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南山》诗旨是诗经学史上久已聚讼的学术公案之一，历代学者对于《节南山》的篇名、年代、作者、目的等问题多有争议。由于诗文明言“家父作诵”，故自《毛诗序》以来学界普遍认为该诗的作者就是“家父”。*关于《节南山》为家父所作的观点也偶有质疑者。例如，宋代欧阳修认为《节南山》作者不是家父，其理由是“夫所谓诵者，岂得以为诗乎？训诂未尝以诵为诗也。《诗》云：‘诵言如醉’，盖诵前言而已。然则作《节南山》诗者，不知何人也。家父为作诗者所述尔”。而宋儒李樗则反驳欧阳修之说认为：“欧阳公不以此诗为家父所作，为序者之误。然观此诗末句如《崧高》《烝民》诗言‘吉甫作颂’，分明是家父、吉甫所作无疑矣。”相较而言，李说更为可信，欧阳修之说则颇具臆测意涵，《节南山》作者还是以家父为宜。详见欧阳修《诗本义》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228—229页；李樗、黄櫄《毛诗李黄集解》卷2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447—451页。至于篇名，诗今文家认为该诗名为《节》，《韩诗》释“节”为“视”。[1](P.657)而古文家名其为《节南山》，《毛传》又解释说“节，高峻貌”[2](P.440)。近年公布的上博简《诗论》第8号简有“《雨亡(无)政(正)》《即(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3](P.131)据之，该诗名当为《即南山》，“即”有“来临”之意，与《韩诗》所释“视”的含义接近，[4]而“即”与“节”为同源通假*节，《说文·竹部》：“竹约也，从竹即声。”古音与“即”同为入声质部精母，古文献中两字属双声叠韵常相通假，是音同形近义相关的同源通用字。例如，《易·夬》：“不利即戎。”汉帛书本“即”作“节”。又《易·鼎·九二》：“我仇有疾，不我能即。”汉帛书本也是“即”作“节”。详参高亨《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587页。，故篇名以诗古文家为确，其义则当从《韩诗》。诗歌写作目的与创作时代密切关联，所以探讨《节南山》诗旨的关键便在于其写作年代上，而近年新出楚简多涉及于此，为解读《节南山》的诗旨提供了新的线索。

一

《节南山》全文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为便于《节南山》诗旨的讨论，兹列全诗于下：

由图5可知，在试验蛋白水平下，大刺鳅幼鱼肝脏谷草转氨酶(GOT)活性范围为66.32～95.74 U/g prot.。随着饲料蛋白水平升高，大刺鳅幼鱼肝脏GOT活性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当蛋白为53%（P7组）时，GOT活性达到最大值，同P1～P4处理组差异显著（P＜0.05），但与P5、P6处理组差异不显著（P＞0.05）。

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

节彼南山，有实其猗。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惨莫惩嗟。

先进的用户身份鉴别、特定的信息交流方式和计算机防火墙技术都是提高安全系数的有效方式。一个系统可以使用多种方法结合，除了常见的静态口令鉴别（字母、数字及特殊符号等），还应有生物特征鉴别、动态口令特征鉴别、智能卡鉴别等。生物特征是通过生物特征进行鉴别的技术，如人脸扫描、指纹掌纹识别、虹膜识别等；动态口令鉴别是每次登录密码更新，即一次一密的方式；智能卡是一种不可复制的硬件内置集成电路的芯片，具有硬件加密功能。

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

金门岩体侵入泥盆系东岗岭组(D2d)中，由于缺乏精确地年代学数据，在1∶20万等以往的填图工作中一直被认为是燕山晚期的产物。本文利用SHRIMP锆石U-Pb定年方法，获得金门岩体花岗闪长岩成岩年龄为156Ma±2Ma(N=8，95%置信度，MSWD=1.08)，表明金门花岗闪长岩的侵位时代为燕山早期。钦杭成矿带及其旁侧的岩浆活动在160Ma左右现了一个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大量的中酸性岩体及与之相关的矿床(表2)，金门花岗闪长岩成岩年龄与这一高峰期时间基本一致。

我在回答有关教养问题的提问时，经常提到“让孩子有路可走”。许多妈妈向我表示：她们理解并接受这个亲子教育的“双赢策略”理念，但是在实行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不简单。妈妈们在摸不到门径时就问我：“究竟路在何方？”

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琐琐姻亚，则无膴仕。

昊天不傭，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俾民心阕。君子如夷，恶怒是违。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忧心如酲，谁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

方茂尔恶，相尔矛矣。既夷既怿，如相酬矣。

走在雪地上，脚下“吱吱”作响，转身一看，身后已经留下了一串串脚印。不知不觉，思绪开始飞扬。一阵爽朗的笑声突然穿透了我耳膜，回首看，一群孩子欢呼着从屋子里跑出来。他们穿着各式各样颜色的羽绒服，仿佛雪地里盛开的朵朵鲜花，他们快乐地奔跑着，一会儿玩着滑雪车的游戏，一会儿打着雪仗；一会儿又兴高采烈地堆起雪人来，尽情享受着北方冬天的快乐时光。

昊天不平，我王不宁。不惩其心，覆怨其正。

白阳不动声色地喝了口酒，那女人通知他今天会带赵晓峰来这家酒店，弦外之音是让他好好地利用，于是他有效地利用了这个情报。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2](PP.440-441)

关于《节南山》的诗旨，传统观点大致可分为刺周幽王、平王东迁后之诗与刺桓王三说。其中，幽王说出现较早。《毛诗序》最早认为：“《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2](P.440)这一观点多为后世学者所承袭，影响最大。例如明代万时华进一步发挥说：“此诗之作，刺尹氏也。用尹氏者幽王，刺尹氏正所以刺王耳。”[5](P.141)近代以来，学者关于诗作时间的问题也多从幽王说，吴闿生、陈子展、黄焯等皆本《诗序》。[6](PP.317-320)

周平王东迁后诗之说约起于三国时期。韦昭就曾把《节南山》写作时间定为平王时期，唐代孔颖达踵承其绪，并据《春秋经·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这一记载，认为《节南山》与《春秋》之“家父”名字相同、职位符合，当是一人，但自周桓王十五年至幽王前后八十余年，不知诗作之早晚，应在“桓、平之世，而上刺幽王”[2](P.440)。孔颖达认为该诗刺幽王未必作于幽王时，其本意乃在于调和旧说，却又挑起了关于诗作时间的争论。此说亦为后儒所承袭。如元代刘瑾《诗传通释》就举“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丧乱弘多，憯莫惩嗟”，“降此鞠讻，降此大戾”等语，认为“皆似乱亡以后之词，疑此或东迁后诗也”。[7](P.547)明代季本明确认为《节南山》作于周桓王时。其所撰《诗说解颐》以《春秋》证家父为周桓王时人，并依《十月之交》的诗文认为“幽王时尹氏子孙尚有吉甫遗风，未甚失德也”。所以，当桓王时尹氏两遣家父过鲁而失礼，家父亦贤臣欲救正，“实僚友自相规诲之言”[8](PP.15-19)。清儒张澍《诗小序翼》从其说，言“春秋桓八年天王使家父来聘，是桓王时故云”[9](P.604)。

砂石料开采单价应计算相关费用、利润及税金，只适用于单独招标投标时的计价，而这只有在实施阶段才有可能发生，在概（估）算阶段没法明确也无需明确砂石料的开采主体，只能按主体承包人开采即 “自采”考虑。“自采”是不应计算相关费用、利润及税金的，这同混凝土工程中的混凝土拌制、模板安装工程中的模板制作、混凝土构件安装工程中的构件预制等是类似的。若由不同的承包人开采，对主承包人而言就不是“自采”，而是“他采”（相当于“外供”）了。

《节南山》作为怨刺之诗，其所怨者，在于昊天不惠、荐瘥降乱、民无嘉言；而其所刺者，在于尹氏不平、任用亲故、百姓辛劳。作诵者对这两个问题的申诉，实际上反映了两周之际社会变乱、政治动荡造成的道德断裂与人心疲迷。

  

经说内容幽王说平王东迁后之诗、桓王说南山 宋严粲《诗缉》认为:“周都丰镐对面终南,《节南山》刺师尹,皆指此山也。”[10](PP.259-263)清姚际恒《诗经通论》认为:“东迁以后,曷为咏南山哉?”[11](P.204)意思是若在周平王东迁以后,洛邑对面并非终南山,没必要再咏南山。未有明确反驳。国既卒斩 姚际恒《诗经通论》认为:“其实未斩、未灭也,此诗人愁苦,用危言耸听。”[11](P.204) 清李光地《诗所》认为,诗言“国既斩灭,其为西周既灭明矣”。[12](PP.1-4)家父、尹氏 清夏炘《读诗札记》认为:“《节南山》之家父、尹氏虽见《春秋》,然古人以王父之字为氏,此类甚多,不必繁称远引。”[13](P.673) 明梁寅《诗演义》考《春秋经·隐公三年》“三月平王崩,四月尹氏卒”一事,认为《公羊传》所言“尹氏为讥世卿”,就是平王末年专政的尹氏,故家父作诗刺之。并据桓公十五年“家父求车”事认为“是家父仕于平王与尹氏同朝,其刺尹氏而兼刺平王明甚,以为刺幽王者误矣”。[14](PP.9-14)

从上表所列学者的攻驳中可知以下几点内容：其一，南山为节南山是学界公认，咏颂“节彼南山”，确实可以表明该诗作于镐京地区，而对于这一观点，持平王东迁之后诗与桓王说者也没有明确的反驳；其二，持幽王说者仅以“诗人愁苦，用危言耸听”臆测之辞作为论据，说服力不强。而持平王东迁之后诗与桓王说者以诗文“国既卒斩”为据，认为此乃表达西周灭亡之乱象，相较而言更令人信服；其三，仍无法通过明断《诗经》与《春秋》中的家父、尹氏及其家族来推测《节南山》的写作时代。

若进一步追溯历代学者关于《节南山》写作时代歧见的原因，其症结在于其持有西周末年幽王身死平王随即东迁的传统认识。其中，《节南山》“节彼南山”指向宗周尚在的西周时期，而“国既卒斩”则指向西周已灭，导致了历代学者游离于三种经说力求弥缝诗文的矛盾。然而，随着新出楚简《系年》的刊布，西周末年幽王身死国灭而平王并没有随即东迁，基于此对《节南山》写作年代以及诗旨也应当予以重新考察。

二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出楚简《系年》刊布前，已有学者对上述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就曾指出《节南山》等诗为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诗。[15]其后邵炳军进一步认为《节南山》诗人描绘的是周幽王骊山之难而宗周覆灭后的亡国之象，体现了“二王并立”时期卿大夫的流离之苦和茫然心态。[16]新近刊布的清华简《系年》，不仅有助于印证《节南山》为写作于两周之际的“二王并立”时诗，而且为其诗文所反映的两周史事的深化认识提供了新的可能。

为便于讨论的需要，兹列清华简《系年》第二章相关内容如下：

幽王起(师)，回(围)坪(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幽王)及白(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者(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二十)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17](P.138)

《节南山》诗文与《系年》所载两周之际史事可相互印证，有助于说明《节南山》的写作年代。诗文中有“国既卒斩”一句。“既”古文字写作“”，像人饭毕转头。《说文·皂部》：“既，小食也”，段玉裁注曰：“引伸之义为尽也，已也。”[18](P.216)而 “卒”当取尽、终之意，“斩”则为断、绝之意，[2](P.440)故“既卒斩”便是已经终绝的含义。值得说明的是，诗文所用的是“国”字，而非“邦”。先秦时期的“邦”与“国”有所区别。概言之，“邦”可理解为“周邦”、“晋邦”、“秦邦”等具体的邦国；而“国”的含义则指向区域范围，如“中国”、“内国”、“王国”、“四国”、“东国”、“南国”等，并非是邦国的含义。[19](PP.560-584)“国既卒斩”之“国”显然是“中国”、“王国”之言，哀叹西周王朝统治已经终绝。类似的表述，如《雨无正》“周宗既灭”[2](P.447)，《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2](P.443)以及《小旻》之“国虽靡止”[2](P.449)也都是表达西周王朝统治的终绝，而非“周邦”的终绝。这些诗句都与清华简《系年》“周乃亡”的表述相吻合。

据上述简文，两周之际周王室发生幽王与平王对峙的动乱，公元前771年，幽王身死国灭，于是“周乃亡”，甚至出现了“周亡王九年”的局面，即公元前771—前762年，携王与平王二王并立。公元前762年，晋文侯拥护平王并立之于京师。三年后即公元前759年左右，周平王东迁于洛邑。*关于清华简《系年》第二章关于两周之际史事，学者理解有所不同。据笔者考证，两周之际史事过程应如此理解为宜。详见谢乃和《从新出楚简看〈诗经·雨无正〉的诗旨——兼论东周时期的“周亡”与“周衰”观念》，《史学集刊》，2017年第4期。应当指出的是，《系年》“京(师)”当指镐京。两周金文与传世文献中称“京”“京师”者虽有多处，非镐京专称，*两周金文与传世文献中的“京”并非镐京之专指。金文常见“京”一词，其地旁于镐京，两者并非一地。又，郑庄公之弟，共叔段所经营处亦称为“京”，其地位于郑国境内。不惟如此，两周彝铭与典籍中的“京师”也不专指镐京。如多友鼎(集成02835)载：“嚴(玁)(狁)放(方)(兴)，(广)伐京(师)，告追于王”，此京师不是周王所在的镐京，其地大约在豳地，与《大雅·公刘》：“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之“京师”地望相合。公刘为周人先祖，其徙居之地在今陕西省彬县一带，即古之豳地。又，《左传·鲁僖公五年》载“虢公丑奔京师”，此事古本《竹书纪年》记作“虢公丑奔卫”。古本《竹书纪年》为晋、魏史官所记，其书当有所本。卫为大名，京师可能是卫之一邑，亦非指镐京。但是，清华简《系年》成篇于战国中晚期，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文献中的“京师”，大多指诸如洛邑一类的“天子之居”。*《春秋》经中所言14次“京师”皆指洛邑，《左传》中出现的17次“京师”，其中16次指的也是洛邑。洛邑是天子王城，据此《公羊传·桓公九年》进一步释“京师”为“天子之居”，亦合乎义理。而据上文所引《系年》来看，晋文侯立周平王于京师时，平王尚未东迁，故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的《系年》中的“京(师)”应为周平王尚未东迁的王都所在，即镐京。

诗人咏颂“节彼南山”也正可与《系年》所记公元前762—前759年平王归于镐京互证。《诗经》多以“南山”起兴，除《节南山》所言“节彼南山”外，其他文献见下：

(一)陟彼南山(《召南·草虫》)

(二)在南山之阳；在南山之侧；在南山之下(《召南·殷其雷》)

(三)南山崔崔(《齐风·南山》)

“怎么不可能？颜晓晨看着很老实，实际私生活很乱，听说她常常去外面和男人鬼混，是她死皮赖脸主动追的沈侯。”

(四)南山朝隮(《曹风·候人》)

《节南山》中的“尹氏大师”即是文献中常见的尹氏皇父。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幽)王赐太师尹氏皇父命”，可知幽王时期，尹氏皇父已为太师一职。*关于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虽有争议，但其中涉及夏商西周积年相关记载与唐宋以前古籍所引《纪年》旧闻颇多相合，学界对其所载史事也越来越重视。就今本《竹书纪年》所载尹氏皇父而言，其内容也合乎《节南山》《十月之交》等相关诗文的记载，足见其说法当有所渊源。《小雅·十月之交》也多有涉及尹氏皇父的诗句，其中不乏讽谏之辞，如“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污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2](P.446)。意思是皇父拆屋毁田还说这不是他的残暴而是礼法如此。又云，“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2](P.447)大意是圣明的皇父在向建立都邑，任用亲信，不为王室留下遗老贤臣，将人才珍宝装上车马运往向邑。《十月之交》大致作于西周晚期，从其诗文看，虽然尹氏皇父被幽王任命为“大师”，位高权重，但是在幽王政权崩溃前夕尹氏却“作都于向”以求自保。随着宗周覆灭与二王并立时期时势的变化，周平王回到镐京重塑王权的正统，尹氏转而投向了平王政权，据上引《节南山》所载尹氏皇父在平王政权中依旧担任“大师”要职，地位崇高，实权在握。*两周之际周王室动乱，《清华简》第二章《系年》所载内服地区的“邦君诸正”与外服地区的“邦君诸侯”多有自保之举。这些贵族在西周末年虽然身居幽王王廷，却暗自营建家族势力，以备不测。据《国语·郑语》记载，时任大司徒的郑桓公与太史伯分析时政后毅然“东寄帑与贿”而“十邑皆有寄地”。又，新出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载太伯对郑文公回顾两周之际郑国史事时说郑桓公开拓东土“(獲)(函)、(訾)……克”，其做法类似于尹氏“作都于向”。其后，随着西周灭亡和携王与平王势力的嬗变，相关贵族又审时度势支持平王政权。如，郑桓公之子郑武公协助周平王东迁，而尹氏皇父也在二王并立之时投靠平王政权，并继续担任“大师”之职以统御四方，此后随着周室东迁世为周王之辅佐的尹氏则屡见于《春秋经》经传的记载。详参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76页；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陸)，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119页。然而其执政依然是任人唯亲，即“琐琐姻亚，则无膴仕”，导致本已衰落的王廷更为无序。因此，在世卿世禄为常态的西周春秋时代，尹氏世居高位却被讥讽，不仅上引《节南山》《十月之交》均有讽刺“尹氏大师”的诗句，而且稍晚的《公羊传》更以“讥世卿”谓之。《公羊传·隐公三年》对“尹氏卒”的解释是：“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据《公羊传》《谷梁传》记《春秋·隐公三年》有“尹氏卒”一语，《左传》则记作“君氏卒”，三传于此的解读差异极大。《左传》认为“君氏”是鲁隐公之生母；《公羊传》《谷梁传》均认为“尹氏”是周王室的卿大夫。由于《左传》侧重于历史记载，公、谷侧重义理分析，故学者多倾向《左传》所言“君氏卒”。然而，以下三个方面，不应忽视：其一，三传均成书于战国时期，《左传》虽多言史事，但在成书年代上，并没有优势，不仅如此，公、谷二传有完整的传授系统，反而更具渊源性；其二，从《左传》的体例上看，其虽以《春秋》为纲，却未必是解经的“传”，《春秋》至哀公十六年为止，而《左传》记述到哀公二十七年，两者非一一对应的关系，相反，公、谷二传则完全是解经之作，严格遵从《春秋》经文，从这个意义上看，公、谷所记《春秋》经的价值当高于《左传》；其三，公、谷虽然同为今文经，但两者的差异还是较大的，两传有不同的传授体系，在此情况下，两者均记载“尹氏卒”，其可信性远大于《左传》所言的“君氏卒”。

(六)南山有台；南山有桑；南山有杞；南山有栲；南山有枸(《小雅·南山有台》)

(七)幽幽南山(《小雅·斯干》)

(八)南山烈烈；南山律律

(《小雅·蓼莪》)

(九)信彼南山(《小雅·信南山》)

(五)至(九)均为《小雅》，诸诗篇创作于西周晚期，其言“南山”皆指镐京以南的终南山。(一)(二)同为《召南》之诗，召地为西周初年召公奭的封地，其地望在王畿之内，因此两诗之“南山”亦当为终南山。又，《秦风·终南》有“终南有何”的诗句，也是明指终南山。而(三)(四)之“南山”显然是齐地和曹地的山名，与终南山无关。总之，《诗经》中的“南山”虽非尽指终南山，但从创作时代和地望上还是可以确定《节南山》之“南山”就指镐京以南的终南山。西周灭亡至平王东迁之间，只有公元前762—前759年，平王曾归返镐京。由此，《节南山》的创作年代也大致可以定在此三年间。

通过仿真图可以看出，当信源数较小时，三种算法都能检测出波达方向，但检测精度略有不同；当信源数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即超过了文献[9]和文献[13]的阵列自由度，本文算法依然可以较好的检测来波方向.

三

关于《节南山》之诗旨，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家父所刺究竟为谁，此关系到该诗的创作目的。诗文中有明显的刺尹氏的诗文，也提到了“以究王讻”，据此，经师们或各执一词，或从中调和，形成了刺尹氏、刺王、刺尹氏以谏王等不同经说。《毛诗序》认为“《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这一观点为多数后世学者承袭。而《齐诗》则以此诗为“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1](P.657)，直指诗作为刺尹氏。《汉书》引董仲舒对武帝策亦称是言*《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言曰：“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参见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卷56，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1页。，宋范处义以为“仲舒不见毛氏诗，其说必出于三家”[20](P.14)。可见早在汉代今古文经学的争论中，《节南山》诗旨已有“刺王”与“刺尹氏”之别了。郑玄调和两说，认为“大夫家父作此诗而为王诵也，以穷极王之政所以致多讼之本意”[2](P.441)，既承认毛说刺王之旨，又采信齐说讽大夫多讼之意，由此后世争讼不绝。

其实，通读《节南山》诗文便可知诗人并无刺王之意。诗言“王”、“天子”凡三处，“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形容尹氏地位高的诗句，与刺王无关。“昊天不平，我王不宁”是感叹平王政权不安宁，亦非对周王的讽谏。“家父作诵，以究王讻”的“讻”，《说文·言部》释为“说”，而《六书故》引唐《说文》作“讻，讼也”[18](P.199)，又《尔雅·释言》曰：“讻，讼也”[21](P.2584)，可知“讻”的本义应该是争讼，可引申为祸乱。《节南山》诗文还有“昊天不傭，降此鞠讻”一句，“鞠”为穷、极之意，“讻”为祸乱，意思是昊天不公平，降下了这极大的祸患，如此，“以究王讻”并非是追寻周王过失的含义，而可理解为追究王室祸乱的原因。可见，上涉“王”、“天子”诸诗文均无刺王之意。

而锁定了《节南山》作于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亦方便判断该诗的写作目的。两周之际的平王政权先依靠申、曾，再依靠晋、秦、郑等四方诸侯，而在传统的政治结构中，周王往往任命中央官员管理四方诸侯。如：

大盂鼎：“盂，绍夹死司戎，敏伐讼，夙夕召我一人烝四方，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西周早期，《集成》2837)

夨令方彝：“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舍三事令，眔卿事寮、眔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昭王，《集成》9901)

班簋：“唯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屏王位，作四方极，秉蜀、巢令，赐铃勒，咸。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徒驭、人伐东国戎，咸。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令曰：以乃族从父征，城卫父身，三年静东国，亡不成，天威，否纯陟。公告厥事于上：唯民亡哉，彝天令，故亡，允才显，唯敬德，亡攸违。”(穆王，《集成》4341)

作册封鬲：“作册封异井秉明德，虔夙夕卹周邦，保王身，谏乂四国。”(厉王，《铭图》03037)

与《节南山》“不吊昊天”、“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昊天不平”相似，在所谓的“变雅”诗篇中，也常有“疑天”“怨天”的诗句，学界通常据此认为两周之际出现了“疑天”思潮。如《雨无正》“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旻天疾威，弗虑弗图”[2](P.447)，《十月之交》“天命不彻”[2](P.447)，《小旻》“旻天疾威，敷于下土”[2](P.448)，《板》“上帝板板，下民卒瘅”[2](P.548)等，都表达了对皇天上帝的抱怨与怀疑。其实，对“天”的怀疑，自周初已十分普遍。西周早期文献中常见对皇天上帝怀疑的文辞，如《大诰》“天棐忱辞”“越天棐忱”[22](PP.199-200)，《康诰》“天畏棐忱”，《君奭》“若天棐忱”“天难谌”[22](P.223)，《大雅·大明》“天难忱斯”[2](P.506)，《荡》“天生烝民，其命匪谌”[2](P.552)。“棐”、“匪”均表否定，“忱”、“谌”都有“信”的含义。以上引文都说明了周人认为皇天上帝不可信。即便如此，周初时人对“皇天上帝”的态度仍是“惟天其罚殛我，我其不怨”[22](P.205)，“天非虐，惟民自速辜”[22](P.207)。如此，同是“疑天”，周初统治者可以如此包容，而两周之际的贵族们却反复吟诵“怨天”的诗句，其原因耐人寻味。

四十二年逨鼎：“王若曰：逨，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则唯乃先圣祖考夹召先王，爵勤大命，奠周邦。”(宣王，《铭图》02501)

番生簋盖：“番生不敢弗帅刑皇祖考丕丕元德，用申绍大令，屏王位，夙夜浦求丕朁德，柔远能迩，王令续司公族、卿事、大史寮。”(西周晚期，《集成》4326)

这些中央官员可以按照职务分成两类。第一类包括上引班簋中的毛公、夨令方彝中的明保、毛公鼎中的毛公、番生簋盖中的番生。他们权力很大，不仅可以处理中央事务，还能处理四方诸侯邦君之事，甚至可以作四方邦君之表率，应是王朝执政公卿之类。第二类为盂、封。盂为小司马，封为作册，属史官，他们有具体的执掌。这两类职官，都是通过辅佐周王，起到管理“四方”的目的。《节南山》之尹氏有“维周之氐，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的地位，显然是第一类官员。由是，家父完全没必要去讽谏没有实权的平王，所刺对象更应该是作为平王政权与诸侯纽带的尹氏。那么，家父为何要作诗刺讽尹氏呢？

(五)如南山之寿(《小雅·天保》)

总之，诗人所刺之人当是身为“大师”的尹氏皇父而非周平王，讽谏的理由是尹氏任人唯亲，不顾王室利益，祸乱朝政。由此，与《节南山》诗旨相关的篇名、作者、写作年代、写作目的等具体问题渐已明晰，重读诗句，其中扞格之处亦豁然可解。

四

可见，对《节南山》诗旨的讨论素有三端。其中，周幽王说可为一类，而桓王说乃从周平王东迁后之诗的说法分化而来，实可归为一类。若究其缘由，学者之所以相互攻驳提出异说，主要原因乃在于对《节南山》诗文内容“南山”“国既卒斩”和“家父”“尹氏”的不同理解，其代表性学者的主要歧见及论据内容参见下表。

毛公鼎：“王曰：父，□余唯肈经先王命，命汝乂我邦我家内外，董于小大政。屏朕位，虩许上下若否于四方尸，毋动余一人才在立位。矧唯乃知余非，用有闻。汝毋敢荒宁，虔夙夕助我一人。雝我邦小大猷，毋缄，告余先王若德。用仰昭皇天，申固大命，康能四国，欲我弗作先王羞。”(宣王，《集成》2841)

又，家父刺尹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琐琐姻亚”，即任人唯亲，而在以血缘宗法维系的西周伦理政治结构中，重用有血缘、姻亲关系的贵族为要职，乃是常态。《尚书·康诰》载“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22](P.204)，可知周人认为不孝不友是最大的恶行，反之，以孝、友为代表的血缘伦理德目也是政治行为是否得当的重要标准。专家指出，“西周时期的友、朋友是对亲族成员的称谓，其义不同于现代汉语词汇中的朋友”[23](P.293)，“亲族成员是同族兄弟，未必是同胞”[23](P.297)。不惟如此，西周时期的友还多有政治含义，《尚书·牧誓》《大诰》等文献中载有“友邦冢君”、“友邦君”等词，其含义便是与周王室有血缘、婚媾关系的诸侯。[24]陈梦家先生更认为：“友是僚友”，“金文的僚、友、有司、众，皆相当于府吏”。[25](P.336)此说与《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朋友”[26](P.1958)相合，证明友具有僚友的政治含义。可见，任用有血缘、姻亲关系的贵族担任政治要职，符合西周时期友德的观念，而家父却讽刺尹氏“琐琐姻亚”，个中隐奥亦值得思考。

在当前高中生物教学中，虽然高中生物教师也认识到生活化教学的重要性，但在教学设计时，未能根据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为切点，科学的设置生活化教学策略.有些高中生物教师为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课材重点，会列举一些生活中的实例进行对比讲解，但由于学生与教师所处环境、年代的差异，致使有些学生难以有效理解生物教师列举的实例，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目的.

其实，上述《节南山》诗文所反映的问题，正是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一系列政治动荡造成的伦理政治危机导致的。国人暴动，厉王流彘，作为姬姓诸侯的卫武公共伯和“干王政”，历时十四年久，史称“共和执政”。虽然共和执政化解了国人暴动的政治危机，但是，天子被流放，诸侯秉国政，无疑对宗法原则与政治伦理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不惟如此，被视为皇天上帝“元子”的周王，被国人流放的本身，也促成了时人对传统意识形态——天命的强烈质疑。金文显示，西周中后期，“天子”的称号频繁出现[27]，对比东周时期周王称“天王”的事例，可推测西周中后期，周天子政权合法性的地位也遭到质疑。其后，周宣王“不籍千亩”而千亩之战的失败、立鲁国次子而鲁国内乱，更直接动摇了西周传统的“皇天上帝”信仰与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准则。及至幽王，无故废太子宜臼而立伯盘，是为父不慈；宜臼联合诸侯、外族对抗幽王、伯盘，是为子不孝、为兄弟不友、为臣不忠；西周灭亡后，宜臼为平王，王子余臣为携王，二王并立，而王朝卿大夫与邦君诸侯或纷纷站队，或冷眼旁观。旧有的以“孝”“友”等血缘伦理为纽带的政治伦常再难重续，时人由此渐渐对皇天上帝与血缘伦理政治失去了信任与耐心，因而在两周之际的文献中，常有“怨天”诗句以及对旧有伦理政治的质疑，《节南山》正是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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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节南山》诗旨，经说争议主要有三，即幽王说、平王东迁后说、桓王说。近年，《诗论》《系年》等新出楚简的公布，可考《节南山》当作于两周之际二王并立之时，其绝对年代大致在公元前762—前759年间。作者为平王势力的臣工家父，诗旨在于通过“刺师尹”之任人唯亲，祸乱朝政进而探求王室祸乱的原因。《节南山》诗文所体现的两周之际社会观念的变化，是西周中晚期以来一系列政治动荡造成的伦理政治危机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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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叠合梁悬臂部分桥面板支架设计来说，在纵桥上的距离要控制在1.5m左右，主梁的支点要与钢叠合梁上的缘板满焊，使用U形钢筋拉环使得主梁的另一端固定在上缘板中。其悬挑的部分则使用M16型号的拉杆固定在悬挑的主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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