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出生儒学世家，曾祖父节，“素以仁厚称”。[1]*下文中双引号内的文字，凡未标注引用数字符号的，皆出于本文献。祖父腾，“谨慎厚重”。父嵩，“质性敦慎，所在忠孝”。操自幼博览群书，熹平三年“以能明古学，复徵拜议郎”。成年后勤学儒家经典不辍，“既总庶政，兼览儒林”。“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

曹操研学儒学经典，《论语》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作为记述儒家鼻祖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是孔子思想的集中体现。孔子开创的儒学，自西汉被“独尊”而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以来，千载而下，“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2]东汉时《论语》开始居“经传”之地位。

曹操不仅重视《论语》的学习，也注重《论语》的普及和传播，其诗文作品中多处引用《论语》。据不完全统计，今存曹操作品共引用《论语》26处，其中诗歌引6处，散文引20处。在曹操诗文作品引用的全部儒家典籍中，《论语》占较大比重。

曹操诗文作品引用《论语》的特质，一直以来，似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目前成果较少。本文拟就此论题展开讨论，以抛砖引玉，祈求方家指正。

一

对儒家经典的引用，是中国古代学人、文人从事学术研究或文学创作的传统之一。“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3]汉时，皇帝诏书、群臣奏议，乃至一些疑而难决的问题，多以引征经典作依据，或援引经义定取舍。曹操现存的诗文作品亦多处征引《论语》等儒家经典，其征引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明引

透视曹操诗文征引《论语》的情状，一部分是直接引用了《论语》中语词或句子，多是不加改动。《秋胡行》(一)中“正而不谲”句，语出《论语·宪问》(第15章)“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下令增杜畿秩》中“禹，吾无间然矣”，源自《论语·泰伯》(第21章)同句。《求贤令》中“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出于《论语·宪问》(第11章)同句。《春祠令》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虽违众，吾从下”，分别出自《论语·八佾》(第12章)、《论语·子罕》(第3章)同句。《悼荀枚下令》中“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语出《论语·公冶长》(第17章)同句。《选举令》中“使乎，使乎”，源于《论语·宪问》(第25章)同句。《孙子序》中“足兵”，源出《论语·颜渊》(第7章)同句。

经氧化处理后的废水流入沉淀池B，加氢氧化钠溶液使废水的pH保持在11 ～ 12的范围内，加氯化钙溶液令磷酸根沉淀。

2.暗引

曹操诗文有的是间接征引《论语》中的语词或句子，这部分多是略加改动《论语》中语句。《短歌行》(二)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是对《论语·宪问》(第16章)“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的改写。《短歌行》(二)中“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细微改动了《论语·泰伯》(第20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三分天下有其二”中句子。《辟蒋济为丞相主簿西曹属令》中“舜举皋陶，不仁者远”，是对《论语·颜渊》(第22章)“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的简写。《论吏士行能令》中“可与适道，未可与权”，为《论语·子罕》(第30章)“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句子的缩写。《祀故太尉桥玄文》中的“泛爱博容”，为《论语·学而》(第6章)“泛爱众，而亲仁”的改写。《选举令》中“夫遣人使于四方”，为《论语·子路》(第5章)“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的简化。《决议田畴让官教》中“求仁得仁”，是对《论语·述而》(第15章)“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的略写。

3.化引

曹操征引《论语》的诗文有部分是化引了《论语》中语词或句式，主要表现为融汇原著词句意旨。《度关山》中“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化引《论语·宪问》(第42章)“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及《论语·雍也》(第30章)“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语蕴。《善哉行》(一)中“随制饮酒”，化引《论语·乡党》(第8章)“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蕴涵。《善哉行》(二)中“不闻过庭语”，熔裁《论语·季氏》(第13章)“尝独立，鲤趋而过庭。……鲤退而学诗。……鲤退而学礼”之意。《夏侯渊平陇右令》中“仲尼有言：‘吾与尔不如也’”，剪裁《论语·公冶长》(第9章)“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语意。《上书让增封武平侯》中“伏自三省”和《上书让费亭侯》中“臣自三省”，汇用《论语·述而》(第4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意蕴。

4.借引

曹操诗文中，也有部分是借用了《论语》中的或与《论语》相关的人物及事例。一是歌咏孔子。《短歌行》(二解)：“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短歌行》(四解)：“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善哉行》(七解)：“仲尼之世，主国为君。”二是咏唱孔子在《论语》中推崇或肯定的人物，如周文王、管仲、齐桓公、晋文公。《短歌行》(一解)：“周西伯昌，怀此圣德”，《短歌行》(三解)：“一匡天下，不以兵车”、“齐桓之功，为霸之首”，《短歌行》(五解)：“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又如，先周太伯仲雍、西周仲山甫、殷商伯夷叔齐、春秋晏子：《善哉行》(一)：“太伯仲雍，王德之仁”，“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伯夷叔齐，古之遗贤”，“晏子平仲，积德兼仁”。三是将孔子及其评价的人物同步引用。《告琢郡太守令》：“北中郎将卢植，……郑丧子产，而仲尼陨涕”；《下州郡》：“昔仲尼之于颜子，……今吾亦冀众人仰高山，慕景行也”；《杨阜让爵报》：“子贡辞赏，仲尼谓之止善”；《祀已故太尉桥玄文》：“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

2.1.1 运动症状：帕金森病患者明显可见的静止性震颤、肌强直、运动迟缓、姿势步态异常等运动症状可在公众场合表现出来，这些身体形象的改变会引发患者的羞愧感、尴尬感和孤立感[9-10]。有研究认为帕金森病患者病耻感与其外在形象改变和功能逐渐丧失有关，同时语言沟通障碍和“面具脸”所致的非语言沟通障碍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患者的孤立，感到一种与他人逐渐疏远的感觉[8]。因此，患者可能被他人误认为隐瞒病情和不愿与人沟通，加重患者的孤立感。运动症状可直接导致社会孤立和自我歧视，因此运动症状是帕金森病患者病耻感的主要来源。

二

从征引内容看，曹操诗文作品援引《论语》语词或句子，或为了抒情言志，或为了明理，多用于印证他的观点的合理性，或表明他对某事的看法与态度，为其施政服务。

缺硫发生原因：首先，柑橘产区多处于雨水较多的地区，硫酸根离子流失较多，为易缺硫地区。其次，沙质土硫易流失，长期施用不含硫化肥（包括高含量氮磷钾复合肥）的果园易发生缺硫现象。

曹操征引《论语》的作品着力表现自我，展现自我形象。前人对《论语》的引用，多以政治伦理色彩为主，群体说教方式较为明显。如《淮南子·主术训》：“是故人主之立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孔子建议统治者要品行端正，《淮南子》借此说云凡国君立法，首要是做到自身正，后“则令行于民矣”[6]。而曹操的摘引，多是建立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基础之上，注重“我”的参与，用以叙事明理。如《上书让费亭侯》：“臣自三省，先臣虽有扶辇微劳，……何能克堪”，以及《上书让增封武平侯》：“伏自三省：姿质顽素，……义在殒越，岂敢饰辞！”皆化用《论语·述而》中曾子意蕴，除婉拒圣主隆恩、深表感激外，也表白报效国家之决心。

曹操作品的这种具有明显实用目的的引用，既是对此前文人引用《论语》的合理继承，也是儒家“诗言志”之优良传统在汉魏之际的延续和发展。众所周知，“诗言志”是儒家诗论的核心表征。先秦时期，“志”有记忆、记录、怀抱等意，体现在抒情和言志两方面。早期儒家经典中，“志”主要表现为平治天下的政治抱负，如孔子曰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孟轲云“尚志”、荀况言“诗言是，其志也”。汉以来，尤其是自西汉儒学被“一尊”后，诗的道德教化功能被无限地扩大，“志”被注解为政教工具，表现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歌的抒情功能被抑制。

其二，融括《论语》意旨。曹操征引《论语》，有的并不严格按照原文，而是节略其辞，隐括大意。这部分引用或是印证自己的观点，借经典真理性来增强自己观点的可信性；或是为了抒情，借经典针对某一对象的评价，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曹操保留《论语》本意，即借引用孔子话语的不容置疑，作为自己观点的支撑，表明自己所奉行的是儒家的正统理念，推行的举措属儒家人文情怀。

《善哉行》(一)中“随制饮酒，扬波使官”，孔子认为国君和大夫们见面时的言谈举止和仪式皆要遵循“礼”之规定，其中在吃的方面，要“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有益健康为前提，如酒虽没有限制，但不能喝醉。曹操以此告诫下属凡事都要遵礼守节，推施道德教化。《善哉行》(二)中“不闻过庭语”，孔子要求儿子鲤读“诗”识“礼”。曹操借此自述孤苦的身世和困难遭遇，抒发对父亲惨死的悲痛，表达自己壮志难酬、未能及时建功立业的愤慨。《短歌行》(二)中“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孔子评价桓公因为得到管仲的辅助，故成就霸业，曹操以此来表达对贤才的渴求。《度关山》中“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孔子提出统治者要时刻把百姓安乐放在心头。曹操借此直言自己憧憬的国家统一、以人为本、刑罚适中、仓廪丰实、社会安宁的政治理想。《上书让增封武平侯》、《上书让费亭侯》中“伏自三省”、“臣自三省”，征引曾子之言：每天要在为人谋忠、朋友交信、传习等方面进行反省。曹操借以阐明自己再三考虑过皇上的封赏，感觉家族无功，不能接受赏赐，深表自己的感激之情。《祀已故太尉桥玄文》中“诞敷明德，泛爱博容”，孔子指出要广泛地去爱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曹操借此说明桥玄的品德笃厚，表达对他的思念之意。《夏侯渊平陇右令》中“仲尼有言：‘吾与尔不如也’”，孔子针对子贡的谦虚之语，述说他也不如颜回。曹操借之表彰夏侯渊的功劳。《下令增杜畿秩》中“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孔子指出禹虽地位低微，但做人处事很守“礼”。曹操以此说明其嘉奖河东太守杜畿二千石俸禄之缘由。

曹操融括《论语》意旨，即是借引用圣人言语的经典性和权威性，来增强自己话语的信度，提升自己主张的渗透力和感染力。

医生在录入门诊特殊病相关材料或书写电子病历时操作失误、信息录入错误，又未仔细核对，导致患者病历号、病理报告等信息错误，患者来回奔波于医生和医保办之间修改信息，导致不满投诉。

不仅缺乏具有乡村旅游开发经验的专业人才，也缺少葫芦雕刻工艺方面的大师级人物，且雕刻艺人多为中老年人，存在较为严重的人才断层现象。

一是内容层面上，前人对《论语》的引用，多是就事论事，缺乏反映生活的真度、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很少揭露社会矛盾。这些引用中，或是借《论语》的人物进行发挥，如在《论语》中仅出现一次的接舆，在《庄子》的《逍遥游》、《应帝王》、《人间世》等篇中皆有出现；或是对人物评论的移花接木，如《论语·公冶长》中孔子对令尹子文的评论，在《庄子·田子方》中则变为孙叔敖。[4]这些多诡言而无事实，只是用以说明抽象的“玄虚之道”。又如《吕氏春秋注》中，引《论语·里仁》“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释《有度》“贵富显严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引《论语·为政》“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释《有始》“极星与天俱游”[5]，多较具体。而曹操则是基于一个政治家的视阈和高度，借征引《论语》以观察和解析社会。换言之，他善于将时代重大主题和《论语》中的人物或事件结合起来，多是从历史、社会主要矛盾和民众的主要诉求等角度来援引《论语》。如《辟蒋济为丞相主簿西曹属令》：“舜举皋陶，不仁者远；臧否得中，望于贤属矣。”孔子要求仁、智兼备，选拔贤才，罢黜邪才，并以舜选拔皋陶作例证。曹操在此以舜自比，表明自己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锐意革新意志和执着精神，同时以提任蒋济为例，希望蒋能尽职尽责，“臧否得中”，全心辅佐自己完成大业。

其三，修饰《论语》本义。曹操引用《论语》的作品中，有时是掇取辞华，遗落经义。即他对《论语》中部分原文的引用，并非一味地认可或接受，而是从有益于表达自己思想的需要，灵活运用。

曹操修饰《论语》本义，表现其对经典本身并不盲从，而是根据客观现实的需要，对经典中部分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方面，提出己见，为政权统治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三

《论语》作为儒家重要典籍，一直以来都很受重视。秦汉前，《庄子》通过多种方式对《论语》记录的人或事进行化用或改造。《荀子》虽未明引孔子之言，但多次发挥《论语》中的观点。汉以来，《淮南子》征引《论语》有50余例，关于孔子的记载多达60多处；《淮南子注》亦多次引用《论语》中句子，尊称孔子为“素王”，积极评析孔子或其弟子的思想。《吕氏春秋注》同样多次引用《论语》中语句，注重《论语》的微言大义及版本差异。曹操诗文中对《论语》的引用，与以上相比，有一些异同之处。

曹操诗文援引《论语》，内容上，与前人相类，主要表现为对《论语》的实用性引用。如前所述，作者引用的目的主要在于明理，借经典的神圣性来强化自己观点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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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胡行》(一)和《短歌行》(二)中“正而不谲”句，孔子原是评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这两首诗皆为曹操后期作品，此时作者年岁既老，三国鼎立局面渐形成，他感到统一国家的愿望难以实现，故以齐桓公自比，希望像桓公任用宁戚那样的贤才，来辅佐自己完成一统天下之大业。《短歌行》(二)中“周西伯昌，怀此圣德”和“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中的周文王，是孔子敬重的“圣德贤臣”。曹操称颂并钦佩周文王的伟绩，视周文王为其修身和行为的榜样。散文如《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征引孔子赞美周文王虽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但他仍“服事殷”，可谓道德高尚之楷模。曹操以此自比，表白他要继承周的忠于朝廷的精神。《春祠令》云：“仲尼曰：‘虽违众，吾从下’，诚哉斯言也。”孔子认为臣见国君要在堂下跪拜，须合乎礼，并坚持自己会这样做。曹操借孔子之语，说明自己册封功臣、祭告宗庙的原因。《悼荀攸下令》云：“孔子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孔子认为具备善德的人与他人交往越久就越被敬重。曹操以此提示属下人际交往中要温良恭俭让，并以之表彰荀攸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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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以其气势恢弘的气度，宽广的政治视野，洒脱的个性气质，将其一统天下等政治抱负倾注到诗文创作中，写出了诸多表现士人责任感、使命感及忧患意识的言志言情作品。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汉末外戚和宦官争斗、政治腐朽、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悲凉慷慨之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实现了儒家诗论的言志和抒情的统一。

外在形式上，特别是引用《论语》的具体方式上，前人或是对《论语》篇名、篇中某一内容进行直接引用，或是对《论语》中某些内容概括引用，或是对《论语》记录的人或事进行改造。从上文所述的曹操诗文作品引《论语》的情况看，有的是明引《论语》中语词、句子，有的是暗引、化引或借引《论语》中相关意象入诗入文，这些皆与前人征引《论语》的方式相类。换言之，曹操诗文援引《论语》的几种形式，与先秦两汉时期文士在政治、外交场合，或是宣扬道德伦理教化时的征引《论语》，在引用的形式上大体一致。

另一方面，与前人引用《论语》相比，曹操诗文中对《论语》的引用也表现出一些不同：

《决议田畴让官教》中“昔夷、齐弃爵而讥武王，可谓愚暗，孔子犹以为‘求仁得仁’”。孔子批评卫出公父子违反等级名分的行为，赞扬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伯夷、叔齐两兄弟互相让位之举。曹操则认为伯夷、叔齐弃爵礼让是愚暗的表现，指出如果他们既逊国让位又支持周武王伐纣会更好。《论吏士行能令》中“所谓‘可以适道，未可与权’者也”。孔子认为君子要学道、守道，并能随机应变。曹操借孔子话语指出那些非议自己唯才是举的任人原则的人是墨守成规，不知“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道理。《求贤令》中“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孔子认为人的才能须与所任的职位相匹配。曹操秉持“人人皆可成尧舜”意念，认为无论是谁，只要有才，就可受到重用。《孙子序》中“《论语》曰‘足兵’”。孔子提出治国以充足的粮食、战备和人民的信任为重。曹操强调打仗时固然要有足够的兵力，但圣人用兵，要根据战势需要，讲究策略，文武并用。

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肯定上古楚方言中照三归精，心母书母无别。因为舌面塞音与舌尖塞擦音发音方法不同，但有相通之处，正如董氏所言“难免带一些塞擦音的色彩”，且精组、照三组字通假或者谐声的例证不在少数。而心母、书母关系密切，在其它出土文献中也是如此。据赵立伟先生统计“《银雀山汉简》中章组书母与精组心母通假16次，与精组其它声母通假3次；在《阜阳汉简》中，与书母通假37次，而与精组其它声母只接触3次；在《睡简》中，章组书母与精组心母接触21次，而与精组其它声母只接触4次。”[6]郭店楚简书母与精组心母通假4次，与邪母接触2次。如：

其一，保留《论语》本意。《论语》作为“孔子应答弟子”之书，一般认为最能窥见孔子本义。曹操诗文中引用的《论语》语词，有部分是维持孔子原意。他认为《论语》中孔子的话语至高无上，所以就以此作为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二是形式层面上，前人引用《论语》，直接引用的较多，《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等引用《论语》的时候，多是以引原文为主，概括性引用较少。曹操直接引用《论语》原文的相对减少，概括引用的增多。前文已言，他征引《论语》，注意对《论语》语词及字句进行变化，或化用、或借用《论语》所记人或故事的意旨。如《选举令》：“夫遣人使于四方。古人所慎择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难也。”孔子指出使者常是代表朝廷去执行特别事务，故国君在对使者的选任上皆十分慎重，并以蘧伯玉派来的使者为例，强调为官者要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曹操借以说明选择使者要选那些知道君子心志的人，表明自己选人原则和重视选择人才。《祀故太尉桥玄文》中“泛爱博容”，化用《论语·学而》中孔子话语之意，用以概说以桥玄为代表的贤者的慈爱宽厚的仁德。

四

曹操对前人引用《论语》的艺法既有继承和汲取，也能结合具体的语境大胆创新，这些都为他的诗文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成为其文学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曹操援引《论语》的特质，在诸多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

1.史学和文学层面

曹操征引《论语》的方式方法赢得后代文士的肯定和实践，代表性例证如：《三国志》引据《论语》凡250余处，涉及《论语》全20篇的160余章，约占整部《论语》的三分之一。[7]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90余处属于诏令奏议，说明其时《论语》被奉为政治原则，是最为冠冕堂皇的庙堂话语；儒学仍是社会的思想基础。宋本《太平御览》征引《论语》526条，去其完全重复和未见著录者，余500条。[8]该著引文形式灵活多样，通过对所引条目中包含异文的考辨可为今人研究《论语》增补资料。另外，诗学观念上，曹操以两汉经学叛逆者面貌出现，他突破了经学的藩篱，不仅把《论语》看作叙事作品，也看作抒情作品。他借用《论语》词句吟咏情性、抒写怀抱，打通经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的门户，使文学创作初步摆脱了经学的束缚，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文学艺术，使文学艺术的发展进入了自觉与自由抒写的新时代。

2.经学及学术层面

东汉末年，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自由宽松态势。除崇奉儒学外，曹操还尊奉法家、墨家、名家及阴阳家等诸家思想，“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9]这也培育了他自由通侻的思想。当然，曹操思想体系中，主导思想无疑还是儒家思想。他崇仁义，讲教化，尚道德，重修身。曹操诗文对《论语》的大量引用，使孔子注重社会现实，尤其是注重道德教化的德治思想和崇尚礼仁的道德自觉在汉末的现实生活中得以贯彻和实现。上文已及，曹操所引《论语》，是其作品中所引儒家典籍中最多的典籍之一。鉴于曹操的身份、特殊地位及影响力，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论语》在其时虽未列入经学，然因其广泛的普及性而受到当朝主政者的重视，在他眼中，《论语》与“五经”有着同等重要地位。由此引发其时及此后更多文士对《论语》的进一步关注。应该说，曹操对《论语》的重视，对于后代《论语》最终被推至“经”之位置，奠定了基础。

目前很多学者都认为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行为的主观方面应该属于过失，其理由主要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从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危险驾驶罪应该属于交通肇事罪的范畴，其犯罪构成应该和交通肇事罪保持一致，因为在交通肇事罪中其主体的主观罪过属于过失，则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也不会例外；其次就实践中的主观意识来说，虽然醉酒的驾驶行为人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是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认为自己不会或者是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必然会造成危害结果，而且一般都不会主动希望其结果的发生，这应该属于过失犯的主观意识，因此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应该属于过失犯的范畴。

“《论语》学”是发轫于孔子逝世后不久、形成于西汉的专门研究《论语》的学问，内容包括《论语》版本真伪及变迁、名物考释、文字训诂、注译传播等。东汉时，虽然随着佛教东传、道教发端、玄风渐起，儒学由盛转衰，呈现出不可挽回的颓势，但传《论语》者仍有马融、何休、郑玄等大家，加之其时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论语》学还是得到了一定发展，如注解《论语》的专著增加、《论语》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论语》注解体例发生了较大变化。[10]曹操的兼采儒、道等诸家思想，以及在用人等方面对儒家思想的突破、借鉴并发挥道教义理，对汉魏之际《论语》学呈现出玄化倾向产生了积极影响。某种意义上，曹操诗文对《论语》的关注，对注重义理阐发的何晏《论语集解》、王弼《论语释疑》，以及以己意疏通经文的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褚仲都《论语褚氏义疏》等不无启示，与唐代贾公彦《论语疏》、韩愈《论语注》以及《论语笔解》等著作的出现亦有关联。此因属专题容专文另论。

3.文化普及层面

曹操重视儒学，视《论语》为初级读本教育子女。《魏书·文帝纪》：“余是以少诵诗、论”。《魏书·陈思王植传》：“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受曹操影响，曹丕受禅后亦注重对《论语》的普及，“魏文帝受禅后第二年即下尊孔诏，封孔裔为宗圣侯，奉孔子祀”。魏明帝时，下诏“尊儒贵学”，令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齐王曹芳更是多次“使太常以太牢祭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拓展《论语》传播。曹魏以后，世人多肯定《论语》在内圣和外王等方面的积极意义，《论语》被视为启蒙读本，如邴原初入学“诵《孝经》、《论语》”，崔琰“始感激，读《论语》、《韩诗》”，钟会“七岁诵《论语》”。三国中后期，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把《论语》作为最重要的启蒙教材。

总之，曹操推崇《论语》义旨，在治军和施政等诸多方面，多以孔子话语为依据。他在《论语》的引用方式和赋载内容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曹操援引《论语》的特质，在我国古代文士征引《论语》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其弘扬《论语》“礼”、“仁”等精神，对于当前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1.

[2]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1.

[3]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614-615.

[4]杜玉俭.《庄子》对《论语》的化用和改造[J].孔子研究,2012，(6):121-126.

[5]王翰颖.高诱《吕氏春秋注》引《论语》考[J].绥化学院学报,2016，(12):99-101.

[6]陈颖.《淮南子》引《论语》考[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6):56-59.

[7]苏杰.《三国志》称引《论语》现象研究[J].孔子研究,2004，(2):67-75.

[8]李文娟.《太平御览》引《论语》考[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13，(1):81-84.

[9]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17.

[10]唐明贵.试论中国古代的《论语》学[J].聊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5):7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