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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球之眼》对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伦理启示

更新时间:2016-07-05

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历来受到各界人士的钟爱,它所具有的认识、教化、审美、娱乐等功能更是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它为人们辨别真善美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地球之眼》是石一枫2015年发表的一则中篇小说,这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两位大学生—李牧光和安小男因为秉持不同的人生态度而有了迥然的人生经历。在这则看似平淡的故事背后是否有着某些发人深省的哲理呢?撇开小说所揭示的不同阶级的人所具有的不同命运这点不论,这则小说在展现人生真善美的同时蕴含着深层次的伦理问题。这是阅读完这篇小说后应该有的深思,这种思考对于人文知识分子而言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将这则小说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从中垦掘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从《地球之眼》中所习得的伦理启示,笔者将这种伦理启示的内容概括为“守住底线、保持本真、践行社会伦理”,将总分、分总等的论证结构与事理结合的论证方式有机地融合,以从中梳理出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恪守的伦理规范,为知识分子更好地安身立命提供可资借鉴的启示,以便营造健康的学术氛围。

A:我认为企业尝试智能化生产要考虑两点,第一,实现智能化生产的可能性,第二,现阶段是否真的需要智能化生产。很多企业存在一个认识误区,认为智能化一定是好的,于是投入大量资金购买智能化设备,但是收获甚少。企业进行智能化生产投资时,需要对整个行业有一个宏观的认知,再去考虑可能性,如果最后评估认为企业能够获得收益,方能进行智能化生产的投资。简单地说,首先要考虑能否“回本”,多久可以“回本”,这笔“生意”是否划算。其次要考虑投资的时机,太早太迟都不可以,不能人云亦云,要根据自己的能力、需要和可产生的经济效益去评判,是否进行智能化改造。

守住底线

底线是为人处事的原则、方法,这里的底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底线,一是道德底线。法律底线因为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明文规定,因而遵守起来相对容易。如果一个人做了法律所不容的事,即使他自己意识不到,相关的执法部门也会采取一定方式予以制止。因此,人文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中一定要坚守相关的行业规则,切勿触碰法律。道德底线主要靠社会舆论、传统文化以及个人思想觉悟等维系,它更像是一条看不见的准绳在无形中约束着人们。因而操作起来难度大,加上每个人的道德衡量标准不一样,所以人文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中要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自觉守住社会道德这一底线。在《地球之眼》这一文本中,庄博益的两位大学同学—李牧光和安小男都在不同程度上逾越了这两个底线。李牧光仗着父亲的权势与财富成了一所名校的免试生,他的“特殊待遇”一方面是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所不容许的,这触犯了法律底线。另一方面,这对于那些出生于普通家庭、靠自己努力考取大学的人而言也是不道德的行为。别人寒窗苦读十余载才考上心仪的大学,而李牧光仅是因为自己的出生就轻而易举的上了名校,这难道是道德的行为吗?纵观现在的学术界,有些老师为了评奖、评优、评职称,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窃取他人的研究成果,这难道合乎道德和法律吗?前几年不就有报道说某高校的学生因为太忙没时间准备毕业论文竟直接用上一届已经顺利通过的论文。最后在毕业后几年又被相关部门查出,这种因小失大之举究竟有什么意义?而文中的李牧光又何止在这上大学这件事上触犯了这两条底线?他毕业后在美国戒掉了自己多年的嗜睡症,打着生产芭比娃娃的幌子开始了自己的洗黑钱之路。在阴差阳错之中,安小男成了李牧光肆意妄为的“绊脚石”,李牧光的父母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身为美国公民的李牧光不过只是损失了一笔钱,而继续逍遥法外。李牧光这一行径已经严重违法,他最后的自食恶果对于当代人文知识分子难道没有警示吗?

行政主管部门产业监管角色的转变虽奠定了有效监管的基础,但要想真正实现在公共运输上的安全便捷、价格合理、服务规范,面对每天数以亿计的交易,行政主管部门尚缺乏充分的信息获得渠道、快捷的监督和反应机制,而借助行业自律实施的监管则是政府监管的有益补充,这也是诸多学者提出的政府管平台、平台管车辆的通俗化监管模式。[25]

在《地球之眼》中另一个与李牧光截然对立的男主人公安小男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条底线的不同特点。安小男作为一个被大家公认的理工科天才其智力毋庸置疑,可他因为小时候父亲自杀前的一个问题:“他们那些人怎么能这么没有道德呢?”[1](P73)而开始执着于向历史追问答案,可这个缠绕他毕生的魔咒也没能让他完全地守住底线。他毕业后几年因生计所迫不得不帮人代考,这一行为的出发点本身或许无关乎底线问题,他或许只是一心想着赡养远在老家的年迈母亲。可这一代考不仅违背了诚实守信的道德,还触犯了法律。而安小男每次帮人代考完劝对方好好学习的举动又让人心生敬佩,他迥异于那些只为挣钱的人。他如果不是为生活所迫、为人太一根筋怎么可能沦落到为人代考的地步呢?那当代人文知识分子难道为了更好地用学术谋生就应该做道德、法律所不容的事吗?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在文革期间仍可以一枝独秀的作家浩然,他的小说诸如《艳阳天》、《金光大道》究竟有什么文学价值?倘若不是迎合了主流话语又怎么可能在那个特殊时期横行?而同样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却在文革之初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自己的立场。这种背道而驰的人生态度或许是基于不同的人生观所作出的选择,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老舍不仅得到了后人的褒扬,还成了人文知识分子竞相研究的典范。而反观浩然在学术界的影响,恐怕已经难逃世人诟病的窠臼。

巴金的《随想录》被誉为“中国的忏悔录”,他用笔墨将自己的反思与忏悔毫无保留地呈现给读者,用自身的行动践行着社会伦理。成了文人创作的标杆,为人文知识分子树立了学习的典范。这显然迥异于那些为了生存掩盖历史真相、迎合市场的文人,他们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所应遵守的社会伦理,是人文知识分子丧我的表现。比如一些宣扬大跃进以及鼓吹人民公社化的创作。诸如我们所熟悉的“三红一创”,这些作品或许一时饱受盛誉,可随着时代的推移却日益暴露了其弊端。而北岛却可以在人云亦云的时代发出了自己对社会的质问,他揭露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2](P4)的黑暗社会,并用自己的“回答”表明了自己不相信、不愿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不仅巴金和北岛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社会伦理,其他作家也在不同程度上用行动规范着学术界的伦理。比如当代女作家张抗抗在《张抗抗自述人生》中反思自己的前期创作,在文中她直面自己的作品,认为“他们在立意上是趋时的,故事和人物都带有虚假的成分,内容在本质上是不真实的。”[3](P168)这种坦诚与勇气难道不应该让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有所反省吗?

不忘初心保持本真

伦理启示如果只是停留在思想的熏陶与感悟层面,那就丧失了其本应有的效力,伦理启示只有付诸于实际的行动中才能发挥其真正的功效。“伦理”虽然更多的体现在精神层面,但它在无形中为人们划定了一个范围、方向,它不是束之高阁的理念,而是渗透于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非要给它下一个定义,笔者认为它是人们生活中所应恪守的道德准则,在无形中规定了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该怎样做。它是社会发展中所积淀下来的为人们公认的标准规范。

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社会的确拥有着所谓的“通行标准”,在《地球之眼》这一文本伊始石一枫也道出了毕业后安小男和李牧光境遇差距大的原因:“社会嘛,通行的标准肯定不是上学时那一套,否则‘混’这个词也就没有那么准确而传神了。”[1](P1)这和80年代北岛的《回答》有着不谋而合的见解,在《回答》中是“通行证”,而在石一枫笔下成了“通行标准”。可这种现象又不是个例,而是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学术界更是屡见不鲜。比如“文革”时期的御用文人姚文元等人就可以在知识分子的劫难时期高枕无忧,而赵树理、巴金等坚持文学创作立场的文人却要遭受欺辱和磨难。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因为主流话语而忘记自己当初从事文学创作的初心,他们虽然遭受摧残,但为后来的人文知识分子们树立了楷模。沈从文作为文坛的一股清流在“文革”那段特殊的时期里也不得不保持缄默,转而投身文物研究,可他至少没有迎合主流、做政治的传声筒!前两年兴起的百家讲坛让许多人文知识分子有利可图,一度成了学术界和娱乐圈的“香饽饽”,以致于一些本来是高校知名老师的人一股脑地钻进去,在节目中大肆扭曲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些老师为了评职称开始了跑项目、跑课题,一些丧失文学性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在学术风气每况日下、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人文知识分子难道就应该放弃自己从事学术的出发点而随波逐流吗?就好像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根”一样,一个人如果把“根”都舍弃了,他又怎么能行的远、飞的高呢?李牧光作为和安小男对立的阶级是收获了所谓的名利,可那也只是暂时的,他最终没有摆脱那双“眼睛”。安小男是一时落寞,可他坚守的道德让他凡事都不会保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他揭发李牧光不仅只是道德的指引,还有他对自己家乡父老的感激之情。这两位主人公判若云泥的未来真的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百香果汁、胡萝卜汁、白砂糖、接种菌种、稳定剂黄原胶∶CMC(1∶1) 的添加量分别控制在4.0%,25.0%,10.0%,1.0%,0.1%;然后将发酵温度分别控制在41,43,45℃,研究产品的最佳发酵温度。

《地球之眼》中两位主人公—安小男与李牧光的不同人生经历发人深省的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社会伦理的真谛。安小男在向“我”述说他小时候的经历时,他说出了自己对“道德”的理解:“我爸讲到的‘道德’也不是一件事情上的对与错,而是笼罩着整个地球的神秘理念。”[1](P73)这种神秘理念难道不正是社会伦理吗?它笼罩着整个地球,在无形中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所以即使最后“我”为了保护林琳向安小男求助,安小男仍坚持揭发李牧光辉煌背后见不得人的丑陋的一面。可安小男又绝不是让李牧光在“眼睛”下暴露其可憎的一面,他还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为林琳提供了申诉李牧光的罪证。而李牧光原以为可以利用芭比娃娃继续自己毫无忌惮的“洗钱”之旅,竟不知自己的一言一行早已被无孔不入的“眼睛”所监视。可见,这种社会伦理是具有普遍性的,它无时无刻不在约束着每个人的行为。

践行社会伦理

“本真”一词其实并没有真正确定的所指,它是一种最初的立场、价值观念等纯粹的、原始的一种状态。前两年流行一句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足以见得初心在现代社会也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在《地球之眼》中的两位主人公—李牧光和安小男的身上就很好地体现了这句话,他们用自身的行动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不同的人生立场。曾在全国奥赛中获得一等奖的安小男在大学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绝对优势,可他这个天才理工生因为其父亲遭人排挤,最后宁愿自杀也不愿同流合污,心中落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安小男由此在心中埋下了对道德的追问,这种根深蒂固的道德疑惑让安小男在大学期间开始了“不务正业”的跨专业研究。安小男对社会道德的坚守不仅没有让其在毕业后一帆风顺反而历经坎坷,最后连生计都成了问题。而依仗父母的李牧光却在毕业后掌握了“通行标准”,这个标准让他自由地穿梭于中美之间。他回国后竟口口声声什么“你们国家”、“美国人民”、“国家荣誉感”,可一个连自己祖国都背叛的人又有什么资格谈国家荣誉感呢?李牧光在“发达”后所表现的“丧我”耐人深思,而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立足于学术界就应该迎合主流、忘记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初衷吗?

守住底线于人文知识分子而言不仅是生存之道,更是立足于学术界的不二法门。正如《地球之眼》的结尾:“我盯着它,如同在与苍穹之上的一双眼睛对视。”[1](P88),这种底线也正如眼睛一样在监视着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一举一动。当然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在守住底线的同时更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不然又如何立足于学术界?对此,知识分子要努力钻研,只有自身的学术水平提高了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学术界更好地生存。倘若连最起码的生存都不足以维系又何以很好地进行学术研究?总之,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不仅要守住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更要竭尽所能地努力挖掘新的研究价值,在提高自身竞争实力的同时,开启一个崭新的、健康的学术风气。

作为文中处在安小男与李牧光之间的故事叙述者——庄博益,他既没有安小男对道德的执着,也没有像李牧光那样迷失自我。也即其在文中所言“假如我这个人的优点是还有点儿底线,那么缺点却是底线偏软,随便被什么外力一捅,往往便汤汤水水、乌七八糟地漏一地。”[1](P68)但作为李牧光和安小男人生的见证者,他还是在行为中践行了自己的立场。身为导演的他虽有时为权势低头,制作出一些没有质量的节目。但他最后还是放弃了“体制内”的工作,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呈现作品。他没有安小男那样“道德”,可他至少没忘记自己的初心。而人文知识分子不更应该坚守住自己的初心,在风气日下的学术界永葆本真吗?“永葆本真”或许不能保证人文知识分子在学术界“混”的风生水起,但最起码让人文知识分子对得起自己的身份、对得起老一代坚持自我的知识分子。如果人文知识分子迫于外界压力忘记了自己当初为什么从事学术,那他又怎么可能开启全新的学术风气呢?

如图3所示,经过多次试验发现,该打磨机器人从端口最低点出发,在沿端口周向转动进行打磨的过程中会发生打滑失效,尤其在的转角范围内明显存在一个打滑失效区。发生打滑失效的原因是压紧力过小,也就是说,施加的预紧力在垂直方向的分力小于摩擦力和重力在该方向的合力,机器人在惯性的作用下发生打滑失效,这说明机器人发生打滑失效与预紧力、摩擦力及其自身重力等因素有关。

那人文知识分子又应该怎样才能真正地践行社会伦理呢?首先,在行动上要用社会伦理作为自身学术活动的旨归。在学术研究中要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恪守诚实守信的行业规范。永远不要剽窃他人的研究,而要在借鉴的同时有个人观点与立场或是不同的研究视角。比如蓝棣之别开生面地开启了“症候学”的分析,重新解读了许多经典文学作品,给人耳目一新的分析视角,而不像有些学者为了出研究成果直接盗用别人的研究。再者,不要为了写作而写作、为了研究而研究、丧失主体性,要做写作的主人而不要沦为写作的工具。然而在消费文化主导的时代里,一些作家为了迎合市场创作了许多没有文学价值的作品。比如木子美、棉棉等的创作与前期陈染、林白等人的“身体写作”背道而驰,丧失了文学创作的主体性。最后,要有责任意识和使命感,自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光大人文精神,承担起启迪民众的重担。学术风气的健康需要每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人文知识分子要勇于担起重任,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社会伦理、开启新的学术风气。像学术界首屈一指的大家陈思和、王晓明等人,他们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开创了新的文本解读方式,并用自己的行为影响着知识分子。如陈思和在分析一些“红色经典”时巧妙地避开了这些作品的主题,而是努力挖掘这些作品中的风土人情、人物形象等。王晓明作为研究鲁迅的大家,在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中依然可以独树一帜。总之,当代人文知识分子要做到不献媚、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不悖乎伦理,自觉承担起光大人文精神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唯有此,学术风气才会真正走上健康、有序的轨道!而良好的学术风气对于促进整个社会风貌的改善也有这不可估量的作用,因而当代人文知识分子要用社会伦理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

只有社会中的每个成员用自己的行为践行社会伦理,现代社会才能健康正常地运转。石一枫的《地球之眼》中两位主人公的不同人生经历与态度向我们揭示了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所应反思的伦理问题。当代知识分子只有在正确、健康、积极的伦理观的引导下才能更好地在学术界生存、在人生中成长。知识分子理应牢牢守住道德和法律这两条底线,坚持做到“不逾矩”,并保持自己从事学术的初心,在此基础上肩负起践行社会伦理的重担,共同促进现代社会道德体系的正常运转。人文知识分子只有把这些伦理启示付诸实践,才能真正迎来学术风气的健康有序。这不仅是《地球之眼》对人文知识分子的伦理启示,更是所有文人都应该秉持的人生态度与价值立场。文章层层深入地展开了这种伦理启示的具体所指,并辅之以文本内容的分析、结合学术现状,做到了条理清晰、有理有据。但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伦理内容又何止这三个方面?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耐人深思的同时发人深省,这点需要更进一步的开掘。

[参考文献]

[1]王诚良.道德底线的追问—评石一枫中篇小说《地球之眼》[J].长江丛刊,2016,(5):19-21.

[2]杨庆祥.2015中篇小说选粹[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

[3]北岛.北岛诗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

[4]张抗抗.张抗抗自述人生[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

罗会菊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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