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治理是巴勒斯坦向独立主权国家过渡进程中的重要工作，而地方选举是地方政府建设的重要步骤。巴勒斯坦两大政治派别法塔赫与哈马斯都将地方选举视为争夺权力的重要契机，围绕地方选举展开了斗争与和解的博弈。地方选举是理解巴勒斯坦内部政治的切入点。本文将从梳理巴勒斯坦地方政府体制建立的历史入手，分析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地方治理举措，探讨法塔赫与哈马斯在地方选举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

一、巴勒斯坦地方政府体制的历史变迁

巴勒斯坦历史上轮番受到奥斯曼帝国、英国、约旦、埃及和以色列的统治，他们都将自己的行政管理体制嫁接到当地，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形成了多层次、复合的地方政府体制。

(一)晚期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

从1516年到1917年，巴勒斯坦地区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在19世纪的现代化改革中，奥斯曼帝国仿照欧洲国家的政府模式，改造了行政管理体制。地方性的自主管理机构在一些城市组建起来。耶路撒冷就建立了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uncil)，是巴勒斯坦地区最早设立市政委员会的城市。[1](P.8) 1877年，奥斯曼帝国颁布《市政区法》(Municipal laws of 1877)，规定了设立市政区的程序，确定了市政区的功能和职责。这部法律规定，在城市和乡村建立市政委员会，承担监督地方建设、进行城市规划、管理市场、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教育等职责。[2](P.101)根据人口规模，市政委员会有6至12人不等，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每届任期四年。中央政府不公开参与地方的选举，只任命市政委员会主席，并且只为他一人提供薪俸。奥斯曼政府严格限制市政委员会的权力，地方的决策都要提前申请批准。通过设立市政委员会，中央政府将权力直接延伸到部落和村镇，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增加了税收。[1](P.9)

1877年的市政区法确立了现在巴勒斯坦地方治理的结构特征。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巴勒斯坦地区已经设立了22个市政区，杰宁、图勒凯尔姆、纳布卢斯、拉姆安拉、耶路撒冷、贝特贾拉(Beit Jala)、伯利恒、希伯伦、加沙、汗尤尼斯等地都成立了市政委员会。[2](P.73)

(二)英国委任统治时期

1918年，英军占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0年，英国取得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权，任命高级专员，对当地进行统治。英国委任统治当局保留了奥斯曼统治时期设立的市政区，任命了市长，又将大村庄改为地方委员会，建立了巴勒斯坦地区的公共管理体制。委任统治当局颁布了地方市政区法，保留了奥斯曼帝国相关法律中关于地方委员会的大部分条款，但英国巴勒斯坦高级专员拥有很大权力。根据委任统治当局在1934年颁布的《市政区法》(Municipal Corporations Ordinance of 1934)及后来的补充条例，高级专员有权监督地方选举、解散地方委员会、任免市长和副市长，有权批准规章制度、裁决财政事项。

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特别重视市政区和地方政府，主要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渗透到当地的社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而不是为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在政府机构中，担任高级官员的是英国人，阿拉伯雇员只能做事务性的工作。由于缺乏财政资金，三分之一的市政委员会被迫解散。[2](P.85)通过法律、行政和财政等措施，委任统治当局全面控制了地方委员会。

英国统治巴勒斯坦地区后，犹太移民大量涌入，严重侵害了当地人的权利。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矛盾激化，双方不断爆发暴力冲突。安全局势恶化导致地方选举无法按时举行。即使举行了地方选举，结果也受到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控制。1926年，委任统治当局在主要城市举行了第一次市政委员会选举。在英国人的限制下，只有6%的本土居民实际参与投票。[2](P.84)

(三)埃及和约旦统治时期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大量增设新的市政区，力图确认对土地的所有权。《奥斯陆协议》签署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并没有完全处于巴方的控制之下。《奥斯陆第二协议》规定，在过渡时期，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不同地区享有的主权程度不同。“A区”为城市地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拥有完全自治权，行使包括民事和内部安全在内的行政、司法权。“B区”为农村地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只拥有民事权力，公共秩序由巴勒斯坦民事警察部队负责，而保护以色列公民及遏制恐怖活动的责任全部由以色列承担。“C区”是A区和B区之外的所有地区，包括犹太人定居点、军事设施区和开放区域，处于以色列控制之下，以色列负责安全问题、民事管理以及与土地相关的民事事务，包括土地划拨、规划建设和基础设施；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只负责为当地巴勒斯坦人提供教育和医疗等服务，但这些服务所必需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仍然由以色列掌握。这种划分限制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对C区的城市规划和建设。

1950年，约旦河西岸正式并入约旦。将这个地区整合到国家中，是约旦政策的首要目的。为此，约旦中央政府严格控制着当地的地方治理。约旦1952年颁布《宪法》，第121条规定，市政区和乡村事务由地方委员会依法管理。1955年，约旦颁布《市政区法》(Municipal Ordinance of 1955)，规定了市政委员会的选举程序、职责及财政来源。这部法律将地方委员会置于约旦内政部的管理和监督下。由内政部长决定市政区的设立、边界和选区划分、市政委员会组成人数、市政委员的提名和选举方法等事务。市政委员由选区内缴纳市政税的所有男性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市政委员会主席，也就是市长，从当选的市政委员中选出。[1](P.31)市政委员会承担着城市规划、建筑许可发放、水电及公共交通等公用事业管理、紧急救援等功能。中央政府返还的地方税收是市政委员会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市政区法》及其修正案确立了当前巴勒斯坦地方委员会的法律和组织框架。[2](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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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约旦颁布《乡村管理法》(Villages Administration Law)，在乡村建立地方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乡村委员会由中央政府及其代表直接管理，享有的自治比市政区少。在约旦统治期间，约旦河西岸建立了96个乡村委员会，几乎有一半在1967年停止运转。[2](P.92)

(四)以色列占领期间

巴勒斯坦民众也希望地方选举能够促进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和解，结束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分裂状态，从而改善当前糟糕的经济形势。2007年以来，哈马斯与以色列的战争摧毁了加沙地带。内部和解有助于推动长期停滞不前的加沙地带重建。重建需要大量资金，但内部分裂阻碍了国际社会对加沙地带的援助。统一是恢复经济、进行加沙重建的前提。如果地方选举不能进行，最大的输家仍然是巴勒斯坦民众，他们将不得不继续忍受日益恶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

哈马斯决定参加此次地方选举，一方面是为将来可能进行的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做准备，另一方面也是被近年来的空前困境所迫。哈马斯坚持不承认以色列、不放弃暴力对抗、不接受巴以业已签署的协议，不仅被美国和欧盟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也使加沙地带遭到以色列的严厉封锁和多次军事打击。2014年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使加沙地带受到毁灭性重创。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哈马斯与叙利亚、伊朗关系恶化，失去了两国的援助。2015年，埃及、沙特将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埃及塞西政府更是严厉打击哈马斯，引海水封堵加沙地带与西奈半岛之间的地下隧道，切断了维系当地经济运转的重要渠道。当前的加沙地带，基础设施几乎破坏殆尽，经济凋敝，失业率畸高，面临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彻底成为一所巨大的“监狱”。当地大部分居民不得不依靠联合国救济维持生活，怨声日甚。结束内部纷争、结束与约旦河西岸的分裂状态，恢复正常的生活成为加沙地带民众的强烈愿望。哈马斯也希望通过参加地方选举摆脱孤立，从政府获得资源缓解困境。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s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呈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下四分位数，上四分位数）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是否合并糖尿病微血管病变为因变量，年龄、体质量、腰围、糖尿病病程、血脂、HbA1c 水平、GA水平、AIR 指数、ACR 指数、INSAUC 和 HOMA-IR指数等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为 0.05。

(五)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后

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得到阿拉伯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承认，相当于巴勒斯坦人的流亡政府。《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巴解组织回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成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作为临时自治政府，开始向建立独立主权国家过渡。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了三级政府架构：中央政府、省、市政区。

英国学者布朗（Brown）和莱文森（Levinson）提出：模糊限制语是“一个粒子，单词或短语，修改谓词的隶属度或集合中的名词短语;它说只有在某些方面它是部分的或真实的它可能比预期的更真实完整”（Brown＆Levinson，1987）。同时，他们提出了把模糊限制语当成一种避免直接分歧或维护面子的消极策略。

1994年5月，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成立地方政府部(Ministry of Local Government)，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和监督地方政府。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各设一个地方政府部办公室。省(governorates，或muhafazat)是巴勒斯坦的一级地方政府机构。省长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任命，代表他掌管省内地方事务。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以当地原有的市政区为基础，组建了地方政府。市政区成为巴勒斯坦地方政府机构的主要组织形式，在行政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辖区面积和居民数量，市政区分成四类，其地方委员会的组成人数也按照人口比例确定。地方政府部2004年公布的资料表明，巴勒斯坦共有14个A类市政区，这些市政区人口超过1万，是各省的中心城市，地方政府都以省的名字命名。A类市政区的地方委员会由15名委员组成。B类市政区共有41个，这些市政区位于大城市周边，人口在8000至1万之间，地方委员会由13名委员组成。C类市政区共有47个，是新设立的市政区，人口在4000至8000之间，地方委员会由11名委员组成。D类市政区共有220个，由新设立的农村委员会升级而成，人口在1000至4000之间，地方委员会由9名委员组成。人口在1000以下的地区，设立了地方发展委员会。[2](P.107)

前两类市政区属于传统市政区，设立的历史较长。最早的市政区设立于19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是巴勒斯坦延续时间最久的治理形式之一。这些传统市政区一般是各省的首府和重要城镇，人口密集，领导机构大都由地方委员会和市长共同组成。后两类属于新设市政区，在原有的农村委员会和居民区的基础上建立，多数是位于农村地区的村镇，规模小的也就一千多人，只有地方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3](P.24)以大市政区为基础的地方政府，如拉姆安拉、纳布卢斯和加沙，享有政治权力。规模小的市政区，如拉法、汗尤尼斯、杰宁和图勒凯尔姆，享有的权力就小得多。

这次她问他:“累不累?”林丹摇头，啄了她的嘴唇一下，她笑着躲。她说:“怎么跟她说的?”说完便是后悔了。“跟她撒了谎，明天回去。”两人都不再说话，五味涌上心头。

1996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颁布《地方委员会选举法》，1997年颁布《地方政府法》，为地方政府建设奠定了法制基础。这两部法律延续了1995年约旦《市政区法》建立的地方政府模式，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力。[1](P.76)自1997年以来，各地方政府成立了联合协会，作为与中央沟通的媒介。2002年，阿拉法特颁布总统令，正式将联合协会命名为“巴勒斯坦地方政府协会(Association of Palestinian of Local Authorities)”。

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地方治理

《奥斯陆协议》签署后，以法塔赫为主的巴解组织成员回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作为中央政府，开始向独立主权国家过渡。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将地方治理作为建立统治基础的重要措施。

(一)加强市政区建设

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分别由埃及和约旦统治。埃及在加沙地带建立军事机构管理当地事务。1948年5月15日之前的法律，只要不与埃及的法律抵触，就仍然有效。奥斯曼帝国和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关于地方委员会的大部分法律得以延续。早在1893年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加沙城就设立了市政委员会。加沙地带还有汗尤尼斯、拉法和代尔巴拉(Deir el-Balah)等三个市政区。此外，埃及在部分农村新设立了地方委员会。埃及军事当局严格控制加沙地带的地方政府，没有举行地方选举，地方委员和市长都由埃及当局任命。地方委员会权力非常有限，只能提供少量的基本服务，无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经济。

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阿拉伯城镇边缘，修建了大量犹太人定居点，造成以色列占有土地的既成事实。各定居点之间由以色列控制的公路连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控制的地区被分割、包围，很多地方不能连成一片，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地方治理。即使在巴勒斯坦控制区，许多地方的边界也模糊不清。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设立任何地方政府机构。[4](P.20)为抵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蚕食，从1994年到2000年中期，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大规模增设新的地方政府机构。[5](P.2)在原来没有法律地位的居民聚居点，设立市政区或农村委员会，置于地方政府部的管辖之下。随着市政区的设立，地方政府部还设立了规模较小的地方委员会。这些聚居点大多位于偏远农村，它们获得地方政府机构的法律地位后，在地图上标注出来，有效地体现了巴勒斯坦的领土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犹太人定居点对土地的蚕食。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通过开展市政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导致被占领土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低下。即使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成立后，那些规模小、被以色列分割包围的市政区，经济仍很脆弱，财政收入不足，甚至无法支付政府雇员的工资，不得不依赖中央政府。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修复和维护需要相当的资金投入，这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因此，巴勒斯坦领导人将地方政府建设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国际社会也为巴勒斯坦地方政府建设提供资金。从2004年到2011年，法国国际投资机构法国开发署(Agence Francaise de Developpement)投入1200万欧元，为巴勒斯坦市政区修建道路等基础设施。[6](P.7)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致力于改革地方政府机构，增强运行能力。1994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共有31个市政区、86个农村委员会和225个没有法律地位的居民聚居区。由于巴勒斯坦当局的积极增设，到2008年，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市政区的数量增加到121个，农村委员会增加到355个。[3](P.22) 2004年，图勒凯尔姆人口不到13万，就设立了11个市政区。[2](P.112)这导致大量的地方政府规模太小，缺乏必要的财政和人力资源，根本无法提供有效的市政服务。[4](P.20)1997年颁布的《地方委员会法》鼓励相邻的地方委员会建立联合服务委员会(Joint Service Councils)进行合作，以承担市政委员会的基本功能。但大部分联合服务委员会也仅勉强达到C级市政区的人口规模。[2](P.115)在国际社会的推动下，巴勒斯坦当局从2005年开始，对地方政府进行重大改革，主要措施就是将规模小的地方政府机构合并，改善它们的运行能力。2011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约旦河西岸70%的人口居住在107个市政区，而加沙地带的全部居民居住在25个市政区内。[6](P.7)

(二)重视家族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

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事务中，家族发挥着重要作用。侯赛尼(Husayni)家族、纳沙希比(Nashashibi)家族、哈立迪(Khalidi)家族、阿拉米(Alami)家族、达贾尼(Dajani)家族等都是耶路撒冷著名的家族。这些家族历史悠久，涌现出众多宗教学者、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侯赛尼家族的血统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自17世纪初期，侯赛尼家族成员就开始担任耶路撒冷穆夫提(教法解释官)，掌管着巴勒斯坦地区的伊斯兰教事务。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中，侯赛尼家族成员也担任着高级职务，如议会代表、中央政府官员、耶路撒冷市市长等。纳沙希比家族在耶路撒冷、雅法和约旦拥有大量土地，家族的几个著名成员进入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议会，并担任行政官员。哈立迪家族在宗教、教育界享有崇高声望，自称是征服叙利亚的著名穆斯林指挥官哈立德·伊本·瓦立德(Khalid Ibn al-Walid)的后裔，有许多成员担任较高的行政和宗教职务。家族统治在其他城市也同样盛行。拉姆安拉、希伯伦、纳布卢斯、加沙等地，重要的行政和宗教职务都由大家族的人担任。

奥斯曼帝国、英国、约旦、埃及和以色列等外来统治者，为更好地控制巴勒斯坦社会，都扶植和利用当地的家族势力。将有权势的家族纳入统治机构，参与地方治理，是奥斯曼帝国在巴勒斯坦地区获取支持、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奥斯曼帝国建立地方政府体制后，借助立法措施，把大部分普通巴勒斯坦人排除在外，当选的市政委员都来自富裕或有权势的家族。最有权势的市政职位，基本上由侯赛尼、纳沙希比、哈立迪、阿拉米、达贾尼等家族占据。英国统治巴勒斯坦地区时，利用家族加强地方控制，也对他们分而治之。在英国人的挑动下，侯赛尼与纳沙希比两大家族之间的争斗激化，从整体上削弱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约旦统治时期，直接控制着约旦河西岸的地方治理，重视市政委员会中家族的利益和政治平衡。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同样重视家族在地方政治中的作用。巴解组织是一个由不同派别组成的松散联盟，除法塔赫外，还包括人阵(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民阵(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闪电(人民解放斗争先锋队)、阿解阵(阿拉伯解放阵线)、人阵(总部)、巴勒斯坦共产党等派别。这些派别一直在周边阿拉伯国家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社会基础主要是流亡在那里的巴勒斯坦难民，领导层大多数是20世纪50年代后兴起的小资产阶级。巴解组织领导人回归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后，成为省长的主要人选。纳布卢斯、图勒凯尔姆、拉姆安拉、杰宁和伯利恒的省长都是回归的巴解组织干部。虽然有个别省长是本土成长起来的，但也都有巴解组织特别是法塔赫的背景。[2](P.106)至于市长和地方委员人选，则由地方政府部与当地部落和大家族协商，从富有和有势力的家族中挑选人员任命。以个人身份入选的地方领导人或具有军事背景，或是回归的法塔赫成员。[2](P.106)通过这种途径，在流亡中成长起来的民族主义精英与本土传统精英结成联盟关系，在巴勒斯坦建立起以阿拉法特为首的新式家长制权力结构。[7](P.29)

(三)通过地方选举促进政治建设

地方选举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斗争的一个舞台。1967年至1993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占领期间，市政委员会是当地唯一被允许存在的巴勒斯坦人政治机构。为对抗日益发展壮大的巴解组织，以色列两次在被占领土组织地方选举，试图扶植地方精英，建立听命于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政府。巴解组织抵制了1972年的地方选举，使亲约旦的势力胜出。在1976年的地方选举中，巴解组织改变了抵制政策，大批支持巴解组织的民族主义者当选为市长和地方委员，挫败了以色列扶植代理人进行间接统治的计划。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占领土的民选市政官员进行社会福利活动，讨论民族斗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国家机构的作用。1987年被占领土第一次起义爆发后，以色列占领当局任命的市长取代了民选市长，遭到巴勒斯坦民众的抵制，当地的市政机构衰落。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后，地方治理成为各政治派别激烈竞争的领域。《地方委员会选举法》规定，地方委员会和市长都由地方选举产生，地方选举四年举行一次。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初期，一直以缺乏合适的政治条件为由，推迟地方选举。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经济脆弱，缺乏就业机会。地方政府公职成为当地人的重要就业渠道。为缩减失业率，巴勒斯坦政府大量任命公职人员。占统治地位的党派法塔赫趁机在地方政府中加强自身力量。任人唯亲与裙带关系，是巴勒斯坦当局遭受腐败等指责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引起巴勒斯坦人不满的重要因素。[2](P.121)在国际社会和内部的改革压力下，从2004年12月到2005年12月，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进行了自1976年以来的首次地方选举。巴勒斯坦全部政治派别，包括反对奥斯陆协议、抵制了1996年大选和2005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选举的派别，都参加了这次地方选举。在选举的第一阶段和第四阶段，伊斯兰派别哈马斯都取得大范围胜利，政治影响力得到极大提高。这次地方选举成为巴勒斯坦大选的预演，预示了哈马斯在2006年立法委员会选举中的胜利，表明巴勒斯坦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政治变化。

据了解，在目前主流煤气化工艺市场应用中，多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技术占13.44%的份额，在四种主流湿法气化工艺中按工艺技术和日气化煤炭能力排序，多喷嘴（四喷嘴）技术居各类气化技术市场应用首位，其气化技术各项指标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三、巴勒斯坦内部斗争对地方治理的影响

巴勒斯坦内部各政治派别的斗争阻碍了地方治理。特别是2006年大选后，法塔赫与哈马斯的激烈斗争，不仅造成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的分裂，也使后来的地方选举受到干扰。受内外局势困扰，2005年后，地方选举一直未能依法按期举行。由于哈马斯的抵制，2012年和2017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仅限于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未能参加。2017年的地方选举原定于2016年，内部斗争导致选举日期再三推迟。分析各政治派别在其中的博弈，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内部斗争对地方治理的制约。

这次地方选举发生在巴勒斯坦政治环境面临转折的特殊时期。巴勒斯坦法律规定，立法委员会、总统的任期都是四年。自2005年的总统选举和2006年的立法委员会选举后，巴勒斯坦再没有举行过大选。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分裂使立法委员会名存实亡，无法履行职责。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年事已高，已经公开表示不会再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也没有任命接班人。巴勒斯坦的权力传承问题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哈马斯等政治派别都积极准备参加地方选举。

以文献[3]为例，结构参数 θ1=1.333，θ2=1.33，θ3=1，θ4=14.7，θ5=9.8。摇起区采用最优控制律为τ2=-λTb，初始条件 λ（0）=[-9，-10，10，7]T。

(一)各种政治力量的备选工作

1.哈马斯决定参加此次地方选举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兴起后，领导流亡的巴勒斯坦人，在周边阿拉伯国家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以色列试图通过地方选举，在被占领土扶植政治立场温和、对以色列忠诚的新巴勒斯坦领导人，取代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的代表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为此，占领当局在1972年和1976年两次组织地方选举，并在1975年举行了农村委员会选举。为促使被占领土出现新的温和派领导人，以色列允许妇女参加地方选举，并成为市政委员候选人。为削弱巴解组织的影响，以色列极力提高被占领土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地位，扩大地方政府在教育、社会事务等方面的自治权。然而，以色列在安全和经济方面仍具有绝对控制权，特别是涉及到土地使用、房屋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都由占领当局直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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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塔赫的内部危机为哈马斯参加巴勒斯坦政治权力争夺创造了有利条件。法塔赫同样面临着领导力量代际更替的重大挑战。除现任最高领导人、中央委员会主席阿巴斯外，还有众多“元老派”们一起掌握着法塔赫的大权。通过2009年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法塔赫开启了从老一代领导人向年轻一代转移权力的进程。但“元老派”仍然占据着中央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名额。他们与被占领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前加沙地带预警部队领导人穆罕默德·达赫兰与阿巴斯之间的斗争尤其引人注目，双方经常在媒体上公开互相指责。2011年达赫兰被法塔赫开除党籍，但他在加沙地带的法塔赫干部和民众中，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埋下了法塔赫分裂的隐患。

对于在约旦河西岸赢得地方选举，哈马斯有一定的信心。2015年4月，哈马斯所属的学生组织在比尔宰特大学赢得学生会选举。大学的学生会选举一直被视为巴勒斯坦政治的晴雨表，特别是反映了年轻人和受过教育者的政治态度。[8]比尔宰特大学是巴勒斯坦学术实力最强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政治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之前，巴解组织下属的政治派别，特别是法塔赫所属的学生组织一直在该校占优势地位。这次学生会选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约旦河西岸民众政治立场的变化。法塔赫主导的巴解组织主张与以色列和谈，但持续的巴以冲突使和平进程停滞，巴勒斯坦实现真正建国的目标遥遥无期。有巴勒斯坦人认为，哈马斯在比尔宰特大学学生中的优势表明，约旦河西岸民众厌倦了法塔赫的政策及其内部分裂，对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感到失望。[9]受此次学生会选举胜利的鼓舞，哈马斯也对地方选举寄予了希望。

2.左翼派别为参加地方选举进行力量重组

此次地方选举的合法性引起几位律师的质疑。巴勒斯坦最高法院先是判决地方选举暂停进行，后来又裁定，仅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地方选举，将加沙地带排除在外。巴勒斯坦最高法院做出这样的裁定，直接原因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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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塔赫的积极应对

法塔赫在地方选举问题的推动下，加快了解决领导层更替和内部斗争等问题的步伐。2016年9月底，法塔赫宣布在年底之前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巴勒斯坦政府将地方选举推迟，为法塔赫处理内部问题争取了时间。根据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原则，过去几年法塔赫一直积极筹备在约旦河西岸召开七大。但领导层内部关于代表名额分配、议事日程、反抗以色列的方式等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又几次推迟会议举行日期。2016年年底，七大终于召开，阿巴斯连任法塔赫领导人，并选举出了法塔赫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

学生通过观看Lagrange定理微视频自学，教师要及时追踪学生在线自测的反馈信息，并收集学生的疑惑、不理解的公式及证明的推导等。这节课的疑惑是Lagrange定理的证明中辅助函数的构造。在课堂上重点讲解难点疑惑，对于这节课，重点和难点是构造辅助函数对Lagrange中值定理的证明，可以多花点时间。

通过七大的召开，阿巴斯强化了对法塔赫的领导，达赫兰及其支持者被完全排除在外，没能参加七大。在2009年六大的基础上，七大进一步实现了法塔赫领导力量的代际更替。以色列占领期间，领导被占领土民族主义斗争的是本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民族主义精英。但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中，他们被排除在权力结构之外。在七大参会代表中，本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占了大多数。年轻力量的另外两名代表，马尔万·巴尔古提和贾布里勒·拉朱布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选举中获得高票。2017年2月，马哈茂德·阿鲁勒(Mahmoud al-Aloul)当选法塔赫副主席，成为法塔赫建立以来的首位副职领导人。法塔赫希望，领导层新鲜血液的注入，会帮助其在地方选举中有效应对哈马斯带来的挑战。[10]

4.巴勒斯坦民众的期待

1967年，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并对当地进行军事统治。以色列掌握了被占领土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通过颁布军事法令推行政策。原有的法律，只要与以色列的军事法令和安全局势冲突，不是被取代就是被修改。以色列保留了英国、埃及和约旦建立的地方政府制度。[2](P.94)为控制市政区和地方政府，占领当局颁布军事法令，修改了约旦1955年颁布的《市政区法》，削弱了地方委员会在社区建设和发展中的作用。

(二)内部斗争对地方选举的影响

原定于2016年10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一波三折，最终在2017年5月13日举行，但只限于约旦河西岸。这次地方选举遇挫，原因是多方面的。

1.直接原因：选举的合法性遭到质疑

哈马斯宣布参选使许多巴勒斯坦人对这次地方选举产生了期待，希望选举能够为实现民族团结铺平道路，并为未来的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创造条件。人阵、民阵、巴勒斯坦人民党、菲达(巴勒斯坦民主联盟)和巴勒斯坦民族倡议(PNI)等五个左翼派别在加沙地带组成“民主联盟”，以联盟名义统一参加地方选举。这是巴勒斯坦左翼派别首次采取这种行动。他们表示，左翼力量团结起来的动机之一就是要“打破2007年以来困扰着巴勒斯坦社会的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尖锐对立”。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多次有始无终的和解进程让加沙地带的民众对双方都产生了不满情绪。这为左翼力量重振旗鼓参与地方选举创造了时机。左翼派别在巴勒斯坦社会中的影响力有限，大幅获胜的可能性不大。但他们希望地方选举能够成功举行，朝着总统选举、立法委员会选举，以及巴解组织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选举迈出关键一步，为巴勒斯坦政治改革，民族事业振兴打下基础。而这些反过来可以促进巴勒斯坦结束分裂，实现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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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选举不能在东耶路撒冷地区举行。巴勒斯坦一直将东耶路撒冷视为首都。1967年，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将其并入耶路撒冷地区，并宣布将统一的耶路撒冷作为本国永久性的首都。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主张，目前耶路撒冷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未定。以色列担心，让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参加巴勒斯坦选举，将会对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问题产生有利于巴勒斯坦的影响。2006年巴勒斯坦第二次立法委员会选举时，以色列沙龙政府曾表示，不允许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22.8万巴勒斯坦人参与投票。在国际社会压力下，虽然以色列最终改变政策，但为当地的选举活动设置了种种限制，尤其是规定哈马斯不能在东耶路撒冷开展竞选活动。2015年以来，由于巴以局势持续紧张，以色列加强了对东耶路撒冷地区巴勒斯坦人居住区的控制，在进出口设置多处检查站。这种环境下，在东耶路撒冷举行地方选举的难度倍增。

第二个原因是，认为在加沙地带进行选举投票的条件不成熟。自2007年以来，加沙地带由哈马斯控制。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地方法院以“违反法律和不具备必要条件”为由，取消了法塔赫候选人在该市的参选资格。加沙地带的法官由哈马斯任命，与哈马斯关系密切。法塔赫认为，这违反了“法官由总统任命”的法律，因此加沙地带的司法机构不合法，[11]指责哈马斯利用“私设法庭”阻止法塔赫候选人获得参选资格，应为选举受挫负责。哈马斯则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出于政治动机，是为了避免法塔赫在多个地区败选。因为最高法院设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当地法官与法塔赫关系紧密。

2.根本原因：法塔赫与哈马斯的权力斗争

此次地方选举遇挫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塔赫与哈马斯的权力斗争。在意识形态、斗争方式以及是否承认以色列等基本问题上，法塔赫与哈马斯都存在根本分歧。2006年，哈马斯赢得立法委员会选举后，双方多次发生武装冲突。次年，哈马斯用武力夺取加沙地带的控制权，在当地建立独立的行政机构和安全部队，与控制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分裂而治。在阿拉伯世界的调解下，双方曾多次达成和解协议，但由于分歧严重，最终都没有什么结果。对于法塔赫控制的中央政府举行的地方选举，哈马斯原来也是坚决抵制，导致2012年的地方选举只在约旦河西岸举行。

哈马斯决定参加此次地方选举，意味着其准备与法塔赫重新争夺在地方的势力范围，这关系到巴勒斯坦未来的政治权力分配。双方的竞争从候选人登记阶段就已经开始。支持哈马斯的加沙地带法官和支持法塔赫的约旦河西岸法官都判决对方的候选人不符合参选条件。[11]哈马斯还指责法塔赫抓捕其在约旦河西岸的领导人和支持者。将加沙地带排除在地方选举之外，是斗争激化的结果。

四、结 语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通过市政区建设，确立了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统治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蚕食。但巴勒斯坦市政区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包围和分割，阻碍了巴勒斯坦地方政府履行职责。无论是地方治理的改善还是巴以冲突问题的解决，巴勒斯坦内部的统一和团结都是首要问题。分裂的巴勒斯坦无法与以色列进行和谈。这几年来，巴以形势进一步恶化。以色列的封锁、占领和不断扩大的定居点建设，阻碍了巴勒斯坦的地方治理，加上巴勒斯坦遭受的经济和政治困境，使看不到希望的民众充满了失望和愤怒。2015年9月中旬以来，巴以地区袭击事件频发。暴力冲突造成几十名以色列人和数名外国人死亡，几百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巴勒斯坦人认识到，政治分裂会摧毁任何民主进程，在分裂的政治条件下，地方选举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法塔赫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哈马斯改变之前的做法，允许加沙地带的法塔赫代表前往约旦河西岸，并首次派代表参加会议，释放出与法塔赫和解的信号。2017年10月12日，在埃及的斡旋下，法塔赫与哈马斯达成新的和解协议。内部政治和解将为巴勒斯坦改善地方治理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 Usamah Shahw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Palestine: Past and Present,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3.

[2] Wasim Al-Habil, Occupation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for a Palestinian State, Saarbrücken: VDM Verlag, 2009.

[3] Aude Signoles, Local Government in Palestine, France:Research Department of Agence Franaise de Développement, 2010.

木构件拆分与加工图设计的准确性，决定了后续现场安装的成功率。项目实践中由于构件加工图纸有误，造成个别构件返厂重新制作，影响了工期。对于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误差，建造人员需现场对无法准确安装的预制构件进行二次加工，反而降低了建造效率。建筑设计方面可采用BIM技术，提高预制构件设计完成度与精确度[9]12。而生产加工方面，计算机数控加工技术，可以实现预制构件生产与参数化设计的无缝对接[14]，减小生产中的误差，避免手工生产出现的错误。

[4]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Update of Diagnostic Report for the Local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2009.

[5]Majida Awashreh, Staying on the Map: An Analysis of the Immediate Outcomes of Amalgamation of Palestinian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West Bank,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Adelaide, 2016.

[6]Thierry Senechal, AFD Municipal Development Projectin the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France: Agence Franaise de Développement, September 2011.

其次，加强校园网络管理与监控队伍建设。高校要选择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理论素养过硬的人员负责校园网络监控与管理工作，并依托管理队伍建立完善的网络舆情收集与分析机制，以便及时发现校园网络特别是新媒体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高校要通过对校园网络管理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批综合素质高的校园网络意见领袖，使他们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和重大网络问题时能够引领舆论导向，防止网络负面舆论、恶意攻击行为和其他非理性网络行为的出现。

[7] Rex Brynen, “The Neopatrimonial Dimension of Palestinian Politic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995, Vol. 25, No. 1.

这种“砖块”应用于复杂输送系统中的各种开关、换向器、交叉口、转角、双向交叉口，甚至分拣机。它能在整个物流配送中心为所有行业搬运任何尺寸的盒子和纸箱。

[8] Jack Khoury, “Hamas wins Birzeit University student council election for first time since 2007”, Haaretz, Apr 26, 2015.

[9] Dalia Hatuqa, “Hamas victory in student vote reflects shifting mood”, Al Jazeera, April 28, 2015.

[10] Rasha Abou Jalal, “Will Fatah’s seventh conference unite its ranks?”,Al-Monitor, October 6, 2016.

[11] Ahmad Abu Amer, “Fight over Palestinian electoral lists gets technical”, Al Monitor, September 16,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