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地位已毋庸赘言。但是，关于章太炎为何在书名里面使用了“国故”二字，学界却有着不同的解释。钱穆认为章太炎不喜西学，亦不满于中学，因而对中国传统学术一以批评为务。“所谓‘国故论衡’，犹云批评这些老东西而已。故太炎此书，实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惟与此下新文化运动之一意西化有不同而已。”[1](PP.341-342)朱维铮则认为章太炎在得知宋恕撰《国粹论》以抨击“国粹”一词犯了逻辑错误之后，“或许正是考虑到了宋恕的批评，而借这次结集的机会为自己论传统的取向‘正名’”。[2](PP.292-293)卢毅在比较“国故”与“国学”两个概念之后，认为章太炎语境下的“国故”更多的乃是着眼于文化传承的意义层面上，意谓作为中国文化根系所在的文化传统。*卢毅《“国学”、“国故”、“国故学”——试析三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以上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然依笔者愚见，此一问题犹有更进一步探讨的余地，特别是应回到清末具体的思想语境里展开分析。故不揣浅陋，试做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我被以两万的价格，卖到了贾鹏飞所在的那个木材加工厂。袁林虽然受了批评，但死树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也没有人深究。

一、“国粹”与“国故”

近代中国学者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阐扬，其思考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明治时期的“国粹主义”思潮之影响。以政教社诸成员为代表的一批日本知识分子，目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举国上下醉心于欧化的现象，为了建立民族自尊以及增强日本人的主体意识，因而提倡“国粹主义”。*赵德宇《简论日本明治时代的国粹主义》，《日本研究》，2010年第1期。而这一思想风气，也颇为迅速地被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所关注。1902年7月《译书汇编》上刊登了佚名所撰的《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一文。其中叙述彼邦之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他国强同。如就国家而论，必言天皇万世一系；就社会而论，必言和服倭屋不可废，男女不可平权等类。”[3](PP.83-84)戊戌变法之后避难日本的梁启超于是年10月致信康有为时也指出“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4](P.140)之后他又想创办一《国学报》，特商之于黄遵宪，后者强调日本古时视中国若上国，近代以来又尊西方为楷模，之后才开始反省，于是有保存国粹之说。因此劝告梁氏此刻效仿日本，尚非其时。[4](P.147)而杨度在记载他与日人嘉纳治五郎的谈话时提到日本在全面接触西方文化以后，先趋于欧化主义，其后乃归于国粹主义。[5](《支那教育问题》，P.57)秉此见解，他在《〈日本学制大纲〉后序》一文里提到：“欲于今日持欧化主义，则顺国民之感情而动摇国家之基础，其弊也，舍己从人而外不知其他。欲持国粹保存主义，则亦不足以固国家之基础而先以阻国家之进步，其弊也，是己非人而外不知其他”，因此主张：“欲求其无弊，则莫如以日本之两主义后先相继者，吾以之同时并重，以相反之理为相救之法：一以导国民之进步而采他人之长，一以固国民之团力而存一己之善。”[5](《〈日本学制大纲〉后序》，P.72)可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之中的有识之士，在对日本的“国粹主义”有所了解之后，遂思借用或改造，以求裨益于中国文化的建设。

章太炎也是一样。早在1903年致宋恕的信中，他就谈到：“国粹日微，欧化浸炽，穰穰众生，渐离其本。”[6](《与宋恕》，P.17)而他对“国粹”一词最具代表性的诠释，当为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中所说的“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7](《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P.3)，并将历史视为国粹最主要的载体。对于他此处所言的国粹之意涵，汪荣祖指出，乃是受到了政教社的主要成员贺志重昂所标榜的“国粹主义”之启发。 *参见汪荣祖《章太炎对于现代性的迎拒与多元文化思想的表述》，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5年，第173页。此外，章太炎在一些地方还将“国粹”与“国学”同时使用。比如他因《苏报》案入狱不久之后所写的《癸卯狱中自记》中说道：

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系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系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逐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则是余之罪也。[8]( 第4册，《癸卯狱中自记》，P.144)

要说起晚清提倡中国传统学问的流派，自然应瞩目于以邓实、黄节、刘师培等人为代表的国粹派。而有论者也指出，此一学派的主帅“非章太炎莫属”[11](P.19)。诚然，章太炎与国粹学派的主要人物关系是颇为紧密，如他致信刘师培强调“与君学术素同，盖乃千载一遇”[6](《与刘师培》，P.81)。民国建立之后他回顾清季往事，认为《国粹学报》“发挥民族主义甚详，鼓吹革命，足与《民报》比肩”[6](《与冯自由》，P.510)，以至于“士大夫倾心革命自此始”[8]( 第5册，《黄晦闻墓志铭》，P.26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的事后追忆着眼点为国粹派的政治影响，却未谈及其学术。而他自己又是向来坚持“依自不依他”，在学术上形成极具特色的体系，不顺从于时俗之见。因此仔细分析章太炎与国粹派诸人的论学之语，可以发现其中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别，而这或许也就是《国故论衡》之所以名“国故”的另一原因。

而反观国粹派，其对于通经致用却是非常提倡的。邓实认为，所谓“通经”，不是章太炎所主张的借之来考索前人遗事，而是在于“读古人之经，贵得古人之意。以古证今，而权以时义，用之则可行，则可谓通经之士矣”。因此他进而强调：“吾闻两汉经儒，通经皆以致用。西汉诸儒，如以《禹贡》行水，以《洪范》验五行，以《齐诗》测性情，以《春秋》决疑狱，以《礼》定郊褅大典，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东汉郑君，隐修经业，黄巾不入其境。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毋失其素风。此皆行乎经术而能致用者也，汉学之真也。呜呼！古之汉学，岂如今之汉学之丛脞无用者哉？以声音训诂名物考据，而号之曰汉学，此近两百年之学风之所以敝也，非汉学之真也。”[12]( 第5册，《国学讲习记》，P.1529)在这里，他不但热衷于鼓吹汉代学者(主要是今文经学)所惯用的因经义以制事，而且对章太炎所推崇的清代朴学治学方法大加讥评，这便更能体现出二人在学术见解上的差异了。因此邓实所主张的“学术者，所以通时变而为用者也”[12]( 第5册，《明末四学说·序》，P.1455)，极有可能不会被章太炎所接受。

荐岁以来，经术道息，视亭林、稷若之世，又若羲皇、燧人，国粹陵夷，虑禹域终不我属。而闻所著《周礼正义》已付雕印，高文典册，蔚为国光，亦虑知此者希，神宝终秘，念我戆愚，尝聆言教，侧身岛屿，不睹天府球图之珍，寤寐伏枕，伤如之何？方今国故衰微，大雅不作，文武在人，实惟是赖。[6](《与孙诒让》，P.187)

很明显，在这里“国粹”与“国故”皆指中国传统学问。诚如卢毅所言，章太炎实为“最早在近代意义上使用‘国故’一词者”[9](P.74 )。但是他为何将这一词语用于自己学术代表作的书名中呢？这或许与他对近代“国粹”一词之语源地日本的感观极有关系。

关于章太炎的日本观，学界已有论述。*参见左汉卿《章太炎在日本的活动及其日本观的变化》，《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4期。李群、赵炎秋《日本国粹主义思潮与近代中国——析章太炎对日本“国粹主义”的接受现象》，《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并通过举了许多例子来证明在他眼中日本并无“国粹”。*王小林《何谓“国学”》，孙江、刘建辉，《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25—230页。不过这些研究似乎并未指出，章太炎之所以要批评日本文化的更深一层考虑，并不是由于所谓的认识到了彼邦的“狼子野心”，而是如他在1909年所写的一封信中所言的那样，“当云日本人之短，在处处规仿泰西，无一语能自建立。不得为著作者，非不得为师也。今中国复处处规仿泰西，无一语能自建立，即与日本人同过。”因此，“仆所以鄙夷日本者，欲使人无蹈日本之过耳。” [6](《与人书》，P.267)可见，他名为批评日本，实则在警戒中国。

此外，在这封信里，他又阐述了对于各国文化的认识。其中谈到：“盖宇宙文化之国，能自建立者有三：中国、印度、希腊而已。罗马、日耳曼人虽有所建立，而不能无藉于他。其余皆窃取他人故物，而剪截颠倒之者也。今希腊已在沈滞之境，印度于六七年中，始能自省。中国文化衰微，非如希腊、印度前日之甚也。勉自靖献，则光辉日新。若徒慕他人，由此已矣。” [6](《与人书》，P.267)可见，在章太炎心目中，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与原创的能力，因此应该保持其独特性，不能像日本那样只知食他人余唾。而这一认识，也在《国故论衡·原学》篇中被进一步发挥，同时章太炎在其中对“学”也做了定义，并且拿日本作为主要的反面例子，认为它没有文化独特性，而是惯于模仿别国：

电饭煲因其操作简便、安全实用等特点被广大用户青睐，并被大规模使用。当前的电饭煲系统工作时仍需要用户近距离进行操作，烹饪过程中的进料仍然处于依靠人工的方式，同时用户使用范围受到限制[1-6]。

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的着眼点是强调“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有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主张讨论中国学问，应当坚持中国文化的特性与学问上的自主自得，如此方能光大固有学问，这也是他自1906年东渡日本之后的一贯主张*参见汪荣祖《章太炎对于现代性的迎拒与多元文化思想的表述》，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更可看作是《国故论衡》一书的论学主旨。而在他看来，日本文化本无自己的特性，只是以善于模仿而闻名。对于这种行为，他嗤之以鼻，认为不能和拥有自己独特文化的中国相提并论，并力劝国人不要步其后尘。*罗志田指出，晚清中国学人提倡国学或国粹之正当性，乃是应付“西学”以及“倭学”之冲击。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81页。

通达之国，中国、印度、希腊，皆能自恢弘者也。其余因旧而益短拙，故走他国以求仪刑。仪刑之与之为进，罗甸、日耳曼是矣；仪刑之不能与之为进，大食、日本是矣；仪刑之犹半不成，吐蕃、东胡是矣。夫为学者，非徒博识成法，挟前人所故有也。有所自得，古先正之所覭髳，贤圣所以发愤忘食，员舆之上，诸老所不能理，往释其惑，若端拜而议，是之谓学……日本者，故无文字，杂取晋世隶书章草为之，又稍省为假名，言与文繆，无文而言学，已恧矣，今庶艺皆刻画远西，什得三四。然博士终身为写官，更五六岁，其方尽，复往转贩。一事一义，无匈中之造，徒习口说而传师业者，王充拟之，犹邮人之过书，门者之传教。[10](PP.145-146)

与之相似，在那一时期的章太炎看来，日本人对于中国学问的研究，其不足取之处也甚多。如他认为：“日本人所读汉籍，仅中唐以后之书耳。魏晋盛唐之遗文，已多废阁。至于周秦两汉，则称道者绝少。虽或略观大意，训诂文义，一切未知，由其不通小学耳。”所以“彼方取其最衰之文，比较综合，以为文章之极致，是乌足以为法乎？” [7](《论文学》，PP.33-34)又如他在与罗振玉的信中谈到日本学者治中国学问“大率随时钞疏，不能明大分，得伦类。及其好傅会，任胸臆，文以巫说，盖先后进所同。谓徐福所携燕、齐怪迂之士，作法于诬，令彼国化之也。有所答问，取给于《佩文韵府》诸书，亦其成俗然也”。因此劝告他“今以故国之典，甚精之术，不自校练，而取东鄙拟似之言，斯学术之大蜮，国闻之大稗，领学校者，胡可以忽之不忌哉”？ [6](《与罗振玉》，PP.284-285)本着以上见解，章太炎自然不愿意在《国故论衡》这本研究中国学问的著作中用“仪刑之不能与之为进”的国家所赋予意义的词语作为书名，而转用由自己所自创含义的“国故”一词。*包括所谓“国学”一词，其近代意义亦是创之于日本人。参见姜义华《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上)》，《学术月刊》，2007年第7期。故很可能出于相同的原因，章太炎在那一时期亦不采用。

二、与晚清国粹派的差异

在相似矩阵中，数值大小表示对应两个关键词间距离的远近，数值越接近1，表明关键词间距离越近，相似程度越大；数值越接近0，表明关键词间距离越远，相似度越小。从统计结果看，创客(0.396)、创客空间(0.370)、创客运动(0.229)、创新创业教育(0.185)、STEM教育(0.238)、美国(0.224)、创新能力(0.180)、创新(0.150)等与创客教育的距离较近，说明这些主题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创客课程、实践教学、教学改革等与创客教育距离较远，说明目前对于这些领域的关注度较低，探索和发展空间较大。

在1906年出狱东渡日本之后，章太炎论学的一大特色就是主张“学在求是，不以致用”[6](《与钟正楙》，P.250)，甚至于认为“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6](《与王鹤鸣书》，P.64)。力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而不主张借道古人情状来评说衡鉴当下世局，或者是借疏解前人学说来用作今人立身行事的准则。关于前者，他在《官制索隐》一文里指出之所以致力于此，“独奇觚与众异，其趣在实事求是，非致用之术……其微旨，在使人周知古始，以兴感慕，耿然识旃裘引弓之非吾族。思古人也，而非期于取法，故不欲掩其点污。”[8](第4册，《官制索隐》，P.86)关于后者，他在《思乡原》一文中强调：“夫六籍本以记事，数典不为立德，谈言微中，而往往及德行。故六籍之化人，犹滑稽之称说，主文谲谏之流。今纵弗能广及史传，而又专于《论语集注》，其不足化民固明矣。” [8](第4册，《思乡原下》，P.136)当然，章太炎关于“求是”与“致用”的论述，与其对古代经书性质、人类知识与道德来源以及历史之作用等方面的认识极有关系，然此非本文主旨，故暂不展开。

又比如他致信孙诒让：

章太炎在那一时期学术主张的另一特色就是反对将中西学说遑顾事实地任意比附。他指出：“中西学术，本无通途，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也。今徒远引泰西，以征经说，有异宋人以禅学说经耶……稽古之道，略如写真，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止，使妍者媸，则失矣；使媸者妍，亦未得也。”[6](《与人论朴学报书》，P.159)在《〈社会通诠〉商兑》一文里，他更是明确反对那种“于中国事状有毫毛之合者，则矜喜而标识其下；乃若彼方孤证，于中土或有抵牾，则不敢容喙”的治学方法。[8](《〈社会通诠〉商兑》，P.323)而与之相反，国粹派则认为当下“思想日新，民智日沦，凡国学微言奥义，均可藉皙种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则施教易而收效远。” [12]( 第7册，《拟设国粹学堂启》，P.3011)刻意强调用西方学说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新诠”。一个颇为明显的例子是，章太炎在《〈国粹学报〉祝辞》中批评“及夫学术所至，不简择则害愈况，横政横民，虽新学阶之哉，始自曹司游士，取则于吾先正，适其胸府，视新学与之合，弥以自坚。莠言浸昌，盲风卷舒，学童漂焉亦视是为取舍。”随后以时人对于明末清初诸大儒的评价为例，来告诫同人今日治学“非碎与朴是忧，忧其夸以言治也，忧其丽以之淫也，忧其琦傀以近谶也，忧其扭杂以乱实也，忧其缴绕以诬古也”[8]( 第4册，《〈国粹学报〉祝辞》，PP.207-208)。而通观这篇祝辞，名为祝贺，实则劝诫，似乎也暗示了章太炎对于国粹派弘扬旧学之方法的微辞。据汤志钧的《章太炎年谱长编》，此文虽刊于1909年，但作于1907年，而同年6月的《国粹学报》上就登出了邓实的《国学无用辨》一文。作者颇具自信地认为“夫使数君子(按：指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之学，得以见施于时，则亭林乡治之说行，而神州早成地方自治之制；梨州原君原臣之说昌，则专制之局早破；船山爱类辨族之说著，则民族独立之国久已建于东方矣。是故数君子之学说而用，则其中国非如今日之中国可知也” [12]( 第7册，《国学无用辨》，P.3048)。此文依然用西方的政治学说来比附顾、黄、王诸人(或者章太炎的那篇祝辞，就是针对邓实之说而发，也未可知)。

另一个例子，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初版于1910年5月。同年他于《学林》杂志上刊登了《征信论》一文。在其中对于时俗所推崇的几种学术观点进行了匡正，比如“戴氏作《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遂人情而不制以理。两本孟子、孙卿。王守仁以降，唐甄等已开其题端，至戴氏遂光大之，非取法于欧罗巴人言自由者”。又比如“世以三苗为神州旧人，汉族攘其地有之，益失实状。汉族虽自西方来，传记所见，不及安息、条支沙碛之地。今人复因以傅会。”[8](第4册，《征信论下》，P.56)而关于这两点，国粹派诸人亦尝为之。邓实在《国学今论》里面就认为戴震的著作“所言多发明公理，排斥专制，与近日哲儒所言平等、共和之说相合。” [12]( 第3册，《国学今论》，P.66)黄节在《黄史》当中通过援引西人之说以参验旧籍，得出了“信夫！吾民族来自西方，吾质于古书犹信”的结论。*黄节《黄史》，《国粹学报》第3册，第413页。当然，章太炎自己也曾经对于中国人种西来说颇为认同(参见《訄书(重刻本)·序种姓》)，只是后来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普世性有所警醒之后，才放弃了这一观点。可以说章太炎在《征信论》所言虽然不一定是专门针对邓实、黄节的观点而发，但是他们二人的学术主张却恰与章太炎所批评者相符。而以章太炎同国粹派颇为频繁的往来来看，他也应该对后者与自己学术观点上的差异有所了解。

1911年8月30日，章太炎致信钱玄同。其中谈到：“邓秋枚向无违言，惟去岁拟刊《学林》，本由同人合股，恐《国粹报》钞录原文，则销数绌而刻资空。故先与秋枚书，令弗妄登(此书同人为之，辞稍厉)。然《国粹学报》自去岁已鲜佳篇，想彼亦无意为此也。”[6](《与钱玄同》，P.140)可见，他除了道出对于邓实的微辞之外，更透露了自1910年起已对《国粹学报》感到失望，而《国故论衡》恰恰付梓于是岁。这或可更为直接地证明，在《国故论衡》即将面世的那段时间里，章太炎已经与国粹派有着不小的距离了。综上所论，由于在学术见解上与邓实等人不尽相同，所以导致章太炎在决定书名时舍“国粹”而用“国故”。

三、余论

以上就是笔者对于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何以名“国故”的一些看法。当然，在直接证据被发现之前，笔者所言的看法终究也只是一种推测而已。最后，还有两个问题值得一谈。首先，在宋恕去世不久，章太炎致信钱玄同，询问宋恕“著述不知有何种？”并且谈及宋恕“天性畏祸，其言政事者，固宜秘不示人，然他种学问，亦皆深藏不出，未知何意”。 [6](《与钱玄同》，P.110)可见，他对于宋恕的著作读过的其实并不多，所以根据该函所言推测，章太炎很可能在当时并未看到过《国粹论》一文。其次，《国故论衡》一书，固然未对儒学过多阐扬，但是其中对于道家之学(《原道》)与魏晋文章(《论式》)的推崇可以说还是颇为明显的。除非对于中国传统学问的定义只限于儒学(或者是理学)，那么章太炎在这本书里就不仅仅是在“批评这些老东西”而已了。至于胡适、毛子水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如何对“国故”另做别解，那属于另一个问题，而与章太炎本人无甚关系。*关于“国故”一词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被诠释情况，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48页。

参考文献：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to measure the pH value of cosmetics 4 32

在此次研究中,我们对70例股骨粗隆骨折患者进行了分析,均是老年患者,为患者提供了针对性的护理,提供镇痛和深静脉血栓的护理,避免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出现并发症,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全部患者接受护理之后,共有65例顺利的度过了围手术期,有5例患者在治疗阶段有并发症产生,经过护理人员针对性的积极的护理,患者均痊愈,全部患者顺利康复出院。

[1]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2]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3] 佚名：《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上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5] 杨度：《杨度集》第1册，王晴波主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4] 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新课改的不断推进和深入，使得我国初中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对学生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初中物理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从而使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针对现代初中教育教学的发展情况，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发挥其教育功能，无法对培养学生的物理综合能力产生积极作用。所以，新课改政策的不断推行对优化初中物理实验的教学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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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章太炎：《章太炎书信集》，马勇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没几天，刘建给我打来电话透露点信息，说大发厂对抛光车间的员工全部做了体检，新发了头罩口罩，质量好，工价也提了，员工工资普遍涨了几百块。我知道，一定是李霞给林老板建议了。

[7] 章太炎：《章太炎演讲集》，章念驰编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8]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教师工作环境即包括办公的地方如办公室、教室，还有所在的学校的人文环境、物质环境，也包括在校外，如学生家庭、社区环境、社会环境、国家法律环境等。由于结合教师劳动方式的特点，可以认为教师工作环境权是指在上述工作环境中，通过改善并保障教师在生命安全、身心健康、人格尊严和知情参与的环境中进行教育教学，实现其体面劳动价值的权利。教师工作环境权的内容包括：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知情权、参与交流与决策权、结社权等方面。工作环境对身在教育场域中教师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对学校的办学质量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 卢毅：《“国学”、“国故”、“国故学”——试析三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0] 章太炎：《国故论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1]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2] 邓实：《国粹学报》，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