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骆驼祥子》和尤凤伟的《泥鳅》都是关于农民进城的故事，学术界在讨论这两部小说的时候，关注的焦点是主人公命运的走向，尤其注重探讨人物命运的沉浮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进而揭示更深层次的时代和社会特征。从现代社会空间学的角度来看，《骆驼祥子》和《泥鳅》中的乡下农民进城举动属于“越界迁移”，对于主人公祥子和国瑞而言，只要他们一旦踏入城市，就意味着“跨越了界定其身份的边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过着冒险的生活”[1]3，这种冒险既来自他们对城市人身份僭越，又来自城市的险恶与黑暗，从两部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近百年来中国作家对乡下人进城这种“冒险的生活”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类似的小说还有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贾平凹的《高兴》、王安忆的《富萍》等等）。由此生发的问题是：随着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中国作家对“乡下人进城”这一现象的关注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同时期的中国作家如何叙述乡下人进城故事，它体现作家怎样的文学观和价值取向？乡下人在城市的冒险生活中，其个人尊严到底应该如何体现与表现？

一、乡下人进城的两种考量思路：文化冲突与政策冲突

想象和叙述乡下人进城凸显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作家极为敏锐自觉的现实感以及他们对底层社会的人文关怀。“乡下人进城”现象本身预示城市对乡村的召唤与诱惑，它与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构成内在因果逻辑关系，大规模的乡下人进城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一种标志，乡下人进城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在文化层面上它还隐喻了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以及对富裕繁荣的梦想和追求。而这一梦想和追求必然在文学中有所呈现，这就是詹明信所说的经济现象和艺术现象之间深层的辩证关系[2]，因此，不论是老舍的《骆驼祥子》还是尤凤伟的《泥鳅》都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发展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所引起的文化反响。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充满艰难曲折甚至会发生迂回倒退现象，凡此种种也决定乡下人进城叙事大多在悲观感伤的氛围中进行，这种氛围往往也成为现实中国的折射。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老舍以及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京派作家就注意到了城乡两种文化的对立，并表达了对城市文化的批判甚至拒斥态度，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国文学更是将城市文化看作糖衣炮弹和腐朽堕落的象征，此时进城的乡下人大都并非纯粹的农民而是曾经在农村工作/战斗的干部战士，他们即将成为城市新的主人，担任着领导建设和保护城市的重任，此时城乡文化的对立演变为社/资、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交锋。改革开放以来，乡下人进城重新被纳入现代化/城市化的轨道，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乃至于政治方面的差距、矛盾、冲突再度成为作家关注与思考的重点。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尽管都是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城市化为背景来表现乡/城、传统/现代之间的矛盾冲突，以老舍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和以尤凤伟为代表的当代作家在叙述乡下人进城故事时，其叙述动机、着力点相距甚远。

老舍在叙述乡下人进城故事时所要考察的重点问题是城乡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老舍认为“小说是对人生的解释”[3]285，作家要想自己的作品有生命那就必须去“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3]228。不同时期老舍对人生和生命的解释自然不尽相同，老舍创作《骆驼祥子》的最终目的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3]218。而这个地狱无疑就是指祥子所生活的外在环境——以城市为主体的黑暗社会。在这场城与乡、人与市的冲突中，老舍让读者见证了纯美的人性是怎样一步步地被金钱和欲望之手撕碎毁灭。刚进城的祥子健康得像一棵正在茁壮成长的树，他的理想就是依靠自己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在城里落地生根，发家致富。他的力气换金钱致富计划一开始进行得颇为顺利，通过拼命地拉车攒钱，祥子很快就置起一份小小的产业——拥有一辆锃亮崭新的洋车。勤劳朴实的祥子以为自己只要不招惹谁、不好吃懒惰、不像其他车夫一样赌博嫖娼就万事大吉，就能在城里过上幸福生活，然而他忘记了这是在城市而不是乡村，现代城市以商品经济为主导，一切唯利是图，资本总是追求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马克思说过，“资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的原始积累尤其肮脏和充满血腥味，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造成祥子命运的悲剧的根源在于以勤劳节俭、善良淳朴乡土文化无法对抗商品经济法则规约下的一切以利益为中心的现代都市文明。祥子的最大失误就是缺乏判断能力不能应付新的环境，把城市当作乡村，以他乡为故乡。为了进一步考验祥子在城市的生存与抗争能力，老舍甚至给了祥子多次机会，但每一次祥子都把握不住，面对城市这样强大的对手，祥子无任何还手之力，他只能听天由命、任人摆布，从刚开始时出卖体力到最后出卖良心和灵魂，在与城市的对抗中祥子身心俱败，最终一无所有，变成了一个“陌路鬼”。现代城市往往是现代社会的缩影，在城市这样的特殊空间里，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各色人群鱼龙混杂，拥挤的街道上到处充斥着陌生的面孔，“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癖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虽然我们也知道，每个人的这种孤癖、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则，可是，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恩格斯《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4]）恩格斯这段话指明了大都市的繁华及其物质的丰富并不能掩盖其从心理到社会、从客观到主观意义上的全方位异化的事实，这种异化突显祥子这样的“异乡人”在陌生的都市环境中的孤独无助。

祥子所生活的城市完全不同于有秩序、讲礼仪、守规范的乡村社会，它是一个混乱无序、非理性的地方，这里没有同情、不讲道义、官匪不分、尔虞我诈，浪迹其中的祥子自然无法过上安稳的生活，遑论实现劳动致富的梦想了。生活在城市中的祥子就是一个现代的西绪弗斯，他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在城市中挣扎的祥子既失去了地利，又不得天时，他的悲剧自然在所难免。

时隔60多年，当中国农民再次走入城市时，他们的命运将发生怎样变化？尤凤伟的《泥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求。《泥鳅》是一部直击当下的小说，作家本着为“农民工立言”的宗旨，描写了一群到城市打工的农民的命运。虽然《泥鳅》也涉及到金钱对人性异化这一问题，但与老舍《骆驼祥子》却有着质的不同。老舍主要是从人与城，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冲突角度来切入故事，而尤凤伟是借助一群进城打工的乡下人在城市的不幸遭遇，重点思考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引发的中国农民问题。“农民在这半个世纪里经历了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承包责任制等一个个阶段后已经濒临困境。土地减少,负担加重;粮价低贱,投入与产出呈负数;还有农民深受村霸、地霸加官霸的欺凌压榨。农民在土地上已看不到希望,只好把眼光转向城市。”[5]然而，由于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模式，以及由此造成的城乡两极分化与社会等级制度，使得农民的社会等级地位极其低下。尤凤伟认为，现在的农民在市民心目中的社会地位甚至还不如解放前，那时候的农民到了城市从“放下铺盖卷那一刻起就成为一个城里人,无论实际上还是感觉上都和城里人没有区别。而现在乡下人哪怕在城里干上十年八年,仍然还是个农民工,城市人不肯接受他们。用之,又拒之于千里之外”[5]。这种情况，让尤凤伟十分痛心，因此他要让这个长期被忽视的盲点暴露出来。《泥鳅》叙述的事实是：城市的主人永远是那些生活在其中的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力的人，国瑞们到城市里来为城市服务，他们是城市仆人，城市对这些外来者没有丝毫的同情，比如蔡毅江遭受工伤时，雇佣他的老板对其置之不理，连医院的医生护士也态度粗暴，至使受伤者延误治疗时机，失去生育能力，造成终身遗憾。城市无情地消费农民们的身体，甚至利用青年农民的身体来填充其空虚和寂寞的心灵，乡下人想要从城市里得到什么必须加倍地给予补偿。面对如此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尤凤伟勇敢地站出来帮那些漂泊在城市中的亿万农民兄弟说句公道话，自觉充当那些发不出声音的遭城市人歧视欺侮的农民工的代言人，为社会的人道化和民主化发挥作用。

与《骆驼祥子》相比，《泥鳅》中的农民工进城则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发生的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据有关材料统计，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城农民达六千多万人，2002年达1亿多，目前往返于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超过3亿。这些像鸿雁一样南来北往的流动农民，看似自由实则不然，“这些农民和进城打工者既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由国家政策、制度和策略共同设定的一些宏观—结构型因素的烙印，也不可能规避家乡生态系统对其施加的宏观影响。因此，当农民离开家乡外出时，他们不是可以自由作出决策的能动主体，相反，驱使他们的推力和拉力都是国家政策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1]207这就是说，像国瑞这样的乡下人他们在城市不仅要受到原居民的排挤，还要受到国家政策、市场和家乡生态系统等多种力量的左右。虽然国家不断地采取相关措施来维护农民工的利益，但他们仍然不能掌控自我命运，因而也就无法保持个人的尊严，这样当他们一旦与周围环境发生冲突时，只能牺牲自我成就他人。我们看到《泥鳅》中的众多农民工几乎都是在城市中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不顾尊严他们反而得以生存，在要尊严还是要生存这样的残酷选择中，这些流浪在外的农民大都放弃前者选择后者。如何才能让这群打工农民在城市中有尊严地活着，叙述者无计可施，只能怀着满腔义愤替这群失去尊严的农民工鸣不平。客观地说无论是作者还是人物对城市的愤怒都是片面的，因为流动人口的问题、城乡冲突并不能完全由城市来担责，尤凤伟只看到农民对城市的贡献，却忽略农民对城市的“入侵”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损害原居民利益的严重后果，比如就业压力和下岗失业率的增加，其他诸多交通拥堵、治安混乱、高犯罪率等等。因此，把农民变成市民并不简单的就是户籍问题，解决城乡冲突问题也不只在于城市一方，提高农民的素质，培养农民的尊严感，显得尤为关键。这就回到五四启蒙文学的老话题了。遗憾的是叙述者完全沉浸于农民工的苦难叙述中，全然没有顾及到这些问题。

二、乡下人进城的两种叙述方式：表现与再现

事业渐渐做得大了起来，忙忙碌碌的、马不停，张雪松总是觉得，在潜意识中还有那么一件事情没有做，但是是什么呢？有一年，初秋将至，老张忽然想吃妈妈亲手做的美食。而那些幼时的玩伴，是否和他一样，总是能想起儿时记忆中的香气。

《骆驼祥子》和《泥鳅》都有各自不同的写作缘起，老舍是将从同事说那里听到的两个车夫故事整合在一起后，决定写一篇关于车夫与车的故事。然而有了好的故事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写出好的小说。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小说“是感情的记录，不是事实的重述。我们应先看出事实中的真意义，这是我们所要传达的思想”，“小说中的思想是要带着感情说出来的”。老舍特别看重小说对感情的表现，甚至将其作为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优秀小说与普通小说的分水岭，“在古代与中古的故事里，对于感情的表现是比较微弱的”，“小说，十之八九，是到了后半便松懈了。为什么？多半是因为事实已不能再是感情的刺激与产物。一旦失去这个，故事便失去活跃的力量，而露出勉强堆砌的痕迹来。”[3]241-242如果我们联系老舍所援引的两位作家亨利·詹姆斯与康拉德的作品为例的话，就会发现老舍这里所说的感情并非通常所说的感情，而是与意识流小说相关联的对人物内在心理活动的表现。这就不难理解老舍为什么在解释《骆驼祥子》写作目的时说要“由祥子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原因了。从文学观念来看，老舍已经触及到现代小说的本质——向内转，以表现人物内在心理为主要目的。在老舍看来，小说里运用的所有事实（即故事）都必须围绕着感情的起落来运转，感情决定作品所要给出的效果与感力，同时也决定是否能让读者感受到其中的艺术味道。值得一提的是，老舍所说的感情既指人物的内在心里活动和心里反应，同时也指由小说文本意义所赋予的与人物主观心理体验密切相关的充斥于文本中的内在情绪。我们看到，活跃在《骆驼祥子》文本中的主要情绪就是主人公祥子每每失败后的恼怒和沮丧，他那句“我招谁惹谁了”既是控诉更是无奈，老舍非常巧妙地将外界环境的险恶与混乱转化为人物内心的悲愤与失望，由人正常希望与欲望的被毁灭凸显社会的不正常与非理性。学者刘禾曾经另避蹊径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骆驼祥子》，她认为小说的叙述者是将祥子作为“经济人”引入文本，祥子悲剧的根源在于其“前资本主义心智结构开始与他的生活环境发生冲突”，他怀疑现代契约关系，不自量力地以“农村经济的象征性世界对抗着城市资本主义的理性”。他用身体作为原始的资本积累，最终因“追求‘经济人’的唯我梦想而毁灭了自身”[6]。刘禾的观点再次证实了《骆驼祥子》的多元化诠释的可能性，尽管刘禾不主张社会学式解读小说文本而主张修辞性解读，但不幸的是她对《骆驼祥子》的解读仍然是社会学式的。这与老舍所主张的艺术味道背道而驰，因为刘禾全然不顾老舍再三强调的感情。《骆驼祥子》充分体现了老舍“小说是感情记录”的创作理念。如果剔除一些背景描写和相关的情节交代外，小说大量的篇幅都是以主人公内心独白的形式写他对外部世界的感受，这种感受自然与叙述者本人的主观情感相关，从祥子对洋车的喜爱和财富的渴望来看，叙述者自然希望主人公能如愿以偿，但叙述者每到关键时候总是否定祥子的想法和做法，并时时提醒读者：祥子的固执与他的侥幸心理必将铸成大错，祥子是多么不合时宜的一个人。这种不合时宜凸显了祥子这一形象所富有的喜剧性因素，比如来自乡村的祥子虽然很老实但不乏农民式的狡猾，所以他能在第一次丢车时顺手牵回三匹骆驼来，再比如祥子有了钱不存银行却存在葫芦里，晚上临睡前总要摇摇葫芦确认钱是否还在；此外，禁不住虎妞诱惑并与之发生性关系后的祥子，再次被虎妞用枕头成功欺骗不得已做了虎妞的丈夫。很显然祥子的命运起落浮沉除了外在种种客观因素外，与他自身这些喜剧性的性格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看到，随着小说故事的展开，不仅叙述者不停地对主人公祥子的命运进行解读，而且祥子本人也在对自己的命运进行解读，从叙述者的态度来看，他肯定祥子进城拉车的行为，也希望祥子能拥有自己的车，能过上好日子，批评祥子的不懂人情世故、保守固执、做事过于老实、意志薄弱等一系列毛病。这就是说祥子缺少在城市生存的技能与本领，因而也就无法对抗城市对他身心多方面的侵蚀，他最终的毁灭自然在所难免。而祥子的眼中的城市一直是在变化着的，一开始他以为城市遍地是财富，只要依靠自己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就能换得这些财富，过上好日子，他将自己的经历归结为运气不好，倒霉碰到了坏人，然后就怨天尤人，甚至认为城市的天气也和他作对，及至后来堕落时，祥子完全混同于城市人，学那些老车夫去嫖娼、为了钱出卖朋友阮明，这或许是祥子认为融入城市的最好方式。两种解读的结果自然大相径庭，从而产生极大的文本张力，并源源不断地为叙述提供内在的动力资源。

比较一下《骆驼祥子》和《泥鳅》，不难发现老舍重在表现而尤凤伟意在反映，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观念。面对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民问题，两位作家的态度也相去甚远。老舍肯定了祥子进城打工致富的想法，但并不赞成他那种农民式的固执、保守的性格，反对他那种抱着侥幸心理的处事方式，也不主张他与城市沆瀣一气，在老舍看来，固执、保守、侥幸心理虽然让祥子在城市吃尽苦头，但不至于让他没饭吃，但失去了农民那种自律、自洁、勤劳、简朴的本性，放纵自己的情感、拒绝肉体的诱惑、出卖良心与尊严，则会让祥子完全迷失自我，彻底堕落，成为一个“个人主义的陌路鬼”。而这背后实际上关系到如何协调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的冲突问题，老舍的看法是用传统农业文明中的善与美来对抗都市文明的丑与恶，这样才能防止现代化/城市化所带来的人性异化问题的蔓延。而尤凤伟则强调农民工对城市的贡献，以及他们遭受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对农民自身性格的特点以及他们对于城市的态度问题并不留意，更缺少对城与乡、城与人等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对于农民在城市中的堕落与人性异化现象缺乏有力度的批评。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工问题，固然有国家政策方面的原因，但不能因此而拒绝现代化/城市化，农民在城市的不公正待遇并不完全由城市居民的偏见和自大造成。现代化/城市化所带来的人性异化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尤凤伟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种盲见与不见，正是《泥鳅》致命的缺陷。

像《骆驼祥子》的写作情况一样，《泥鳅》也是在真实的生活基础上加工出来的艺术品。据尤凤伟说，《泥鳅》主人公国瑞的“发迹”故事在生活中确实发生过，并且“真实情况远比《泥鳅》中写到的‘传奇’得多”，国瑞的原型当上了“老板”，出入坐高级轿车，而真正的老板却是给他开车的司机，正是这个“司机”最终将他送上不归路。这个故事给尤凤伟的启示是，生活的“传奇性”远远超过作家虚构的程度，“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大传奇，一出久演不衰的荒谬剧。”尤凤伟尤其为中国农民叫屈，他们被逼无奈进城打工，为城市作出了巨大贡献却不被城市人接受，“用之，又拒之于千里之外”的不公平现实，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以至于“每一个打工者都有一份血泪辛酸史”。尤凤伟曾坦言：“我认为我是怀着深深的情感来书写他们。当我看到背垃圾的民工从豪华饭店自惭形秽像小偷似地匆匆溜走，我的心感到疼痛,我为他们鸣不平。”[5]为农民工鸣不平这是《泥鳅》的写作动机，也是小说的叙述动力，而贯穿整个小说的感情基调就是愤怒，叙述者为了倾泻内心的愤怒，除了设置主人公国瑞遭宫阿哥陷害堕落这一主情节外，还设置了许多次要的故事情节彰显城市之恶，像小解、王玉成、蔡义江、寇兰、小齐、小周、小侯等人在城市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这些经历最终都指向一个主题：乡下人离开故乡漂泊在城市遭遇各种赤裸裸的欺凌。叙述者还暗示读者：乡下人想要在城市生存，取得城市的通行证必须降低人格，男人懂得用暴力，女人善于用身体，正是依靠这种堕落，他们中的一些人成功地在城市站稳脚跟，完成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成为快餐店、洗衣店和发廊的小业主。不难看出，尤凤伟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农民工问题的，出于对现代城市寡情薄义的义愤和对农民工的同情，尤凤伟从人道主义角度写出了一群打工仔在现代城市中难以摆脱的命运悲剧，他们只能随波逐流，最后落入都市欲望的陷阱，成为现代都市无谓的牺牲品。尤凤伟认为我们的社会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出了问题，尤其是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广大农民在城市中遭遇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他要借助文学的力量“为社会的人道化和民主化发挥作用”。显然，尤凤伟十分看重文学的“功能”，仍将文学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借助文学的认识功能来产生社会意义。浓郁的人道主义情怀是《泥鳅》整部小说的感情基调，也是其叙事动力，尤凤伟正是凭借这种传统的道义力量来铺设故事构架推动情节的发展，并与市场经济时代的种种不公平现象进行对话。小说尽管偶尔也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探测与揭示，但着力点却在外部客观世界的展示，与《骆驼祥子》的路径正好相反。

三、身份僭越中的个人尊严

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农民与城市的冲突问题并不为中国所独有，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议题，即如何处理大量被推向城市的流动者的公民权问题。这里的公民权既是政治问题，更是文化和社会问题，具体到中国就是如何看待流动人口伴随着市场进入城市所带来身份转化的问题。政府部门、学者和作家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立场和观察角度。同为作家的老舍和尤凤伟因为时代和社会等众多不同原因，在面对城与乡、人与市冲突这一问题时，着力点、表现方式、考量的重点差异悬殊。同样是关注底层社会，老舍意在解释生活，由人物的内心来透视社会，尤其注意考察人在困境中道德自律问题，体现出尊严至上的生命哲学；尤凤伟意在为农民代言，由现实中某些失当写农民工对尊严的主动放弃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和行为的失当，并为这种失当叫屈和开脱，从而造成写作上的失当。正像尤凤伟本人所说的那样，作家虽不能寄希望用文学作品来影响或改变政策，但作家不能不寄希望用此来影响或改变人心。为农民代言为社会立言那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事情。文学的任务是求真求善求美，并且在任何时候都要体现/表现人的尊严，一个优秀的作家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对人的尊严的吁求。

从尊严角度来看，《骆驼祥子》其实就是一个进城农民丧失个人尊严感的故事，叙述者尤其强调尊严的有无对于人物的重要性，刚进城的祥子特别自重自爱，他不仅能吃苦，还特别爱干净，收工回来，总是用扫帚将四周打扫得干干净净，体面要强的祥子还特别自信，甚至连刘四和虎妞都不放在眼里，更不会依附于别人，他有自己的处世方法和行动原则，企图倚靠自己个人力量在城市中立稳脚跟，他虽然同情小福子一家人，却看不起他们那种没有尊严的生活方式。祥子不顾个人的尊严或者说其尊严感的丧失是从和虎妞结婚以后开始的，被虎妞淘空身体的祥子再也挺不直腰杆，总是耷拉着双肩低着头一步一步拉着车，祥子的尊严和他的力气是成正比的，随着祥子后来得上性病，身体垮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个人的尊严感，完全被城市征服或同化。老舍别出心裁地将一个流浪到现代都市的农民作为表现主体，写他在城市的末路生涯，最终得出了个人主义的陌路鬼的结论。个人主义显示了越界迁移农民的势单力薄，更显示了其内心的孤独，陌路鬼再次验证这种孤独。如果我们再联系一下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农民的大迁移运动，老舍这种对进城农民尊严的强调就具有普遍意义了。据有关材料：“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农村经济遭受战乱、自然灾害和人口过剩的严重破坏，农民走投无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有的是举家，有的是单身一人，离开家乡，来到大都市”，“一旦到了城市，他们就成了手工艺人、机器操作员、车夫和打短工者”，“大城市的大多数外来者常常是底层避难者”，并且这些底层避难者大都来自“北方平原地带和上海周边地区”[1]32。这些历史资料与《骆驼祥子》的背景资料几乎重合，也从一个方面证明老舍极为严谨的写作态度，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为写好车夫他确实事先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工作。去北平当车夫的祥子，正是无数来自华北平原的破产农民的代表，作为一名进城避难的外来者，祥子无疑处于整个城市的最底层。作家能将目光及时地投向这一阶层，以社会最底层生存状态的个人尊严问题为窗口，进而展示一座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与发展状况。这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写法不仅体现了老舍极为高明的写作技巧，而且还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特有的生命意识与浓郁的人文情怀。

老舍和尤凤伟采用什么手段来维持乡下人进城故事的叙事动力？这一问题的探究不仅可以让我们弄清乡下人进城后堕落变质的原因，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时代作家对此的不同心理反应、以及其文学观念的变化，由此透视不同时代的精神状况，并从中考量不同时代作家与社会对话方式和对话能力。

从《骆驼祥子》到《泥鳅》，虽然时隔多年，但作家们在表现类似故事时，不管出发点是怎样的不同，结局却惊人相似：祥子经过三起三落后堕落为城市里的“陌路鬼”，而国瑞一度升腾发达之后做了别人的替死鬼。为什么乡下人进城以后就堕落变质？为什么他们在城里会遭遇如此多的麻烦？打工致富的正当理由为什么会屡屡遭到无情的拒绝？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我将祥子和国瑞们的城市冒险生活称之为身份僭越。一个多世纪以来，乡下人一直将城市看作人间天堂。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尤其是现代性的大都市，如上海、北京等）不仅意味着繁荣、富裕，还意味着时尚、身份……我们可以从许多小说文本中印证这一事实。如李劼人《死水微澜》中的邓幺姑十分向往成都，为了能离开乡下，她不惜嫁给天回镇的蔡傻子；再如阿Q进城之后立刻就瞧不起未庄的乡党。然而不论出于何种目的，作为外来人的农民进入城市，都意味着对城市居民身份的僭越，进而引发原居民的忌恨与仇视。从《骆驼祥子》和《泥鳅》两部小说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有趣现象，无论是祥子还是国瑞，他们虽然都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满腹怨气，但他们都不明白自己在城市为何屡屡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也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对手是谁。他们能清楚地感知城市对自己的冷淡、不欢迎、冒犯，却不知道其中的缘由，因而也就不可能采取应对办法，最终只能听天由命，任人摆布。这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制度层面、文化、政策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解释，但社会学方面原因很少有人关注。现代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流动人口与原住地居民的冲突由来已久，农民进入城市就业，不管他们怎样默认和遵从当地的规则、造福城市乃至国家，暂住或最终被同化，都改变不了他们由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身份僭越的事实，尤其是在他们刚进城的时候。作为越界迁移的外人，“不管他们是国内的农民还是从遥远来的真正的‘其他人’，都经常会伴随冲突”，“这样广泛的主题（乃至许多详细具体的议题）到处是一样的：这些人都被看作是对当地居民切身的侵害者，他们显然会遭受歧视的冲击。”[1]3随着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作为“入侵者”的农民与原居民的冲突将会加剧而不是缓解。美国社会学家苏黛瑞将上个世纪末开始发生在中国城市的大规模的农民进城现象称之为对公民权的竞夺，这种竞夺发生在市民与农民之间，但更“主要发生在国家与农民迁移者之间”，长期以来实行的城镇与农村二元户籍制度，将农民排斥在国家提供给城镇居民的许多利益之外，农民移民则成了第三类公民，“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仍然是农村户口者，社会地位很低，没有房子，也不享受粮油供应待遇，缺乏劳动保障，因此是二等公民。”[1]4如何保障进城农民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公民权的问题是相关决策部门与学者研究的课题，作家的主要任务则是思考怎样维护这些进城农民的尊严，尤其是要思考当他们面对金钱的诱惑和强权凌辱时，如何用文学的方式来体现和表现个人的尊严。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重估与重构具有现实紧迫性。一段时期以来的理论场域，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拥庹者轮番上阵，但只是留下理论表述矫枉过正、情感救赎过犹不及的满地狼藉。围绕人类中心主义去留存废的争论，留下了见微知著的警示：任何怀有偏见的理论批判，终究会在实践彻底性面前踟蹰不前；同样怀有偏见的理论构造，往往会在现实可能性门前撞破头皮。这最终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视。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骆驼祥子》和《泥鳅》的高下和优劣，当然这样的比较对于尤凤伟来说有点不公平，因为前者毕竟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而《泥鳅》却并非尤凤伟最好的作品，这么比法有点像田忌赛马，过于看重结果了。然而从中国现代小说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如果后代作家不能继承和吸收前辈作家所积累的创作经验，不努力在小说的表现手法和表现能力方面开拓和创新，就会出现小说发展的倒退现象。尤凤伟是一个优秀的当代作家，但《泥鳅》无论在小说观念还是在文学表现技巧方面，与老舍《骆驼祥子》相比，都不在一个层面，这不能不为当下中国作家所警醒。

第二，高职院校教育的根本，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必须是品行端正的高级技术工人。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能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那么，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就会失去说服力，进而失去生命力。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不断研究新形势，解决新问题，使自己的理论能够经受实践的检验，才能受到学生的尊重，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贡献力量。否则，就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负作用。例如：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必须结合社会实践和学生思想实际，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国快递企业可以根据消费者对运送时效的要求不同（4Cs中的顾客需求策略）来设计快递产品，实现产品与消费者的需求相关联（4Rs中的关联策略），实现产品的差异化，进而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例如，有的消费者需要快递企业实现一日内将快递送达指定地点或几小时内送达指定地点，快递企业可根据其资源或与渠道成员合作来实现产品的差异化，从而实现战术4Ps中的产品策略与4Cs中的顾客需求策略、4Rs中的关联策略相融合，以获取竞争优势，为价值战打好基础。

【参 考 文 献】

[1]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M].王春光，单丽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2]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430.

[3]老舍.怎样写小说[M]//老舍.想北平.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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