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契机，推行一系列举措以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很大程度上扭转和净化了党内风气，进一步优化了政治生态，为新时代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积累了丰富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2016年新颁布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准则》和《条例》)，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体系渐趋成熟的标志，也是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的起点。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和理论成果，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思想与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的有机结合，其精髓是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优化政治生态。新形势下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初衷在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净化党员干部的思想、转变党的作风，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与执政环境。从现实来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与制度的贯彻与落实需从多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把坚定政治立场摆在首位，通过规范的组织生活重塑全体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其次，要将制度贯穿于党内政治生活之中，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此外，严肃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应置于理性现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以先进的政治文化促进政治主体间的有序协作与良性互动。

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渊源与现实场景

严肃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之一，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优良传统。早在1915年5月，列宁就在《空泛的国际主义破产》提出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并广泛应用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则是蔡和森最早使用“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他于1926年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作报告，介绍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1926年前后的党内政治生活状况。[1]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这一决议开启了中共强化政治生活建设实践的征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对党的建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理论创造。尤其是经历了遵义会议、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等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党积累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等党建经验， 通过思想教育与改造、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形式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为革命时期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坚实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党内政治生活大多以阶级斗争为主题，有时甚至流于形式。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集中制和党内监督均遭受严重破坏。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因此，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重新强调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并在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党内首次颁发关于政治生活的准则，同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明确了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的同等重要性。同样地，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期间，党内政治生活一直作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内政治生活形式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但是，随着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社会阶层与利益结构发生改变，中国共产党面临新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外部环境的变迁也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提升执政能力和应对内外风险的能力成为永葆党的生机的基础和关键。而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不规范、不严肃，形式大于内容等亟待整治的问题。直接导致部分党员干部思想散漫，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尤其是导致了基层党组织的弱化、虚化、边缘化。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党员干部的公告中可以发现，由于党内政治生活的缺失或不严肃不规范，导致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涣散，政治立场不坚定的现象不在少数，严重污染了党内政治生态，有损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廉洁形象，同时也阻碍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

由此可见，新形势下提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既是发扬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丰富经验与优良传统，也是积极面对当前国内国外复杂的执政环境，应对新风险化解新矛盾的战略部署和重大举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勾勒出了新时期治国治党的理论体系轮廓，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成为全面从严治党新导向。通过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践行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等，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条例》和《准则》，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共执政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继承了1980年版《准则》的主旨精神，也注入了大量新的内容，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理论形成的标志，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与净化政治生态：内在逻辑与关联

根据齿圈的实际使用情况，与起动机齿轮啮合时的进入端受冲击力较大，工作频次大，即齿圈的倒角端与齿圈的非倒角端面承受不同的载荷，对齿圈两端面的淬硬层深度要求不同，硬度也不相同，并且为了保证齿的使用寿命，且淬硬层不能过齿根圆，这就是所谓的“阴阳脸”。在实际加工过程中虽然由于某些因素会导致“阴阳脸”的产生，但是这些“阴阳脸”属于热处理缺陷，无法精确控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和全面领导地位决定了其在政治生态中的核心主体地位，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执政能力提升也就成为塑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处于中观层次的制度体系，是确保政治生态有序运行，协调各政治主体间利益关系的准则，也是将政治文化、社会风气和自然环境等外部影响因素传导至政治生态内核的枢纽和桥梁。政治环境处于政治生态的外围，虽不是政治生态的决定性要素，但也是政治生态内核进行新陈代谢的重要场域，尤其是良好的政治文化、清秀的社会风气、优美的自然环境有利于促成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

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需要与时俱进迎难而上。党的建设是党引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的一项伟大工程，需要长期不懈久久为功。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执政党建设的强基工程，自然也不是几次理论学习或政治运动就能解决的。只有全面系统部署，切实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制度化常态化，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强化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建设等多方面入手，并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置于整个政治系统之中，将全面从严治党与构建山清水秀、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机结合起来，方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治生态是借用生态学分析框架并融入政治学理论而产生的新概念，是指在一定政治系统内各个政治行为体之间，以及政治行为体与政治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政治运行的环境与状态。[3]特定时期和社会背景下的政治生态主要表现为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及政治发展的状态，同时也表现为社会环境对人的政治行为的影响状态，还表现为政治系统对社会环境的影响状态等。根据政治系统理论和生态学理论，可将政治生态分为三个层次，即宏观意义上的政治环境，包括政治文化、社会风气和自然环境；中观意义上的制度体系，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与约束；微观意义上的政治主体，包括政党政府等政治组织、党员干部、公民个体等。很显然，在整个政治生态系统中，政治主体(包括公民、政府官员、政党、社会组织等)处于核心地位，是构成政治生态的关键要素，也是优化政治生态的突破口和动力之源。

NIH希望通过最近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大量资助吸引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多年来，患者权益倡导者一直在提出这个问题：随着美国人口的老龄化，阿尔茨海默病正在造成越来越大的伤害，治疗成本迅速上升。这些预测和“到2025年有效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目标促使国会在3年内将NIH给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痴呆症的资助预算增加到原来的3倍，达到19亿美元。这种猛增的趋势并未结束，2019年的两份NIH支出草案会为该病的研究带来总数为23亿美元的资助——超过了NIH总预算的5%。

正是基于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优良的党内政治生态与构建美好政治生态的内在逻辑与关联，习近平总书记从2013年首次提出“党内政治生态”的概念，到2015年两会明确提出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及其路径，并于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准则》和《条例》，这不仅体现了党内政治生态与政治生态的递进关系，阐明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和构建优良执政环境的有力抓手，同时也体现了政治生态的系统性与开放性。这与西方政治系统论也存在着相同之处，正如伊斯顿所指出的，每一个政治过程、政治参与主体都是嵌入在动态发展的政治系统之中的。[6]因此，任何将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与政治生态孤立甚至割裂的论点都是不合政治发展现实和规律的。相反，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优良的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也是滤除政治生态污染源重构政治生态的有效路径，而整个政治生态的优化又将持续地促进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化，使党内政治生态适应外部环境，处在循环更替的动态过程之中。正如西南大学黄蓉生教授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需要以全面从严治党来构建优良政治生态，二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是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7]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

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与净化政治生态的现实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生态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内在关联与逻辑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指明了道路与方向，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二是中国共产党探寻出了一条自我革新与完善的改革之路，构建起了日趋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实现了公民、社会组织、政党与国家间的有序运行，良性互动。三是在政治生态的运转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能够以增进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弘扬和创造先进的文化。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生态的核心主体，也是净化中国政治生态的源动力。正如齐卫平所指出的，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所形成的经验和法宝都源自于党内政治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和光荣传统。[4]同样地，腐败滋生、权力商品化和资本化等社会政治生态恶化的现象，也是源于党员干部纪律的弱化与松懈，以及党内政治生态遭受污染。可见，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中国共产党有别于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标志，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创新与飞跃。[5]

其次，以完善的制度约束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将制度贯穿于政治生态建设全过程。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质是对党内关系的科学配置与规范调适。[11]这些关系的正确处理依赖于制度的规范和约束，政治制度化作为衡量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也是促进政治主体间良性互动，实现政治系统新陈代谢有序运转的保障。因此，无论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还是严惩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都不能仅靠政治运动来实现，而必须依靠制度来维系和支撑。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党内政治生活走出人治化、教条化、主观化误区的前提，是实现党有铁的纪律，党员自觉在宪法、法律和党内规章中活动的保证。虽然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出台或修订的党内法规已有近百部，其他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成果也十分显著，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进一步完善了党内法规及政治制度体系，但是政治生态领域仍存制度死角和盲区，民主集中制和党内监督等制度还需进一步贯彻落实，制度建设与执行需要迈上新台阶。尤其是改革进入深水期，如何破除制度执行的障碍与阻力，不遗余力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如何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优化党内政治生态都应积极应对和亟待解决的新命题。在监督机制上，要在党内监督与法律监督之外，强化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公众与媒体的监督机能。贯彻《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将群众参与同全面从严治党紧密结合起来，[12]以完善的监督机制全面净化政治生态。

首先，必须要以规范的组织生活锻造党员干部的党性。通过严明的政治纪律矫正党员的歪曲的价值观，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内化到党员干部的实际行动之中。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首先是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以党章及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为准绳，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8]理想信念是行动的先导，新时代是思想分化多元的时代，共产党人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通过党性锤炼提升党治国理政的本领和能力，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9]即使在西方政党政治中，执政党也需要涵纳大多数选民的利益，制定符合公众诉求的公共政策，以获得选民的信任与支持，执政党才能积累丰厚的社会资源和合法性基础。作为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负有为民谋利和执政的使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是党员干部的价值追求。在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党员干部必须牢记这一价值目标，增强“四个意识”，[10]通过常态化的思想理论学习和实践锻造，让党的理想信念入脑入心入行。

最后，培育良性政治文化，塑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政治文化是政治主体运行与活动的外在环境，先进优良的政治文化有助于孕育良好的政治生态。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脉和政治文化底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中继承并创造了诸多优良先进的政治文化，但是受传统封建官僚与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原则的影响，当前中国政治文化既受历史的宗族文化、圈子文化等的影响，也遭遇着个人主义、利益至上等外来文化的侵蚀，对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构成影响，助推了党内政治生态的衰朽腐化。因此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大力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主流意识形态。在党内开展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的宣扬与传承活动，融优秀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红色文化为一体，用先进的现代政治文化取代衰朽的媚俗政治文化，让各种歪风邪气、腐化堕落的思想和行为无生存空间无交易市场，以优良的政治文化为公众理性参与精神的生长提供肥沃土壤。此外，还要通过抓“关键少数”，以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优良家风作风为示范，引领整个政治社会风气，赋予社会正能量。让风清气正、执政为民成为政治系统的新常态。

结语

十八大以来，政治生态建设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得到深化，净化政治生态已经纳入到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中。[13]以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的自身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和优势。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准则》和《条例》，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系统性和开放性的思维指导党内政治生活，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与营造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和执政环境有机结合，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思想精髓。新形势下践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思想，需要多方面入手，更需要以贯彻民主集中制和完善党内监督为有力抓手。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都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14]从严肃执政党的政治生活到促成政治生态山清水秀，是从量变积累到质变飞跃的过程。因此必须明确，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营造优良执政环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一方面是由执政党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党内政治生态作为一个开放动态系统，其自身也处在一个不断更替与时俱进的过程之中。因此，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从严治党是一篇大文章，党内政治生态重构与净化更是一场持久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秉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的理想信念，凝聚心智共同开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局面。

公司存在大股东会大幅度减轻第一类代理冲突，也就是外部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大股东的存在可以缓解第一类代理冲突，因为拥有大资产鼓励大股东积极收集信息并监督管理。但是，大股东的存在也可能使委托代理矛盾更加冲突。而且，大股东可能对公司加以控制，从而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沼液为民和沼液，含 N 0.57%，P2O50.007%（实际计算施肥量时忽略）、K2O 0.35%。玉米品种为金海5号。

[参 考 文 献]

[1]齐彪.深入理解“党内政治生活”的丰富内涵[J].理论导报，2016(12).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9.

[3]熊光清.如何塑造良好政治生态[J].探索与争鸣，2015(5).

[4]齐卫平.修复与创造：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净化政治生态[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4).

[5]熊若愚.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思想述要[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1).

[6][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中的系统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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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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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邹庆国. 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体系建构[J].理论探索，2016(6).

[12]袁 峰.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分析[J].人民论坛，2015(21).

[13]赵才勇. 十八大以来我国廉政生态建设的新特征[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8).

[1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