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诗刊》是在广东省乃至全国范围都有相当影响力的诗歌民刊。该刊2004年创刊，至2017年底，办刊14年，共出刊45期。2009年之前《九月诗刊》由主编黄昏个人筹资操办，每年出刊2期。2009年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成立诗歌创研中心，《九月诗刊》归入其下，改半年刊为季刊，由韩山师范学院出资办刊，诗人黄昏担任韩山师范学院诗歌创研中心副主任，仍任《九月诗刊》主编。《九月诗刊》在出刊的稳定性、持续性和综合质量方面，即使在全国范围也并不多见。有人称《九月诗刊》为广东省第二诗歌民刊，第一诗歌民刊当然非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莫属。然而，就办刊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而言，《九月诗刊》比之《诗歌与人》并不逊色，甚至更持之以恒。纵观《九月诗刊》办刊历程，其“专题化”策划、以办奖促办刊的办刊思路在摸索中逐渐成形和深化，堪称该刊亮点。

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供给侧结构的深化改革，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的出现，都促使了我国涉农企业发展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发生改变，企业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变诱使内部环境随之改变，加剧了涉农企业对公司治理创新优化的需求。国家对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多种经营方式的发展，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深化，对涉农发展项目的各种补贴等，诱发了涉农企业的快速发展，也加速了企业对治理结构的优化创新动力。

一、“专题化”诗刊的诗学指向

某种意义上，好的诗歌民刊就是在诗歌传播的特殊规定性和民间刊物的独特可能性之间寻找契合点。应该说，官刊和民刊之间并非绝对的对立关系，它们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形成有效互补关系。官刊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而民刊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探索性。因此，好的民刊绝不甘于成为没有刊号的官刊，而在对自身精神面目的寻找中摸索着打开、拓宽“民间性”的渠道。“‘民办’的诗刊、诗报，在支持诗歌探索、发表新人作品上，是‘正式’出版刊物所无法比拟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展现最有活力的诗歌诗集的处所。‘民刊’也曾有创办大型的、全国性的诗刊的尝试(如90年代初的《现代汉诗》)，但后来主要向着小型化、同人化的方向发展。八九十年代之交，诗界表面上沉寂而落寞，但由于这时的一些严肃的‘民刊’的创办，却在有效的酝酿着能量的积聚与展开。”[1]249民刊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先锋诗歌的一个小传统，曾经承担了集结同仁、形成流派、发表宣言，以崭新的诗歌立场推动诗歌运动迭代更新的功能，这从朦胧诗时代的《今天》到第三代诗歌时代的《他们》《非非》都体现得很明显。但随着诗坛众声喧哗成为常态，爆炸性的断裂宣言已不足以成为“先锋”的充分条件，诗歌民刊也必须寻找到新的定位。在此背景下，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为常态化诗坛下诗歌民刊找到新的出路——“专题”。《诗歌与人》策划过的诸如“中间代”“中国女性诗歌”“新诗集序跋”“批评家诗人”等专题，都取得极佳的口碑和影响力。民刊的“专题化”其实意味着对官刊宽泛化呈现策略的放弃，转而以更敏锐的编辑眼光和个性化立场赋予诗歌以意义。“专题化”无疑更考验编辑的诗学趣味和策划统筹能力，但它确实提供了区别于官刊和其他民刊的独特辨析度。

无须讳言，《九月诗刊》在办刊理念上确实受到了《诗歌与人》的影响。在前12期，《九月诗刊》的编辑策略相对主流，尚未有更独特的栏目设置和呈现方式。从第13期开始，《九月诗刊》逐渐走向“专题化”，并且从宽泛的题材性分类发展到带有较强的诗学立场导向。从已有刊物看，《九月诗刊》相对宽泛性的“地域性”专题，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连续性的“诗歌地理”系列。具体包括：“中国诗歌地理第1辑：中山、宁波、康县、东莞”(第13期)“中国诗歌地理第2辑：上海、梅州、阳江、桂林”(第17期)“中国诗歌地理第3辑：香港、南宁、佛山、潮州”(第22期)“诗地理：昭通、惠州(第25期)”“中国诗歌地理：合肥、重庆、西宁”(第29期)“中国诗歌地理：新疆、宜昌、揭阳”(第37期)。还有一些虽未冠以“诗歌地理”之名，却以专号形式更加强化的区域诗歌专题，如“台湾诗歌精选(第18期)”；更有与国外进行合作的区域专号：“俄罗斯女诗人作品”(第39期)“玛蕾夏之歌——当代马来西亚诗选”(第42期)。

“诗歌地理”的反复呈现，既跟这个概念内在的广阔性相关(有那么多地方及诗歌可供挖掘)，也跟操作的便利性有关(通常由一个地方的代表性诗人组稿，省去编者的不少麻烦)。“诗歌地理”并非《九月诗刊》独创，而是当代很多民刊乃至官刊广泛使用的策略，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诗歌跨区域交流效果。不过，如果我们希望“诗歌地理”具有超越编辑策略之上的“诗学价值”，则需要进一步探讨。在当代的人口大迁徙时代，一个诗人经常被同时编排进不同的“区域”以壮声势；此外，同一区域的诗歌，是否必然具有某种程度的“风格同一性”，至少分享相近的诗歌资源呢？这些都是难以完全证实和证伪的问题。不过“诗歌地理”，特别是跨国的诗歌地理呈现，确实起到打开视野、文化交流的作用。如何使“诗歌地理”具有诗学价值，则是值得《九月诗刊》和所有民刊思考和探索的理论命题。

文学奖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性现象，如今世界上重要的文学奖绝大部分产生于20世纪初。首届诺贝尔文学奖于1901年颁出；首届龚古尔文学奖1903年颁出；首届普利策奖1917年颁出；而首届布克奖则要迟至1969年。当文学在现代语境中被视为整个民族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时候，文学奖无疑代表了诸多现代话语所发出的价值倡导和引领。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曹禺文学奖等各种重要奖项之外，由媒体、刊物、高校、个人主办的各种民间文学奖层出不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景观。新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民间文学奖中占大部分的还是民间诗歌奖。民间诗歌奖的办奖主体既有带有浓厚学院背景的，如中坤国际诗歌奖；也有纯粹由个人出资操办的诗歌奖，如黄礼孩操办的“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黄礼孩的“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原来作为诗歌民刊《诗歌与人》主办的一项活动，后来逐渐转变成《诗歌与人》杂志作为配合“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的获奖诗人作品选集。其间既有主编黄礼孩本人的文化选择，也折射了纸质刊物传播所面临的共同困境。某种意义上，能否成功主办诗歌奖是诗歌民刊诗学实力的重要体现，而诗歌奖也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诗歌民刊的影响力。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诞生了“九月诗歌奖”。首届“九月诗歌奖”于2012年3月启动，至2012年9月底，历经半年征稿，共收到336件符合征稿要求的投稿。经初评和终评，最终评选出5位获奖者：安徽诗人许敏获得主奖，晴朗李寒、宋雨、王文海、张灿枫等获得评审奖。值得一提的是“九月诗歌奖”主办方对评奖程序公正性、透明性、权威性的重视，并特别聘请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诗歌评论家王光明，著名诗人、《诗歌与人》主编黄礼孩，《九月诗刊》主编、诗人黄昏，《九月诗刊》副主编、诗歌评论家陈培浩一起担任终评评委，《九月诗刊》也特别刊出专号“2012首届九月诗歌奖”(第27、28期合刊)。第二届“九月诗歌奖”于2017年4月征稿，至8月份截稿共收到来稿600多件，最终评出6位获奖者，主奖诗人冯娜，评审奖的诗人李郁葱、马行、扎西才让、阮雪芳、杨泽西。本次终评评委会由王光明、张桃洲、荣光启、黄昏、陈培浩组成，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王光明教授、张桃洲教授和来自武汉大学的荣光启教授都是中国新诗的重要学者和一线批评家，他们的加盟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诗歌奖的学术品味。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11月11日颁奖仪式前后，主办方还举行了“百年新诗与中国歌谣学术研讨会”及诗学对话、诗歌讲座等系列活动，来自首都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南社科院、中南大学等全国四十多家单位的学者、诗人参加了系列学术活动和九月诗歌奖颁奖仪式。《九月诗刊》刊出专号“第二届九月诗歌奖”(第44、45期合刊)。这种组合拳式的诗歌传播思路使地方民刊主办的诗歌奖获得了全国效应。

第二届“九月诗歌奖”获奖诗人同样葆有相似的融合现实与精神的综合性品质，主奖诗人冯娜的诗开阔锐利，自由大气。既能捕捉精致微妙的瞬间感觉，使之镌刻如画；又褒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对人类的精神边界保持不竭的好奇。冯娜的诗通过矛盾感觉的组织创造了语言的张力，通过边地文化元素的注入丰富了当代汉语诗歌。她对世界的关注充盈着一种博大的情怀，她以诗的丰盈、尖锐和在地性为这个持续祛魅的世界重构光源。这在一个女性诗人中并不多见，也是终评评委重视冯娜诗歌的原因。获评审奖诗人也都诗艺纯熟，自如地穿行于语言编织的虚实之间。如主要以新疆丝路为写作题材的马行，佳处并不在于题材，而在于能将题材转变为一种个人化的诗歌风格。马行的诗挥洒自如、浑然天成。他的写作深植于西域丝路，如曼陀铃声隐入广袤荒凉的大漠。他的诗充分印证了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其文字间有一种与其绘制的行程、景观契然一致的自如。他以地质勘探员的视角说话，交织出人与宇宙相融的广阔世界图景，出示了一种参透生死的深切生命体验。诗歌同样具有地域特色的还有扎西才让，他的诗举重若轻、思深神远。他那些行走在高原的诗篇，在对天地日月的冥思中抵达星星和神祇、时间和宇宙。他用诗凝视高原上的桑多河，冥思着山川、河流如何化作其子民生命中的精神基因，也冥思着时间变速的河流中，人和神的相互应答。另三位评审奖诗人也各具特色，李郁葱的诗安静、沉稳、浑然，有一种内在的力度。他在世界匆忙的旅程中从容地踱步，在身份的迷茫和追问中拥抱记忆和虚构。他的诗巧妙借助了诗的旋律、节奏直指人心，表现了语言与形式的深度自觉。阮雪芳罕见地拥有两种诗歌音色：冷峻与雄浑。她的小诗别致精炼，朴素沉静，叙述的冷静中蕴含着强韧的爆发力，追问与自省中自有锋芒。笔触虽在日常，却梅花针般穿透了生活的硬壳，以敏锐深入的感受，道出生命中的魔与神、漆黑与光亮、沉沦与救赎。她的长诗雄浑热烈，如岩浆奔涌，将深刻的文化洞察融入原乡歌唱之中。杨泽西的诗感觉独特，语言惊艳。他以语言先锋的创造力，刷新了诸多诗歌的语言装置。他的诗不是镜子复述世界，而是玻璃锁住光，在陈腔滥调的世界表象中熠熠生辉。他的写作发现新语言，寻找新世界，依靠词对词的打开，释放了事物内部新鲜的能量和文本无限绵延的快乐。

还需指出，由于得到地方院校的支持，《九月诗刊》在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同时，也特别注重本土性的挖掘，推出诸如：“韩师诗教专刊”(第31期)“潮汕新诗15家论”(第32期)“向未诗歌·韩山诗群·民刊讨论”(第36期)等专题。

二、“九月诗歌奖”的文学抱负

因江云飞久无音讯，这封本该送到城西北忆欧山庄的书信，最终转到山庄主人秦铁崖手中。江云飞曾在忆欧山庄暂住，看来，对手暗地里下过不少功夫。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现代汉语的常用词所具有的借代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多被看成是引申意义。而“引申”的范围太广,太笼统,分析描述太少,也就难以看到其内在规律。这从罗正坚著《汉语词义引申导论》一书中就可见一斑。[注] 罗正坚:《汉语词义引申导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我们将借代意义从引申意义中单列出来,详加分析。

民间诗歌奖与高级别官方文学奖的一大区别在于，后者更多代表了一种价值认定和文学嘉奖，而前者则更强调文学发现的功能。民间文学奖如果跟官方文学奖分享相近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趣味，这对于诗歌繁荣并非好事。民间诗歌奖存在的一大价值就在于对那些有价值而尚未被发现的诗歌声音的挖掘、搜集和呈现。当然，民间诗歌奖之间也存在着各自审美立场的差异：既有更注重现实经验表达的，也有更强调语言技艺和思想冥思的。从已获奖的诗人诗作看，“九月诗歌奖”强调一种将语言技艺的经验和对当代的精神探索相结合的综合立场。且以首届主奖诗人许敏为例，在一篇文章中我曾写道：“许敏的诗歌技艺纯熟，绵密沉稳。他的《纸上的村庄》等几组诗，一方面孜孜不倦地为万物有灵的村庄复魅：他写村庄覆盖白雪的麦垛、写泥土的心跳和蚂蚁的呼吸，他用体内珍藏的墨水书写对村庄连绵不绝的爱。另一方面，他的村庄叙事又包含着鲜明的信仰维度，他写树顶的星群和内心的风暴，写风吹浮世中精神返乡的艰难。事实上，许敏以诗歌的方式，在村庄的主题领域中，深切地介入了当代的精神难题，并将村庄主题提升为一种村庄诗学。”[3]重视许敏，不仅因为他的诗背靠着具有深切沉痛经验的乡村生存，更因为他于现实性的存在境遇中洞开精神还乡的哲学性层面。在《风吹浮世》中他写道：“雪被弄脏，湖水在天上挂着/大地依旧荒凉，依旧寒冷”，而在脏雪，倒挂的湖水外，许敏还引入了宗教意象“羊皮”——“你经过时，恰好有几只羊被剥了皮/倒挂在光秃秃的树上”，我曾写道：“无辜的羔羊生存于倒挂的世界秩序中，而我们正目击这一切。我以为，这是许敏对当代精神荒原的寓言呈现。”[3]

在“诗歌地理”这样的宽泛专题外，《九月诗刊》也推出了其他“主题性”的专题，比如“网络诗歌论坛作品选登”(第12期)“汉英双语诗歌作品选”(第14期)“长诗作品选登”(第15期)“短诗作品专号”(第16期)“真诗”(第19期)“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第20期)”“诗与评”(第22期)“墓志铭”(第23期)“微博诗”(第26期) “80后”(第30期)“叙事”(第34期)“母语写作”(第35期)“散文诗”(第38期)。这些专题某种程度上包含了编者的诗学思考。譬如“母语写作”(第35期)既是诗人杨炼专集，也包含了杨炼鲜明的“方言现代诗”写作的倡导以及一些诗人的践行之作。现代诗是否可以，又该如何采用方言，这是值得探讨的。在新诗史上这并非新话题，但杨炼以激进的方式再次提出来，将其纳入当代诗歌“再先锋化”的谱系中，也并非毫无意义。又如“散文诗”(第38期)在对一批当代散文诗人的呈现中，其实包含着对散文诗文体的思考：“散文诗是一种文体弹性巨大的镜像文体，写作者在它面前很难掩饰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内存。正因为散文诗在形式准入上不做任何要求，它反而最大限度地考验着写作者的思想和审美创造力。”[2]显然，《九月诗刊》正是在倡导着有思想和审美创造力的散文诗。

“九月诗歌奖”作为一个由诗歌民刊参与主办的奖项，在追求程序正义的同时践行着对诗学正义的信仰，所谓诗学正义并非指向已经万人景仰、获得经典化地位的诗歌，而是指向那些对诗艺和诗心具有强迫症，而又尚未被充分发现的优秀诗人。显然，“发现”依然是“民间”诗歌奖并未丧失有效性的立场。

商业人像摄影自从90年代初盛行全国以来，在摄影风格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国营照相馆的中规中矩的固定模式，人物造型比较古朴，不注重化妆造型，虽然讲究用光技法，但照片没有时代感，缺乏新意。而后，随着台湾影楼的大举进入，其平光重妆，讲究人物包装与造型多变的摄影风格成为全国影楼效仿的样板。90年代末，“前卫”、“时尚”摄影又成为潮流。迎合时尚是名利双收的一条捷径。创意摄影运用特殊手段以夸张的色彩、反常规构图、两底叠放等表现形式和手法，构筑作品的情调，刻画被摄者的性格和心态。

三、民刊何为：自媒体语境下诗歌传播的危机和生机

诗歌民刊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称为一个独立的“小传统”。西川在《民刊：中国诗歌小传统》一文中指出，1989年后，“诗人们对一种强大的精神存在的期盼迎来了一些全国性的民间诗刊的创立，其中首推《现代汉诗》。《现代汉诗》由芒克、唐晓渡统领，在全国各地轮流编辑。《现代汉诗》颁发过两次空头奖项，一次在1992年，获奖者为孟浪，第二次在1994年，获奖者为西川。此外，创刊于90年代初期的民间诗刊还有：四川的《象罔》《九十年代》《反对》，北京的《发现》《大骚动》，上海的《南方诗志》，天津的《葵》，深圳的《声音》，河南的《阵地》，新疆的《大鸟》等刊物。中国社会的转向加速了中国诗歌的转向，到90年代中期，民间诗刊日益向着小型化、私人化发展，刊载于这类诗刊的作品，其道德意识、政治意识让位于更精致、更温柔的文学，于是在江浙一带又出了《阿波利奈尔》和《北门杂志》。这两本杂志为更多小型杂志带了个头：北京大学创办了《偏移》《翼》，上海创办了《说说唱唱》，四川、上海和北京的部分诗人一起创办了一份小杂志，名字就叫《小杂志》。”[4]249然而，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后，纸媒危机不断被提起。而诗歌民刊则同时分享了文学和纸媒在网络时代的危机。这是自媒体时代到来之后纸质诗歌民刊越来越少的重要原因。必须承认，任何现象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民刊”这个概念在1949年之前并不存在，民刊是中国大陆出版管理的特殊环境下的产物，由此区分出来的官/民之分赋予了民刊独特的文化使命。然而，在网络时代，新的传播语境和阅读习惯极大改变了诗歌民刊的存在基础。很难想象，在成本更加低廉、传播更加便捷迅速的网络诗刊和公众号的冲击下，诗歌民刊还能是大部分诗人的选择。可以想见，以公众号或其他更新形式出现的网络诗刊占据传播主流位置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然而，在自媒体语境下，纸质民刊就完全失去存在的依据吗？2014年6月，在“向未诗歌·韩山诗群·诗歌民刊”学术研讨会上，这个问题被与会者提了出来。广东曾是诗歌民刊非常活跃的地区，影响最大的《诗歌与人》，其他品质突出如《故乡》《零点》《大象诗志》《诗林》等杂志，如今要么转型，要么无限期停办。近几年《诗歌与人》的杂志更多作为出版“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作品集的需要存在；张尔主办的《诗林》转型为“飞地”书局，策划包括诗歌朗诵、讲座、评奖等较高品质的诗歌活动，同时创办令人瞩目的诗歌公众号“飞地”，在诗歌圈具有相当影响力，这是转型的重要例证。至于梦亦非主编的《零点》、游子衿主编的《故乡》还有阿翔主编的《大象诗志》，虽未声明停刊，但几乎处于停刊状态，在现有环境下很难相信未来有持续出刊的可能。在此背景下，广东诗歌民刊似乎只有《九月诗刊》和《蓝鲨》仍以固定的节奏出刊。可是，令人疑惑的问题就在于：当网络传播成为主流传播方式的时候，坚持以纸刊方式固定出刊的意义何在？

显然，纸质诗歌民刊虽然在网络时代面临危机，但并未被挤压了全部存在空间，这种空间很大程度上正是相对于网络诗刊的局限存在的。网络诗刊虽然成本低、传播便捷快速，但其弱点也相当明显。首先，由于不可抗拒的更新要求，网络诗刊具有“速朽性”，其点击量往往都是一次性的，你很难要求阅读者能不断回头阅读；其次，现在最主流的微信公众号推文，按照资深者的经验，每篇推文不宜超出一百行诗，如果超过，读者就会迅速陷入无效阅读状态，这是由一般人手机阅读的注意力极限决定的。人们很难在手机上进行较长时间的深度阅读，特别是对于现代诗歌这样需要相当审美和思想能力的文体。因此，微信公众号的点击量并非实际的阅读量。这些篇幅束缚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众号向“刊”发展的空间。所谓“刊物”，首先是以相当程度的篇幅为基础的。因此，纸质诗歌民刊的优势便在于：其一，基于印刷时代以来形成的阅读习惯，纸质书刊在相当长时间内依然会是重要的阅读方式，因此，具有品质的纸质诗歌民刊也不会被迅速淘汰；其二，纸质诗刊具有持久保存，内容空间更大的特点，这使进行深度专题策划成为可能。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下的传播语境中，网络诗刊和纸质诗刊之间其实是一种互补关系，纸质诗刊必然需要更加凸显编辑背后的理念、立场和判断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刊物向精品书籍转化的过程。因此，具有深度、思想和个性趣味的纸质诗刊依然是匮乏的资源，这是纸质诗刊依然可以存在的空间。

在14年的办刊历史中，《九月诗刊》以其专题化思路和一以贯之的出刊节奏而令诗歌界瞩目，其经验或启示或可概括为：探索了“专题化”办刊思路对民刊之“民”属性的拓展作用；探索了高校与民刊的良性合作机制；探索了网络时代纸质民刊的转型和坚守之路。就其办刊和办奖的效果看，《九月诗刊》既团结和凝聚了一批潮汕的本土诗人，推动了近年潮汕诗歌的繁荣；又在国内外的区域性诗歌交流上做出了相当贡献。作为一份诗歌民刊它还促使我们去思考：民刊之民间属性如何在规定性中找到可能性、网络传播时代纸质民刊该如何坚守等问题。

参考文献：

[1]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陈培浩.寻找散文诗的文体特质[J].九月诗刊，2015(4)：1.

[3] 陈培浩.村庄诗学的精神之深——读许敏的诗[J].安徽文学，2015(5)：32.

[4] 西川.民刊：中国诗歌小传统[M]//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