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新生代农民工一词为王春光教授首提，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给予了正式的概念界定。新生代农民工特指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入城务工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城镇户籍人员。我国城市化演进的不断提速，作为农民工群体主力军的新生代农民工在2014年已经占农民工总数的70%，[1]他们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前进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他们与老一代的农民工有较大的差异：其就业范围、生活目标、心理需求、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变迁，出现了新特点，但在现实多重因素的制约下，他们的市民化与返乡都面临着种种障碍，前路并不顺畅。政府、社会各界必须协同联动，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契机，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逐步清除各种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市民化、返乡创业与就业打造良好的基础。

二、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返乡的困境审视

(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

1.户籍之困

户籍是我国人口管理制度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是以户为单位对公民进行登记管理。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推行比较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即全部人口划为农业与非农业人口两部分，城乡人口福利待遇差异化，限制农业人口向城市自由迁移，在城乡之间构筑了人口区隔的鸿沟，二元经济模式逐步形成并不断固化。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不断调整与放宽户籍管理政策，允许与鼓励有条件的城市逐步吸纳外来人口加入，但受粘附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社保、住房等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入城取得城市户籍仍存在种种障碍。户籍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换为城市人口的标志，也是市民化的核心因素。

2.住房之困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安定的居所，“安居才能乐业”，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入城务工成为城里人的主要考量因素之一。但当前，城市房价不断上扬，而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不高，高房价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安居梦”日益遥远，其“无根的漂移”感日趋强烈。同时，因为没有城市的户籍身份，务工地城市所建的安居房、公租房与廉租房对他们列出了种种限制，提升了他们申请这些住房的难度，他们的住房保障尚未被纳入整个住房保障制度设计体系之内。住房的主要支撑制度——住房公积金也不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职业变动相对频繁，许多用人单位都没有为他们缴纳公积金。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城市居住条件比较简陋，调查发现，35%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居住在单位集体宿舍，在外租房的比例占 50%，甚至还有近10%无固定居所，而在城市自己买房居住的比例不足 5%。[2]不论是在外自己租房或者居于务工单位提供的宿舍，因他们经常跳槽变换职位，固定的居所难以得到长期有效的保证。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KA1>KA2，KB2>KB1，KC1>KC2，在因素A下，优水平为2，在因素B下，优水平为1，在因素C下，优水平为2，因此最优组合为A2B1C2,即最优组合是拉形高度20mm,加工深度15mm,用交叉进刀方式进行加工，此时回弹角最小。RB>RA>RC,加工深度对回弹角的影响最大，并且加工深度越大，回弹角越小，拉形高度次之。

测试软件采用NI公司LabWindows/CVI2010进行开发，CVI2010将功能强大、使用灵活的C语言与测控技术领域专业工具有机结合,适用于自动测试、自动控制、测试仪器通信、测试硬件控制和信号分析处理的软件开发,是一种基于C语言的虚拟仪器开发平台。其集成化开发环境、交互式编程方法、丰富的控件和库函数等特点使其成为工程技术人员开发测控系统软件的重要工具。

3.社会保障之困

林露白搬过去那天，老何帮了很多忙，把她细碎的行李一件件搬上楼，她回家取漏掉的东西回来，老何把她除了衣物以外的东西全都整理好了。

城市职工与居民普遍拥有比较完善的生育、失业、工伤、医疗、养老保险，社会保障日益完善，其保障能力越来越强。近些年，我国高度重视民生，大力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与保障体系，城市社会保障覆盖面越来越宽，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实现了职业的“去农化”，但因其职业流动性较大、社保转移承接制度设计有缺陷、务工企业故意逃避法定义务等因素，务工地城市的社会保障尚未对他们做到无死角、大范围覆盖。譬如没有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保底救济，职业转换的失业期间只好依靠自身的储蓄或者靠亲友救助度日，导致他们的生存压力较大；个别用人单位尤其是小企业规避工伤保险必缴的强制性规定，不缴、漏缴时有发生，工伤事故一旦出现，用工企业常常推卸责任，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困难重重，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及整个家庭陷入绝境。

4.农村土地的牵绊

拥有自己的住房是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成为市民的最主要标志。唯有安居，才可乐业。因此，通过各种渠道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显得十分必要。一是政府要逐步变革既有的住房政策，积极探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因地制宜，逐步推进与完善；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纳入经济适用房的保障范围之内，细化规则，让符合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可以申请务工地城市的经济适用房。二是大力推进经济适用房、农民工公寓、廉租房的规划与建设，让新生代农民工有稳定的安身之地。

5.自身综合素质不高

一个人必须适应社会的既有观念与行为方式，才能融入社会成为其中的一员。新生代农民工背井离乡入城务工，长久之后，城市的理念与生活方式逐步形成，对乡土的文化与交际方式日渐生疏，乡村生产与生活的实践经历减少，逐步成为乡村社会的“他者”。离城返乡后，乡村成为其生活中陌生的世界，他们难以认同乡村的生活观念、交往方式，也很难获取情感共鸣、文化支持，融入乡村社会仍需一个较长的过程。

(二)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的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即 “三高一低”的群体表征。“三高”指的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职业期望相对较高以及对物质消费和精神享受的要求相对较高，“一低”指的是适应能力相对较低[5]。新生代农民工从校门走出后，大多离家入城务工，乡村“成为成长中的记忆”，城市成为其成长与生活的中心，对城市有浓重的情结，融城愿景强烈，但对于返回生养自己的乡村却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性。

1.生产方式冲撞

新生代农民工多为独生子女，自小受到父母宠爱，很少接触农业生产。[6]入城务工前，他们为在校学习的学生，离校后入城成为打工族的一员，对农村的生产生活没有亲身的实践与体悟，更缺少农业生产的相关技能与知识，大多也没有投身农业的热情与志向。在他们的既有观念里，农业是重体力劳动，劳作艰辛，收入较少，自我发展空间较小，登不了大雅之堂。因而，他们宁愿入城务工也不愿扎根农村。

2.生活方式冲撞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于自身综合素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要不断学习新知识，主动掌握新技术。唯有如此，其务工收入才能不断提高，在城市中方能立足。同时，政府、企业要联合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机制，建立技能培训机构，新生代农民工也要积极参加，协同提升其技能与素养，为市民化筑牢根基。

3.融入乡村社会困难

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其自身的综合素质，诸如知识欠缺、专业技术能力不足等。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与技术素质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仍然“不仅远远低于城市里的同龄人，也远低于来自于其他城市的流动人口，由此带来的知识水平和职业技能也总体偏低，难以适应快速推进的农村城镇化、现代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4]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市化与工业化转型加速，技术迭代演进提速，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新生代农民工受自身素质所限，只能入职于收入低、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传统行业，新产业与新行业进入较为困难，或只有在这些行业的低端部门就业，其生存处境不容乐观，上升通道较为狭窄，融入城市步履迟缓。

新型城镇化引领着城乡一体化发展，农业供给侧改革又为农村及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与新动能，这些利好的政策为新生代农民工入城返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新生代农民工既可以入城实现市民化，也可以返乡融入农村进行就业或创业。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或返乡困境化解的可行性理路

遂急奏，得入见。曰：‘执政固为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国事何？’上急召吕夷简等问之，夷简从容曰：‘此误尔，当改正。’弼语益侵夷简，晏殊言夷简决不肯为此，真恐误尔。弼怒曰：‘殊奸邪，党夷简以欺陛下。’仁宗召宰相吕夷简面问之，夷简从容袖其书曰 ：“恐是误，当令改定。”［1］3287

(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困境的化解路径

1.转换观念：多方发力，形塑良好的氛围

农民工市民化最大的外部挑战与障碍来自制度设计。政府要以制度变革为抓手，依据城市发展的实际，深入调查，科学规划，通过深化改革，打破既有的制度藩篱，打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通道，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城有策可依，引导符合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步市民化。同时，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大力发展小城镇，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多元化的路径。新闻媒介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多宣介新生代农民工的先进人物与模范事迹，介绍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让社会各界正确看待新生代农民工，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主动接纳、认同新生代农民工，形成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良好舆论氛围。用工企业也要勇于担当，积极有为，从生活、技术培训、感情关怀等方面做好基础工作。总之，各方要秉持共享、公正理念，逐步落实新生代农民工的待遇，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

这个意义的来源极为深远。青铜器上有关老虎的纹饰很常见，比如饕餮纹。在古代军队的名称运用，“虎”字和“虎”符，也流行千百年。1995年我在乌鲁木齐买了把英吉沙小刀，刀柄就是虎纹。可惜它不允许带上火车，只好留给安检。老虎作为一种权威，一种象征，比它作为凶兽更令人追捧和敬仰。

2.身份重构：变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推进小城镇建设

一是要逐步弱化户籍制度安排，消除户籍中牵连的社会福利与社会公共资源，让户籍逐步回归户籍职能的本身，不再是一系列不对等待遇的根源与参照条件。二是以新型城镇化与全面深化改革为契机，逐步细化大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积分落户制度；推动中小城市的户籍改革，做好相关配套制度安排，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落户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减轻大中城市的压力；积极发展县域经济与建设小城镇，完善相关的配套设施，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就地落户，直接市民化。多种市民化途径协同发力，促进我国城市化有序演进，推动大中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消解新生代农民工户籍之困。

3.安居乐业：健全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夯实立足基石

对于农民自由地离开土地、退出农村，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无疑是一种制度性制约因素，是对他们的一种禁锢。[3]产权归属较为模糊、土地自由流转制度不完善，农村土地难以得到科学化配置，其效用难以得到最大化发挥，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羁绊，阻滞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4.后顾无忧：多措并举，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是公民应对社会不确定风险的最可靠的依托，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亟需完善的重要方面。要依据党中央提出的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总要求，尽快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保权利。推行农村土地改革，探索“废弃宅基地换保障”与“土地换保障”等措施，让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应有的社会保障。

5.消除牵绊：探索农村土地流转，构建多元交易平台

农村既有的土地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一种资源，也是一种牵绊。因此，必须探索农村土地流转新途径。一是依据中央深改小组的精神，在土地所有权、经营权、承包权三权分离基础之上，推进农村土地有序、有效流转，发挥土地资源的最大效用。二是构建多元化的土地交易市场。在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探索地票交易、空心村宅基地网上交易、土地确权入股等模式，让土地顺畅流动，交易方式多元化，让新生代农民工获得更多的财产收益，助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6.主动有为：强化培训与学习，提升自身素质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80、90后，有些是举家入城务工，从小成长于城市，故乡成为一个陌生的词汇，更谈不上乡村的生活。其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生活模式有些与真正的城市人毫无二致。对乡村古朴、简单、宁静的生活方式难以认同与接受。

我发现何大爷情绪特别好，笑眯眯的，每道皱纹中都堆满了喜悦；那姑娘对老人家也极亲近，张口爷爷，闭口爷爷，叫得可甜了。她是谁呢？过去从来没听说他城里有个孙女啊？而且，猴子都不认识她。

(二)返乡扎根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势不可挡，但当下，中国农村正经历一场巨大变迁——随着新农村建设向前推进，各项利好政策出台，回农村创业就业的性价比不断提高——正是近些年“城归”悄然兴起与不断壮大的时代背景。[7]

1.身份转换：化为职业农民，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面临日益空心化的农村，谁来种地成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农业要发展，要转型升级，需要新鲜的力量。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鲜明提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地政府要深入领会与贯彻中央精神，对返乡农民工提供农业技术培训，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引导他们发展现代绿色农业，拉长与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拓宽农业的多元化功能，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实现城乡的联动与和谐发展。

2.招才引智：引导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为农村经济发展添活力

农业供给侧改革与互联网+农业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了新机遇。返乡农民工经历了市场大潮的洗礼，思想开放,通晓现代生产流程，且累积了一定资金，他们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自主创业将大有可为。政府可以引导他们通过流转土地，建立农庄，实现规模化生产，发展农业的新业态；发展农村电商，让农村的特色农产品搭上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新通道，使科技兴农名至实归；发展乡村旅游，让农村传统的资源焕发生机，让乡村文化实现传承与发扬。当然，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小目标”，政府也要提供必要的政策、资金支持，消除制度与体制的阻碍，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让农村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人生梦想的热土。

3.心理融入：强化人文社会关怀，重塑精神家园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切实转变观念，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回流。要切实转变过去那种认为农民工回流会增加当地就业压力、加剧人地矛盾等传统观念。[8]政府要优化人居环境，打造宜居人文氛围。县城是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安身立命的理想空间。[9]在县城与小城镇多设置图书馆，多开设心理、地域特色文化、法制的微信公众号，满足其精神需求，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为县城建设建言献策。当然，新生代农民工也应拿出自我革新的勇气，主动调节生活方式，融入乡村社会，为家乡的建设提供磅礴的发展后劲。

[参考文献]

[1]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部.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总数70%以上[EB/OL].(2014-02-20).http://edu.people.com.cn/n/2014/0220/c1053-24416559.html.

[2]汪利川.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及对策研究[D].重庆大学，2014:33.

[3]贺卫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现状、绩效与创新路径[J].中原工学院学报，2015，(2)：53-58.

[4]朱国芬．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境遇和出路[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3-7.

[5]郝丹梅．试论新生代“农民工”的有关问题[J]．西安社会科学，2010，28(4): 81-82．

[6]冷艳菊.融入与回流:新生代农民工的两难困境[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1(7)：79—82.

[7]林琳. 归去来兮，为乡土增添新红利[N].人民日报，2016—12—20.

[8]张星.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困境与对策——基于统筹城乡发展的视角[J]．理论导刊，2012(6):81—83.

[9]谷正艳.新生代农民工“融城”与“回流”的双重困境与出路[J].中原工学院学报，2016 (05)：5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