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是清末新政中的重大事件，史家历来对此着墨较多，但对于袁世凯在其中的作用却甚少提及，即便涉及袁世凯，也多是从反面的角度切入。本文拟就袁世凯在预备立宪中的作用谈些自己的想法，希冀能为此项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一

在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进程中，经济领域的变革总是最先发生的，在经济领域的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时，为了适应这一新的经济基础，相应的上层建筑也要随之作出变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晚清时期的新政也要经历这一阶段，但由于它属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落后专制国家，其政治改革的原因还是大部归因于国内外的政治压力。

“吾国立宪之主因，发生于外界者，为日俄战争；其发生于内部者，则革命论之流行，亦其有力者也”[1](P4)。国内的革命风潮只是缓慢因素，日俄战争才是促进清廷进行宪政改革的直接原因。本来日本能战胜俄国，这里面有很大的偶然性，其中夹杂着诸如政治、外交、军事指挥、战略战术等各种因素，但在主张立宪的官员们的眼中，这却是立宪优于专制的强有力证明，“非小国能战胜大国，实立宪能胜专制也”[2](P29)，再加上10年前日本战胜中国的事实，立宪优于专制之说在国内蔚然成风，“通国上下望立宪政体之成立，已有万流奔注、不趋于海不止之势”[3]。

锌是植物、动物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植物缺锌就表现为植株矮小、生长受到抑制；人体缺锌会引起许多疾病，如侏儒症、糖尿病、高血压等，但摄入过量的锌也会有不利的影响[21]。

在当时舆论的影响下，一些督抚和驻外使臣也转而支持立宪。1904年5月，张謇等人为张之洞和魏光焘起草了一份“请立宪奏稿”，请求朝廷“仿照日本明治变法，立誓先行宣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一面派亲信有声望之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4](P142)。张之洞内心是赞同立宪的，但他为人十分谨慎，并未贸然将这份奏稿上奏，而是请张謇先去探听一下袁世凯的态度。当年7月，张謇致信袁世凯，“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日本伊藤、坂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尔。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不在诸人下也”[5](P67)。袁世凯对立宪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对立宪的支持也是自始至终的，但同张之洞一样，他也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在清廷最高层并未明白表态的情况下绝不能贸然行事，因此，他回信说：“尚需缓以俟时”[6](P865)。

1905年，日俄战争接近尾声时，张謇认为立宪的时机也趋于成熟，于是他再次致信袁世凯：“上年公谓未至其时，亦自有识微之处。今外度日、俄之前途，内揆徐、刘之近效，针锋相值，似当其可矣……且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圣业，公独无意乎？”[7](P90)深思熟虑后，袁世凯也觉得立宪的时机已到，便回信道：“鄙人不才，愿为前驱。”[8](P7)1905年6月26日，清廷为应对日俄战争的结束以及东三省的接收，密令各督抚商议办法。袁世凯便以此为契机，联合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于7月2日上奏清廷，请求以12年为期，实行立宪。[3](P19050702)此时，清廷对立宪一事还有比较深的顾虑，内部也有比较强的反对声音。为打消清廷疑虑，7月9日，袁世凯又建议“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以为改正张本”[1](P12)，并表示，直隶愿“拨银十万两”，为亲贵出洋考察的费用[9](P1219)。清廷认为袁世凯的建议可行，“遂宣谕允之”，并“先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10](P901)。至此，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大清的政治体制变革迈出了第一步。

然而，到革命党人吴樾暗杀出洋考察五大臣时，袁世凯却一改之前对立宪的积极态度，要求暂缓立宪的进程，“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11](P837)，态度趋向保守。这对立宪的进行产生了莫大的阻力，载泽说立宪“大阻袁世凯”[11](P837)。这也可从张一麐记载中得到佐证，当时袁世凯反对立宪的态度非常坚决，自己与之辩论终日，“竟不为动”，最终只能“退而悒悒”。[12](P37-38)关于此时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性欺骗。改革和革命，本就是一对冤家，改革兴则革命落，革命兴则改革落，此时的革命之主流手段就是刺杀，在同盟会成立以后，刺杀之风更甚，在安保措施这么强的国内，革命者都能成功刺杀清廷大臣，更何况是在国外呢？因此，为了降低考察大臣的遇刺风险，同时也是为了自己免于成为革命党的刺杀目标，袁世凯都得主张要低调推进立宪，至少在考察大臣未回国之前必须如此。

经过大半年的考察，五大臣于1906年7月先后归国，并加紧进行立宪的宣传活动。当戴鸿慈和端方回到上海致电各省有关立宪事宜时，清廷也令各省督抚条陈政见。据《时报》报道，此时袁世凯对立宪的态度又转为积极支持，他对戴鸿慈和端方回电：“公等政见，深表同情，应速宣布，以慰民望。”对清廷的回电则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施行措施，“预备立宪政治，宜使中央政府五品以上之官吏参与紧要政务，为上下议院之基础；又宜使各州县有名望之绅商参与地方上之政务，为地方自治之基础。”该报评论，6位总督中只有两位“主速行立宪”，为“前粤督岑、直督袁。”[3](P19061130)

当戴鸿慈和端方回京路经天津时，袁世凯设宴招待，并与之“座谈良久，谈及筹立宪准备及改官制，命意略皆符合”[13](P528-529)。在同端方商议时，袁世凯将自己筹划已久的立宪计划和盘托出，“先组责任内阁，俟政权统归内阁，再酌量开国会”，委托端方将奏稿上奏。

但人算不如天算，反对力量竟然如此强大，袁世凯的一腔爱国热血被诬陷成了满腹心机，即便是慈禧和奕劻对此也无可奈何。付出了名誉上和实际职务上的巨大代价，却仅仅在官制改革中取得了些许成果，对袁世凯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和挫折。

“你们……”“下流”、“可耻”之类的话还没说出来,赵天亮的嘴被孙敬文捂住了。一只麻袋从天而降,蒙住了赵天亮的头。

从法理上来说该改革方案是比较合适的，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要以责任内阁总理政务，则必须废除军机处这一非常规机构，这就触动了那些军机大臣、大学士们的根本利益，而且在官制编制馆构划的内阁蓝图中“由总理大臣、左右大臣及该部尚书副署”[2](P368-369)，并未对军机大臣们有丝毫考虑，即如当时报纸所报道：“议设内阁，最困难之一端，即为现时军机大臣无从安置，副总理仅有二席，故不免其中稍有阻碍”[3]。

二

表1为不同施钾肥处理对甜玉米苗期和抽穗期叶片数、株高、茎粗及SPAD值的影响。施用钾肥明显促进了玉米苗期叶片数、株高、茎粗和SPAD值的增加，与不施钾（NP）处理相比，增幅分别为10.8%～23.2%、19.2%～40.0%、21.7%～40.1%和 8.5%～26.1%，等施钾量不同处理的叶片数没有显著差异。其他施钾处理的株高和茎粗均显著高于全部施用有机钾处理（100%OF），增幅分别为 10.0%～17.5%和 10.4%～15.1%。有机无机钾肥配合施用处理的SPAD值显著高于100%OF处理。

早在五大臣回国路经天津时，袁世凯就已经向他们表达了“先组责任内阁，俟政权统归内阁，再酌量开国会”的改革思想。在上奏的请实行预备立宪的奏折中，端方也认为应实行责任内阁制。端方认为责任内阁制的好处是可以使君主从政事处理的风口浪尖中抽身而出，政事处理的好，这自然是君主的功劳，如若处理的不好，引发群臣和百姓的不满，顶多也就是更换内阁罢了，不会侵犯君主的权威，“故君主不仅长安而不危，且神圣不可侵犯之权亦载入于宪法之中。此无他，既无责任，则自不至有侵犯，此二者相因而并至者也”[4](P177)。戴鸿慈也提出了相同建议，认为责任内阁制“一则使之忠于职任，无敢诿卸以误国，一则虽有缺失，有阁臣任之，则天下不敢致怨于君主，所谓神圣不敢干犯者此也”[2](P368-369)。随后，在官制编制馆中，合众人之力创出“中央官制改革草案”，其大意为设立内阁，吸收各部尚书为政务大臣，其上置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总理政事。此一草案上报后，奕劻对该方案的一些细微部分做了变动，但大致结构不变，责任内阁制就此定型。

那袁世凯借责任内阁制揽权的说法呢？首先，责任内阁的成立的确是将中央权利收归到了内阁，但这就如同生殖隔离是生物在进化过程中的副产品一样，不经意的权利集中也是官制改革的非人为性结果，是立宪体制下行政权力整齐划一的必然要求。其次，为政局平稳计，内阁总理大臣一般也是由领班军机大臣担任，而自咸丰朝恭亲王奕起，领班军机大臣均为皇亲国戚，这就杜绝了袁世凯成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可能性。再次，如果说袁世凯借责任内阁制揽权的说法成立，那么照此逻辑推断，责任内阁在制度上就存在重大缺陷，以后的每一任内阁总理无论是满是汉都将是“揽权欺君”之辈，举国官员均应鸣鼓而击之。可是在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期间，最反对责任内阁制的铁良于10月28日奏请组织内阁，11月4日，朝廷下旨“预行组织内阁”，官员们却对此一致赞成。[24](P1372-1373)这就说明反对者们只是在向袁世凯泄私愤，只是在为了反对而反对，因此，袁世凯借责任内阁制揽权的说法根本不成立。

当时围绕着立宪与否，清廷内部的斗争很是激烈。反对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户部尚书、军机大臣铁良、军机大臣荣庆和大学士孙家鼐，在中央的支持者为考察归国的载泽、端方和戴鸿慈。端方通过李莲英“居然做到可以随时见太后，且可长谈。而铁与端甚为反对，端能随时进见，铁竟能随时阻止，彼此权利均属两不相下”[14](P26)。顽固派“或以立宪有妨君主大权为说，或以立宪利汉不利满为言”混淆两宫视听，煽动朝野舆论，“泽、戴、端诸大臣地处孤立，几有不能自克之势”[15]。两派斗争势如水火且各自言论似乎都有可取之处，两宫不能决断，便召开御前会议，命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大学士等人共同阅看考察大臣条陈各折件，商议办法。在这场会议上，双方唇枪舌剑，反对的声音甚大，甚至一度翻转立宪的支持力量，幸好袁世凯力挽狂澜，最终说服了反对立宪的载沣，使得反对立宪的力量被大大的削弱，统一了意见。[1](P14-16)有关此次会议的波澜诡谲，孙宝瑄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闻此次立宪，项城实主之，枢臣皆大不悦，有欲鲠其议。项城曰：‘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樾！’吴樾者，即汽车中放炸药刺端午桥之人，即是革命党！于是无敢言者。昔唐太宗谓魏征娬媚可爱，吾于项城亦云然”[16](P914)。在慈禧太后与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之后，张謇欣喜不已，他称赞袁世凯的功劳道：“自七月十三日朝廷宣布立宪之诏流闻海内外，公之功烈，昭然如揭日月而行。十三日以前，与十三日以后，公之苦心毅力，如水之归壑，万折而必东；下走独心喻之。亿万年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命，繄公是赖”[6](P102)。由此可见，清廷能颁布预备立宪诏书，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袁世凯当为首功。

这一点虽然合情合理，但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军机处的废除触犯了皇权，皇权又是满洲部族政权的保障，“部族政权是绝不容有所谓‘立宪’的”[17](P163)，这就招致了百官的反对。虽然从表面上看，袁世凯同官制改革草案并无关联，但有学者研究证明袁世凯确是官制草案的实际制定者[4](P178)，官员们对此也心知肚明，因此袁世凯也就成了他们疯狂攻击的对象。

当清廷内部在表面上统一意见之后，第二天，即9月2日，清廷便正式启动宪政改革，发布改革官制的上谕，由载沣、载泽、铁良、荣庆、袁世凯等14名满汉大臣编纂新官制，奕劻、瞿鸿禨和孙家鼐总司核定。9月6日，清廷又设立官制编制馆，将其作为官制改革的具体办事机构。由于该馆成员多为袁世凯的亲信属下，因此，该馆完美体现了袁世凯的改革主张，最明显的就是责任内阁制的提出。

铁良斥责袁世凯道：“如乃公所谓立宪，实与立宪本旨不合”[16](P29)。为反对袁世凯，铁良和荣庆还散布谣言，鼓吹袁世凯改革官制要废除太监之制，裁撤内务府，太监们闻讯，都跑到慈禧面前哭诉。宗室中的王公贝子将军等人也不许干预政事，醇亲王载沣在官制改革会议上以此向袁世凯发难，“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向余射放”[18](P159)，险些酿成流血冲突。御史们也对袁世凯口诛笔伐。御史刘汝冀攻击责任内阁制是用总理大臣代替君主责任，是“率天下士夫，内背朝廷”，“不可轻设”[2](P421-423)。御史张瑞荫、户部主事胡思静认为军机处若被废除，内阁将一家独大，“用人偶失，必出权臣”，皇权将被取代。[2](P429-433)内阁学士文海指责立宪有六大错，尤其是裁撤军机处，设总理大臣更是在“削夺君主之权”，因此他要求裁撤官制馆，饬令袁世凯速回直隶本任。[2](P139-140)赵炳麟的弹劾更是诛心之论，他认为如果实行责任内阁制，则权利全归内阁，内阁之权则全归二三大臣，如此“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也”；从表面上看，内阁只行使行政权，但在国会未开的前提下，内阁总理大臣将“明局行政之名，而阴攘立法、司法之柄”，即在事实上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于一身，在不久的将来，君主将彻底丧失权利，沦为象征。[2](P124-125,P438-439)赵炳麟还指责袁世凯狼子野心，认为袁世凯主张责任内阁制是心怀不轨，生怕太后死后光绪会报戊戌年之仇，便以立宪之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19](P84-85)。粗略一看，赵炳麟的弹劾有理有据，直指两宫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时舆论认为正是由于赵炳麟的弹劾奏章，责任内阁制才惨遭流产，“慈宫览奏大为动容，故内阁、军机处均未更动”[3](P19061118)。此说虽然有些夸大，但赵炳麟奏章的威力，由此也可见一斑。

御史们提出的问题虽然比较符合情理，但从世界大势上来说，这毕竟是逆潮流而行，也不符合朝廷的期待。11月2日，庆亲王正式向朝廷提交了官制改革的计划书，该计划书做出了一些让步，责任内阁还是要设立，只是要等到日后时机成熟时再裁撤军机处。这一方案当然是对的，但朝廷中强大的反对力量也给了慈禧巨大的压力，慈禧在这两难之间曾慨叹：“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16](P29)，由此可见，注定了最后只能得到调和的结果。

既然从自私自利的角度无法解释袁世凯的动机，那就只能从为人臣子的角度来考虑了。古人云“在其位，谋其政”，“成大事者不惜身”，这也是一般士大夫的信条，如果我们抛弃后世先入为主的印象，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信条放在袁世凯的身上，即袁世凯真正是为了大清江山能绵延万年才提出的官制改革方案。此一观点也并非多么耸人听闻，先前也早有学者在分析袁世凯推动改革的动机时提出过类似的观点。[25]而且，在袁世凯的最初构想中，笼络住作为领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这样来自皇族亲贵的压力将大大减轻；再巴结好慈禧，通过端方等人向慈禧阐明官制改革的利害，这样，满朝文武的悠悠之口也能堵住。即便有些许压力，但在为国为民的大义下，这些压力和委屈自己也能承受得住。

关于此次官制改革的结果，传统观点一直认为这是清廷改革虚伪的象征，改革是保守的，是“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20]，“因循而已，姑息而已，不足以有改革之价值”[21]。其实，官制改革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的，只是这种程度上的进步距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目标太远，这种巨大的落差感是人们批评改革的心理基础，也是其基本原因。抛开复杂的感情因素，从客观的角度看，此次官制改革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不堪：军机大臣减少，各部尚书权限加重，有了向责任内阁过渡的意图；各部只有尚书一人，侍郎两人，突破了满汉双轨制和尚书侍郎平级的体制；三权分立的原则被确认，行政和司法开始分离；尚书和侍郎成为专职，更是向现代国家官僚体制的迈进。[23](P83)

关于“五不议”，有人认为这也不是政治上的倒退，而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慈禧很清楚，与其说官员们是在反对袁世凯提出的官制改革方案，不如说他们是在打着反对袁世凯的旗号反对预备立宪。为了立宪能继续下去，慈禧只能做出适度让步，用“五不议”换来官制改革的生存空间，至《钦定宪法大纲》颁布时，军机处等非常规机构能不起波澜的被废除，责任内阁能顺理成章的成立，这都应归功于“五不议”的政治智慧。[21](P58-60)

三

预备立宪是纲，官制改革为目，双方本为一体，不可分割，明悉袁世凯主张的官制改革的动机也就能让我们对其促进预备立宪的原因有更深的了解。

袁世凯主张责任内阁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为了揽权、弥祸呢？我们可略作分析。众所周知，军机处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大臣只能“跪受笔录”。因此，军机处也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责任内阁则不然，即便是日本式的实君立宪，政事也是由首相处理，首相处理完毕，将其呈递皇帝批准。而且，皇帝对内阁事务一般也不加干涉，因此，责任内阁制本身就意味着从皇帝那里分享了部分行政权，是对皇权的限制，而皇权的至高无上又是任何人都不能触碰的逆鳞，这就形成了责任内阁同军机处背后皇权相抵牾的悖论。有着极高政治智慧的袁世凯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何况早在他奉旨进京时就已经有人把这里面的利害关系给他讲解清楚了，并劝他不要赞成立宪以免成为满朝文武的公敌，[22](P190)但他还是这么做了，还是向着军机处背后的既得利益阶层开战了，其中原因耐人寻味。传统说法是袁世凯要借责任内阁制潜移君权，弥祸于未萌。[23](P84-85)该观点的前提是袁世凯背叛了光绪，但据戴逸先生考证，戊戌变法的失败和袁世凯并不相干[23]，换句话说即袁世凯背叛光绪的观点不成立。因此，袁世凯借责任内阁制弥祸一说不能成立。

根据（1）式可求得实际的两充电站间预期行驶时间。由于所选道路的不同，将产生很多种情况，如图1所示。这里取其中的最短时间作为两充电站间行驶的预期时间：

慈禧在11月6日做出了最终决定，军机处、内务府、八旗、翰林院和太监等争议太多的部门不议，即所谓的“五不议”，取消责任内阁制，其他原有各部略改名称，依循旧制，另增设民政部(巡警部)、邮传部、农工商部等新式部门。[16](P31)关于军机处的保留，慈禧给出的理由是“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取其接近内廷，每日入职承旨办事，较为密进。相乘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其各部尚书均着参预政务大臣，轮流值班听候召对”[3](P19061111)。

根据文献分析，在教师身份概念的界定上，研究者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基于教师专业身份的特征给出教师专业身份的一些共性特征；一种是从一个角度出发，给教师专业身份下一个统一界定。

尖轨转辙部分是铁路道岔设备中的重点和薄弱部分，其中最为主要的问题是尖轨不密贴，导致行车的安全性受到严重影响。尖轨不密贴的产生主要有几种原因，分别是尖轨爬行和侧弯、曲基本轨弯折点错误、顶铁长度过大以及基本轨“肥边”假密贴等。另外，在道岔铺设过程中的工程质量也会对尖轨不密贴产生重要影响。

张謇到底还是了解其中内情的，特地致信宽慰：“小小波折，乃事理所应有。以公忠贞不贰之心，因应无方之智，知必有屈信尽利者。伟哉，足以伯仲大久保(大久保利通，推动明治维新的日本政治家——引者注)矣！”[7](P102-103)张謇说得对，人生不如意者本就十之八九，只要问心无愧，即便仅仅凭借着在推动立宪上的不完满的功绩，袁世凯也足以和大久保利通相媲美了。

(2) 盾构推进时应计算浆液配合比，严格控制注浆压力，及时调整注浆参数，以提高注浆质量。确保浆液能够填充土层孔隙和盾尾间隙，而不会发生土体劈裂，注浆压力过小会导致浆液还未及时填充孔隙便已进入初凝阶段，造成填充不密实[12]。

小结

袁世凯不遗余力地推动立宪，即便在辛未政潮后遭到慈禧猜忌时，他也不忘上折请求早日实行预备立宪，并为立宪提出10个具体可行的措施：“昭大信，举人才，振国势，融满汉，行赏罚，明党派，建政府，设资政院(议事会和咨议局)，办地方自治，普及教育。”[31](P1281)

袁世凯尽力推动立宪本是要为大清江山保驾护航、益寿延年，没想到在立宪中所生成的力量反而成了大清的敌人，加速了它的灭亡，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之间形成如此巨大的差距，对袁世凯而言，这也真是一种讽刺。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第4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G].北京:中华书局，1979.

[3] 时报[N].1904-09-06；1906-09-20.

[4]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5]来新夏.北洋军阀(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6]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张謇全集(第6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7]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张謇全集(第1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8]张一麐.心太平事集(卷七)[M].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9]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下)[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0]印銮章.清鉴(卷十五)[M].上海:上海书店，1985.

[11]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2]张一麐.心太平事集(卷八)[M].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13]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6.

[14]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15]东方杂志[N].1906年临时增刊《宪政初纲》,“立宪纪闻”.

[16]孙宝瑄.忘山庐日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7]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18]袁世凯.尺素江湖:袁世凯家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19]候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0] 申报[N].1906-11-22.

[21]马勇.清亡启示录[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22]【日】佐藤铁治郎.袁世凯传[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23]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J].清史研究，1999:(01).

[24]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K].北京:中华书局，1987.

[25]张华腾.袁世凯与清末社会变革[J].中州学刊，2013,(9).

“每一个即将出厂的工件，都要一丝不苟地接受认真检测，绝不给任何质量隐患留下可乘之机。这也是该油田实施‘四化’建设过程中对标准化采购工作的要求。”胜利油田物资供应处标准化采购专家、物资供应办公室主任韩向东说。标准化采购工作开展以来，向高质量产品追根溯源，对生产中发现的质量问题，多部门出具整改方案，进行分级定性改造，有效规避了质量风险，为油田避免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