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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场域下高校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重塑

更新时间:2009-03-28

《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教思政[2014]2号)规定:“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这不仅要求高校辅导员要具备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基本职业能力素养,而且要与时俱进,主动适应社会发展趋势,深度融入国家战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动力。

1)根据现有船队结构制定低硫燃油换装计划。全球航运业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大量运力被控制在联盟手中,自有和租赁船舶的数量巨大。从2019年初开始,低硫燃油需求会逐步增加,四季度大量船舶开始进行低硫燃油置换。预计2020年新政实施之时,传统船用燃料需求结构将发生大规模调整,中国80%的高硫燃油需求将转变为低硫燃油需求。为避免集中换油出现的供应紧张局面,船东应在未来一年过渡期内提前制订好船舶低硫油改造计划,提出可行性改造方案,计算成本投入,还要申请检验,取得主管机关的认可证书。同时,逐步清理高硫燃油库存,确保2020年之前所有船舶使用合规燃油。

一、“互联网+”场域

“场域”(field)概念最早起源于19世纪物理学中区别于物质实体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且处在一定时空的能量状态,现已演变为社会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互联网+”是创新2.0时代下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的互联网发展新生态,是方法论,更是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思维。这种思维已通过“化学反应”的方式渗透于人类生产、生活、学习、休闲等诸多环节,并催生了“互联网+行业”“互联网+职业”“互联网+领域”的井喷式发展。当前,包括高校辅导员和学生在内的全人类已深置于“互联网+”这一独特场域之中。借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Dourdieu)对场域的诠释,可将“互联网+”场域定义为在互联网各时空节点存在的隐形客观关系网络,占据这些节点的行动者或机构根据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以及彼此之间主客观关系进行相互博弈[1]。由于融合了“互联网+”内涵和一般场域特点,“互联网+”场域兼具无界开放性、平等共享性、即时交互性、虚拟重塑性等特征。

二、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

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是由辅导员自身素质所形成的一种自然影响力,既没有正式规定和上下授予形式,也没有合法权力赋予的那种约束力,但其影响力却比对应的权力性影响力广泛、持久得多。相对于“简单粗暴”的权力性影响力而言,辅导员的非权力性影响力更具“温文尔雅”性,更具潜移默化的特征。在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的作用下,被影响者即高校学生的心理和行为更多地呈现出顺从与依赖的特征。《论语·子路篇》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精辟论断深刻说明了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对其开展学生工作的有效性和权威性起着决定性作用。

关于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的构成要素,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主要包括品格、知识、能力和情感四个方面。品格要素包含辅导员所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人格、作风等,体现了立德树人的导向,是形成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的前提;知识要素包括系统的思想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职业规划、创新创业知识,以及一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等,是构建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的基础;能力要素是辅导员综合素质的体现,主要表现为思想教育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网络舆情处理能力等,是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提升的关键;情感要素是指辅导员能够体贴关心学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形成融洽和谐师生关系,让学生产生亲切感的影响因素,是其非权力性影响力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以上四要素协同作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三、“互联网+”场域下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面临的挑战

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在管理和保护地下水的工作中既承担着法定义务,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相关法律制度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违反地下水相关法律制度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不全面、不具体,削弱了利用行政手段保护地下水的能力。因此,要明确、细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水资源论证、取水井管理等方面,由于不作为、乱作为而导致的地下水资源破坏行为应承担的责任,切实增强行政主体依法履职的主动性。

互联网时代高校学生与辅导员间情感表达与交流的随机性增强,其真实性也有待进一步考证。如何在“互联网+”场域中甄别学生传递情感信息的真实性,怎样弱化与学生间情感交流的随机性,达成师生间情感交流的“共鸣”与“共振”,成为“互联网+”场域下高校辅导员发挥其非权力性影响力的又一项新挑战。

(一)品格要素

由图3可见,随着氢气露点增加,二氧化钼颗粒棱角逐渐明显,氢气露点为+20 ℃时晶体层片状效果更清晰,部分大颗粒表面有凹坑并有微小颗粒附在其表面上,符合气相迁移模型[6],也侧面佐证了一段还原气氛中水分可以有效地促进三氧化钼的迁移效果。

(二)知识要素

高校辅导员应坚守道德底线与政治防线。在采用线下模式系统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以此指导工作实践,铸就与党的教育方针同向而行的职业道德与政治品质的同时,更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场域的无界开放性和平等共享性,采用线上模式及时有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如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等,并将其内化于心,在实际工作中淡化乃至杜绝带负能量特征的虚拟社会认同观念[4],如“十官九贪”“毕业等于失业”等,为大学生“三观”的形成树立正确的标杆。此外,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场域内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具隐蔽性,网络渗透和策反已成为国外间谍机构常用的廉价颠覆方式。90后大学生的思想不够成熟,在金钱和利益的驱使下更容易误入歧途。高校辅导员在铸牢自身思想防线的同时,还应借助官网上发布的如图片、音频、视频之类的反面资源对大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警示教育。

(三)能力要素

高校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中的能力要素在“互联网+”场域中同样面临着各类新挑战。在“互联网+”场域中,信息的产生、传递与交流更具开放性、随机性、隐蔽性,这对辅导员引导学生抵制各类“网络亚文化”[2],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教育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与客观现实场域相比,“互联网+”场域虚拟性更高,高校学生从中获取、传递信息的时空分散性更强,使得高校辅导员在学生组织管理工作中不能照搬传统的线下管理模式,更多地利用权力性影响力开展工作。“互联网+”场域中信息量的爆炸式增长加速了信息冗余即信息熵的增强[3],诱导了虚假、不良信息的无序增多,增加了高校辅导员和学生的信息甄别难度,也给辅导员的组织管理能力、网络语言表达能力和网络舆情处理能力带来了不小挑战。

(四)情感要素

推广4 已知双曲线过双曲线外任意一点D作双曲线的切线,若存在两条切线,设切点为P,Q,过点D作直线l与双曲线C交于不同的两点M,N,过点M作与DQ平行的直线与直线PQ,QN交于点A,B,则A为线段BM的中点.

四、“互联网+”场域下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重塑

“互联网+”场域下高校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面临的诸多挑战决定了高校辅导员必须与时俱进,紧扣“互联网+”场域的独有特征,创造性地重塑自身非权力性影响力,切实有效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当代大学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中国梦”的实现者、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担当者,其品格要素的高低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作为大学生的思想引路人,辅导员对学生品格要素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辅导员应客观正视“互联网+”场域带来的诸多利与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与时俱进地升华其非权力性影响力中的品格要素。

(一)升华品格

她的这个性格的养成很难解释,一般难以理解的性格都是由难以理解的简单原因构成,连环杀人犯可能只是因为小时候被人很痛的踩了一脚。泥巴是因为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所以改变了她的爱情观。但可悲的是,她不记得自己究竟看过一个什么电影了。这就意味着,她没有机会再看一遍,修正自己成长中的理解错误。

“互联网+”场域下,高校辅导员和学生间教育主客体界限日益模糊,学生可从辅导员那里获取甚至是无法从辅导员那里获取的知识和信息,都可以从各类网络媒介和平台上获取,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方式已由传统陈旧的“单向线性传播”模式转变为纵横交错的“三维立体汇聚”模式。这不仅要求高校辅导员及时更新知识体系,更要在“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超负荷工作状态下创造性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强化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辅导员日常工作中都在与成绩监测、奖助学贷、考勤管理、创新创业、安全防范、生活服务等相关的海量信息打交道,如何在“大数据”视野下,科学、有效地做好数据的挖掘、甄别、分析、预测等方面的工作,自然成为“互联网+”场域下辅导员增强自身非权力性影响力中知识要素功能的一门时代必修课。

“互联网+”场域下,多元文化思潮激烈碰撞,利益差距显著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凸显。高校学生行为规范边界的拓宽和思想自由度的提升在促进大学生思想开放、包容的同时,也加速了部分大学生道德底线和政治防线的突破。相关研究表明,在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倾向性上,负面事件更能引发高校学生的关注[9],网络生态中的负能量信息更容易滋生大学生的极端实用主义、盲目拜金主义、奢侈享乐主义、现实功利主义等非主流价值观。相对于传统的现实场域而言,“互联网+”场域下高校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中品格要素的发挥空间、影响途径和实施效果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互联网+”场域下,无论是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的给体——辅导员自身,还是其非权力性影响力的受体——高校学生,都在或主动或被动地经历着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信息交流方式、价值观念、道德理念的嬗变带来的强烈冲击与挑战。

高校辅导员还应积极塑造正面网络形象。一方面要兼顾传统文化与互联网文化的差异,规范网络言行,把握网络道德尺度,恪守网络道德规范,在虚拟的“互联网+”场域中营造真、善、美的正面网络道德形象,争做学生心目中的“网络道德达人”。另一方面,还应通过不良网络信息的快速捕获和准确剔除、“互联网+”技术与平台对大学生日常生活和思想教育的全覆盖等手段培育积极的网络意识形象,努力成为学生心悦诚服的“网络意识达人”。

(二) 强化知识

高校辅导员必须具备较为系统的“大数据”科学知识。研究机构Gartner将“大数据”定义为“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能力和流程优化能力来适应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5]。高校内学生释放的“大数据”信息已经覆盖了学习、生活、思想、情感等诸多方面,高校辅导员在日常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中经常会与这类信息打交道。辅导员在“互联网+”场域中通过对这些数据信息的科学搜索、整理、分析,可有效、及时地画出学生的思想路线图进而预测其未来行为走向。为对接国家“大数据”战略,强化“大数据”科学知识在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中的引领作用,高校辅导员应该从以下三个层面较为系统地学习、掌握“大数据”科学基础知识:在理论层面,从大数据的特征与定义理解辅导员职业对“大数据”的描绘与定性;从对“大数据”价值的探讨来深入解析学生所释放“大数据”的重要性,并洞悉“大数据”科学发展趋势。在技术层面,应采取线上线下互相融合的学习策略,初步掌握“大数据”采集、存储、处理的基本技能与方法。在实践层面,将已掌握的“大数据”技术科学应用至日常工作,以此提升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在“互联网+”场域中,大学生认知社会、涉猎知识的途径更加多元化,范围更具广泛性,辅导员不仅要及时更新现有知识体系,还应针对自己所带学生的专业、兴趣、爱好等,选择性地强化相关专业知识、人文社科知识、创新创业知识、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等,以此促进大学生的趋同感和仰慕感,提升辅导员的威信与威望,增强其权力性影响力的实施效果。

(三)锻造能力

主动造就强大的思想教育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除须具备常规的系统思政理论和组织管理理论知识外,高校辅导员还应结合互联网时代特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在网络生存新常态下,准确把握大学生群体的精神特征和行为特征,形成对学生的深度理解,做到“有的放矢”。其次,通过主题班会、集体实践、深入宿舍与教室等方式进入学生的现实微环境,在不侵犯学生隐私权的前提下,借助各种网络平台和软件主动进入学生的虚拟微空间,及时跟踪学生在思想行为方面的最新变化,做到“对症下药”。最后,强化思想教育与组织管理过程中的语言艺术,尽量杜绝命令性、强制性的刚性语言,多采用学生内心深处更愿意接受的柔性话语,做到“沁人心脾”。

积极塑造交互式新媒体运用能力。面对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90后大学生,辅导员必须运用互联网思维,强化自身媒介素养,塑造自身新媒体运用能力,成为玩转互联网的“新媒体达人”。首先,要掌握网络信息传播规律,熟悉主流社交软件与平台,养成科学、规范的使用习惯。其次,主动创建属于自己的自媒体平台,经常性地发布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符、具备正能量特征的个人感悟与评价,以此聚拢人气,强化大学生的认同感。再次,要深度把握网络舆情传播特点与规律,合理利用MOOC、微课等网络教育平台,在大学生群体中进行柔性网络舆情引导,化解不良网络舆情诱发的负面影响。

(四)凝练情感

一名合格的高校辅导员,必须有同情心,有爱心。为有效发挥辅导员非权力性影响力中的情感要素的保障作用,高校辅导员要与时俱进地创新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方式,凝练情感交流经验,以期实现师生间情感交流的“共鸣”与“共振”。

为切实保障辅导员与大学生间情感交流效果,辅导员自身应该重点强化以下几个方面。一要保持以诚相待、平等对话、平易近人的交流姿态,以知心朋友角色出现在学生面前,杜绝教育式的交流方式,及时消除感情隔阂,尽力缩短与学生间的心理距离;二要秉承情感交流的潜移默化特征和循序渐进理念,结合线上线下交流模式,及时有效地跟踪学生情感波动,长期有针对性地与学生开展交流互动;三要理性对待交流过程中学生的不理性过激言行与举止,主动克制自身情绪,造就海纳百川的大度胸襟。

总之,处在“互联网+”场域下的高校辅导员应紧扣“互联网+”场域的特征,积极主动面对新形势下其非权力性影响力面临的现实挑战,借助线上线下的协同作用模式,通过对品格要素的升华、知识要素的强化、能力要素的锻造、情感要素的凝练等策略,与时俱进地重塑自身非权力性影响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动力。

参考文献

[1] 陈世华,黄盛泉.分割社会: 互联网时代的媒介场域研究[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

[2] 霍圣录,刘佳瑜.大学生网络亚文化的风格解读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理论教育,2013,(23).

[3] 张维东,张凯,董青,孙维华.利用决策树进行数据挖掘中的信息熵计算[J].计算机工程,2001,(3).

[4] 李彪.虚拟社会认同建构机制与引导策略研究[J].江淮论坛,2016,(2).

[5] 李亚宁.亚线性算法在大数据中的应用[J].国外科技新书评介,2016,(4).

 
姜毅,何恩节,左绪忠,沈德艳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05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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