍冤魂》、周瘦鹃《西子湖底》、包天笑《牛棚絮语》等多种初具现代意味的短篇小说。如果我们把“现代意识”理解为对传统文学模式和思想文化表述的质疑、反省和批判的话，那么，这些小说无疑显示了中国短篇小说文体上的“现代意识”，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中国小说常用的线性时间顺序，极大地拓展了短篇小说的艺术容量和表现空间。不过，从影响性方面来看，这些小说还不足以形成对传统中国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模式产生的根本性冲击，因而在短篇小说文体的意义上，它们只是为“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的生成吹响了序曲。

晚清译入的短篇小说中，最具有“现代意识”、为“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的生成提供了最大动力的，要数鲁迅、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在为《域外小说集》撰写的刊于《时报》的广告词中，鲁迅说：“是集所录，率皆近世名家短篇。结构缜密，情思幽眇。各国竞先选译，斐然为文学之新宗，我国独阙如焉。因慎为译述，抽意以期于信，绎辞以求其达”① 原载1909年4月17日上海《时报》第1版，收入《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5页。。出于这样的目的，将“结构缜密，情思幽眇”的“近世名家短篇”以“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②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旧序），见《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8、168页。的态度作为“异域文术新宗”③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旧序），见《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8、168页。译述到中国，除了显示周氏兄弟“古文直译”④ 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第87、123页。的翻译理念外，还凸显了他们“为中国文章别创体类”⑤ 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第87、123页。的文学观念和文体意识。《域外小说集》所译小说，包括王尔德、爱伦·坡、莫泊桑、须华勃、显克微支、安德列夫、契诃夫、迦尔洵等人多篇极具先锋性的西方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大都侧重于人的内心世界，或是一些不连贯的生活碎片的组接，或是人物主观感受与想象混融的独白呓语，或是情景交织的某种意境，与传统中国小说以人物为中心、以情节为线索的叙述模式和对故事性、趣味性的追求，有着几乎完全陌生的审美面貌，为中国读者提供了前所未见的短篇小说样式和异域情调，也为中国短篇小说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摹本。在《域外小说集》所附之“著者小传”和“卷末杂识”中，周氏兄弟概括西方短篇小说家各自不同的艺术特性，盛赞西方短篇小说文体之优长，显示了颇为自觉的短篇小说文体意识，如他们称迦尔洵的《邂逅》“文体以记事与二人自叙相间，尽其委曲，中国小说中所未有也”⑥《域外小说集·著者事略》，见《鲁迅全集》（第10卷），第225页。。可以说，《域外小说集》的译介，为日后鲁迅创作《怀旧》和《狂人日记》并形成其形态各异、丰瞻开放的文体特征，积累了丰富的文体经验。

根据式(1)～式(11)可定量计算水泥-矿渣二元体系的水化产物，为便于计算，这里假定活性氧化铝的与石膏反应形成的铝酸盐相均转化为单硫型硫铝酸该所以式(3)、式(5)和式(11)的反应不会发生。根据上述反应的近似化学计量式和表3给出的各物质的摩尔质量和摩尔体积，可定量计算水化产物的质量以及体积，其中质量表达式为

胡适的这个定义从作品内容、叙述手段、读者接受三个彼此衔接、相互勾连的层面上，相对合理地对短篇小说文体进行了理论规范，进而获得了同时代人广泛的认可并发展成为彼时最受拥护的短篇小说文体观。譬如，谢六逸认为，长篇小说“描写人间生活的纵面”，而“短篇小说则写人生的横断面”① 六逸：《小说作法》，见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第198页。；孙俍工也表示：“短篇小说是描写人生底片断的小说”② 俍工：《小说作法讲义》，见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第339页。；沈雁冰说：“短篇小说的宗旨在截取一段人生来描写，而人生的全体因之以见”③ 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期。。其他如短篇小说“篇幅简短，只能够描写生活的片断”④ 赵景深：《短篇小说的结构》，见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第495页。“短篇小说不是一篇缩短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描写某事某人某物的最精警的一段”⑤ 清华小说研究社：《短篇小说作法》，见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第108-109页。等等观点，几乎都是胡适定义的翻版。

二

清末民初的“新样式”短篇小说之于“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生成的意义在于，它从外在形式技巧和内在精神意蕴两个向度上，与现实生活和时代节奏之间有着几乎同步的和谐步调，为“五四”短篇小说针砭时弊、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意蕴和自由开放、不拘一格的文体形式提供了不自觉的、朦胧的“现代性经验”。但是，正因为它“新样式”的不自觉和“现代性经验”的朦胧，它仅仅只是为“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的生成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从根本意义上讲并不构成确立“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的决定性力量。

此类悲剧，已发生多起。2004年12月27日，13岁的少年张潇艺从家中24层的楼飞身跃下。跳楼之前，连续上网36小时玩游戏。

上述史实表明，短篇小说在晚清报刊事业发展的推力之下，获得了其区别于长篇叙事作品的文体地位，已经开始初具现代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此时对“短篇小说”的理解还仅仅只是一个“篇幅”概念，与同样刊载于报刊短篇栏目中的故事、寓言、笔记等其他传统文体相比，它并不具有文体区隔的现代意义，仅“可以策略性地称为‘短篇的小说’”⑤ 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第33页。，它之于“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生成的意义仅仅在于其“短篇的”篇幅形式，它还只是“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生成前的萌芽状态，因而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根本意义。

“新样式”短篇小说也开始注重运用环境描写的艺术手法，以用描写取代叙述来表现片断和场面为主要的叙事手段。如恽铁樵《工人小史》一开端便以阴冷昏暗的天色和破败不堪的环境营造出戏剧场景或电影画面般的效果，极大地强化了小说的场面感；吴趼人《庆祝立宪》、徐卓呆《买路钱》、李涵秋《穷丐》等都开始出现了不少环境描写的艺术手法。在淡化情节的同时，一些“新样式”短篇小说开始更加注重用心理刻画的艺术手段来强调人物的情绪感受。例如，苏曼殊《断鸿零雁记》中对三郞夜宿枫林古刹时的内心活动的摹写，形象地展现了人物漂泊羁旅的忧郁和凄凉；周瘦鹃《真假爱情》对郑亮在情敌也是朋友张伯琴落水时刹那间的心理活动的刻画；程善之《死声》对“余”在刑场上看一个和尚被砍头时的复杂心理活动的展现；等等。

在叙事视角的运用上，一批“新样式”短篇小说开始突破传统中国小说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的局限，实践了第一人称限知叙事的新式叙事视角。“苏曼殊可谓第一人称叙述的重要实践者，他的许多小说都采用了‘余’的叙述方式，即便某些小说以第三人称‘他’来叙述，小说也是完全通过主人公的内向主观叙述来呈现叙事内容的 。”① 李丽：《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文体自觉》，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吴趼人《黑籍冤魂》、徐卓呆《温泉浴》、王浚卿《冷眼观》、程善之《死声》等，都采用第一人称限知叙事视角，极大地缩短了叙述者与人物以及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在促进“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的生成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秸秆直燃发电技术仍然处于示范和探索的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依旧存在很多难题。例如，核心的技术需从国外引进，成本较高；上网电价很难支持生物质发电厂的正常运营；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的配套政策具体实施困难，补贴渠道尚不顺畅等。这些因素具体表现在[28-32]：

采用Fox 4000对柠檬果醋的整体气味进行区分，该电子鼻系统包括18根传感器[13]，包括A组：T30/1，P10/1，P10/2，P40/1，T70/2，PA/2；B组：P30/1，P40/2，P30/2，T40/2，T40/1，TA/2；C组：LY2/LG，LY2/G，LY2/AA，LY2/GH，LY2/gCTL，LY2/gCT。

在上述语言变革、报刊事业、文学译介等活动的综合作用下，清末民初一批小说家开始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实践，文坛上出现了一批与中国传统小说不同的“新样式”短篇小说。这些“新样式”短篇小说不同于以唐传奇和明清笔记小说为代表的文言短篇小说，也相异于以宋元话本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们在结构模式、叙事策略、艺术手段、叙事视角、创作意图等多个方面，为“五四”短篇小说的文体生成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

随着清末民初报刊短篇小说的不断刊载和繁荣以及域外短篇小说翻译活动的不断拓展，“五四”时期的部分理论家开始注重在域外理论的借鉴和国内创作总结的基础上，对短篇小说文体进行理论思考，这种思考反过来又促成了“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生成的进一步发展，其理论成果便以胡适发表于1918年《新青年》4卷5号上的《论短篇小说》② 胡适的《论短篇小说》曾于1918年3月15日以演讲的方式发表于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研究所，随后载入《北京大学日刊》，两个月后，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并列刊于《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5号，刊发时有不少改动。本文主要参考其改定稿。见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第241-242页。为代表。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主要参考美国学者汉密尔顿（Clayton Hamilton）关于Short-Story的定义，开篇即指出“短篇小说”在中国语境中的宽泛含义：“凡不为长幅巨制之小说，无论笔记、杂纂、成书、单篇，皆可以‘短篇’称之，未尝有所专指”，接着也以“下定义”的方式将短篇小说界定为：“用最经济的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之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之文章”。随后，以都德《最后一课》《柏林之围》以及莫泊桑的《二渔夫》等短篇小说名作为例证对这一定义做了说明。③ 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1918年5月（第4卷）第5号。

对这一定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解读：（一）短篇小说的叙述中心乃是“事实中最精彩之一段或一方面”。胡适曾分别用了大树的“横截面”和人物的“侧面剪影”来类比事实中“最精彩之一段”或“最精彩之一面”，提出了著名的“横截面”短篇小说观。显然，这是针对“那些‘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一日，游某园，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一派的滥调小说”④ 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1918年5月（第4卷）第5号。的，突破了传统中国小说以情节事件为中心的结构模式，而力倡以片断、场面为中心的结构模式。（二）短篇小说的叙述手段是“用最经济的手段”进行“描写”。这里，将传统的“叙述”手段变更为“描写”方法，既为短篇小说对环境的描摹、对心理的刻画、对氛围的营造等等预留了广阔的艺术空间。同时，“最经济的手段”又为短篇小说文体对丰富多元、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段的操练留下了充足的余地。“经济”，既是出于短篇小说篇幅所限的考虑，更是基于以片断、场面为叙述中心的结构模式的维护。（三）短篇小说的叙述效果是“能使人充分满意”。这是较早从读者接受角度来规范短篇小说的努力。由于“横截面”叙述中心和“最经济”的艺术手段的充分保障，读者在有限的篇幅内读解小说家丰富精深的艺术内涵，以相对较少的付出收获相对较多的审美感受，从而“能使人充分满意”。

在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活动中，前述翻译活动中的篇目编选、文体翻译、语体选择所凸显出来的短篇小说文体意识，所译述短篇小说内在的主题意蕴、艺术手法乃至由此形成的文体观念，在即将爆发的“文学革命”潮流的潜滋暗长中，悄悄作用于彼时小说家的意识深处，从而凝聚为他们在从事文学实践活动中的有意或无意识行为，使彼时的文学创作实践及文学作品也开始逐渐积累了短篇小说文体的“现代性经验”，从而为“五四”短篇小说的文体生成提供了强大的参照和创作上的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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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胡适的定义并没有完全建基于清末民初短篇小说的创作实绩基础之上，有着某些理论上的偏颇和浅陋，因为对横断面的描写并不是短篇小说区别于长篇小说和笔记、杂纂等文体的本质性特征，避免繁语冗词的“经济”手段也可能带来短篇小说修辞上的理论误区，这个定义很快也遭到梁实秋、沈从文、俞平伯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是胡适的“横截面”短篇小说观所显示出的超越传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努力，对域外短篇小说理论的本土化引进，在很大程度上为“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的生成，乃至整个现代中国小说的现代化、多元化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

上述语言变革运动的催生、报刊事业发展的推动、域外翻译活动的支撑、理论建构与倡导和“新样式”小说的实践经验，最终都需要作用并落实于在中西短篇小说文体对话中的现代短篇小说创作实践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五四”短篇小说文体及其“现代意识”真正意义上的坐实和生成。

“为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奠定形式基础的作家，无疑是鲁迅。”⑥ 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第148页。可以说，鲁迅短篇小说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⑦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246页。，从根本上确立了“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的生成和典范，具有不可超越的崇高的文学史地位。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鲁迅的短篇小说创作是建基于胡适等人的短篇小说理论，但是，上述语言变革、报刊事业、“新样式”小说的实践经验，以及从事短篇小说译介活动的切身体验，都毫无疑问或隐或显地在鲁迅现代短篇小说文体意识中发生着不同程度的作用。不过，考察鲁迅之于“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生成的意义，主要是考察《怀旧》和《狂人日记》之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文体确立的意义，因为前者被研究者视为“现代文学的先声”⑧ 普实克：《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见《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119、112-119页。，后者则被视为“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⑨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在文体的意义上，如果说前者已经显示出鲁迅高超的对短篇小说文体的熟练掌握，那么，后者则标志着“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的生成和成熟，并确立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文体典范。

《怀旧》是鲁迅于1913年4月25日在《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上，以“周逴”为笔名发表的文言短篇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描述了两个层面上的“怀旧”场面——鲁迅对儿时旧事的怀旧和王翁在青桐树下讲故事的怀旧。在“情节构成”的意义上，普实克发现了这篇文言小说“不以情节为阶石而直达主题的中心”的“新文学”的现代特征⑩ 普实克：《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见《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119、112-119页。，即它打破了传统中国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叙述模式，而以人物的对话来渲染背景氛围；米列娜则将《怀旧》中“可见的”童年回忆与“不可见的”虚构世界压缩为一个双重主义世界，并将之视为鲁迅所创立的新的诗学体系① 米列娜：《创造崭新的小说世界——中国短篇小说1906—1916》，收入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82-505页。。但两者都相对忽视了探求王翁“长毛故事”讲述行为的“现代”意蕴，以及小说中对话部分的结构性意义。事实上，王翁“长毛故事”的讲述行为在文本中不仅首先被耀宗先生“长毛将至”的消息所打断，而且相继被不谙世事的“我”的提问和曾经作为“理想听众”的李媪见雨之“归心”所扰乱和终止。并且，在叙事者对章回小说略带调侃的“闲笔”② 鲁迅在《怀旧》中以叙事者的身份说：“大类读小说者，见作惊人之笔后，继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而偏欲急看下回，非尽全卷不止，而李媪似不然。”见鲁迅：《怀旧》，《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中，其戛然而止的结尾明确预示了传统中国小说讲述故事的方式的终结，以一种“不追求首尾自足的完整，而是力求‘如其所是’地呈现人生的片段”③ 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第165页。的方式，宣告了一种现代短篇小说的诞生。同时，“我”与李媪所做的基于各自不同人生经验的梦，以及“我”、李媪、王翁、“环而立者”、耀宗先生等等人物之间不可通约的隔膜关系，从根本意义上揭示了人与人之间不可交流的孤独本质。于是，在鲁迅这里，短篇小说便成了表达个体孤独体验及个人与社会的疏离感的最恰切的文学形式，成了个人内心孤独情绪的最佳表达载体——在这个意义上，《怀旧》作为一种纯文学意义上的文体形式被赋予了最具“现代性”的“现代意识”，从而标志着“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的基本成型。

与《怀旧》发表后的相对沉寂相比，《狂人日记》的发表一举奠定了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也标识了白话文学的最高成就。在短篇小说文体的意义上，其日记体的方式，“象征”“倒转”“反语”“复调”“看/被看”“吃/被吃”等等多种文体特征和艺术技巧，以及这些特征和技巧背后的深层意蕴与现代思想，早已为这方面丰富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所充分证明。④ 可参阅高利克、韩南、兰德伯格、王富仁、藤井省三、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竹内好、高远东、严家炎、吴晓东、安德森等人的相关研究著作。此处需要指出的仅仅是，倒转（从被“吃”到“吃人”、从“看”到“被看”、从“救救我吧”到“救救孩子”、从“狂人”到“清醒者”等等，通过其极富思想性和深度性的“现代意味”），反语（“讽刺的写实”⑤ 韩南：《鲁迅小说的技巧》，见《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王秋桂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1页。，通过主人公与其“活动场”之间的映照及其“相互对象化”过程中凸显出的艺术张力），复调（由“不可靠的叙述者”、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以及与人物有距离感的叙述姿态等所营造的艺术效果）……所有这些艺术技巧和思想内涵，使《狂人日记》既成为鲁迅小说风格化的起点，同时又成为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尤其是“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确立并成熟的重要标志。

至此，“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终于在语言变革、报刊事业、域外翻译、理论倡导、创作实践等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得以成为“新文学”中成熟得最早、也最有成就的文体。由鲁迅奠定基础的“五四”短篇小说文体及其“形式的意味”，很快就作为一种文体传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传承与扩散。这可以在《狂人日记》之后的鲁迅、郁达夫、叶圣陶、台静农、张天翼、沙汀、茅盾等等小说家的短篇小说中得到充分证明。不过，这并非本文题旨所在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对“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生成的考察，必须将之放置在彼时特殊复杂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充分的“语境化”还原，既要考虑到其历时的文体流变和展开的“历史化”过程，更要考虑到其共时的文体促生因素诸如语言变革、报刊事业、域外翻译、理论倡导、创作实践等多方面的“语境化”事实，还要考虑到如何将“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的历时研究与共时考察融通地结合起来。上文所做的，只是粗疏地勾勒了促成“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生成的主要共时因素，并且只能算是一个论述纲要。至于这些因素内部到底如何催生并丰富了短篇小说文体的现代意识，它们之间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内在关联，作家主体经验和能动性又在什么意义上影响或变更了短篇小说文体的发展方向，在历时的层面上“五四”短篇小说文体经历了怎样的发生、发展、流变、衍生、丰富乃至衰落的历史进程，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尚需再做进一步的细察和探究。

蓝莓酒是一种以蓝莓为原料发酵酿造的新兴果酒，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研究表明，蓝莓酒因含有多酚化合物而具有清除自由基、螯合金属离子、激活其他抗氧化剂和抑制细胞内氧化酶活性等作用[3]，具有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防癌、抗癌、抑制炎症等保健功能[4]。本文以浙江余姚市舜南休闲农庄蓝莓种植基地产蓝雨蓝莓果实为原料，以加工成色泽、香气、滋味具有蓝莓酒典型性为主要目标，研究不同酿造工艺对蓝莓果酒风味物质的影响，筛选出蓝莓酒的最适酿造工艺，即低温浸渍预发酵工艺对蓝莓果酒风味物质的影响，得出最佳发酵工艺条件。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真假词识别任务和褒贬判断任务，利用时间分辨率较高的ERPs(event-related potentials)技术探讨两类认知内容识别和归类中的时程特点，进一步验证社群性信息在认知加工中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