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1](P.2)童年与婴儿不同，它不是生物学范畴，而是社会文化产物。在中国，一般认为“儿童的出现”从宋代起始，明中叶基本形成。*一般将这一时期的儿童观归结为传统儿童观，参见班马《识辨一个国家的儿童观中的“母题”对中国明代儿童成长策略制定的文化批判与破解》，朱自强、罗贻荣主编《中美儿童文学的儿童观——首届中美儿童文学高端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63页。但是现代儿童观则是近代随着西方观念的引入，尤其是儿童文学的引入而形成的。16世纪开始，西方到中国的传教士就开始了《伊索寓言》的编译工作，当然他们主要是将其视为传教辅助的“证道诗学”。1608年，意大利利玛窦(Matteo Ricci)编译了《畸人十篇》；1614年，西班牙庞迪我(Didaeus de Pantoja)亦编译《七克》。他们在译述过程中，都夹叙夹议，通过对话等译述了《伊索寓言》的部分内容。1625年，法国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翻译的《伊索寓言》，以《况义》之名刊布面世。晚清至民国初年，孙毓修、周作人等也将寓言视为儿童文学的重要内容。*有关此发展过程宋莉华《从晚清到“五四”：传教士与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载于《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一文已有全面详实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言。儿童观是“成人如何看待和对待儿童的观点的总和，它涉及儿童的能力与特点、地位与权利、儿童期的意义、儿童生长发展的形式和成因、教育同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等诸多问题。”[2](P.43)对其探讨，受到儿童文学领域与教育学领域的长期关注。*陆克俭在《发现与解放——中国近代进步儿童观研究》一著中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的儿童观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国内儿童观研究特点之一就是集中于儿童文学与教育学的视角，在他分析的63篇论文中，教育学研究33篇，儿童文学研究12篇。参见陆克俭《发现与解放——中国近代进步儿童观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从儿童文学视角而言，对于儿童文学与儿童观的讨论从20世纪初延续至今。梅子涵《讨论写作》强调“教育”不应成为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之忌讳。*梅子涵认为：“‘教育’这个词在文学里，尤其是儿童文学里，不应当成为一个忌讳的词。因为‘教育’这个词本身是伟大的。它是人类对自己的救赎和提高。我们应该非常原谅儿童文学在和教育结合中的种种不成熟，那往往不是教育的原因，而是文学的原因。是文学家没有掌握恰当的叙事，没有学会以最充分的趣味和情感把美好的心愿和方向给予年幼的孩子，以至于他们面对着这样的美好心愿和方向时会无精打采。”见朱自强、罗贻荣主编《中美儿童文学的儿童观——首届中美儿童文学高端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16页。在教育之下，无论是强调童话对于儿童之“训导”意义，还是强调“蹲下来”，遵循儿童的审美规律，重视儿童的趣味与情感；我们都不能忽略在儿童文学发展中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间故事指称民众口头创作的所有散文体叙事作品，包括神话、传说、幻想故事、生活故事、民间寓言、民间笑话等。狭义指称神话、传说之外的散文体口头叙事。这种分类是学者为规范研究而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民间故事”取其广义。的儿童观这一潜流，尤其是它所蕴含的教育观。本文以“老虎外婆”型*此故事还有“虎姑婆”“狼/狐精怪故事”等名称，文中根据故事语境，或者直接引用相关学者的表述之处，不予统一，其他表述中均用“老虎外婆”故事。故事为个案进行阐述，呈现民间故事中所反映的中国传统之儿童教育观。

一

“老虎外婆”型故事，依据AT分类法，被归入魔术故事“333 狼獾(小红帽披肩：六只山羊)”[3](P.560)。在汤普森的故事分类学中，这一类型主要针对在西方普遍流传的“小红帽”故事。《小红帽》最初出现于佩罗(Charles Perrault)Tales of Times Past with Morals*中文本译名为《鹅妈妈故事集》。，后来她成为迪斯尼塑造的经典形象之一。迪斯尼“夺走了文学故事自己的声音，改换了其形式和意义”，同时也将其带入了成人世界，以公共观赏的愉悦取代了私人讲述或阅读的快乐。[4](PP.77-88)这一故事类型及其所包含的母题在文学发展史上不断以新的形象展示，凯瑟琳·奥兰斯汀呈现了三个世纪以来 “小红帽”形象与时俱进的演化史，向我们提供“独特的一扇窗，供人透视灵魂深处最重要的事、社会和文化的认同感、自我观感、对自己未来的期望以及社会变迁的过程”[5](P.8)。 而精神分析学领域的阐释则更是成果丰富，从佛洛依德、荣格到贝特海姆(Bruno Bettelheim)、卡斯特(Verena Kast)、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的研究都为民间叙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近年来这一理论视域又结合了酷儿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等，其理论研究也参与了当下小红帽故事的发展进程。[6] 但这些研究极少提及中国的“老虎外婆”故事。*邓迪斯就曾指出：“有关这个故事的精神分析的(或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没有利用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发现的基本故事类型的许多异文。” 阿兰·邓迪斯《民俗解析》，户晓辉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2-223页。当然在研究小红帽故事中也有兼及中国的，如：齐普斯《小红帽的考验与苦难》(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兼及中国*“仅美国学者赛普斯(即齐普斯——笔者按)”编选、翻译的《小红帽的考验与苦难》(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一书就收入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爱尔兰、意大利、中国等国家38篇《小红帽》英文(翻译)文本。参见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59页。，杨志成以绘本形式在美国讲述中国此类故事时，为了与西方文化转译，将其题目确定为：Lon Po Po: A Red-riding Hood Story from China。无论是齐普斯还是杨志成都将“小红帽”故事与中国流传的此类故事视为一体。未注意到中国此类故事的特殊性。这一故事类型在中国普遍性较强，而且在古代文献已有记载。顾希佳《中国古代故事类型》提及古代文献中的明代唐胄《正德琼台志》之卷四二《老妪食孩》与明末清初黄之隽所记《虎媪传》均属此类型故事。

故事类型研究在中国从19世纪70年代已有学者关注。1876年丹尼斯(Nicholas Belfield Dennys)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赵景深《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发端》(载于《民俗周刊》1928年第8期)提到“现在翻开谭勒的《中国民俗学》(Denny:The Folk-lore China)第十二章来看，他也曾依照过雅科布斯的型式来应用到中国民间故事上去”。钟敬文在为丁乃通编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所作序言中提到，“19世纪70年代，已经有一位当时住在香港的英文杂志经营者和编辑者戴尼斯(N.B. Dennys)初步尝试过”。已尝试用型式对中国故事进行归纳，他将其归纳为“8大类15式”，涉及AT分类法中的882C、400A、926、331、325A、676、2400、554。[7](PP.29-34)1909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戴遂良(Léon Wieger)根据中国三十余种文献，辑录222则，对“神异志怪”主题故事进行了母题的索引编排。[8]前者的“父母与孩子”与后者的“鬼怪”索引中均未提及“老虎外婆”型故事。

一次性是风景园林景观工程施工的显著特点，施工成本控制应立足于各施工阶段的不同展开动态控制。其原因是准备阶段根据施工内容对成本目标进行确定，对成本计划和方案予以制定；而在竣工阶段，成本盈亏已成定局，已经不能纠正发生的偏差。

19世纪30年代来华的艾伯华在他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将中国这一故事类型命名为“老虎外婆(老虎和孩子们)”，根据此类故事归纳了15个故事母题。在故事类型中，他注明这一故事最早出现于黄之隽《广虞初新志》。从其所搜集资料，他指出老虎外婆故事遍布中国南北以及朝鲜、日本。这一类故事文本中的动物则有“豹：河南，山东。狼：山西，安徽。老虎：江苏，浙江，湖南，四川，山东，广东，满洲，朝鲜。狐狸：江苏，福建。熊：浙江，广西，四川。披着人皮的熊：广东。妖精：广东，浙江，河北。吃人妖怪：甘肃，广西，广东，贵州，云南，湖南，浙江，日本。猴精：福建。”孩子则有“1个儿子和1个女儿：广东、浙江、安徽、四川。2个儿子：山东、四川。2个儿子和1个女儿：江苏。1个儿子和2个女儿：朝鲜、福建、云南、浙江、甘肃、山东。2个女儿：湖南、广西、浙江、山西、江苏、福建。3个女儿：日本、贵州、江苏、浙江。4个女儿：河南、河北。3个女儿和1个儿子：江苏、朝鲜。”[9](PP.19-24) 20世纪60年代，他在台湾地区调查，搜集了241篇虎姑婆文本，阐述了虎姑婆文本在闽南及客家人中的流传发展，并与小红帽精神分析理论接轨，阐述了其中的“性”“多产”等隐喻。[10](PP.21-62)注意到“老虎外婆”故事中母亲外出为何不带孩子的特殊情节*“在传统的中国和某些少数民族中，农妇们可以到野外干活，大多数其他职业的妇女则不在野外干活，我们的母亲大约也不这样。……即使她们非得彻夜不归，为何不带孩子与她一起去？”参见张晓舒《中西狼外婆(小红帽)童话的比较》，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导师：陈建宪，2003年，第10页。，但未专门分析“小红帽”与“老虎外婆”故事的不同。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将其划分为“333C”，母题则简化为：Ⅰ.母亲和孩子们，Ⅱ.女妖进门，Ⅲ.女妖在屋里，Ⅳ.幸存者惧极而逃，Ⅴ.惩罚女妖。[11](PP.64-65)金荣华《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第一册)依然根据AT分类法系统，小红帽故事为333，“虎姑婆”为333C，他搜集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故事全集》《中华民族故事大系》的相关故事文本，对此故事文本罗列较为全面。

[10] Wolfram Eberhard, “The Story of Grandaunt Tiger”，Alan Dundes( ed.), Little Red riding Hood: A Casebook,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类型分析，让我们对“老虎外婆”故事文本、分布地域、民族有了清晰的脉络，但是对于它的研究，随着近年来民间文学注重语境、文本、展演(performance)、地域性、文化多样性等，反而忽视了文本细读。比利时传教士司礼义(Paul Serruys)1941年在山西大同搜集了15则故事(其中3则“妖精故事”*参见岳永逸、赵雪萍《山西狼/狐精怪故事的比较研究》，《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2期。此外，司礼义Fifteen Popular Tales: From the South of Tatung (Shansi)一文，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岳永逸教授提供，特此致谢！属于“老虎外婆”型故事)，他通过将其回复到具体生活空间，分析阐释了故事文本。笔者亦希冀通过细读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省卷本、部分县卷本，“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中查阅的44则故事，以其中13则为主体*笔者主要翻阅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省卷本与部分县卷本，“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共计查找到44篇“老虎外婆”型故事(含异文)。其中河南2则、江苏2则、山东4则、宁夏2则、浙江9则、北京3则、福建3则、甘肃2则、吉林2则、辽宁2则、台湾1则、山西4则、山东4则、云南1则、新疆1则、黑龙江1则、贵州1则等。所选取的13则，除了关照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外，重要关注精怪形象不同以及外出理由的差异。，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老虎外婆”故事，从宏观上分析比较其作为文学性文本所呈现的中国传统社会对儿童的看法及其成长教育的理念。

二

明代“官学”兴建，国家介入“儿童教育”。*明代首次以官方规范全国乃至乡里建立“学校”制度(15岁以下的童子要求送入社学)，并在京都建立最高学府“国子监”。由国家命定推行的统一教材《四书》《五经》等。参见班马《识辨一个国家的儿童观中的“母题”对中国明代儿童成长策略制定的文化批判与破解》，朱自强、罗贻荣主编《中美儿童文学的儿童观——首届中美儿童文学高端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63页。但是对于中国社会影响更大的还是民间故事的“惩戒”“劝诫”，它浸润着社会各阶层，同时与官学教育并行不悖。“历代中的儒士用所谓采风的方法广泛搜集风俗与传说，甚至创作新的传说；而后，这些文人创作的传说又转变成口头的民俗传说。他们很少置自己于风俗的对立面。风俗、传说和仪式因此传承久远，从民众中发展起来，又经官方审查、修改而又回到民众中去。”[12](P.3)“老虎外婆”型故事恰是如此。“‘狼外婆’是典型的带有启蒙性质、用于教育儿童的家庭故事类型。……这类故事普遍带有寓教于乐、生活气息浓郁、语言鲜活生动、适用于儿童接收的特点。”[13](P.106)笔者即在遵循这一思想的前提下，追索其“教育”“启蒙”之意义。

“老虎外婆”型故事基本情节就是母亲(或孩子)外出，遇到老虎、狼、猢狲、熊、狐狸等精怪，误入其穴或他们被引入家中，精怪被识破，孩子智斗精怪。这一故事的重要角色就是：母亲、精怪、孩子，故事的矛盾冲突一般落于精怪与孩子之间。故事中父亲缺席(44则故事中，6则父亲健在，但4则都提及外出)，母亲外出(34则都是在途中被吃)，成年人缺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故事的对象是“儿童”。中国传统社会，可以说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都是极少关注“儿童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在社会中的权益、在消费领域中的作用”[14](P.1)。“家”是儿童的主体生活空间范畴，因此故事从空间上则区隔为“家内/家外”。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到外出与家庭信息泄露是招致祸患的起因，“家外”则是危险之境，精怪为危险之源。

 

表1　“老虎外婆”型故事中外出事由与精怪形象

  

篇名流传地外出事由精怪为诱骗所变形象家庭地址泄露被吃者《狼外婆》河南密县老大娘到外孙女家灰毛狼灰毛狼(为变形)前面村子,院子有棵大枣树,孩子名字外婆《颠倒筷,筷颠倒》河南唐河县走娘家老臭狐陌生女人丈夫货郎去卖货,家里孩子名字母亲与最小的女儿《老臊胡与花花小蛇郎》江苏泗阳县走娘家老臊胡满头白发的老妈妈洪泽村南头第一家,门前有棵小枣树父亲、母亲、弟弟《人姑娘与人熊婆婆》广西巴马瑶族人熊姑娘(表妹)邀请熊人熊婆婆山山弄相遇后,彼此交换住址“人熊姑娘”《皮猴子娘》山东淄博到姥娘家大花狐狸姥娘未提及妈妈与弟弟《毛野人》宁夏银川(回族)到女儿家毛野人毛野人(未变形)说出住址小女儿《老虎外婆》浙江宁海到外婆家老虎外婆无大女儿《红毛野人》浙江宁波带着儿子到地里拔萝卜红毛野人红毛野人(未变形)无无《狼妈妈》北京崇文区去姥姥家红眼绿指甲红眼绿指甲(未变形)未提及妈妈《虎外婆》福建福鼎去外婆家拜年祝寿老虎精外婆带到外婆家弟弟《虎姑婆》福建漳州看生病的外婆虎姑婆姑婆未提及姐姐《门关关、草垫垫、铁疙瘩》山西静乐、怀仁、阳泉看囝婆(外婆)狐狸精女人未提及妈妈、两个妹妹《三姐妹除妖》甘肃东乡族回娘家毛速木恶魑老奶奶详细讲述妈妈

从表1可以看到，外出事由，除了流传于浙江宁波的《红毛野人》外，其他的都是亲戚间的走动，主要以母亲回娘家为主，只有一则是外婆到外孙女家，还有一则是姐弟到外婆家祝寿。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儿童来说，社会交际圈主要以“家”为核心，辐射周围亲戚，再加上以从夫居为主，社交圈的另一端主要就是“外婆家”。在故事文本中，危险发生多是从自家到外婆家的途中，而这恰是相对“家”而言的“他者(the other)”，他者“暗示了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的状况”[15]。 而对于儿童来说，形象思维能力更强，因此在故事文本中，首先从形象上塑造了“他者”。从故事中我们看到危险来源——精怪，因地域、民族不同，精怪名称有异，从上述文本可以看到主要集中于动物(虎、狼、狐、熊)、妖魔(野人、红眼绿指甲、毛速木恶魑)。无论动物还是妖魔，在形象上都是异于“孩子与亲属(父母、外婆、姑婆)”的“他者”。正如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认为的，任何文化都需要通过“他者”来建构“自我”，同时“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在创造它的‘他者’”。[16] 其次则是从智慧上亦将“精怪”他者化，儿童无论年龄还是体能上都处于弱势，在矛盾冲突中，总有“儿童”落入精怪之口，从表1已有清晰呈现，尤其是很多文本中儿童生存的依赖“父母”亦难幸免。但总有孩子通过智取逃出魔掌(某些故事中有外援，如东乡族大力士、货郎、老天爷、瑶族故事中的山鸡等)。这一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防范“生人”(他者)思想一脉相承，目前它们更多以民俗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留存，如很多地区新娘子(从外面来的)进门要跳火盆、撒金纸、撒豆子等。

三

通过智慧逃出他者魔掌之后，就是故事特别强调的“看家护院”了。“相比之下，中国的这类故事主要是侧重教育少年儿童识别伪装的恶人，培养看守家门的能力。”[13](P.108)艾伯华在老虎外婆故事分析中对“孩子留守”提出了疑问，而这正是这一类型故事所蕴含的中国传统社会对儿童的教育观念。在儿童成长过程中，需要“获得适应社会所必需的社会经验和社会技能，并建立起社会联系”[17](P.167)，如上文所述，儿童的社会联系是建立在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交圈，他适应社会必需的社会经验，在中国社会首先就是“齐家”，这也是中国社会传统居家规范的重要启蒙教育。通过故事文本(表2)，从孩子的名字、被惩戒的开门人、逃生方法与惩罚工具等都能看出“看家”“不放外来人(他者)进家”等儿童教育题旨。

我怎么会不知道他在留意我，我等的就是这一刻。我羞涩地坐到他身边，和他谈人生，诉家世，连我那个跟人跑路的母亲我也不放错过。

 

表2　“老虎外婆”型故事中轻信者与看家护院

  

篇名孩子数量与名字泄露开门人阻挡他者的神灵逃生方法惩罚工具(或凭借动物惩治)《狼外婆》三女(门搭、门鼻、炊帚骨朵)最小女儿炊帚骨朵灶神、门神逃到枣树上油、绳子《颠倒筷,筷颠倒》四女(门闩、门鼻、刷子疙瘩、擂臼槌儿)最小女儿擂臼槌儿床神、门神、灶神逃到枣树上油、绳子《老臊胡与花花小蛇郎》三女一男(门闩子、咬铞子、笤帚疙瘩、扫帚枝儿)二女儿咬铞子床神、门神、灶神逃到枣树上筐、绳子《人姑娘与人熊婆婆》孤女前往熊洞无换穿衣服与交换睡觉位置山鸡啄瞎熊婆婆眼睛《皮猴子娘》二女一男(炊帚嘎达、笤帚嘎达与弟弟)姐妹俩门神护爷、灶王爷逃到树上鏊子、绳子《毛野人》四女(门撩撩、门扣扣、门栓栓、门墩墩)小女儿门墩墩财神爷爷、上神爷爷、爬到高树上绳子、开水锅《老虎外婆》无名字姐妹俩无爬到树上果子、尖刀《红毛野人》一男自己进来无爬到树上针、豆子、螃蟹、栗子、布《狼妈妈》四女(门插关儿、钌铞儿、炊帚疙瘩、小笊篱)四个姑娘地神、门神、炕神上房绳子《虎外婆》姐弟俩无无爬到松树上、逃跑无《虎姑婆》姐妹俩(阿娇、阿慧)姐姐阿娇无爬到树上热油《门关关、草垫垫、铁疙瘩》姐妹三姐妹三炕神、门神爬到枣树天神放下草绳、草筐《三姐妹除妖》三姐妹小妹无爬到白杨树上,救人者为大力士火

尽管母亲离家时一再强调，让孩子们不要轻易开门，但总有孩子上当，从表2可以看到，除了流传于福建漳州的《虎姑婆》是姐姐阿娇开门外，其他都是最小的孩子首先被“精怪”骗取，容易成为“受害者”。这与《狗耕田》《兄弟分家》《牛郎织女》等故事中“幼子幸运”不同。可见这一故事更是希望通过讲述，劝诫、警示年幼的孩子；同时也体现了对年长孩子看家护院观念的强调，这也与中国宗法社会中对长子的重视息息相关。

“老虎外婆”型故事中，不同故事文本中孩子的数量不等，但一个孩子的比例极低，在表2的13则故事中，只有流传于广西巴马的瑶族《人熊姑娘与人熊婆婆》与浙江宁波的《红毛野人》是一个孤女与一个男孩。这与中国传统社会“多子(女)”诉求有关。在多个孩子中，孩子们的名字引人注意，比如门关关、门闩闩、扫帚疙瘩等。“故事所描述的也主要是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社会或家庭生活环境、条件产生的心态、精神的表述。”[12](P.2)这些名称背后正是门闩、门关、扫帚在日常生活中作用的形象化。门关、门闩扣在门鼻上，就将庭院锁紧了，也就将“他者”拒之门外，如果有外人破门而入，就用扫帚疙瘩将其打出去。用家庭生活中常见事物，更易进入儿童的思维与记忆，向儿童灌输守家护院的观念。当精怪进入室内，被识破之后，孩子们想办法逃离，表2所列13则故事中有7则涉及孩子找借口上厕所，精怪要求他们在炕下、地上、门后等，他们说：炕下有炕神、门口有门神、地上有地神等，这一则说明日常生活中的卫生习俗，再则就是将“家”纳入神圣空间，增强儿童的敬畏。如黎亮编述《从前，有一嘟噜童话：老故事里的人生课》的《老狼精》[18](PP.51-60)在给孩子讲述中，让孩子了解的就是这一故事中“看家护院”妙招多*黎亮所编述的故事，都是她给孩子们讲述过的，在讲述中与儿童互动，儿童接受后，她在此基础上编述。。

西安的厚重，不只是在秦砖汉瓦上能感受到，在从周秦汉唐一路走来的西安人身上更能感受到。西安人堪称大西北人的豪爽和洒脱的集大成者，他们身上有着典型的关中人的性格，可以说是陕西人的缩影。

[8] 刘宗迪、卢梦雅：《戴遂良与中国故事学》，《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此外，园区还设立了科技职业学院、中等职业学校、服务外包学院，为园区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其中，服务外包学院采取的是“政、校、企”3方合作机制，且该学院与40多个国内外知名服务外包企业开展校区合作。

参考文献：

[12] 周福岩：《民间故事的伦理思想研究：以耿村故事文本为对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 朱自强、罗贻荣主编：《中美儿童文学的儿童观——首届中美儿童文学高端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3] [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

[4] [美]杰克·齐普斯：《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赵霞译，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年。

[5] [美]凯瑟琳·奥兰斯汀：《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作者序”，杨淑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9] [美]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王燕生、周祖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7] 陈丽娜：《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东华大学民间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李进益，2009年。

总之，“老虎外婆”型故事是启蒙儿童的故事，也是教育儿童的故事。在故事文本中，将“家外”视为“他者之境”，危险之地，强调“家”的安全，所制造的“他者”形象狰狞恐怖，但“危险之境”并非无法跨越，智慧恰是跨越的桥梁。同时，“看家护院”是神圣的，并向儿童传授各种看家妙招。正如齐普斯所说“我们把古老的童话加以变形改造，使之融入我们生命的构造。”[18](P.1)在当下，无论儿童文学的发展，还是儿童教育的推进中，重视学校教育、科技知识的学习与传播，却忽略了儿童成长中传统文化在社会化进程中的作用，而民间故事中的儿童教育观恰可弥补这一薄弱之处。

[6] 李丽丹：《“小红帽”故事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之批评》，《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在《中国制造2025》掀起了一场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浪潮的大背景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应运而生，并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这为推进军队和国防智能化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但是，当前制约我国军事智能化发展的诸如军地合作机制不健全、传统技术资源过剩、专业技术人才紧缺等现实问题依然存在，只有找准问题的症结并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在军事智能化发展上取得实质性成果。

[11] [美]丁乃通编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郑建威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在农机经销企业内所有的厂家没有常驻技术人员，只有在销售旺季才有个别厂家的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这样，农机经销企业主要是卖农机，机手只是单纯的买农机，缺乏购机前的技术培训，使机手不能了解农机的构造、工作原理、技术参数等，农机一旦出现故障即使是小故障机手也可能解决不了。对于农机维修网点来说，更不可能得到厂家的技术指导，对新机具出现的问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逐渐积累经验，这给新农机技术的推广带来阻碍，也给机手带来不便，既增加了维修成本，又因维修时间延长而增加了损失。

[1] [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

[13] 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新消费将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打造新零售之城将满足和创造新的消费，这或将重塑经济增长格局，为我国城市提供快速崛起的动力。新零售不仅会重新定义商业模式本身，更将影响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城市的整体发展。

[14] 景军主编：《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15] 张剑：《他者》，《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

水利信息化的合理管理，能够成为信息共享和信息交换的前提。对于水利信息化管理部门来说，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水利信息化的管理，是水利信息化实现的保障，同时也是水利信息化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水利信息化对资源的共享有非常高的要求，也需要技术上的完善，需要技术上的标准，同样也需要实行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水利信息化需要有效且符合实际的安全方面的保障，需要有相对健全体制来完成资源的共享，同时也需要建设上的科学管理来保证水利信息的有序进行。

[16] 赵万智：《制造“他者”：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中的中国形象》，《东南传播》，2010年第8期。

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梁州这个移入场是他个人的主动选择，他仿佛第一次掌握了命运的主动权，他理想中“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生活方式似乎就在这里可以得到实践，他收复中原、一统天下的理想也只能在这里才可以实现。主动选择使陆游拥有了欢快的情绪与良好的精神状态，因而使他的地域书写情调高昂。诗人的主观愿望是否得到满足，决定了他的情绪或心境，而其情绪与心境又决定着其地域文化书写。

[17] 俞国良:《当代青少年心理与教育大辞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18] 黎亮：《从前，有一嘟噜童话：老故事里的人生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