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自盛唐以来，出现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艺术形式，对后世的影响极大.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朝代的更迭，怀素风格的草书在明初受到普遍的重视，并且形成了一股习草的风气，对后来明中、晚期草书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怀素(725年-785年)，唐代书法家，字藏真，俗姓钱，幼年好佛，出家为僧，僧名怀素，长沙人.精勤学书，善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与唐代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宣和书谱·释怀素》：“自谓得草书三昧……当时名流如李白、戴叔伦、窦臯、钱起之徒皆有诗美之.状其势以谓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1].”李白《草书歌行》中说“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怀素代表作品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等.怀素草书在明初盛行起来，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主要表现在元末明初的社会文化背景、明初文人对待书法的态度以及草书书法作为艺术形式在明代的社会生活中普遍得到应用等.

根据现有工厂塔式干燥设备[4]，依照实验室电热烘箱的空间（内部尺寸400 mm×375 mm×400 mm），制作3个软筛网框（50目） （长40 cm，宽36 cm，高1 cm），分别标记为A，B，C，每框共放置500 g样品，堆积完毕放入烘箱，试验温度为80℃（根据实际油料工厂常采用的热风温度），风速约为0.2 m/s（热烘箱本身风速档）。

1 明初文人习草的社会背景

怀素狂草在宋、元两代文人间备受推崇.宋代草书家黄庭坚曾有“得藏真自叙于石杨休家，谛观数日，恍然自得，落笔便觉超异[2].”黄庭坚作为宋代草书的代表人物，在取法上极力推崇怀素，但同时也增加了个人理解，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放慢了草书书写速度，略加顿挫，着意于空间的摆布，形成与唐人迥然不同的一种风格，可以说黄庭坚草书是对怀素狂草的再发展.到了南宋时期，文人对待书法的态度是希望从唐人处得到进入魏晋书法堂奥的方法.像赵孟坚《书论》中说：

学唐不如学晋，人皆能言之.夫岂知晋不易学，学唐尚不失规矩，学晋不从唐入，多见其不知量也.仅能欹斜，虽欲媚而不媚，翻成画虎之犬耳[3].

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书风一直是宋以来书家不断追求的目标，而“学唐”或许是解决“入晋”的最好法门.元代赵孟頫评称：“怀素书所以妙者，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赵孟頫在“复古”思想的影响下，书法上主张取法魏晋，但并不排斥唐人书法，特别是对怀素草书大加推崇，代表了元代书家对待怀素草书的基本态度，这也是和赵孟坚所提倡的“由唐入晋”的书法观是一致的.但是，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元代书家并没有积极投入到怀素“狂草”风格创作中去，这一现象直到元末才稍有改观.

还有一则记载当时名士陈廉草书极受推崇，求者如市.据《福州志》记载：

明代草书大家解缙《评草书》中曾云：“怀素之飞动，多有意趣”[5]，解缙作为明初大儒，他对于怀素的热衷正代表当时文人士大夫态度.怀素草书虽然变化多端而未乱法度，字迹清瘦，字字相连处笔势清晰可见容易临习.在明初高压禁锢的文化背景下，书家们更是把狂草作为抒发情感、表现性情的最佳形式.对于怀素狂草的热衷，既满足了统治者对于“复古”思想的需要，也使文人士大夫们找到一条实现自身艺术价值的道路.明代帝王重视书法，实行了以书取仕的官吏诠选制度，使得书法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文人士大夫们在经世治国之余，喜爱雅集，以诗、书会友；随着明朝统一稳定，经济同步发展，开始出现了砖质结构的高厅阔堂建筑格局，明代人开始把卷轴书法悬挂以娱人“壁上观赏”[6].这些因素都促进了明朝初期的草书发展.

高层建筑一般采用钢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其二者各有其特点。其中：钢结构具有自重轻、抗震性能好、强度高、延性好以及施工工期短等优点，其缺点是造价要比钢筋混凝土结构高。当场地地基土的特征周期较长时，地震时极易引发共振，造成更大的破坏；钢筋混凝土结构具有刚度大、造价低、整体性好、承载能力大等优点。其缺点是结构自重大、抵抗塑性变形的能力相对较差。因此，钢结构一般用于柔性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一般用于控制塑性变形的刚性结构。

比较案例4和案例2，在安全约束条件的作用下，考虑VSC-HVDC的PSCOPF发电成本虽然较低，但与纯交流系统的PSCOPF计算结果比较接近，这是由于预想故障集考虑了换流站、直流线路故障，需要换流站附近交流线路留有传输余量，低价机组1减少了发电量(如表3)。比较案例4和5，可以看出利用换流站故障后校正能力的CSCOPF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确实具有更好的经济效益，发电成本减少了15%。

2 明初社会生活对草书的接受

2.1 明初选官制度与草书发展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古代封建社会有着独特社会功用，一方面它成为帝王宣扬教化和文人“经世致用”的手段，另一方面又成为人们用以“抒情达意”的审美典范.这两种属性决定了书法在古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张怀瓘《书断》：“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乎书，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7].”张怀瓘此论断阐明了书法实用性和艺术性都普遍被人接受.有唐一代，楷书和草书都取得不凡的成就，原因大都如此，到了明初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明初帝王采用了“以书取仕”诠选制度，洪武七年，朝廷设立“中书舍人”一职，招揽一大批善书者，来承办内阁交付的缮写工作.明太祖在教育上让“生员专治意境，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8].”并规定“每日习字书二百余字，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帖为法.”正是这种制度的存在，使得明初文人对书法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在“中书舍人”官员中不乏善写草书的书家，他们既擅长服务于朝廷工作的“中书体”，也能够兼善艺术性极强的草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宋”等人，他们在草书上都极力推崇怀素，掀起一场习草的风气.近人马宗霍说：“明人类能行草，虽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简牍之美，几越唐宋，惟妍媚之极，易粘俗笔，可与入时，未可与议古[9].”明代初年，草书有了很大发展，且学习者甚多，水平也普遍较高，但也存在“易粘俗笔”弊病，究其原因大都和“中书体”有关.书家有了楷书的基础，对于草书的学习有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明代的楷书发展到“中书体”样式，规矩有余，而灵活不足，走入“簪笔干禄”“以庸为工”的困境，就不可与唐楷百花齐放的面貌同日而语，势必影响明代初期草书发展的高度.

2.2 明初文人生活中的草书交流

明朝初期，文人士大夫喜爱雅集，并通过这些活动作为交友、切磋才艺的方式.当时的苏州文化圈中，“北郭十友”是继“玉山草堂”雅集之后又一个重要的群体.《明史·文苑一》中载：

我朝英宗御机时，宸翰之暇偶见其书，叹曰：“仲温得人，而书法若此，真当代之羲之也.”其见若此.呜呼！自开辟以来，书法之神妙，唯晋羲之一人；羲之之后，能继其高风者，余亦曰仲温一人而已.

在“北郭十友”中，宋克、高启、徐贲等人都是草书高手，且沉醉于怀素草法.徐贲(1335-1393)，明初画家、诗人，字幼文，祖籍四川，居毗陵(今江苏常州)，后迁平江(今江苏苏州)城北，号北郭生.工诗，与高启、杨基、张羽齐名，称“吴中四杰”,亦被列为“十才子”之一.擅画山水，亦长于墨竹，传世作品有《秋林草亭图》《蜀山图》等.其书法也颇具造诣，据记载：“徐幼文楷笔秀整、端慎，不为拖沓.自恣其草书雄紧跌宕，出入旭、素，无不淋漓快健[11].”朱谋垔在《史书会要续编》中记载了高启的《草书歌赠张宣云》：

闻汝祖东吴精醉，传草书圣醒而惊.汝今能饮不满杓，逸气欲与相峥嵘.高堂把笔若把槊，长绡一拂悲风生.阴垂大泽雷雨过，响破巨峡波涛倾.飏飏游丝宝晴昼，落落高斗迴寒更.饮猿连臂深涧绝，饥鹘捩翅荒烟横.自言静里观万物，故能变化穷其形[12].

相关部门规章主要以“办法、意见、通知、复函、规定”的形式来规定。部门规章关于农业机械化的规定只有1部，是在1983年颁布的《农牧渔业部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是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最早较高位阶的立法，也是最早对农业机械化问题的立法初探。该项立法的重点主要在于对农业机械化的技术推广问题，例如推广体系、推广程序、推广经费、技术承包和成果奖励等，对于其他方面规范较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规定是第6条和第7条。

“北郭十友”作为当时重要的文人团体，代表了当时文人的风雅，他们寄情于诗书画之中来抒发情感.高启等人作为这些团体的主要成员，虽然不以书名世，但是他们对待书法的态度正是反映出当时文人的基本书法观念.据记载来看，当时怀素影响下的草书融入文人日常的交流中，以诗、书、画会友成为一种风尚在文人间普遍流行.

术前预康复是指在术前针对有可能影响术后康复的状态进行调理，以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加速术后患者的康复速度。术前1个月的戒酒有利于减少出血、伤口愈合不良、心肺并发症等。术前戒烟有利于降低肺部及切口并发症的风险，术前戒烟1个月以上获益更多。通过改善营养，纠正术前低蛋白、贫血情况可有效改善预后，针对术前存在中度以上通气功能障碍的患者，术前呼吸功能锻炼(如指导患者进行有效咳嗽，体位引流及胸背部拍击等)有利于提高患者肺功能及对手术的耐受性，显著降低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缩短住院时间。

元末明初的书家出现了摆脱赵体书风笼罩的现象，他们在草书上力求“体法一变”，寻求新的营养.由于怀素草书最能代表魏晋法度，因此其“狂草”成为草书取法首选.近人罗振玉在康里子山《杂诗卷》跋曰：“有元一代，书家多不能出赵魏公范围，惟康里子山、杨廉夫、饶醉樵三家及宋仲温，能超然独异，导源钟傅，淑和素师[4].”康里子山、杨维桢等人在元代书坛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书法上直取晋唐，自成一家，对由元入明的饶介、宋克等人影响巨大.这一时期草书风格杂糅章草、今草与狂草为一体，形成独特面貌，对后来陈璧、解缙、张弼等人草书取法与风格形成起到积极影响.明初草书书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取法怀素，成为这个时期最为显著的特点.

陈廉草书得怀素法，尤工篆隶，求者如市，每遇故人与人兴会，辄解衣挥洒，顷刻数十纸，其他贵要求之不屑也[13].

陈廉，字平叔，福清人.性旷远，不乐仕进，筑室黄山，读书其中.善草书，得怀素法.作为当时名士，陈廉善与人结交，性格豪爽，不拘小节，却屑于世俗，草书酣畅淋漓，也受到当时人的追捧，林鸿、高廷礼、王恭等人都曾以诗赞美.可以看出在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草书的喜爱成为一种流行.

2.3 草书在明初社会生活中的应用

竖轴式书法最早出现于宋，在元明时期兴盛起来，其主要应用在宫廷装饰和民宅布置上.明代的建筑特征以其规模宏大、气象雄伟而著称，相较于宋元时期的木质结构的房屋，明代人使用砖质筑屋，这就使得明朝的房屋内部结构宽敞明亮，促使了建筑装饰艺术的繁荣发展.“饰壁之风的兴盛，书法无疑成了这种装饰之风的推波助澜者[14].因此，传统的尺牍、手卷等书法形式无法适应当时的装饰条件，大幅竖轴书法应运而生.

明初出现了大幅草书竖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宫廷悬挂布置需要而风行起来.解缙、沈粲、张弼等人作为宫廷书家均有这类大幅草书作品传世.他们草书的共同特点就是草法师怀素，其连绵不绝、一泻千里的气势与当时竖轴式书法的审美取向相结合.黄惇认为：“草书，与宫廷布置悬挂需要合拍，因此促进了草书的发展[15].”智慧的明代人把怀素式的狂草、大幅的竖轴形式和高大恢宏的房屋建筑格局三者完美结合，构成了明代书法的显著特征.张爱国说：“在简短的文辞驱遣中，巨轴行草书最大限度地承载了作者的情感律动和瞬间心里情绪的迸发；在超长的纵向文字排闼中，以排山倒海之势将纵向线条的连构发挥到淋漓尽致，让作者一次又一次地领受‘高峰体验’的冲击而欲罢不能；在一泻千里之势中，巨轴行草书家于“颠狂”的边缘，达到心手两畅的忘我状态[16]”这也是对明代怀素狂草的崇拜者们创作时的最佳诠释.

明代初期，书法作为艺术作品从皇家、文人士大夫阶层收藏把玩的身份开始变成张挂厅堂被评赏的作品，逐渐向平民化、大众化方向发展.随着明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思想上进一步的解放，到了晚明时期，书法的商业特质得到充分发挥，这都与明初文人习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 明初文人习草例说

明初书坛出现了“三宋”、陈璧、解缙、张弼等在草书上取得一定成就的书家，也流传下大量的草书作品.纵观这些书家作品，不难发现他们留下了师法怀素草书的痕迹，同时也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家风貌.

3.1 “三宋”与陈璧

明初书坛影响甚大的“三宋”，即宋克、宋广、宋璲，他们在草书上都不同程度上取法怀素，取得相当的成就.

宋克，字仲温，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号“南宫生”，狂草代表作有《杜甫壮游诗卷》.从宋克的学书经历和师法取向上来看，他草书师法唐人，尤重怀素.宋克不拘一家，把章草和狂草的用笔、结体完全混融一体，摆脱了赵孟頫、康里子山等人作品上的气息局促，形成独具特色的草书风貌.从其作品《杜甫壮游诗卷》可以看到点画劲健光洁、气势连绵，既有狂草之豪放，也增加许多章草之波磔，使作品呈现高古、生辣的意味，增强了草书的表现力.明中期书家商辂跋其后评曰：

明英宗看到宋克书法评其为“当代之羲之”，可见宋克的书法地位在明代已十分显赫.在当代宋克研究中，也有许多学者对宋克草书作品中师法怀素给予了肯定.张金梁先生评宋克书法云：

商辂对于宋克的极力推崇，正是由于宋克在草书上的大胆创新，而这种创新主要表现在他够做到以钟、王书法为根本，兼及唐人笔法，又糅合章草势态，形成独特面貌.又云：

高启家北郭，与行(王行)比邻.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10].

一个游戏叫“请你跟我这样做”，很多幼儿园老师都会带小朋友做这个游戏。这个游戏非常适合三岁左右低龄段的孩子，因为，三四岁孩子的前额叶皮质发育还不完善，这时候的自控力训练更多是实现行为与意志的配合，游戏过程中，孩子要集中精神，跟着做出同样的动作，就是意志控制行为的最佳练习！

书鞭驾钟王，驱挺颜柳，莹净若洗，劲力若削，春蚓萦前，秋蛇绾后.远视之，势欲飞动，即其近，忽不知运笔之有神，而妙不可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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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克以章草之质，寓于狂放之笔，化为大草之书，气势磅礴，意气飞扬，直入旭、素奥堂，开一代书风观其《杜甫壮游诗》等，使可略窥一二[17].

朱天曙评论说：

这些对宋克草书的肯定，正是由于宋克把历史上不同时期书体糅合的成功尝试，脱离了前人书法的束缚，形成独特的风格面貌，增加了书法的观赏层次.

《杜甫壮游诗卷》在《唐宋诗卷》基础上增加了怀素的连绵体势和康里子山的奇崛刚毅，强化了字形之变化，使转变更为迅疾，点画更为劲健利落，用笔上把章草笔法糅进狂草中更为自然，在“纵势”中的草法间入“横势”的隶法而了无痕迹，更显雄浑之气[18].

慢慢地，杨紫就形成衣品思维：今天要干什么，天气如何，穿薄还是厚，先确定上衣，再思考穿裙子还是裤子，袜子和鞋子如何搭配，饰品选择哪种，最后确定妆容特色……

宋广，字昌裔，号匊水外史，河南安阳人.《明史·艺文苑》称其善草书，传世代表作《临自叙帖》《李白月下独酌诗轴》都是怀素风格的连绵大草.《续书史会要》中说宋广：“草书宗张旭、怀素，章草入神”.宋广的笔画精熟，流利飞动，风度洒脱，是其草书的典型面貌.但是其线条多连绵圆婉，缺乏筋节转换，笔力稍逊，字态亦少变化，故内蕴与劲道略显不足，使得宋广的草书成就略逊于宋克.以此，祝允明曾云：“二宋在国初，故当胜，昌裔熟媚，尤亚于克[19].”宋广虽得怀素风神，但笔法单一，缺少变化，未能成为气候.

宋璲(1344-1380)，字仲珩，浙江金华人，是宋濂的次子.洪武九年以父之官，召为中书舍人，书法以草书为长，代表作有《敬覆帖》.《续书史会要》称其“工大小篆，并精行草，评者云其书法，端庄厚温，秀拔雄逸，规矩二王，出入旭素，当为本朝第一[20].”明人对宋璲推崇甚高，尤胜于宋克，与其作为名门望族的身份与地位有很大关系.然观其作品来说，《敬覆帖》字势开阔，飘逸洒脱，尤得唐人草书韵味.但从其他传世作品中看，却体态局促，笔力轻浮，难成气魄，与其“当朝第一”美誉并不相称.

陈璧，字文东，号谷阳生，松江华亭人.曾受教于宋克门下，颇受影响.《续书史会要》称其：“与三宋齐名，用笔具从怀素《自叙帖》中流出”，传世代表作有《五言古诗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赠孟桓诗轴》等.从其作品上来看，陈璧深受怀素影响，运笔畅达矫健，多缠绕圆转和侧锋用笔，但格调比之宋克略下一筹.陈璧书法对后来明朝中期的“云间书派”影响甚大，王世贞称云“文东则云间破天荒者”.

3.2 “好到极处，俗到极处”——张弼

张弼(1425-1478)，字汝弼，号东海，以狂草名世.董其昌评其云：“其书学怀素，名动四夷.”从传世作品中不乏一些跌宕纵横、大开大合的狂草大幅、长卷，从其风格特点及后人评述中可以看出他深受怀素草书的影响.张弼草书代表作《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它包含了张弼对怀素的钦敬，而且随着诗意的伸展，隐然把自己代入其中，成了诗中的主角.正如《自叙帖》是怀素草书一次淋漓尽致的表演，张弼亦借任华赞美怀素的诗句，把自己在狂草书上的成就尽情发挥.王鏊《震泽集》评曰：

其草书尤多自得，酒酣兴发，顷刻数十纸，疾如风雨，矫如龙蛇，欹如坠石，瘦如枯藤，狂书醉墨，流落人间，虽海外之国，皆购求其迹，世以为颠张复出也[21]

张弼无论在书写时的状态和情绪表达上暗合怀素，正是这种情绪的发泄和表达，在当时以“中书体”盛行的时代尤为难得.张弼草书在打破“台阁体”束缚、倡导个性书风方面功绩尤著.同时在张弼的草书精神影响下，大批随者也开始抛弃明初等人的章草用笔痕迹，开始师法怀素等草书大家，对后来“吴门书风”的发展起到引领的作用.今人傅申评论说，“张弼出现后，草书发生了重要变化.张弼一反家乡松江盛行的风格，他主要写狂草，倾向于去除章草的成分.他的作品完全背离宋克、陈壁、沈度、沈粲等人所代表的元末明初阶段的传统，张弼的书法标志着一种新倾向的开始，到祝允明时达到顶峰[22].”值得注意的是，后人也把张弼草书中的柔媚狂怪进行扩大，使草书走向异端，导致“南路体”“梅花体”的产生.

除“三宋”、陈璧、张弼等人在草书上取得不俗的成就之外，据史料记载，明初还有很多文人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师法怀素.

本文以宁波市主城区为研究对象，利用SPSS软件对重分类后的POI数据的街区密度进行主成分分析，然后根据各主成分对原始指标的载荷情况选出能够表示商业区、文教区、工业区的综合指标，即以第一主成分作为反映商业区特征的综合指标，以第二主成分作为反映文教区特征的综合指标，以第五主成分作为反映工业区特征的综合指标，对这三个综合指标进行可视化表达（图一至图三），颜色越深代表该综合指标载荷的相应POI点的数量越高，就越能够识别相应的功能区。依据可视化表达结果分析宁波市主城区功能区分布格局：

4 余论

明初草书是在力图摆脱元代书风笼罩的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并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明初书家在草书上推崇怀素，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随着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文化的发展，草书在明代初期的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怀素草书所富有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影响了文人士大夫们的审美倾向，给萎靡不振的明代初期的书风注入新的力量.这一时期的书家，通过自身的努力，在草书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后来草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才出现了王世贞眼中的“天下书法归吾吴”境况.

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命伴侣和导师。读书吧，为改变人生而读书；读书吧，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读书吧，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读书。

怀素狂草在明朝初期的继承与发展，若简单认为明代初期的草书风格笼罩在以赵孟頫等元人草书风格之下，这是有失公允的.只有了解这些，才能够找到明代中期“吴门书派”崛起的原因，全面了解整个明代书法.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受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的制约，明初的草书虽然有所创新，形成自我风貌，但并没有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这对于后代草书走向流弊的书风具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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