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的本质是一系列价值观念的集合，主流的政治文化形成了主导性的价值观念，阶层亚文化孕育了次级价值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构成了主流的政治文化，同时，因社会个体在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所形成的阶层亚文化也普遍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属于主导性的价值观念，各个阶层价值集合中与主导性价值观念相异的特定观念属于次级价值观念。后者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前者，但同时又表现出与前者不一致的倾向，不利于认同的增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整合阶层亚文化的次级价值形成合理的价值秩序，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并推动社会秩序和谐有序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阶层亚文化的理论渊源及其范围

处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位置上的社会主体因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催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习俗传统和审美情趣，孕育了能够反映不同阶层利益诉求的价值准则，形成了阶层亚文化。阶层亚文化呈现出次级性、扩张性和统一性。阶层亚文化尽管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形成存在着积极的影响，却同时也有着不利的一面。

果不出所料，在那天我喝得酩酊大醉、咧咧跄跄被二丫扶回来后，二丫竟然先我一步，脱光了自己的衣服钻进被子里。

阶层亚文化反映了不同群体相对固定和一致的生活方式、政治态度、思想信仰。阶层亚文化与主导性政治文化的差异在本质上表现为价值观念的差异。阶层亚文化与主导性政治文化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认同性，又有与其不一致甚至相悖离的价值取向。这种差异性常常造成阶层亚文化对主导性文化的冷漠甚至是排斥，给社会主导性价值观的认同造成了或大或小的障碍。国内外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不同阶层在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地位、习俗传统等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结构中的群体文化的差异，并对其差异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了研究，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不同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奠定了基础。布迪厄认为，阶级是“一类具有相同习性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1](P92)。这种相同习性是由特定的风俗传统、精神气质和集体记忆构成的文化体系塑造的习性图式。伯明翰学派的约翰逊注意到了工人阶级文化的异质性及其复杂性，他认为“这种异质性是由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及劳动分工等复杂的因素构成的”[2](P22)，在研究中区分这种差别有重要意义。梅塞尔认为，阶层文化有三个核心因素：“群体意识、凝聚力和共谋。”[3](P239)这些因素不仅成为阶级身份被强化和认同的重要因素，也成为阶级成员改变身份的阻碍。上述学者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阶层亚文化，但是，在其内涵的界定和功能的阐述中都是以阶层文化的差异性及其独特性来展开研究的，也即在本质上与本文所界定的阶层亚文化在内涵和功能上并无本质区别。因此，本文将阶层文化与阶层亚文化作等同理解。

以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为标杆，推动大健康理念下的旅游与相关行业抱团出击，扭转各自为战的无序竞争，实施“一体化”发展，通过构建有含金量、有附加值的健康旅游联盟体，实现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从重要产业向支柱产业转变。坚持放大格局，实施“一盘棋”谋划，促进区域之间优势互补，避免重复投资，推进产业升级，丰富产品内涵，满足游客特色化、个性化需求，通过穿线成珠、连点成面，实现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从一季旅游向四季旅游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水平和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但是，处于社会低地位阶层的部分群体，在教育、收入方面还处于较低水平，这些因素影响到了其政治行为和价值观念。C·C·诺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低地位阶层，“与异质环境相脱离，是低地位的特征，‘这限制了他的信息来源，阻碍了他的判断推理能力的有效发挥，使他的注意力囿于比较琐屑的生活乐趣。’”[5](P93)这一阶层的许多成员收入低、教育水平不高、不愿积极参加公共生活，很少关注报纸、书籍等有关政治活动的相关信息，互联网建设与使用也相对滞后，相对封闭的生活又使其缺少政治参与的技巧。无论是公共政治生活，还是报纸、书籍和互联网，都是进行价值灌输的重要渠道，与这些渠道的隔离，就减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机会。与此同时，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还存在着相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影响，构成了李普塞特所定义的“交叉压力”，导致了对政治的疏离和冷漠，因为“个体或群体受到相反方向作用的压力越大，越可能预期选民以‘失去兴趣’和不作出选择的方式退出这种环境。”[5](P180)所以，“交叉压力”弱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增强，不仅建立在对价值本身或者忠诚此价值所带来的具体的利益感知上，也建立在由政治参与的扩大所习得的政治技能以及由此所培养的相互信任和宽容上，同时还建立在由不同形式的大众传播途径所长期进行的价值的宣传、灌输和传播上。

二、阶层亚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不利影响

在阶层亚文化中，高地位阶层囿于其利益变化的不确定性，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文化变迁存有疑虑；中产阶层的价值诉求表现出一定的脱离特定历史阶段的理想性；低地位阶层面临着封闭、政治功效感弱、交叉压力等认同障碍。这些问题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不利因素。

位于社会阶层较高位置的人往往因其显著的经济社会地位、对资源的掌控以及较强的公共活动能力，而成为政治活动当中居于重要甚至是核心地位的群体。这一群体的共性文化及其内含的价值观念是洞悉该群体形成、发展和变迁规律的重要切入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是社会意识的最主要体现。陆学艺的大范围调研表明：“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一阶层在趋于等级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或较高的地位等级，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这一阶层的社会态度、利益及行动取向和品质特性，对于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将要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特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4](P10)社会主义改造已经逐步消灭了剥削阶级，各个阶层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依靠力量。但是，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激起的利益分歧，以及各自所体验世界的方式的差异，较高地位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仍旧存在着利益诉求方面的差异，并反映到了价值观念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的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部分高地位阶层旧有的价值观念和原有的社会秩序，触及到他们的既得利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的文化变迁中，“既得利益者对变迁的反对表现得十分明显。”[6](P92)而文化变迁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的革新，反对变迁实质上是反对价值观念的变革。

（6）常规彩超检查剖腹产后子宫切口妊娠表现为孕囊所处位置较低，子宫肌层和孕囊周围绒毛没有明显边界，切口处能看到丰富的血流信号。本研究中的5例剖腹产后子宫切口妊娠，在超声造影后发现切口处肌层出现不均匀的快速增强和孕囊囊壁连续增强，消退过程和子宫肌层基本同步。

就其本质而言，不同的阶层文化是其所蕴含的次级性价值观念集合，它们不仅本身呈现了一定的价值准则，还成为特定价值观念形成的导向性因素。次级价值与主导性价值的辩证关系决定了阶层亚文化的次级性、扩张性和统一性。所谓次级性，是指相对于主导性文化而言，阶层亚文化所蕴含的次级价值在价值观念所辐射的群体以及在价值序列当中的价值效力都少于和小于前者。这不仅体现在次级价值是特定阶层群体产生的与其成员身份和团体范围相对应的价值观念上，也体现在与主导性文化所孕育的主导性价值在影响效度的差异上。扩张性体现出主导性文化为了获得其话语权需要不断加强自身认同的特征。而阶层亚文化也只有不断被内化并为他者所认可才能成为自我认同和阶层认同的标识。因此，二者先天性地具有了以价值扩张而获取更多认同的需要和必要。在统一性方面，主导性政治文化在政治系统的整体层面造就了思想的共识和情感的纽带，提供了被编排在不同阶层位置上的个体所必须的社会秩序和安全，个体对于知识、文化、道德等一切生存条件的收获以及对自我和阶层的认同都离不开主导性文化所带来的这种秩序和安全。阶层亚文化对个体行为及其整个日常生活的影响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有实质意义，也即只有在统一基础上的差异才能获得其存在意义。

三、阶层亚文化视阈下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有效路径

陆学艺认为，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由于体脑劳动和管理与非管理职位之间物质待遇差异而日益明显，“阶层的分化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的分化”[4](P7)。分配、户籍等体制机制的不合理又加剧了这种分化。基于此，他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4](P8)以此标准，陆学艺的课题组划分出中国社会的十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4](P8)。但是，随着阻隔群体流动的体制机制的逐步消除，人口流动在迅速增长，新的政策的出台也会不断提高某个阶层大多数群体的物质收入，因而会缩小与其他阶层成员的差距。此外，部分群体物质性收入不高，但是对社会资源配置却能发挥很大影响，也因而难以将其归入到合理的阶层定位中。所以，这种划分越来越难以体现社会结构的真实状况。因此，本文更倾向于将中国的社会阶层划分为高地位阶层、中间阶层和低地位阶层。其中，高地位阶层主要包括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党员干部、大型企业经理管理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大型民营企业经营人员；中间地位阶层主要包括中低层党员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初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低地位阶层包括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失业无业人员。李普塞特的研究表明，“地位差别这一概念本身凸现了来自不同社会地位之间张力的政治价值变化的根源。”[5](P212)这三个阶层在生活方式、政治态度、思想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构成了三种特定的阶层亚文化，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不利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并以此探索构建和谐的价值观体系的有效路径，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更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其次，扩大政治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政治性价值，只有社会个体进入到政治生活当中，各种传播介质才能发挥有效作用，也只有多种群体的频繁接触，才能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因而，政治参与在价值传递、政治功效感、社会互信等多个层面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在阿尔蒙德看来，“个人对他的参与能力的直觉是一种很重要的政治态度。”“这种主观直觉与政治行为密切相关，与对政治体系的肯定认同密切相关，还与接受民主的态度密切相关。既然如此，如果家庭中参与能力培养出政治能力感，我们就可以确实断定，这样的非政治参与会对一个国家中民主政治取向的程度有一定影响。”[10](P381)政治参与的扩大，一方面需要在个体社会化的早期不断创造有利的环境，这种环境支持和鼓励个体儿童时期对家庭生活和决策的参与，培养其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同时，也要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使得个体在学校的课堂以及其它公共活动中能够经常参与到决策活动中去，营造一种相互合作和信任的同辈团体的民主氛围。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健全党群团体和社会组织，增强不同阶层尤其是低地位阶层的政治参与，以社会参与的扩大实现政治参与的替代和政治技能的培训。不同阶层能够在政治参与扩大中提升政治功效感和社会互信，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奠定必要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随着中国全面改革的深入推进，一方面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变，另一方面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教育的发展、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法治意识的增强，都使得社会成员的自我意识、权利意识显著提升。中产阶层有着良好的教育经历，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更容易受到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观念越来越多地成为中产阶层的价值诉求。同时，中产阶层在就业、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利益需求，促使其更多地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当中。中产阶层的价值诉求在观念和实践层面都同样强烈。社会主义民主优越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实现了更加充分、全面和真实的民主，是适合客观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然而，由于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其高度发展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许多中产阶层的民主诉求又往往以资本主义民主为范本来考量社会主义民主。这些因素不仅使得中产阶层对社会主义民主缺少整体的、理性的和全面的认识，也使其更加脱离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经济水平和制度结构，寻求一种与其价值诉求相符合的理想化的政治和社会状态。在客观实际和群体诉求之间所存在的差距导致了中产阶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程度的弱化。在亨廷顿看来：“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此乃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源泉。正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支配着城市的政治。”[7](P239)因此，对这一阶层必须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才能不断地增强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首先，促进利益满足。利益是影响政治态度、政治认知和政治心理的重要因素，也因而成为了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因素。伊斯顿认为，利益“通常涉及到政治生活中个人或集团的基本价值体系、基本目标、希望和追求。”[8](P51)罗尔斯进一步明确了利益与观念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们可能因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而支持不同的自由观念。观念的差异部分表现出这些利益之间的冲突。让我们把与每一种观念相关的利益定义为在该观念所规导的稳定的基本结构中可能会鼓励人们或得到人们支持的利益。”[9](P178)这里描述的虽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公民个体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认同与排斥问题，但是，揭露了个体的利益与价值认同的内在逻辑，对于我们从利益满足层面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路径具有重要启示。利益满足的实现，一方面需要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形成一个供各个阶层表达自身利益和实现自身诉求的制度化渠道，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党团组织在反映各个群体诉求、传达党和政府政策上的沟通和宣传作用。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疏通信息获得和信息反馈通道，及时消除社会观念上的误解和分歧，化解不同阶层和阶层内部的矛盾。

最后，加强传媒灌输。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性，中西部地区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习俗传统方面往往呈现出现代和传统交织的局面，尤其是部分偏远的民族地区，由于交通、经济、观念等因素的落后，还表现出一定的传统性。针对这些情况，应在做好大众媒介方式方法的优化之外，培养出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高、个人道德高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并认可、熟悉基层民众思想特点和价值偏好的理论和宣传工作队伍，并在宣传当中深入基层民众尤其是多与偏远地区的民众接触。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多种形式，发挥许多不在体制内但是对当地的公众有着重要的舆论以及思想影响的人士的积极作用，在获得他们积极支持的同时，以合理的渠道充分发挥他们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此外，更要从深层次上改变社会公众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阶段中相对封闭的环境，注意城市和乡村在思想观念革新的基本规律上的异同，然后有针对性地设计合理的宣传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涵盖大众媒介和理论素养高的传播主体的传播体系，以此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为基本内容的合理价值秩序的形成，从深层次上重构了中华民族现有文化的基本取向和价值标准。这种重构不仅随着认同的加深逐步革新政治体系的基本规范和运行规则，还将进一步促进法律对正义、平等和民主等观念的增强，在某种程度上变革现有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准则以及部分层面上的道德伦理观念。这些变革推动了文化的世俗化和理性化以及公民性格的形成，对于促进政治现代化进而以政治现代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这种重构还消解了由语言、宗教和区域等因素形成的次级共同体的原始认同、价值和利益分歧等不利影响，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

根据定义2.1及命题2.1，上述迭代序列经过整理可得到算法4。同时，由定理1.2可知，序列和强收敛于问题(2.2)的解。

[参考文献]

[1][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2]罗纲，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第2版)[M].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美]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王晓毅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7][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8][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9][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0][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徐湘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