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新修订的《初中历史新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对历史课程资源的积极开发与充分利用，是历史教学顺利进行的基础条件。在历史课程的实施中，教师要强化历史课程资源意识，因地制宜地开发和有效利用各种课程资源”，并具体指出，历史课程资源的内容包括 “历史教科书，学校图书馆，校外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家庭、历史题材的视频、网络等现代媒体以及历史教师与学生等人力资源”。[1]由此可见，初中等教育阶段对于历史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重要性。普通师范院校作为初中等教育阶段教师的培养基地，更应该对课程资源的开发和运用有着高度的敏感性和责任感。普通师范院校的历史学专业课程基本都由两大通史体系、史学理论课程及某些国别史与相应地方史组成。如宁夏师范学院在开设前两类课程的基础上还开设了诸如西北史、近代西北人物专题、回族史等课程作为补充。在培养历史学师范生知识技能、从教技能以及研究能力的过程中，还要积极开发既有专业特点又不脱离时代要求的相关课程资源。因此本文试图从史料、史学理论等方面论述普通师范院校历史教学中课程资源使用的作用和意义。

一、史学即史料学，史料是历史课程的基石

近代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对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极其推崇，在他看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如果不能便退步”，“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没有货”[2](P5-6)，这便是为后人所熟知的傅斯年先生所主倡的“史学即史料学”。史料对于历史学本身以及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对于历史教学的作用也不言而喻。

何为史料？《中国历史大辞典》就其涵义做了这样的阐述：“研究和编纂历史所用的资料主要来源有实物的(如古迹、文物、地下发现的遗物等)，文字的(如各种著作、文献、铭刻等)和口传的(如传说、访问、民歌等”[3](P114)，简单讲，史料“即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痕迹”[4](P3)。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史料类型越来越多，而最为普遍的还是文字记录即文献，当然开发和运用诸如老照片、影音资料、口述材料等成为一种新风尚。普通师范院校是一线历史教师的培养基地，在历史教学中应该重视史料的运用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广泛阅读史料的自觉性。

注重培养学生“论从史出”的史学意识。历史是一门求真的学问，正如傅斯年所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其实这句话反过来有着同样重要的价值，即这句话是怎么说出来的，这就要求历史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当中有所体现。如在五四运动的讲解中，我们通常都会用到1918年12月《每周评论》发刊词中关于一战结果的表述 “公理战胜了强权”，以此来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然而干瘪的结论无法让学生深刻地体会为何这种呼声会是一种幻想，一战结束之时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公理何在，公理又是否真正地战胜了强权，要用史料来说明。因此在教学中，选择使用下述史料来阐明这个问题：

民国七年11月11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全部结束时，中国人欣喜若狂，准备游行欢庆胜利。政府宣布放假三天，各处都在庆祝协约国的胜利,人们齐呼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

从顾维钧先生的这段回忆录节选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巴黎和会上中国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与权益。那么我们应该得到哪些权益？这是众所周知的，即要求归还山东半岛。山东半岛对我们来说重要性何在？我们为什么在此时有理由要求帝国主义国家归还山东半岛？继续引用史料说明：

周策纵解释说：“(中国人)假定德国自1898年以来占有的中国土地和所有权都将归还中国，并且大战期间在日本威胁下签订的中日条约和协定也将在巴黎和会里重新调整，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协约国的宣战宗旨将在战后实行。”[5]

近日，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陈雷主持召开部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王岐山同志工作报告精神，研究部署水利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陈雷强调，要按照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的要求部署，着力抓好以下工作。一要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二要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三要着力抓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四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作风；五要强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六要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部领导矫勇、董力、胡四一、刘宁、李国英、蔡其华、周学文，总工程师汪洪出席会议。

简而言之，历史观就是人们认识社会历史的基本观点与看法，诸如阶级斗争史观、唯物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文化史观、英雄史观以及正统史观等等。普通师范类院校在对师范生的教育过程中要通过对不同史观的介绍与分析，让学生认识到为什么同一历史史实往往会出现大相径庭的阐述。

德国战败了，中国是协约国成员，协约国取得了那场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怎么能不大张旗鼓地庆祝一番呢？一向被认为带有侮辱象征的克林德碑被移走了，在人民看来，所有的国耻都将永远跟着这座“石头牌坊”一同消失……

美国的建国历史证明了自由主义对建构国家身份认同的意义。建国前，北美大西洋沿岸的英属殖民地居民便形成了“美利坚人”(American)概念，他们从踏上北美大陆时起，就坚定而明确地宣称自己是一个特殊群体，肩负着上帝的使命来到作为“自由乐土”的“山巅之城”，既要追求自身的自由和幸福，还要以此向人类和世界昭示走向未来之路。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人的自我身份认同自始就具有浓郁的自由主义色彩。

国家以改善孤残儿童成长环境、提高孤残儿童生活质量为目标，提出“十一五”[1]和“十二五”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蓝天计划暨儿童福利机构设备配置实施方案[2]（以下简称“蓝天计划”）。切实加强儿童福利机构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孤残儿童的集中养护、救治、教育和康复。

由此引导学生自主探究为什么中国要求在山东半岛的权益，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代表言辞恳切却没有赢得协约国支持的原因以及当时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所报的虚妄的幻想等诸多问题。培养学生从史料研读与分析入手，从国际大环境着眼探究五四运动发起原因。如此，历史便显得有血有肉，而不仅仅是一些干枯的历史事实。

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观是分析历史的坐标

我好不容易才和迪塔斯塔秘书长约定好于6月28日晨会晤。但是，迪塔斯塔在会晤中声称，发表声明，无法接受。我又生气又沮丧，愤慨这一拒绝使得寻求妥协的种种方法均告失败……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6](P197-198)

……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三千六百万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租借与德国，起因于教案问题，德国以武力要挟强请，迫不得已而为，已属世界周知之事。如就地势论之，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也。胶济铁路与津浦铁路相接可直达首都，于国防上中国亦断然不容他国之争执也。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山东以两万五千英方里之狭地，容三千六百万之居民，人口既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其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固无讨论之余地。是以如就本会承认之民族领土完整原则言之，胶州交还中国，为中国当有之要求权利。本全权认为交还青岛为公正圆满之一条件，若本会舍此采用他法，则本全权不得不认为谬误。日本为中国逐出德国势力于山东，英国不顾欧战之危急，竭力援助，以及其他与德对峙使德无力派兵东援之各联合国，共为中国所当竭诚申谢；然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而播将来纷争之种子，为本全权所不得不力争者也。此不独为对吾国之诚意，亦对世界各国之诚意也。本全权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且相信中国可谓有和平之诚意也……[7](P263)

相较于传统的模拟电视，4k技术电视在色彩丰富度、细节完善度、清晰度等方面都实现了阶段性的突破，可以为人们带来视觉、听觉的双重体验。此外，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4k技术电视的画面比例以及银幕宽度进行调整。

通过上述材料引导学生认识中国政府和人民作为协约国的友邦对一战的胜利而欢喜雀跃，并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充满希望。进而引导学生思考：对于中国来说公理何在，巴黎和会上协约各国会不会还中国人民以公道？进一步展示史料：

历史是否客观存在，是怎样的存在。顾颉刚先生凭借其编著《古史辨》及其所开创的古史辨派而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泰斗，其长文《古史辨自序》更是历史学学术史上的一个经典，“疑禹为虫”则是顾颉刚先生为证明其最主要的命题，“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而首先发起对我国古史的重新探讨，在我国现代史学界曾引起过一场学术讨论大风暴。他认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命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二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三是“我们在这上，既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9](P59-60)对于古史传说的演变，顾颉刚通过考察发现,在周朝人心目当中，“禹”之前还有没有更久远的历史与人物他们并不知道，因此在周人眼中“禹”无疑是神一样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源起。顾颉刚结合现代人类学、民俗学知识作出了一个大胆而不同常理的判断：禹其实是一条大虫，究其本身只是某个部落的图腾，后来由图腾的名字转变为部落首领的名字。如果倒回去说就是一个人被尊为了神，再后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又变成了王，也就是从神又成了人，后来成了我们知晓的夏启的父亲，舜最得力的臣子。当然这些都是后人给他加上去的。顾颉刚先生如此解释：“就现存最早的材料看，禹确实是一个富于神性的人物，他的故事也因各地的崇奉而传得很远。至于我们现在所以知道他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乃是由于他的神话性的故事经过了一番历史的安排以后的种种记载而来。……所以我说禹由神变人，是顺着传说的次序说的，……再有一层，在实际上无论禹是人是神，但在那时人的心目中则他的确是一个神性的人物。”[9](P64)并且征引了冯友兰先生的小文《大人物之分析》中的一段话：“大人物到了最大的时候，一般人把许多与他本人无直接关系的事也归附于他，于是此大人物即成一个神秘，成为一串事物的象征。如大禹之于治水，释迦之于佛教等皆是”[9](P63)，以此来证明他的观点。由此，传说能否作为我们课堂教学的内容便成了问题，甚至于如何让学生理解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些英雄传说实际上存在与否都没有定论。如何让学生从传统的英雄史观中抽离，而接受顾老的观点，这就成为普通师范类院校教师在历史教学过程中的一个弥之重要的课题。

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因果关系。不论是历史研究还是历史教学，我们习惯于谈因果关系，尤其是在初中等教育中往往会刻意地分析某一事件发生的各方面原因，最后得出“因为……结果导致……”的结论。如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性事件，我们在谈及时往往会分析其发生时的国内外形势，最后得到这样的结论：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而五四运动又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条件。这是我们经常在历史教科书和一些文章中看到的历史逻辑。而陈寅恪先生不怎么看好这种因果关系，他在1932年秋“晋至唐文化史”开讲辞中谈道：“本课程讲论晋至唐这一历史时期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关系。精神生活包括思想、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物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在讲论中，绝不轻易讲因果关系，而更着重条件”[10](P80)。梁启超先生也做过类似的阐述：“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科学上还有所谓‘概然的法则’，不过‘必然性’稍弱耳，本质仍相同)。‘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怎么解呢？谓互相为缘。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联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我们做史学的人，只要专从这方面看出历史的‘动相’和‘不共相’。倘若拿‘静’的‘共’的因果律来凿四方眼，那可糟了”[11](P3-4)。因此他们很少用“因为……所以……”这样的概念，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没有那么简单，越是梳理得简单化的历史就越是可疑。越是像我们通常习惯于用的“原因—过程—结果”这样三段论式的历史就越是不真实的，所以有人称这种历史为倒放电影，即事发多年后，在知道结果的情况下，用倒推理的方式得出原因，如果站在历史当事人的立场看未必如此，历史原因和历史结果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一对应当然也存疑。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属于史学理论的探讨范畴，当然肯定会涉及不同史学家对同一命题、事件乃至人物的不同理解与看法问题，也就会涉及历史观的问题。从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分析上入手，可以培养历史学师范生全面看待问题、深入分析问题从而正确解决问题的史学素养和能力。

西方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有“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之说。在柯林伍德看来，历史学在研究过去的任何事件时，必须把事件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部分，而历史学家在描述一个事件时，绝不可能只顾及外部而不顾及内部，而是通过外部行为来再现当事人的内部思想。因此柯林伍德认为，“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 “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且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 ……因此重演过去思想的思想也就是在重演他们之中批判它们”。[8](P244-245)无独有偶，早在科林伍德之前，克罗齐就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表达了人们对历史的描述加入了个人思想情感因素的认识。如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学家的笔下会有区别，甚至大相径庭。本文列举两个例子对此问题进行阐述。

三、新媒体是历史课程的新窗口

区别于传统的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甚至于普通的网络资源，新媒体被当下青年一代广泛使用。媒体是利用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电脑、手机等终端设备向人们提供重要新闻资讯及娱乐信息的技术平台。一部智能手机不仅成为当今大学生获取外界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和窗口，也是当今大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比如公共必修课就可以通过一个网络app进行观看与学习，时间地点都不受任何限制。因此，教育者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弄会、玩懂并用好这些新媒体。本文仅以微信公众号信息推送和网络读书平台为例说明新媒体技术对历史课程创新的意义所在。

运用Denavit-Hartenberg参数方法建立关节机械手的连杆坐标系如图2。其中，x0y0z0为它的基坐标系，基坐标系原点位于第一关节的轴线与底座的交点处，x6y6z6为它的工具坐标系(手端，不计入机械手自由度)。

目前有很多微信公众号冠以“某某历史”的名称，其中有以历史故事为噱头而进行某些商业宣传或者博人关注的，但也不乏一些做得比较好的历史类公众号，每天推送一些史实类或时政类或评述类内容的文章，对于历史学习者开拓视野和辩证思考都有一定的好处。比如地球知识局、世纪历史、国家人文历史等。以国家人文历史为例，它是由《国家人文历史》(原《文史参考》)杂志有限公司运营的，以“为学术界搭建话语平台，为新锐者提供思想阵地，为文史爱好者营造精神家园”为宗旨，内设“史学青年”“晚清人与事”“民国范儿”“近代政要”及“中国与世界”5个专栏。此公众号推送的文章既有人物也有事件，既涉及国内也涉及国际问题。而这仅仅是大目录，在这些大目录之下还有一些子目录。例如，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新青年》为理论阵地展开了对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宣传，翌年陈独秀撰文号召青年做“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标准是：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而“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然而这样一个热血沸腾的群体，也必然会有一些弱点，1919年章太炎就有过相关论述，我们在讲解五四运动时往往要征引这些材料。原来都是将这些材料以多媒体链接的形式在课堂上展示，此方法的好处在于学生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材料，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学生在课堂上阅读材料分析问题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国家人文历史的“民国范儿”专栏底下专门有关于史料的推送，其中这段材料在2015年1月23日以“五四前夕章太炎这样评价青年——今日青年之弱点”为题推送了章太炎先生在1919年中国少年学会的这篇演讲原文。学生可以通过关注公众号在课前阅读该文，并以读后感的形式撰写相关文字总结或课堂发表评述，这就给学生留足了自由阅读和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诸如此类的推送可以大大拓展学生的视野，因此将成为我们以后开展教学的重要助手。

目前手机上流行各种网络读书应用，如起点读书、QQ阅读、网易蜗牛读书、玛雅读书、微信读书、掌阅等，毫不夸张地说，当下已经进入了一个阅读新时代即“掌上图书”时代。以微信阅读为例，该应用里包含历史文化类、文学艺术类、心灵治愈类以及影视原著等各种书籍，从历史教学需要的角度出发，以“历史”为关键词搜索，可以发现有希罗多德的《历史》等经典书籍，有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书籍，还有诸如《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等内容较为传奇、不为大众所知的历史书籍。以“世界史”“中国史”或“近代史”“现代史”等为关键词则有会有不同的搜索结果。我们在讲世界近代史上大国崛起的历程时，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他们对于海权的追求，如俄罗斯在里海、黑海甚至地中海的各种行动。而作为近代海权理论的奠基之作的马汉《海权论》就成为学生了解海峡、半岛、岛屿、海军、海运等对于一个国家海权的重要性的必读之作。图书馆藏书有限，不可能满足每位同学同时阅读该书的需要，因此，微信读书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此类应用中既可以选择阅读模式也可以选择听书模式，同时好友之间还可以相互监督阅读进度，相互交流阅读心得与体会。这不仅比传统的读书方式更为便捷，而且更为高效，当然也为老师进行更高层次的教学奠定了基础。

3.对已污染本病的猪场应定期进行血清学检查，清除血清学阳性带菌猪，并制定药物防治计划，逐步建立健康猪群。在混群、疫苗注射或长途运输前1～2 d，应投喂敏感的抗菌药物，如在饲料中添加适量的磺胺类药物或泰妙菌素、泰乐菌素、新霉素、林肯霉素和壮观霉素等抗生素，进行药物预防，可控制猪群发病。

对于普通师范院校所使用的全部历史教学资源来说，上述只是简单总结和例举。教师课堂上所选用的史料只是冰山之一角，而更多的则需要学生耐心地去翻阅和整理以辅助学习。

参考文献：

[1] 初中历史新课程标准[S].https://wenku.baidu.com/view/f872a633a300a6c30c229f4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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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鸿谷. 1921年的中国:领袖们的青春年代[J].三联生活周刊，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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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