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地下新文献的出土，为先秦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材料。例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人们对于先秦文献的认识，也解决了部分历来有争议的问题。本文的主题，就是通过出土新材料，尽量补充并理清飞廉的事迹。

秦人先祖飞廉的事迹，在先秦文献中记载存在矛盾。《孟子·滕文公下》[2]：“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史记·秦本纪》[3]：“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於霍太山。”两相对比，就可以看到其中对飞廉结局记载的矛盾之处。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中的记载与《孟子·滕文公下》较为相符：“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彔子耿。成王始伐商邑，杀彔子耿，飞廉东逃于商奄氏，成王伐商奄，杀飞廉，西迁商奄之民于邾吾，以御奴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危。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这是最新出土的文献对先秦典籍记载的印证，为飞廉研究增添了更多材料，虽然《孟子·滕文公下》的记载与此相合，但这并不能够证明此论据必然正确。

本文拟综合评述近30年飞廉研究成果，以新材料的发现为线索，尽量理清文献中的混乱之处，并且探讨文献记载产生矛盾的原因。

历史人物飞廉研究的矛盾之处，在于以下两点。第一，《史记》和《孟子》的记载相矛盾，哪一种说法更为接近商末周初之际的历史真相，以及二者为何会出现此种矛盾。第二，本文也拟探讨《墨子》中关于夏后氏时期的飞廉事迹的相关记载，为何同一人的事迹会见于不同时代。

先秦时代由于史料较为匮乏，所以近代研究较为依赖地下出土文献，但是也有部分研究走入误区，即以出土新文献的记载否定传世文献的记载，研究思路过于单一，并没有进行全面的考察。本文在研究上述飞廉事迹的相关问题的同时，也会注意避免研究思路出现问题。

一、飞廉研究学术述评

近30年来关于飞廉的研究逐渐深入，主要涉及历史和神话两个方面。学界在人物生平考证、图腾神话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丰富的成果。但是，相关研究也存在论据引用不够严谨、选题立论和论述单一等问题。在这一方面，以《系年》出土的时间将飞廉研究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出土文献面世之前，一个是《系年》出土之后基于新发现材料的研究。

本研究通过自由基接枝聚合反应，将丙烯酸（acrylic acid, AA）单体接枝到线性高分子聚乙烯醇上，得到共聚物 PVA-g-PAA，与交联剂季戊四醇（pentaerythritol, PER）共混作为LFP正极材料的交联型水性粘结剂，探讨了交联温度及不同PER使用量对LFP正极材料电化学性能的影响。

本文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飞廉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存在的相关问题分别进行介绍并且略加评述。

1.秦人先祖飞廉

《史记·秦本纪》：“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於霍太山。”

《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

《辽史·卷九九》：“周公诛飞廉、恶来，天下大悦。”[4]

以上是史书中关于秦人先祖飞廉的记载。

何光岳在《先秦的来源和迁徙》[5]一文中，提出“是夏商各有一蜚廉,疑即蜚廉乃国名,其酋长相承皆称蜚廉”的观点，但仅限于怀疑，并没有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也没有探讨文献记载中的矛盾之处。针对秦人先祖飞廉的研究，此文同时采用《史记·秦本纪》和《孟子·滕文公下》的部分论据，认为飞廉为周人所杀，死后葬于霍太山，而忽略了论据的其余部分。

白国红也有《飞廉考》[6]一文，通过总结并且分析传世文献中的史料,借助考古发现与地下出土的新材料,对秦人先祖飞廉的政治作为及其族居地进行考辨,从而认定他是商代末期力挽政治狂澜的风云人物。白国红认为《孟子·滕文公下》和《史记·秦本纪》中的说法并不相悖，文中是这样处理相互矛盾的两条论据：“有人质疑,飞廉之国在山西境内,与被‘驱于海隅而戮之’的说法相乖舛,因此,将这一材料弃而不取。其实,既然周公能率军长途跋涉去平叛,那么飞廉率本国之师东进与反周之师相会合又有什么奇怪呢。至于飞廉死后葬于霍太山的说法与此也不相违背。”此观点虽然解开部分矛盾之处，但是忽略了“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这一点，逻辑并不严密，并不能完全解决其中的矛盾。

这一章节有以下3个重点：

以上3篇论文均完成于清华简《系年》出版之前，所以没有采取其中的新论据。而是过去在传世文献基础上对飞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比较全面的成果。

王洪军在《新史料发现与“秦族东来说”的坐实》[8]中，采用《史记·秦本纪》中的论据，赞同飞廉葬于霍太山的说法，分析霍太山地区也是飞廉封国所在区域。文中的观点为：“武王灭商后，飞廉带着家族逃到商奄，其中包括恶来的儿子女防，周成王讨伐商奄，杀死飞廉。”此文忽略《孟子·滕文公下》中的记载，直接衔接《系年》与《史记·秦本纪》中的论据，认为飞廉被周人所杀，但是最终归葬于霍太山。

张志祥与李祖敏在《飞廉之死考》[9]中，结合清华简《系年》与《孟子·滕文公下》中的记载，考证秦人先祖飞廉事迹。文中列举《辽史·卷九九》中的记载，通过事情发展的情理脉络进行分析，再结合《系年》与《孟子·滕文公下》记载相合这一点，认为飞廉死于周公东征时期这一结论更为合乎历史的真实，从而否定了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关于飞廉事迹的记载。

这一结论有不妥之处，不能因为《孟子》中的记载与出土新材料相契合，就通过逻辑推理否定司马迁记载的真实性。因先秦文献传抄过程中的流散，造成研究材料缺乏的问题，现如今出土文献极为丰富，对先秦史研究补益甚多，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固然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缺憾，但是我们不能以出土文献为单一衡量标准，而要回到所有的文献材料本身，研究其合理性。

2.夏后氏与蜚廉

《墨子·耕柱第四十六》：“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10]

蜚廉，即飞廉，此条关于飞廉事迹的记载为孤证，除此外没有任何典籍有相类似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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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Tim-3 mRNA与Foxp3 mRNA、IL-10水平的相关分析 Tim-3与Foxp3呈正相关（r=0.539，P=0.001）、与IL-10呈正相关（r=0.361，P=0.030），见图1。

丁山先生认为飞廉铸鼎于昆吾一事，他书无征，疑涉昆吾作陶铸剑之说而误[11]。在《墨子·耕柱第四十六》中，已经明确“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可以理解为飞廉先“折金于山川”，然后“铸鼎于昆吾”。《山海经·中山经》[12]：“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由此可见昆吾之地产赤铜。飞廉在昆吾铸鼎，那么昆吾之居又在何处。

第三种观点是昆吾之居在今安邑。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称 ：“今安邑见有鸣条陌昆吾亭。”据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16]，安邑说是先相信夏都在安邑，然后根据记载认为鸣条在安邑西，是无较早的史料根据的。

第一，“成王始伐商邑。”这一句讲述的是周人讨伐叛乱的商邑，讨伐商邑的主帅应为周公，即史籍记载中的周公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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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观点是昆吾之居在今濮阳。春秋时期，卫国的都城朝歌曾为狄人攻占，卫文公时迁都于楚丘，在卫成公时期迁都帝丘，即今河南濮阳。《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 ：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噪曰 ：“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15]

关于昆吾之居，张国硕先生《望京楼夏代城址与昆吾之居》[13]一文进行了整理，主要分为几种观点。

昆吾之居既然可考，那么飞廉作为夏后氏的臣子，奉命在昆吾之地铸鼎，这一材料本身并无矛盾之处，进一步证明涉及昆吾作陶铸剑之说而产生记载错误这一推测有可能不成立。通过传世文献本身的推导与分析，无法否定夏后氏时存在飞廉这一人物的可能性。对于先秦典籍中记载的人物，并不能简单的以孤证或误说视之，就如同王国维先生在研究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先公先王，就解决了关于“王亥”的相关问题，所以不应该将传世文献中出现的孤证理解为神话人物或者误说。

3.风神飞廉与神禽飞廉

《楚辞·离骚》：“后飞廉使奔属。”注解：“飞廉，风神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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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孝武本纪》：“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18]

《风俗通义·姓氏篇》：“飞廉氏,飞廉国,秦所灭,因氏焉,汉书光禄大夫飞廉安国。”[27]

上述是关于风神飞廉和神禽飞廉的典籍记载，由此可以总结以下两点，其一，飞廉的形象和神兽有关，其形象神话属性较重；其二，飞廉与风神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联。

关于风神飞廉的研究，涉及汉画像石的研究较多，朱明月在《汉画像石中的风伯形象来源与飞廉关系辨析》[20]一文中，对汉画像石中风伯形象和飞廉构成的关系进行分析梳理。另有牛天伟的《汉画风伯形象及其功能探析》[21]和柳江夏的《汉画像石中的风伯形象分析》[22]，均是对汉画像石中的风伯形象进行总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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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神禽飞廉的研究，主要围绕《史记·孝武本纪》中出现的飞廉神禽和飞廉馆进行考证，林通雁的《从长安铜飞廉到洛阳石翼兽——对中国古代有翼神兽问题的一个讨论》[23]一文，着重分析飞廉与有翼神兽之间的关系。孙作云写有《飞廉考—中国古代鸟氏族之研究》[24]，认为飞廉即凤,古语“凤”与“风”一字,“风”字古音“李缆”,飞廉是为“李缆”之音转。因为“古人相信风的生由于凤之飞”，所以“在传说上又说它是风神”，飞廉先是神禽,在汉代又成为人们升仙骑乘的四脚兽，这也是长安铜飞廉的来历。

《系年》第三章：“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彔子耿。成王屎伐商邑，杀彔子耿，飞廉东逃于商奄氏，成王伐商奄，杀飞廉。西迁商奄之民于邾吾，以御奴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危。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25]

史党社与田静结合考古材料、文献、甲骨文、金文材料，在《陕甘地区商代秦文化及相关问题》[7]一文中，对商代时秦人先祖飞廉的居邑所在进行考证，其中关于秦人先祖飞廉事迹的考证部分，仅仅引用《史记·秦本纪》中的记载，忽略其他材料，不够全面。

第一种观点是昆吾之居在今许昌。《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称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我乎？”[14]这里是说昆吾之居在“旧许”。

第二，“飞廉东逃于商奄氏，成王伐商奄，杀飞廉。”这一句讲述的是飞廉东逃，被杀于商奄的过程，清晰的点明飞廉的结局是被周人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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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西迁商奄之民于邾吾，以御奴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危。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这一段完整的叙述了秦人西迁的过程，由商奄迁于邾吾，再到平王东迁后，秦仲居于周地。秦人获得西周故地这块封土，是秦国开始兴盛壮大的起点。

《史记·秦本纪》：“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

通过对比阅读，可以看出其中不同之处，《史记·秦本纪》认为秦人本源自西方，即西垂之地。但是《系年》支持秦人东源说，认为秦人是被周人迁居于西垂之地。关于秦人起源，在这里我认为《系年》的说法较为符合当时史实，其一，根据《系年》此处先后记载的西周初年相关政治事件，基本都符合传世文献的记载；其二，从逻辑顺序而言，《系年》的说法本身无可攻击之处。

《史记·秦本纪》：“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钟离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26]

三、飞廉氏与飞廉国

笔者认为，对历史悬案作出结论，特别是要推翻一个已经被公认了的史实，必须有足以令人信服和无可辩驳的佐证史料。既要还历史本来面目，更要对今人、后人负责。然而，邹志方先生这短短的 “初仕瑞安” 一节，使得早在清嘉庆版《瑞安县志》，民国版《瑞安县志稿》都已下了结论(未担任瑞安主簿)的话题，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制造了历史悬案。特此提供上述史实和本人的认识，与邹志方先生商榷，如有不当之处，祈望斧正。

2.研究内容需进一步系统化、深入化。虽然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对党的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讨，但总的来说，研究内容较分散且不深入，并有所重复。目前的研究成果以生态文明内涵、发展历程及经验措施居多，且较为分散，部分观点重复；没有对党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容进行系统性的归纳总结；综合研究比较欠缺。

《史记集解》：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晋灼曰:“身如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19]

《路史·卷二十五国名纪》：“蜚也,蜚廉国。龙门县南七里有蜚廉故城,非子祖也。又绛之正平蜚廉城, 云事纣所居。”[28]

由上述材料可证，飞廉既可能是一个姓氏，也可能是一个国名。如果飞廉是姓氏，那么夏代的飞廉和商代的飞廉就应该有并存的可能性，事迹并无矛盾之处。《史记·秦本纪》和《孟子·滕文公下》中飞廉事迹的矛盾之处，也可以解释为两个飞廉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因为姓氏相同导致了记载的混乱。《系年》第三章中记载的飞廉事迹，只是刚好契合《孟子·滕文公下》中记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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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并不能以《系年》的相关记载，轻易否定司马迁所记述的飞廉事迹，毕竟存在司马迁是有所依据的可能性。在司马迁所能看到的史料中，有关飞廉的相关记载是复杂的，既存在夏代的飞廉相关事迹，也存在商代的飞廉相关事迹，甚至关于同名者还有较为矛盾的事迹表述。所以其在《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的飞廉相关事迹，就不能以《系年》的内容而对之进行轻易否决，而要考虑其是否存在另外的可能性。

《史记·赵世家》中提出秦赵同源说，林剑鸣通过比较秦赵二国的价值观及丧葬文化等，认为此说可信。从人类学上考察相关文化因素，以及从考古学方面考察二者墓葬文化，均可得出二者应为同源之结论。

However, because there are four transistors through power to ground, the output swing of the cascade inverter is limited, reducing the output dynamic range to a certain extent.

《史记·秦本纪》中记载飞廉葬于霍太山，而在《史记·赵本纪》中也出现了关于赵国祭祀霍太山的相关记载。可见二者之间应有部分关联，司马迁的记载来源于他所见的相关藏书材料，那其中关于飞廉之死的记载是否有可能来自于赵国官方史书的说法，也是值得怀疑的。

四、结语

通过以上考证与探讨，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在飞廉相关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一定要全面认识传世文献中的材料，不能因为立题的局限而忽略材料的矛盾之处，这样才是更为具体和深入的探究飞廉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关于飞廉氏与飞廉国存在与否的问题，现存文献仅有3条比较直接的论据，可信度仍然不高，不能随意否定传世文献记载的合理性。有关这一方面的问题，还有待新材料的发现来解决，本文在上述探讨中仅是基于现有材料提出个人观点。出土新材料可以为研究探讨提供更多的论据，但是不能因为新材料的出现，便忽略传世文献，或者直接否定传世文献中的记载，这样的研究成果缺乏说服力。

第二，秦人先祖飞廉，根据相关研究，其在周公东征商奄过程中的被诛杀可以作为证据支持秦人东源说。至于《史记》中司马迁的相关记载，可能源自他所采信的赵国相关史书的记载，而非错误的记载。而《墨子》中出现的飞廉的相关记载，未必是误说，可以用飞廉为氏族名这一点来解释，夏后氏之时的飞廉也是氏族之名。所以，上述记载之中出现的矛盾之处是可以理清的，其不同说法也是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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