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发起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简称“一带一路”）。位于东南亚的东帝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一。2017年5月，东帝汶前总统奥尔塔也积极响应，“东帝汶对中国提出的现代版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支持”[1]。李宇明[2]认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重视语言规划研究。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国内对东帝汶语言方面进行的研究不多，涉及语言规划的则更为罕见。郑蔚康[3]关注东帝汶独立后的语言问题，研究了其语言的历史和现状及语言对教育的影响。王亚蓝、王辉[4]概括了东帝汶的语言政策，认为“由于政府的重视和管理，东帝汶的语言生活已基本趋于稳定。”相关研究的缺乏，不利于中、东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一步深化全方位的合作。鉴于此，本文将结合Ruiz[5]的语言规划观理论，探讨东帝汶语言政策的演变及对其进行研究的意义。

一、Ruiz的“语言规划观”理论

语言政策是一门实用性的学科，其研究的核心在于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语言问题，相应的研究成果可被政府等有关部门采纳。因此，相较语言学的其它分支学科而言，语言政策更偏向于应用性研究，理论方面则是其长期存在的薄弱环节。尽管如此，语言政策研究并不缺乏理论性质的概念框架(Tollefson)[6]25-26。例如Ruiz[5]很早便提出了语言作为问题、权利和资源的三大语言规划观。对语言问题持不同的态度，会影响语言政策的最终取向。中国学者李宇明[7]也指出，语言问题、语言资源和语言权利，已成为人类当今谈论的三大“语言话题”。Ruiz[5]16界定了“取向”（Orientation）一词在语言规划领域的含义，它是指对语言及其功能、不同语言及其在社会中功能的一种复杂的倾向性。取向，或者称之为语言规划观，对语言规划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影响到语言政策的选择，尤其是在多语国家。

Ruiz区分出三种不同性质的语言规划观：语言作为问题、语言作为权利和语言作为资源。语言作为问题是一种传统的语言规划观，它将语言的多样性看作是问题，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因此一般采取限制、同化的政策遏制语言的多样化。语言作为权利，意在承认语言的合法地位，尊重语言多样化。语言作为资源，是将语言看作一种社会资源，主张开发、利用和保护语言这种特殊的资源。在后续的研究中，Ruiz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了自己的语言规划观理论[8][9]。2016年末，美国的《双语研究》杂志（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邀请众多国际知名学者，组织专刊探讨Ruiz的语言规划观理论对语言规划学科的贡献。与此同时，为表达对Ruiz不幸离世的深切悲痛，Hornberger主编了一本纪念文集，其第一部分就重点选编了Ruiz有关语言规划和语言规划观的文章[10]。

东帝汶虽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小国，但被葡萄牙和印尼先后占领的经历对其语言生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对梳理后殖民国家的语言政策发展规律极具价值。以下将东帝汶的语言政策划分为三个阶段：葡萄牙殖民时期（1514—1975）；印尼占领时期（1975—1999）；公投后独立时期（1999—现在），并结合Ruiz的语言规划观理论对东帝汶各阶段的语言政策进行回顾与分析。

二、葡萄牙殖民时期（1514—1975）

1514年，葡萄牙殖民者踏上帝汶岛后，基本上未采取任何显性的语言政策来进行葡语的推广。这种对语言不加任何干涉的态度，并不符合Ruiz提出的语言作为问题、权利和资源的任何一种，可称之为“语言放任政策”。葡萄牙在殖民早期，仅仅对掠夺资源感兴趣，对东帝汶整体的社会、文化、语言等不甚关注。实施“放任政策”的结果，便是葡语和东帝汶的少数民族语言得以相互共存。有学者甚至指出，葡萄牙不仅没有打压东帝汶的少数民族，反而葡语和当地的语言发生了融合，出现了许多相互借词的现象[11]。Hajek也认为，葡语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对东帝汶多语现象的延伸，而非对其的终结[12]401。目前大多数学者也普遍接受了这种观点[13][14][15]。

四川省打造“川妹子”家政服务员品牌，从第一年开始就采取招投标项目管理。经过几年来的探索和完善，现在已比较规范。现在，四川省劳务品牌培训项目已经扩展到“川妹子”“川厨师”“川保安”“川建工”“川数控工”“川电子工”“川缝纫工”“外派农民工”“羌绣”“绵竹年画”等十多个品牌。

这种对待语言的态度，符合Ruiz提出的语言问题观[5]18，语言成为了现代化进程的一大难题，自然而然采取的是“语言同化政策”。具体表现为，葡语成为了东帝汶唯一的官方语言和教学语言。葡萄牙殖民者不仅在教育领域，甚至在宗教领域也开始大规模地推动葡语习得[13]30。1952年，葡萄牙政府在帝力建立了东帝汶第一所高中，四年以后又开设了第一所职业学校，并且规定这些学校以葡语进行授课。20世纪70年代，葡萄牙的语言同化政策达到巅峰，对当时一篇文章引文的考察，可大致推测出葡萄牙在东帝汶实施语言同化的决心：

就目前而言的计算机网络技术相关系统不存在绝对的安全，系统中都会存在一些漏洞或者隐患，例如目前的主流系统苹果与Windows中都有一定的问题存在。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指导，全部操作系统的权限都为开放式，由该相关构造的系统造成安全隐患产生在源头上面，在这种情况下运用计算机进行文件传输、下载App、储存文件等操作时，都可能造成计算机本身有蓝屏或者是黑屏的问题出现。基于上述对计算机安全问题的分析，得出开放式系统存在固有式安全隐患，该问题的存在给网络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与挑战，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着重解决该问题，提升计算机安全性能。

我们在教育领域奋斗的第二个基本目标是：每个人都必须说葡语！如果有祈祷者，请用葡语祈祷！如果有讨论者，请用葡语讨论！如果有必要进行诅咒，请用葡语诅咒！如果我们需要互相了解，请让我们用葡语互相了解！[12]403。

葡萄牙的语言同化政策，似乎实现了理想中的目标。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许多东帝汶居民通过接受学校教育，或多或少学习到一些葡语的基本知识[14]189。

印尼当局公开贬低葡语的地位，认为它是殖民者的语言。很快，葡语被禁止在东帝汶的学校、政府机构和媒体领域使用[12]406。倘若有人在东帝汶使用葡语，会被认为是间谍而遭到逮捕和起诉。1980-1981年期间，印尼政府对东帝汶的宗教用语也实行了改革，严禁在教堂使用葡语，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人们自然而然转用印尼语。Hattori et al列出了印尼在东帝汶推行印尼语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18]7：

三、印尼占领时期（1975—1999）

不同分型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如表2。腹水、细菌感染、AKI、上消化道出血的发生率三型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3.96、20.03、16.07、14.46，P＜0.01），其中上消化道出血C型明显高于A型和B型 （P＜0.01）。细菌感染中，腹腔感染在三型ACLF中的发生率C型和B型均显著高于A型（P均 ＜0.05），肺部、血液和其他部位感染在各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型间HE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85，P＞0.05）。

印尼时期，东帝汶的语言生态系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印尼政府非常重视国家与民族的统一，将其写进了潘查希拉——建国五项原则，并且认为语言是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的重要象征。东帝汶作为印尼的省份，有义务使用印尼语作为交际用语，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因此，同印尼其它省份一样，为使东帝汶转型而对印尼语的传播和使用进行规划就显得非常重要[17]。相对而言，在东帝汶使用其它语言，会阻碍东帝汶融入印尼的进程。印尼政府此时的态度，类似于Ruiz提出的语言问题观[5]，具体表现为实施“语言同化政策”：单一推行印尼语、摒弃其它语言，用印尼语来逐渐同化其它语言的使用。

1975年，印尼突然发动军事战争，入侵东帝汶。次年，印尼宣布东帝汶为印尼的第27个省，开始对东帝汶长达25年的军事化统治。在此期间，东帝汶原有的社会生活遭到完全破坏，包括语言。印尼的统治，给东帝汶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据有关统计，1980年东帝汶国内大约有200,000人因印尼的入侵而死亡，几乎占到了入侵前700,000总人口的1/3[16]16。

纵观葡萄牙在东帝汶的整个殖民历程，将近400年的时间里都是实行“语言放任政策”，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不加干涉，默许葡语和当地语言的接触与融合，这对保护东帝汶的语言生态系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葡萄牙政府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在东帝汶的语言政策，实施显性的“语言同化政策”，强化葡语在东帝汶的进一步传播和扩散。但从总体来看，仍然可以将葡萄牙殖民时期的语言政策近似看作是“放任型”的。

表1 印尼在东帝汶推行印尼语措施

机构公共场合教堂语言的使用1.利用军队严惩使用葡语、德顿语和本地语言的人；平民因恐惧开始使用印尼语、马来语，造成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交流减少。2,印尼当局对东帝汶居民进行重新安置，分散使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社区。3.政府主导从爪洼岛和巴厘岛移民，进一步分散语言社区，同时强制使用印尼语、马来语作为通用语言。1.1980-1981年间，印尼当局禁止在宗教服务中使用葡萄牙语。2.1981年，使用德顿语代替葡语作为礼拜语言。教育使用印尼语、马来语作为唯一的教学语言；孩子们倘若使用其它语言，会害怕带来安全问题。

1999年，由于受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印尼国内局势发生剧变，新总统哈比比承诺给予东帝汶人民一定的自主权，这给东帝汶的独立带来一丝曙光。在多方斡旋下，东帝汶于当年8月30日举行全国公投，决定最终的归属问题。结果显而易见：9月3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宣布投票结果，78.5%的选民拒绝接受印尼提出的自治方案，愿意选择东帝汶独立[19]。但东帝汶境内的亲印尼派分子，因不满投票结果，旋即在国内制造大规模的骚乱。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联合国派出了以澳大利亚为首的维和部队，维持东帝汶的社会秩序。同时，联合国还宣布成立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旨在进行国家重建。这一举措，给当地的语言生态系统也带来了变化，英语开始进入东帝汶的主流社会，最终成为了宪法规定的工作语言之一。

印尼统治期间，将语言的多样性视为阻碍东帝汶融入印尼的问题之一，在语言政策上的相应表现为采取“语言同化政策”。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完全根除其它语言的使用，实现印尼语一统东帝汶的局面，从而加快东帝汶与印尼的融合。正如Ruiz的引述所言：语言问题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它会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直接的影响[5]26。东帝汶的语言多样性，尤其是葡语的存在，从根本上威胁到印尼在东帝汶的统治。印尼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实施“语言同化政策”也就不难理解了。但这种强制性的“印尼化”政策，对东帝汶人民造成极大的迫害，只会加深他们对印尼政府的不满和仇恨。而此时，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革命之事犹如利箭在弦、一触即发。

1.1 TOFD（衍射时差法）超声技术是利用缺陷部位的衍射波信号来检测和测定缺陷尺寸的一种超声波检测方法，通常使用纵波斜探头，采用一发一收模式。

四、公投后独立时期（1999—现在）

印尼的语言同化政策，效果比较明显。有数据显示，1980年至1990年间，东帝汶国内能够使用印尼语的人口比例从30%迅速上升到60%，几乎翻了一番[[12]405。与此相反，葡语在葡萄牙殖民时期的辉煌历史则一去不复返，政府、学校、教堂也都基本上不再使用葡语，葡语的学习和使用出现了中断。但颇为有趣的是，在印尼的高度打压下，葡语在东帝汶国家民族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许多在葡萄牙殖民时期接受葡语教育的精英，成为了东帝汶革命的领导人。他们使用葡语作为相互交流的语言，并且用葡语在国际社会发表言论，痛斥印尼在东帝汶的暴政，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请求人道主义援助。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东帝汶独立后将葡语列入官方语言之一的原因。此外，印尼政府似乎对保护东帝汶的少数民族语言不太感兴趣[12]405。除了1981年规定做礼拜时可以使用德顿语以外，对其它语言基本上采取漠视的态度。

2002年5月，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最终成立，政府同时也宣布实施新宪法，其中就有关于语言问题的规定。宪法第13条规定了东帝汶的官方语言是德顿语和葡萄牙语，同时为了体现对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视与保护，提出国家应当珍视德顿语和其它民族语言。宪法第159条规定：如有必要，印尼语和英语应当同官方语言一样，作为执行政府公务时的工作语言。独立后的东帝汶，语言生态系统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德顿语、葡语、其它民族语言、印尼语和英语共生的局面。政府对待语言的态度较以往的殖民者也大有不同，非常重视民族语言的发展。这一点符合Ruiz提出的语言权利观[5]，即承认语言的多样性和合法性，赋予公民自由使用语言的权利。东帝汶政府成立后，就语言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其中最为重要的应属《2004年语言法案》和2011年发布的《东帝汶发展战略规划（2011-2030）》[20]。

2011年，东帝汶政府发布《东帝汶发展战略规划（2011-2030）》的报告，就东帝汶未来的发展状况提出预期。报告中提及的教育发展部分，直接涉及到了东帝汶的语言政策：“……在基础教育的头几年，可以使用本地语言作为语言教学的媒介，以便顺利过渡到东帝汶官方语言的学习，同时要提倡基于母语的多语教育政策。”[20]16虽然报告的重点仍是强调，最终的目的是要转向官方语言的学习，但这是东帝汶政府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声明可以使用本地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这比葡萄牙殖民时期和印尼占领时期具有明显的进步性。最为重要的是，报告指出要提倡基于母语的多语教育政策，这是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充分认可，也是对多语教育政策的认同，直接体现了东帝汶政府尊重语言多样性的语言权利观。为加强母语教育，该报告还指出“国家教育委员会已开展了一系列基于母语的多语教育研究，旨在确保有缺陷的儿童能够拥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20]25。对母语的重视，表明东帝汶对语言多样性的认可，是其语言权利观的重要体现。

二战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掀起了民族独立的浪潮。葡属殖民地也不例外，安哥拉、莫桑比克、巴西等前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为缓和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1951年葡萄牙主动修宪，将宪法修正案中的“殖民地”一词用“海外领土”替代，从名称上淡化殖民地的提法。1960年，联合国安理会第1542号决议，宣布东帝汶是由葡萄牙暂为代管的“非自治领土”。此时，葡萄牙当局在东帝汶语言问题的立场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将多语现象视为阻碍葡萄牙帮助东帝汶过渡到文明阶段的问题和障碍。

2004年4月14号，东帝汶政府通过了2004年第1号法案，全称为“德顿语标准正字法”，俗称《2004年语言法案》。该法案主要涉及德顿语标准化的问题，全文共包括5个条款。条款1介绍了德顿语的官方标准正字法，是由东帝汶国立大学的国家语言学院制定并完善。条款2规定了官方德顿语是基于一定的科学标准制定，它是一种基于城市德顿语、具有现代化文体特征的国内广泛使用的语言。该条款同时明确指出，德顿语官方标准的制定，不应对其它地区使用的德顿语带有偏见，因为这些地区的德顿语也是政府保护与发展的国语。在传统语言规划领域，语言标准的制定往往是趋向统一，即采取一种标准作为所有语言变体的官方标准。但东帝汶政府在制定官方德顿语标准的同时，继续维持德顿语其它变体的合法使用，体现出尊重语言多样化的语言权利观。条款3明确了官方德顿语的使用范围，包括公共教育领域、官方出版物和媒体，但东帝汶政府并没有限定公共领域的语言文字必须使用德顿语。该条同时指出公共领域的图形和指示牌，应当优先考虑官方德顿语和葡语，若有清晰可见的德顿语和葡语出现，也可以使用英语和印尼语。可见，东帝汶政府在事实上并不排斥宪法规定的官方语言和国语，在政策的执行上仍然体现出尊重语言多样化的语言权利观。该法案的第4款主要涉及国家语言学院的相关问题，第5款涉及法案的具体实施日期。

李老黑干杯后，胳膊伸直，酒杯倒转，杯口斜对着我，让我验杯。李老黑不愧是久经考验的酒场老手，杯中居然滴酒未剩。李老黑的酒杯像探照灯一样在我头顶晃了晃，我知道他这样做不单是让我验杯，更多是包含了催促的意思。

Ruiz指出，语言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有关语言权利的全面描述都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领域[5]22。独立后的东帝汶政府就是典型的案例。东帝汶政府不同于葡萄牙殖民时期和印尼占领时期，强调语言的多样化，尊重各种语言的使用权利，可以称之为“语言多样化政策”。为了实现民族身份的认同，就有必要重视德顿语和其它少数民族语言；为了实现国家的振兴，就不能放弃与东帝汶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葡语、英语和印尼语。东帝汶政府对语言实施的多元化管理，终止了其国内长时间以来语言较为混乱的局面，语言生活也逐步趋于稳定，进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再次印证Cooper对语言规划的预判：“规划语言，就是规划社会。”[21]182语言规划，与社会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综上，结合Ruiz提出的语言作为问题、语言作为权利和语言作为资源的语言规划观框架，可将东帝汶语言政策的演变整合如下：

表2 基于语言规划观的东帝汶语言政策

历史时期葡萄牙殖民时期（1514～1975）印尼占领时期（1975～1999）公投后独立时期（1999～现在）语言规划观语言作为问题语言作为权利语言作为资源—+——一+一一—语言政策取向语言放任政策语言同化政策语言多样化政策

东帝汶虽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小国，但其在语言政策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先后经历了“语言放任政策”、“语言同化政策”和“语言多样化政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基本上概括了后殖民国家语言政策发展的大致规律。在殖民者到来之前，大多数国家/地区对语言基本上采取的都是不加干涉的态度，任由境内的各种语言自生自灭；殖民者到来后，往往都会有意识地去强推自己的语言，通过语言的纽带，进一步实现其对属地的殖民统治；殖民结束后，为了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重建，大多数后殖民国家都会采取“本民族语言+前殖民语言”的多元化语言政策模式，既可以保护境内的民族语言、又可以充分发挥前殖民语言的优势。通过对东帝汶这样的后殖民国家语言政策规律的梳理，有助于推动语言规划学科相关理论的构建。这一点，王亚蓝、杨涛[22]在探讨南非语言政策时已经有所考虑。同时，后殖民国家也可以利用业已掌握的语言政策规律，避免走更多的弯路，尽可能快地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2017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要通过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措施,建设美丽中国。201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表明了我国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强决心。

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赋予语言学研究者新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将语言学研究推进到更为广阔的应用领域。语言学不应该仅仅是停留在书斋里的学问，语言学家更应该走出象牙塔，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优势，主动服务国家的战略需求，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虽然东帝汶的语言政策只是简单的案例研究，但其对我国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政策智库平台、制定面向“一带一路”的语言战略起到了夯实基础的作用。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展示了其孙女用中文演唱歌曲和背诵诗文的能力，这充分说明语言在外交联络中的重要性。“新时代大国外交将借助语言之舟，跨越文明隔阂，行稳致远”[23]。我们期待在未来，有更多的学者加入语言学的研究，尤其是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研究，进而践行新时代的学者应该具有的社会担当。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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