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前言

“说”作为汉语核心行为动词之一，在历朝历代都属于最常用的基础词汇。虽然不同时期义项的数量和语义有所区别，但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一脉相承性使该词的发展继承多于突变。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现代汉语八百词》、《辞源》(修订本)、《辞海》(第6版)等，“说”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主要有动词和名词两种用法。作动词时可指称具体的表述动作，或是表解释、责备或介绍等义；可重叠，可带“了、着、过”；可带名词、动词、形容词或小句作宾语。作名词时指言论或主张。《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指出“说”有一种作为习用语的用法，如“说是、说的是、我说呢”，但并未展开具体说明。

以往对“说”的研究成果多从汉语本身出发，方言及其他语言的对比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说”在现代汉语中的语义及功能特征，对其分布和演变特征进行归纳和阐释，并从跨语言层面考察该词的语法化发展路径，以揭示推动该词语法化进程的动因及机制。

本文汉语语料主要来自北大语料库(CCL)、北语语料库(BCC)、国家语委语料库、朱氏语料库，以及现当代文学作品，部分为网络语料及作者自省；其他语言语料主要来自语言共性档案库、在线语法集、WALS Online、语法化的世界词库(Bernd Heine，et al.，2012)、其他语言字典、文学作品以及个人征询等。

1．现代汉语中的“说”

本文在语料库中随机选取了500条现代汉语语料，其中“说”共出现581次。通过整理和归纳我们发现目前现代汉语中“说”一共有8个不同义项，分别是：(1)说、讲，表示具体的言说行为; (2)解释、说明; (3)游说、劝说; (4)批评、责备; (5)说合、介绍; (6)言论、说法; (7)一种特定的文体; (8)充当话语标记。根据各义项具体应用，可归为言说行为、言说标记和言说成果三个不同领域。

1.1 言说行为领域

“说”的8个义项中，(1)—(5)表述各种具体动作，可以归入言说行为领域。

(1)乘客中有位中年妇女自告奋勇出来说她是医生。

商务英语人才是社会中的主要需求，是企业对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培养出来的商务英语专业学生要想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除了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外，还应具备良好的翻译伦理道德意识和高水准的职业操守，才能够快速融入所服务的企业，并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2)《道德经》总共不过五千言，但却以其论“道”之深、说“德”之精，穿透了中国思想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历史。

(3)老头子，大女儿每天坐在电脑前写东西到半夜，我担心她的身体，我说她，她不听，你去说说吧，她最听你的话了。

(4)我参加了师兄师姐的答辩，发现很少有人不被说的，你就傻笑应对。

“说”在例句(1)中表述具体言语行为“说、讲”，标明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实际动作，是现代汉语中“说”的本义和最常用义。例句(2)中，“说”作为与前面的“论”并举对照的成分，采取了互文的修辞格，“论‘道’”与“说‘德’”合在一起理解为“论述和说明‘道’和‘德’”，这种表达方式也证明此处的“说”具有“解释、说明”的意义。李宇明(1998)指出，单音节动词重叠式可表尝试义，在例句(3)中，说话者先说明面对的问题“大女儿每天坐在电脑前写东西到半夜”，再表明自己的看法“担心她的身体”，于是试图“说”她，显然是想劝说女儿听取自己的意见，可是女儿不听，于是要求听话者“说说”吧，希望听话者能够通过劝说使女儿听话。

除了汉语方言之外，其他语言也表现出同样的演变方向，但数量不多(Bernd Heine，et al.，2012)。如英语中的say：

言说行为领域里有一种用法比较特殊，请看：

(5)刘泽起告诉第一财经，现在农村不少人家都买车了，但就算有房、有车，也说不着媳妇，因为“光等着‘人’了”。

此义项首次出现在明代话本小说中，但目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较为罕见，5755477条语料中仅有512条属于这一义项，且多为有方言色彩的表达，如“说媒”、“说媳妇”等，往往后接特定名词构成半固定短语充当句子成分。

对于这些女性，社会应当投入更多的精力在产前向她们普及正确的育儿知识，以便做父母后能够有正确的方法指导他们的育儿行为。

1.2 言说成果领域

这一领域内主要包括指称所说内容及专指某种特殊文体两种用法。例如：

(6)会诊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竟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一个真正可以马上实行的主意。

(7)许渊冲的诗译“三美”说

言说标记领域内也同样有话语标记可以标明小句，如：

在吴剑锋(2011)看来，用言语行为转指该行为产生的结果是认知上的转喻导致的。因为动词所表示的过程与其最终产物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可以认为两者存在广义上的原因——结果关系，由此过程成为心理上访问产物的最佳参照点，这一演变是符合“原因转喻结果”的认知模式的。也就是说，言语行为“说”是原因，由这一行为产生的言辞样式或文本方式则是结果，例(6)即可证实此种用法。

此外，“说”从言说动词发展为文体类型是经历了认知角度连续两个转喻阶段发展的结果。首先从最初的指称具体言说行为的动词经由原因——结果的发展过程名词化为指称所说内容。而因为当人们为了某种特殊交际目的而实施的特定语言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后，经由认知上的整体——部分之间的对应关系，人们则很自然地将原本指称言说行为的动词用来指称对应的言辞样式。一旦这种特定的言辞样式或文本形式被约定俗成地确定为某类文本的“类名”，形成了特定的问题惯例，并且由于使用范围的扩大而最终确定下来后，由言说行为发展为文体类型的演变则最终完成。需要注意的是，此义项目前在现代汉语中多用于文章标题，如例(7)。

1.3 言说标记领域

言说标记领域内包括作为话语标记的语素“说”及含有“说”这一语素的各类话语标记。单独使用的话语标记“说”特征比较明显。例如：

(8)说沈阳有个小姑娘，就因为长的不漂亮，投了一千多份简历，一份工作都没找着。

据玄玥(2011)，出现在句首的“说”属于客观叙述标记词，引出全句，标明所引导的属于客观叙述内容，与说话者的主观意愿、推测、情感无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法目前看来有一定的地域和文体限制，多出现在东北方言和较为夸张的表演环境中。

孙利萍(2015)曾从语篇功能角度对言说类话语标记进行探讨。她指出，言说类话语标记具备话题功能、信息来源功能、推论功能、阐发功能和注释功能。如：

(9)据说禅师们常常将弟子逼到某个领域的死角，然后要他们各觅生路。

据李晓琪等(2006)的研究，“据”偏向于对客观看法的引介，可以使后述内容更有说服力。可见，“据说”具有引证功能，说话者为了增强表达的可信度，往往会引证他人证实自己观点，而“据说”作为引证标记，其功能在于表明所说信息来源、出处，或是表明引用数据证实信息真实性或可靠性。这种向听话者传递信息来源或获取方式的功能，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动态的互动交际活动，乐耀(2013)称之为引述类传信标记。例句(9)中说话者使用“据说”这一标记，只是为了向听话者表明后述信息为自己从他处获知，具有一定可信度，但并不代表本人意见。

1.4 语义分布及语用功能

我们对不同言说领域的义项进行整理后发现，各领域的义项分布很不平衡。其具体数据可如下表所示，请看：

 

表1 现代汉语中“说”的各义项分布情况

  

领域言说行为言说成果言说标记总计出现次数4642592581占比(%)79.864.315.84100

以8个义项分别归入的三个不同言说领域为分布层面进行统计，可以看到，言说行为领域总体占比接近八成，具有绝对优势。言说标记领域虽紧随其后，但仅占全部语料的15.84%，而言说成果领域则仅占4.31%。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分布比例不同，但分属不同语义领域的某些义项具有类似的语用功能，如言说行为领域内有义项可以表示对他人言语的转述，请看：

(10)我国老将姜荣在世界杯赛上也夺过这一项目的冠军和世界杯总决赛第3名，但教练们都说这是个最有希望，又最没把握的项目。

言说标记领域内同样有话语标记可以用于表述引用或是传信义。例如：

(11)她额头很宽耸，据说这种人聪明。

“说”表述具体的言说行为，既可以用于指称说话者自身行动，也能用于指称他人的行动。对于他人言说内容的引用可以以直接引语形式呈现，也可在说明言论发出者后以间接引语形式呈现，如例(10)。在孙利萍(2015)看来，“据说”强调的并非言说动作本身，而是表明信息来源，是说话者对命题信息可信度和可靠度的一个主观说明。由可插入其他成分的较为松散的构式历经词汇化凝结成词，“据说”最终语法化为专职转述传信标记，具备传信功能(施伟伟，2017)。

此外，言说行为领域内有义项可用于表示不同成分/小句间的从属关系，如下例：

(12)近来,日本有的新闻媒体报道说“文部科学省要彻底推翻宽松教育的提法”,“小学的综合学习时间也可以用来上英语课”等等。

寇蔻：南方的阴冷潮湿的冬天，也离不开这些电取暖设备，记得刚结婚的时候，朋友送了一套电热毯，一开始我对这个能够把冰冷潮湿的床铺被窝烘热乎的家伙还是很热衷的。后来听朋友说，电热毯有辐射，特别是对怀孕早期有影响，我就很心生畏惧。可老公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只要不是彻夜开着，基本没事。不过，为了胎宝宝的健康我还是放弃使用了，让老公做我的取暖器。

3．1 北京市西城区近5年新生儿疾病筛查的整体情况 北京市西城区新生儿疾病的筛查率、复诊率分别为98．75%和98．57%，略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4］；CH发病率为1∶2 060，PKU发病率为1∶5 408，与北京市1∶3 622和1∶9 094相比均较高，通过早期的筛查和及时的诊治使这些患儿减轻疾病造成的损害，避免了残疾的发生。

泰语(Thai)中也有类似的发展。请看：

(13)当时我才十六岁，如果说参加革命，又太年轻，如果说静止不动，又嫌太大。

丁健(2015)指出，“说”作为言说行为动词时，可以充当标句词，后接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也可以充当同位语从句标记。例句(12)中“说”的后引小句就是对媒体报道的直接引用。而根据李晋霞(2005)的分析，连词“如果”和“说”结合为假设标记，可引导小句或分句，尤以谓词性小句为多见，例(13)即是典型。

2．古代汉语中的“说”

我们对历时语料进行了整理分析，排除作为通假字的用法后，发现不同言说领域中“说”的出现次数和占比可如下表所示：

 

表2 古代汉语中“说”的各义项分布

  

时期言说行为言说成果言说标记上古汉语出现次数3201870语料总数634634634占比(%)50.4729.500中古汉语出现次数330830语料总数420420420占比(%)78.5719.760近代汉语出现次数42310152语料总数611611611占比(%)74.9616.538.51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说”的义项分布情况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改变。稳定不变的是言说行为领域，从上古汉语时期占比一半到中古汉语时期的接近八成，再到近代汉语时期略有回落，虽然所占比例有所变化，但这一领域的义项始终未曾消失，可以说是言说动词“说”历经数千年发展最为稳定的核心用法。上古时期的“说”具有高谓性，可以受状语成分修饰，后接宾语可以出现，也可以省略。如：

(14)诸牙门亲兵亦咸说此语，一夜传相告，皆遍。(《三国志·魏书二十八·锺会传》)

(15)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

成为引用标记是言说动词语法化的又一演变方向，谷峰(2007)和张安生(2007)的研究证实古代汉语中的“云”及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西宁回民话“说(着)”同样具备引语功能。而其他语言中同样能找到例证。请看：

2.4.2 供试品溶液的配制（HPLC-ELSD法） 取注射用硫酸核糖霉素适量，精密称定，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含硫酸核糖霉素0.5mg·mL-1的溶液。

(16) 秦王闻若说,必若刺心然。(《史记·苏秦传》)

单独使用或与其他语素合并构成各种话语标记是“说”后期新兴的用法，最早出现在元明时期。明代小说中收录了大量当时口语，作为话语标记出现的“说”因此首次正式出现在书面记录中，从此一直保持着上升势头。由于其形式多样、功能繁复，使用频率不断升高，已成为现代汉语中“说”的重要用法之一，近年来也已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17)却说曹真连日望羌人消息，忽有伏路军来报说：“蜀兵拔寨收拾起程。”(《三国演义》)

虽然“说”在古代时期以实义表达为主，多用于指称具体的行动及行动内容或结果，但是语义逐渐虚化，由实义发展为偏重展现语用功能的现象已有出现。请看以下几例：

(18)俗说孝明帝时，尚书郎河东王乔迁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朔常诣台朝。(《风俗通义》)

氢医学健康产业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产业，2013年以前，日本进口富氢水登陆中国，最高零售价为一瓶300元人民币。但新兴事物在我国的发展也是十分迅速的，据估算，目前氢健康产业的相关企业已不下百余家，主要涉及罐装（袋装）富氢水、氢水杯、氢水机、氢呼吸机等。

(19)旧说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规轮如月，众辉如星，霑润如海。(《乐府诗集》)

(20)说有个浙江司郎中徐公，甚是通融，仰且好客。(《初刻拍案惊奇》)

公式(1)～(3)中Cp、Ca、Cpv、Cpv和Ev别表示计划安全成本值、实际安全成本值、计划安全成本、实际全成本和安全成本挣值。

(21)却说黛玉同姐妹们至王夫人处，见王夫人正和兄嫂处的来使计议家务，又说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语。(《红楼梦》)

正如我们在前文指出的，“说”在现代汉语时期可以用于表达如引用、传信、标句词等语用功能，类似情况在古代汉语时期同样存在。例(18)、(19)分别表明后述内容引用自其他信息来源，体现引用和传信功能，而例(20)中出现在句子开头的“说”则具有话题开启功能，标记一个新话题的开始。例句(21)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说”，第一个“说”属于话语标记领域，具备标明小句、转移话题等语用功能，而第二个“说”则是对王夫人和来使话语的转述，属于言说行为领域，指称具体行动，同时作为标句词体现引用功能。

3．方言及其他语言中的“说”

4.过度包装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不利于当前电商的发展。包装投资过大，使企业往往将成本转移给消费者，这就让消费者感觉产品的“价格”与“价值”不匹配，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欺骗，久而久之，就会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的市场认同，甚至会对市场丧失信心。此外，在电商模式下，过高的包装投资将影响其销售价格，因为过度包装所产生的成本，需要转移到商品的总价中，从而削弱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1 相同的功能

从言说动词演化为标句词是语法化的一条常见路径。产生了这种语法化过程的语言比较多，例如本巴语(Bemba)中-ti由动词发展为宾语小句从属连词。

本巴语(Givón, 1980)

(22)a- a- ebele a- a- ti umanaa- ndi a- a- ishile.

他- 过去时- 说 他- 过去时- 说 朋友- 我的 他- 过去时- 来

他说：我的朋友来了。

(23)a- a- ebele uku- ti umanaa- ndi a- a- ishile.

他 过去时- 说 不定式-说 朋友- 我的 他- 过去时- 来

他说我的朋友来了。

2）高山区县出生人口性别比远高于低山各县。就安康市所辖各区县而言，“三普”时所辖10县中宁陕、紫阳、汉阴出生人口性别比位列前三，“四普”时紫阳、岚皋、汉阴位列前三，“五普”时宁陕、岚皋、石泉位列前三，“六普”时宁陕、岚皋、石泉位列前三（表3）。可见，地处秦岭山系的宁陕县与地处巴山山系的岚皋、紫阳县在过去28年间出生人口性别比均高于旬阳、平利等低山诸县，而现阶段宁陕、紫阳、岚皋3县农村男青年面临的婚恋形势也更为严峻。

例句(22)、(23)中可以看到，ti从表示具体言说行为的动词发展为形式标记，标明后述宾语从句的语法地位，起到区分主句与从句的标志作用。

新疆屯垦旅游形象对旅游忠诚度的影响研究——以石河子地区为例…………………………………………………………………杨发鹏，白银霞（3）：50

泰语(Matisoff, 1991)

(24)

按照惯例，我每年都要写一篇关于年度短篇小说述评类的文章。如此以来，不觉间已是第八个年头了。八年不间断地阅读，佳作难觅之慨都已成为常态了。有时在写年度述评时，话说得尖锐一些，也无丝毫指导“江山”之意。更何况，我自己都迷糊着呢，不过是表达一点个人微不足道的认知与感慨罢了。但愿望是好的，总期待那些富有思想性、阅读冲击力或艺术独创性的文本多多出现。

第一人称：单数 连词 还 否定 确定 说 分词 去 能 或 不

我还不能确定我能不能去。

出于言语表达和沟通的需要，“说”在大多数语言中都属于核心词汇，适用范围广，使用频率高。虽然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相比，不同现代汉语方言及其他语言中表“说”义的动词语法化方向和结果有同有异，但据Bernd Heine和Tania Kuteva(2002,2012)，各种语言中能够表述“说”的言说动词发展演变形式存在某种程度的类似，存在某些相同的语用功能。当然，在汉语方言或其他语言中也有一些现代汉语普通话并不存在的演变。

根据Saxena(1988a,1988b)、Holm(1988)、Ebert(1991)、Lord(1973,1993)、Muysken & Veenstra(1995)、Frajzyngier(1995)和Klamer(2000)等人的研究成果，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中同样出现了由言说动词发展为标句词的演变趋势，由此可见，表“说”义的言说动词由具体的言说行为动词语法化为标句词并非汉语独有的发展演变。

表传信义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也是言说动词“说”语法化的结果之一，张安生(2007)指出，西宁回民话(青海汉语方言)同样有表“说”的言说动词语法化为表“听说”义的传信标记的现象。例如：

西宁回民话(张安生, 2007)

根据语言输入与输出理论，英语学习者必须要在获得大量可理解的语言输入（听与读）的前提下，经过知识的内化过程才能进行有效的语言输出（读与写）。在以教师的讲授为中心、以课堂教学为唯一授课途径的传统英语教学模式下，教师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主要通过讲解知识点的方式完成知识的传授，学生在课后缺乏教师指导的巩固知识的过程也是知识内化的过程，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由于缺乏足够量的语言输入与输出量，导致了英语教学出现费时低效的局面，无法适应社会对学生提出的人才标准要求。

(25)钢笔坏下了说。(听说钢笔坏了。)

例(25)中的“说”不表述任何实际语义，而仅作为标明所说内容来源的标记出现，具备传信功能。此外，羌语(藏缅语族)中jә-ji的变化也体现了类似的语法化发展方向(LaPolla, 2003)，台湾闽南语(Taiwanese,Southern Min)中kong也由表实际语义“说”语法化为听说信息传信标记(Chang,2008)。

程琪龙(1993)、邢福义(2004)、范晓(2006)等都曾经指出，被字句中主语多为受影响的对象，或与受损语义有关的实体，而谓语多表示客体所遭受的“不如意、不希望”或“受损”语义倾向的动词，即“失义”、“损义”动词较易成为被字句谓语动词，造成被字句多为遭受型，基本表义倾向为拂意。由此可见，例句(4)中“说”作为“被”字句的谓语，显然表明主语作为“说”的承受者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损失，即受到了批评或是责备。

(26)They say / It is said that he's a miser.(《新英汉大辞典》)

例句(26)中将They say 与It is said 互释，充分说明此处的they say没有实际语义，仅为说明信息来源，体现并非说话者主观判断的作用。they say从最开始的人称代词与言说动词的结构逐步虚化，实际语义脱落，成为半固定结构表说话人从第三者/他人处得知的信息，具备传信功能，最终发展成为听说传信标记(Givón,1991a)。莱兹金语(Lezgian)中也存在由言说动词发展为传信义的演变，表“某人说”的luhuda发展演化为-lda/Luhulda，成为听说传信标记(Haspelmath,1993)

在资源条件良好，区位交通优越的乡村，通过村集体组织或引入有经济实力和市场经营能力的外来企业，引导农户发展乡村旅游的模式。主要有村支两委+农户模式和企业+村集体+农户模式，如龙虎渠发展幸福田园，以“土地认养”项目为切入点，村民和村委会通过劳务、土地入股的形式建立起了“支部+贫困户+农户+电商”的合作发展机制。哈沙部落，由企业（广亚集团）、文化机构（鲁迅美术学院）和村集体三方合作，企业负责整体规划、运营，文化机构提升乡村的格调与品味，村集体支持企业与文化机构发展，并积极带动村民参与。

演变趋势与之相反的是言说成果领域。这一领域所占比例持续下降，从最初的近三分之一到最后的仅有16.53%，降幅几近一半。由现代汉语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这一下降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领域内的“说”具有典型的名词特征，可以直接充当主语、宾语，能够受定语修饰。如：

(27)ここは戦国時代の城跡だと言(い)う。

据说这里是战国时代的城堡遗址。

日语中“言う”可用“と”格用于引用句，表示对非说话者本人言论的引用，其引用的内容既可以是完整句，也可以是非完整句。引用句中的谓语动词可以采取意志形或命令形(沈宇澄,2009)。纳马语(Nama)中mīī与ti组合后字面意义表“这样说”，语法化后语义逐步虚化组成ti(mi)成为直接引语标记。各语言中言说动词语法化为引用标记的现象，许多研究者都有详细的描写，如Lord(1989,1993)对库萨西语(Kusasi)及库萨尔语(Kusal)中的e、萨拉马卡克里奥尔英语(Saramaccan CE)中的taá、苏里南克里奥尔英语(Sranan CE)中的taki，以及西非皮钦英语(West African PE)中的se 的相关研究。Koelle(1968)、Seiler(1977)、Matisoff(1991)、Haspelmath(1993)和Klamer(2000)等人也都有比较详尽的描述和分析。

3.2 不同的功能

有些汉语方言或是其他语言中，表“说”义的言说动词还能或是对现状进行说明，或是以说这一具体言说行为来达成某些目的，或是标明对所说内容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某些语言中出现了以下几种发展：由言说义“说”发展为表“原因”义、“条件”义、目的格和比拟格。而这些发展演变结果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尚未出现。

首先，根据Lord(1993)、Heine et al.(1997)和Saxena(1988a,1988b)等人的研究，表“说”这一语义的言说动词由单纯的实义动词发展演变为表原因的从属连词的演化过程可以看作是另一过程的例证，即具有某种显著语义特征的过程动词可通过语法化形成表示小句连接的语法标记，现代汉语方言汕头话(闽方言)中“呾”即发生了由言说义动词到原因标记的演变，例如：

汕头话(施其生等，2006)

(28)我原谅伊呾介是一时糊涂。

我原谅他是一时糊涂。

由例(28)可以看出，“他是一时糊涂”是导致“我原谅他”这一最终结果的原因，“呾”表明前后成分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原因标记。

其次，经由语法化路径，言说动词“说”同样可以发展演变为引导条件小句的语法标记。在拉祜语(Lahu)中，表言说义的q由“说”逐步发展出“如果”义，可作为语法标记引导条件小句。例如：

拉祜语(Matisoff, 1991)

(29)nó -ve c q， nà tù ve yò.

第二人称：单数 指示词 吃 如果 生病 小品词 小品词 小品词

如果你吃那个，你就会生病。

“你会生病”是满足假设条件“吃”后会发生的预估后果，q作为条件标记出现在“吃”后，标明小句地位。伊多马语(Idoma)中的ka，加族语(Ga)中的k演变为k，巴卡语(Baka)中的pe都体现了这种语法化现象(Lord,1993)。塔芒语(Tamang)中的pi则是在和sam“如果”组合后才表示“如果有人说”，成为条件标记(Matisoff,1991;Lord,1993)。

再次，言说动词在发展出从属连词功能后，还可能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除了引导宾语从句外，还能引导目的小句，从而具备目的格功能。埃维语(Ewe)中bé就属于这种情况(Lord, 1989)。例如：

埃维语(Lord, 1989)

(30)é- dògo bé ye- á- nú.

他- 出去 (说) 转述代词- 虚拟语气- 吃 东西

他出去(目的是)吃东西。

从例句中可以看到，被说明对象的前一个动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后一个预期目标，标明这两个动作的指向关系的就是由言说动词发展而来的bé。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戈卡纳语(Gokana)、巴卡语(Baka)、科兰科语(Koranko)和林加拉语(Lingala)中。同样，克里奥尔语中也会出现类似的发展演变趋势。Ebert(1991)指出，苏里南克里奥尔英语(Sranan CE)中taki就先由表示言说义的实义动词发展为类似于英语中that的小句从属连词，再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也能够引导目的小句，成为目的小句从属连词。据Stolz(1986)，尼日尔克里奥尔荷兰语(Negerhollands CD)中se(e)也经历了功能稍有不同但发展演变方向几乎一致的过程：se(e)由最初的“说”发展为可以引导宾语从句的标句词，然后再发展为可引导目的小句的从属连词。

最后，言说动词用以表示比拟关系是语法化的又一种发展方向。谷峰(2007)曾经指出，上古汉语中“云”可作传信语气词，表达不确定、不确信的语气，可以理解为“好像、大概”。如：

(31)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史记·伯夷列传》)

此例中“云”体现的是不确信义，表明说话者对于所说内容的推测，体现了无法肯定其真实性的语气。科兰科语(Loranko)中也有类似的演变。表“说”的言说动词kó语法化为íko，字面义为“你说”，实际已经虚化为连词，表示“像、好像”。例如：

科兰科语(Kastenholz, 1987)

(32)à má- ra à - na kére lá.

第三人称：单数 做- 时体语气标记 像 第三人称：单数 时体语气标记

传递- 时体语气标记 号角 后置词

他似乎把号角传给别人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瓦伊语(Vai)中表示“说”、“假定”、“认为”的ro，与表示第二人称单数的í组合使用时结构本为í+ko，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这一结构固化为íko，成为前置词，表示“仿佛”、“好像”、“像”等语义。泰米尔语(Tamil)中经由表具体行为的言说义动词发展为表“像”的比拟义动词莱兹金语(Lezgian)中luhudi(luhun的古体将来时)与na(“你”，作格)组合为na luhudi，成为相似标记，表示“好像”(Haspelmath,1993)。西非皮钦英语(West Africa PE)中sey也能用于表示“类似”义(Lord, 1989)。Haspelmath和Buchholz(1998)也对欧洲语言中比拟结构表达方式的进行过相关研究。

4．“说”的语法化路径

言说动词“说”具备较多语义及语用功能，各功能之间的演变关系比较复杂，发展的先后顺序也有所不同。

首先，在言说行为领域内部，“说”的演变沿言说行为>引语功能>引用功能>传信功能这一路径发展。“说”首先用于表示具体的言说行为，进而可用于对于他人言论的直接转述，再由直接引用发展为间接引用，从而由引语功能发展出引用功能。也就是说，“说”从指向具体言说行为逐步发展为可指向所说的具体内容，因而获得引用功能和传信功能(乐耀,2013)。为了表示所说内容并非说话者本身想法，而是来自于第三方信息源，言说动词在引用说话者本身也不确定事实和信息的说明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了传信功能。

其次，“说”还经历了言说行为>言说成果的发展过程。从最初指称言说行为发展为指向由此行为导致的后果体现了跨越不同认知领域的投射。概念化的心理机制使我们能够以行为代替结果，而对行为与后果之间必然存在的因果关系的认识根植于我们的日常经验，是借喻得以产生的认知基础。一旦这种借喻关系得以确立，所指范围会随着使用使用频率而产生一定变化。在言说成果领域内，“说”进一步发展，从最初可以用于指称一切言论到专指具备限定特征的文体，可以看到其词义范围在逐步缩小。

当然，“说”指称的内容还可经由言说行为领域发展到言说标记领域，即言说行为>言说标记。在叙述过程中，说话者除了要说明具体状况内容之外，往往还倾向于同时说明造成前述状况的事件原因。此类内容的高频次出现使得与之组合同现的言说动词借由语义渲染而逐步借渡到表“原因”的隐含义。同时，语言的使用为了达到高效目的，说话者既要运用多种表达手段以吸引听者的注意力，在此基础上还要尽量精准传递信息。加之说话者有时对于所说内容也不一定有完全正确的理解，作为一种生动形象的表述手段，对某方面有相似性的事物进行类比势必会成为说话者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随着这几类结构的广泛应用，言说动词能用于表达“原因”、“比拟”等语用功能被固定下来，最终成为能够标明“原因”义的或“比拟”义的语用标记。

此外，由于句子中说话者本身及其所执行的言说行为与表述的信息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内容，说话者本身与言语行为处于句子基本层面，属于构成一个完整句子结构的最底层，而被言说的信息则属于从属地位，用以说明言说动作的具体内容和执行结果。由此发展则言说动词逐渐可用于表示从句/分句/小句与主句的从属关系，并最终固化为标句词，揭示从句/分句/小句的附属地位。由言说动词引导的内容制约，标句词后常见的从句/分句/小句多表示言说行为的条件或目的，即在什么前提情况下会说或是说是为了达到何种目的，因此再度衍变出表条件义和目的义的语用功能。

对于不同领域间的发展关系，我们可用下图表示：

 

5．“说”的语法化动因及机制

吴福祥(2005)曾经指出，“说”类词的虚化/语法化在人类语言中具有共性。同时，任何语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也会受到内部多种因素的影响。现代汉语中“说”的语法化既有语言发展演变共性因素作用，也有汉语自身独有的特点。

5.1 高频使用

作为核心言说动词，“说”的语法化与它的高频率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Traugott(1996)认为，语法化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频率(Frequency)。我们对多个语料库中的“说”进行了词频统计，其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4 “说”的词频统计

  

语料库北大语料库朱氏语料库口语语料库现代汉语语料库总字数294279061479509645922000万出现次数958926746549660811出现频率0.32580.43500.56970.3911排序1171229

可以看到，四个语料库中搜集的语料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却得出了类似的统计结果，充分说明“说”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即使用频率极高的核心词汇。彭睿(2011)曾经指出，频率对于语法化的实现具有决定性作用，作为最高频词汇之一的“说”毫无疑问完全具备语法化的充要条件。在李秉震(2009)看来，“说”的语法化就是由于常出现在引用内容附近，高频率的共现使之逐步成为话题和列举标记。如：

(33) 优势是天生的，你不能再说它不公平了。再说，中考体育也算50分的。

例句(33)中的两个“再说”功能不同。第一个“再”表示承接义，承接上文已有信息，“说”表具体言说动作，两个词语各自独立；而第二个“再”在表承接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时“说”丧失具体语义，“再”和“说”不再分开理解，合成一体后成为具有话题转换功能的转换标记。

5.2 语义漂白

Moravcsik(2007)认为，一个语言形式使用频率高、范围广、人数多，其用法和所指必然会产生变化，词汇项随着时间推移通过形式衰退和语义漂白而变成语法成分是比较常见的演变倾向。李晋霞(2005)和李宗江(2009)都认为“说”在用于介引小句的过程中，具体语义内容逐渐丧失，实际言说动作的语义逐渐虚化，所指对象也由具体至抽象，从表概念意义发展为表主观意义，直至对于句子真值不再具有实际意义，仅用于标明从句/小句结构，成为引导从句/小句的标记，实现语法化。比如：

(34)说是当群众演员，也并不是你在那边站站、走走、吆喝吆喝就行的，也需要有“演技”。

可以看出，“说”在例句(34)中，已经没有实际言说语义，仅是标示句子的标句词，以引导下文言说具体内容的出现。

5.3 重新分析

在“说”语法化的过程中，句法结构层面的重新分析机制也起到了加速语义虚化的作用。Langacker(1977)将重新分析定义为：“一个或一类表达的结构变化，这种变化不包括它任何直接或固有的表层显现的修饰关系”。这种变化在“说”类话语标记发展演变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清晰，如：

(35) 你说你整天跟人家在一块儿，怎么就学会了玩儿，好的一点儿没学着呢？

“你说”与表负面评价义的“你P”结构共现次数多了之后，组合层次逐渐产生了变化，“你P”部分“你”是固定不变的，有变化的只是P，因此不变的“你说”和“你”开始靠近融合成一个整体，而每个句子都会根据具体表达意图的变化而随之产生变化的P被切分出去了。这样最初的“你说/你P”经过分解并二次组合后，形成了“你说你/P”形式。其发展过程可如下所示：

 

可见，“说”的发展经历从最初表具体言说行为到逐步失去实际语义指向，与后述内容关系不再密切，从而在语义上能够切分成不同单位，重新分析后在句中地位和功能随之产生变化，组合后形成话语标记。

5.4 转喻机制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语言发展受到人类认知的发展约束，而人的认知发展总是由具体到抽象，从实物到概念。在我们对世界进行概念化的过程中，隐喻和转喻是有力的认知工具，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投射关系使得语法化成为可能(沈家煊,1998)。通常来说，转喻的目标是指称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由目标概念通过源概念进行指称。目标概念所在的域为目标域，源概念所在的域为源域。Lakoff和Turner(1989)提出源概念和目标概念通过邻近关系连接，如“部分—整体”、“内部—外部”、“原因—结果”等关系对，Langacker(1993)则认为这个投射过程能够实现的认知基础是“参照物——目标”关系。“说”通过投射实现从具体言说行为到言说内容再到特殊文体的发展演变，多次转喻是其内在动因。如：

(36)赖清德“亲中爱台说”打的什么算盘

吴剑锋(2011)指出，“说”从具体言说行为转指该行为产生的结果，推动这一转喻过程的是广义的因果关系，因为动词表示的过程与产物存在直接的原因—结果关系，过程作为在心理上访问产物的最佳参照点，符合“原因转喻结果”模式。而一旦行为方式“文本化”并形成类名，则会产生第二次转喻，由文本构成的独特要素而形成特定的文本惯例，这种惯例便会成为类分文体的内在依据，从普通的文本样式转指具有特殊形态的专门文体，其认知基础是整体—部分关系。例句(36)中，最初赖德清必然发表了含有“亲中爱台”相关信息的言论，说出的话被取其要点加以归纳，最终被人命名为“亲中爱台说”，表明这番言论的独特形态特征和表述上带有的文体形式。

5.5 主观化与交互主观化

Lyons(1982)认为，主观化是语言为表现说话者的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演变的过程。在Traugott(1995)看来，主观化则是说话人越来越从自我的视角出发，用会话隐含义或语用推理来表达未用语言形式表达的意义。主观化过程“涉及说话者态度编码的增加，如信念、事实评价或个人对断言的承诺。认知义和传信义增进了说话者态度的信息内容，强化了说话者的知识、信念及对命题的态度”。“说”的使用从说话者指向发展到听话者指向，其所述内容从客观命题向主观态度转化。如：

(37)所以我说这个世界与人相处，最好的管理就是尊重他，爱护他。

“我”作为形式上的主语本身即带有说话者的主观性，“说”在动词行为义上具备陈述观点的意味，加上主观表达的需要，使得“我说”能够从客观表达对象演变为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观点、认知和态度(刘嵚,2008)。而且，“我说”不等于“我”和“说”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多种语用功能并赋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尹海良,2009)。例句(37)中即是此种用法，即使删掉“我说”对整个句子的真值也没有影响，说明这里的“我说”已经不再具有命题义，而转为提醒听话者注意，开启新话题，表达说话者的主观认知。

再如：

(38)有修养的人都不会当面顶撞上司，你说对不对？

可对比一下：

(38)有修养的人都不会当面顶撞上司，对不对？

在反问句、感叹句和带假设复句的陈述句这类议论环境中，“你说”具有交互主观性功能。并且在语篇中“你说”的前后往往有呼应的其他标记出现，这种互动标示了小句的交互性(鲜丽霞,2012)。同时，“你”和“说”的共现使用加强了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倾向，体现了说话者对听话者态度的关注(盛继艳,2013)。从例句(38)中可以看出，两个句子在命题意义上没有区别，“你说”仅为体现说话者主观意图，语用功能在于对反问句所表述内容进行导向，提醒听话者关注所传递的信息，希望听话者能够认同自己的观点，或与自己的看法保持一致。

6．结论

言说动词“说”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有8个义项，分属言说行为、言说成果和言说标记三个不同领域，具备言说、引语、引用、传信、从属和标句词多种功能。与汉语方言及其他语言对比可知，现代汉语中“说”的语法化方向和结果并非孤例，如发展为标句词、传信义、引用标记和从属连词。当然，有些语言中言说动词的某些功能，如表原因、条件，以及发展为目的格或比拟格，在现代汉语中并不存在。

“说”的语义沿不同方向演变：(1)在言说行为领域内部表现为言说行为>引语功能>引用功能>传信功能；(2)言说行为>言说成果；(3)言说行为>言说标记。从指向具体行为泛化到指向抽象概念，并可与其他语素结合成为表示多种不同功能的话语标记是其基本演化过程。

最后，现代汉语中“说”的语法化经由高频使用、语义漂白、重新分析、转喻机制及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等多种动因推动，其发展方向符合语言发展的整体趋势，具有类型学意义上的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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