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女作家李凤群的长篇小说《大风》首发于《收获》杂志并荣登2016年度“《收获》文学排行榜”，并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针对《大风》，王春林认为这部小说的奇特之处在于它远离了历史现场而把书写重心转移到了政治运动所导致的严重的精神症候上，并对人物的心理情结进行了敏锐捕捉与艺术描摹[1]。施战军则从“人物的叙说”入手，指出它是“一部为缄默人群立言的长篇，一部给卑微生命赋形的传记文字”[2]。前者的批评在发现历史精神后遗症这一文本特色的同时，指向了历史的非人性，后者的论述重在分析人物讲述故事的魅力进而将小说的主旨提升至对生命韧性的追问。其实，《大风》还是一部极具冲突性的小说。它的冲突性不仅体现为多重人物视角的各自言说，更在于文本深层所蕴含的一种主题层面上的“否定之否定”：既用套叠式的双层“看/被看”视角模式展示出人物的三种不同生活态度及其之间激烈的互相冲撞，进而思索它们在历史洪流中的合理性，又用双重否定的方式进行权衡，进一步推寻出人之生存的根本意义。总而观之，《大风》是一部寻找“活着”之永恒价值的作品，李凤群在其中表达了一个作家对人、对生活的关注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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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被看”的“被看”

对于一部优秀的小说而言，视角的选择总是重要的，因为视角关乎于故事被讲述时作家所站的角度问题。《大风》体现了李凤群对视角的重视，其多个人物叙说表现出双重性的特征：一方面，由于诸多人物的述说被置于梅子杰这一超越性的视角注视之下，梅子杰与这些人物之间构成了一层“看/被看”的视角关系；另一方面，梅子杰的自叙与其他人物的讲述、梅子杰与其他人物间的“看/被看”又涵盖于作者的目光中，进而构成了作者与小说所有人物之间的“看/被看”的视角关系。由此，小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述视角：“看/被看”的“被看”，即套叠式的双层“看/被看”模式。

这种双层次“看/被看”视角模式的形成来源于小说的多重人物叙说及其所带来的套叠式故事层。“我让主人公们自己出来说话，如此一来，我就能置身事外，观察他们的角度会发生变化，就能听出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哪些是梦话。但时间一长，得赶紧进入，以免彼此生疏、失去默契”[3]。这段自述表现出李凤群在设计《大风》的写作视角上的用心，并最终成就了一部以某一人物作为贯穿而由人物各自言说的“多声部”小说。在小说中，张家四代七人都讲述了自己最为重要的生活经历，也在讲述自己的同时讲述了他人。多重叙述者既使每一个人及其生活都在被叙述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完善，又使同一件往事在不同的人物视角内互相关联，彼此映照，进而形成了强烈的互现特征。显而易见的是，《大风》是两条线索、两个世界的并行，是故事里套着故事：一个是现实世界中张子豪对陌生男人的追问和小说人物的自白，另一个是历史世界中以张长工为首的家族的兴沉荣辱和时代变迁。后者通过前者得以呈现，前者在逻辑上成为后者的接续，实际上统一于一个叙事整体即张氏家族从“土改”到新世纪的命运沉浮。而就在这“故事套故事”的叙事层中，故事的讲述者与倾听者、被看者与看者之间构成了或显或隐的“看/被看”的关系。

《大风》中的“看/被看”视角关系呈现出双层性特征。一方面，作为一个脱离了实体的失魂者，梅子杰能够看见家人现时的所作所为，也能听见他们所有的倾诉，有时直接充当人物话语的对象，有时只是因为自身魂魄在现实时空中的游离而成为隐性的旁听者。他既若隐若现，却又始终“在场”。同时，“失魂”状态赋予了他超越时空的能力和超叙述者的身份，使他不仅见证了现实语境下的家庭境况，还聆听了历史视阈中的家族际遇。这样，与那些拘囿在自我视角中的其他人相比，梅子杰站在一个更客观的角度上，并与之构成了一层“看/被看”的关系。他拥有了从历史延伸到当下的广阔视野，凭借着漂浮隐晦的姿态成了不表达、只听闻的角色，尽可能真实地向我们展示人物的言行。而通过他镜像式的“看”，我们才得以梳理出一段漫长沉重的家族史。另一方面，当我们跳出这种相对狭隘的视角，站在更宽阔的文本外角度时，又会发现梅子杰其实并未脱离张氏家族历史的“场景”：他的自我言说也是对这一历史图景的缀补。因为他对自身悲惨生活的讲述和对内心孤独彷徨的表达填充了张氏家族生活在当下的又一面。从这种角度来说，梅子杰与其他人一样只是个人故事的叙述者。他们都共同活动在文本整体的叙事脉络中，且都被位于文本之外的作者所“看”：面对各家言论，李凤群以审视警惕的眼光对其经历进行观察，以期能够从个体生命的遭遇中发现普遍的人的生存意义。这样，作家与小说人物之间便也构成了一层“看/被看”的视角关系。整部小说亦由此形成了双层次的“看/被看”视角模式，即梅子杰和其家人之间的“看/被看”、作家和小说所有人物之间的“看/被看”。

这部小说在文本时间上显得很简明，即失魂后的梅子杰随着父亲张文亮和兄弟张子豪一起回到江心洲参加葬礼，而发生在这件事之前的历史则全部被放置进人物的讲述中。然而，从故事时间角度来看，小说就变得复杂了，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家族漫长的历史变迁，既包括回到江心洲后的人物活动又包括被言说的江心洲之行前的事。故事时间在文本时间里被挤压，使得这部小说并未形成一个封闭而圆满的叙述整体，多重视角“讲述”的主观性导致文本里充满了断裂与空白。也就是说，完整的故事时间被“多声部”切割成块状的叙事单元。这些单元虽然也能够在逻辑上实现承接，但从整体来看，被讲述的故事单元可能会由于叙述者的主观视角作用而遭到删减或歪曲。比如，上面说过的小说在开篇前就已为我们、也为小说里的人物设置的那个“空白”既是为了契合“寻祖”的意象需要，也是由这段故事的叙述者即张广深和张长工的个人视角所决定的，因为当家族发生灾难时，张广深还只是一个五岁的孩子，儿童的身份使他对当时的历史运动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他所记得的只是之前生活的环境，所以他根本无法讲述自己的家族在那场暴力运动中具体遭受了什么。与张广深相比，张长工作为一个具有充分理性认识能力的成年人，本可以为我们还原填补这个空白，但由于他个人的生活观念即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因“过去”而困扰，此时的他依旧不愿意讲述。

然而，无法否认的是这两人之间除了对立之外还存在着两种强大的相似性，一种是他们同样希望自己和后代都能够忘记过去而开始新的生活，一种是他们所渴望的“活”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活，而是为了后代而活。张长工一心求活，认为“不管在哪里活，活下去就是本事”[4]61；并希望儿子张广深也能够忘记过去，“没了就是没了，丢了就是丢了，找不到就是找不到了”[4]61。为此，他可以委曲求全，放弃尊严。而他撒谎是为了要让儿子远离危险，他期望看到的是儿子好好活着，是一群孙男孙女围在床边。尽管张广深幼时曾以挖洞的形式来追忆过去的生活，但当追寻无果后，他便选择了逃离乌源沟而进入江心洲，希望能将过去一笔抹尽，并拒绝向儿子张文亮提起那些往事。在妻子死后，他时刻怀着警惕之心面对外界也是为了保护儿子。对他们而言，“活着”的价值就在于使子孙后代得以延续。不难发现，这种为了后代而“活着”的信念也存在于其他人的意识之中：张文亮在放弃“寻祖”后所找寻到的生活支柱便是希望儿子张子豪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对梅子杰未来生活的希冀促使陈芬最终放弃了求死和复仇的想法。同样，在《软埋》中，决定集体软埋的陆家也要保住汀子以给“陆家留个根”。在威胁面前“保子孙”是中国民间社会一贯行之的做法，体现出浓厚的血缘伦理意识。正如丁子桃选择苟活是为了保住汀子一样，张家父辈求活也是为了子孙、为了家族的延续。这样，“为了后代而活”便为小说人物提供了一种坚持的力量，有了这一力量，他们才有勇气去面对无比深重的生活苦难。

对“活着”之永恒价值的“寻找”使《大风》具有了动态感，小说的独特视角模式和“活着”价值的双重否定也为寻找“活着”之永恒价值提供了思想得以移步的依据：前者套叠式的双层“看/被看”视角有助于将人物的叙述和作者的思想相统一，将展示三种“活着”与寻找真正的“活着”相统一，后者则使得文本在否定两种“活着”之价值的基础上继续深入，以触摸到“活着”的永恒意义。同时，正因为对“活着”之根本意义的“寻找”，小说文本在“张家人究竟是谁”和“梅子杰以后的活着”的“空白”中，成为了夹在两个“黑夜”间的“白昼”。李凤群在其中找到了“积极地活着”的生活真理。

总之，以梅子杰为纽带，这种“看/被看”的“被看”视角模式为整部小说的故事层和意义层找到了很好的交流通道，有利于小说在追溯历史的过程中展示出人物的生活状态，也为作者阐释“怎样活着”之思想架设了主体介入的桥梁。

二、“活着”的否定之否定

《大风》是一部充满冲撞力又渐趋平静的作品。小说的前两章最为紧张，主要讲述了张长工、张广深和张文亮三代人的故事。在这部分内容中，无论是从人物话语的交锋间倾泻而出的怨愤之气，还是人物的日常行为所映现出的对抗性，都使人感到一股剑拔弩张般的凝重氛围。后三章里，虽然人物之间的对抗关系仍然存在，但这种紧张性却有所缓和，已远不如前两章那么浓重。这一逐渐松散的叙事节奏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物之间生活观念的异同。在“看/被看”的“被看”视角模式下，小说既通过处于“被看”地位的人物述说，向我们展示了人物之间两种共同的生存态度，又在作者的“看”中走向了对这两种“活着”之价值的否定，从而把文本向前推，进一步找寻“活着”的第三重价值。

在《大风》中，冲突的根源是人物在生存方式上的不同。如何“活着”已成为他们在自我视角内部进行言说的重要内容，也是其自身得以活跃的关键元素。很容易发现，这部作品在人物性格塑造上并不成功，即便是贯穿这部小说叙事逻辑与叙述视角的梅子杰，性格也显得十分单薄。而就前后发生了变化的两个人物即张长工和张广深来说，他们所改变的并不是性格。张长工从一开始的强势到后来的默默忍受、张广深从之前强盛的精力到后来生活的落寞无助都是因为他们生活境遇的变化。实际上，相比于人物的性格塑造，李凤群更加关注的是人物生存境遇的变迁及其所引起的不同生活方式的取舍。从选择怎样“活着”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人物几乎都具有了鲜明的独特性，从而站立在我们面前。同时，在文本中“活”起来的他们也由于与其他人在生活态度上的差异而造就了小说的巨大冲突，从而推动了整个叙事的发展，拓展了叙事空间。

令Θ为多边形,顶点表示为Q1,Q2,…,Qn。此外,引用|·|表示欧式距离,例如|AB|表示点A与点B间的欧式距离,||表示线的欧式长度。pΘ表示Θ的边。令A、B是Θ边上的点,而分别表示从A至B的逆时针、顺时针边。

与方方的《软埋》一样，《大风》对历史的回望也是建立在人物“失魂”状态之上的。换句话来说，在这两部作品中，历史都被展示于小说人物超越性的游离和见闻中。丁子桃以灵魂不在现世的方式一步步深入过去的生活场景内，又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目睹了自己及其亲人的彼时遭遇，而梅子杰则以灵魂飘于现世的形式注视着家人们的生存境况，倾听着他们发自内心的诉说，进而以聆听的方式回溯了自己家族的历史。有所不同的是，《软埋》中的丁子桃回溯历史的方式是倒带式的“看”，《大风》里的梅子杰了解历史的方式却是间隔式的“听”，这是因为前者面对的是一段主体亲身经历过的灾难，对象是片段的历史；而后者则面对着其本人并未亲历过的整个家族长河般的时代变迁，对象是绵延的历史。与丁子桃的个体化回忆视角相比，梅子杰的视角所呈现的内容显得更加复杂。因为梅子杰同时扮演了“目视者”“倾听者”和“叙述者”的角色，发生在他视角内的一切不止是其对个人生活的回忆，还有对其他人言行的反映。这些显像在他视域下的人物话语则在场域方面指向了现实与历史两大时空，在叙述方面融入了多重个体化视角。时空对立与多声复调极大地撑开了小说的叙事格局，梅子杰的“看”成为小说得以铺开全局、人物得以众声喧哗的舞台。

采用改进PSO针对特定路况优化常规PID控制器的参数,即kp,ki和kd之后,对神经网络控制器进行训练,设定神经网络控制器的权重,在控制过程中调整神经网络的权重.在此,改进PSO已经用于优化训练人工神经网络PID控制器,其优化控制原理如图4所示.

只不过，这种生活观其实是对另一种目的的“活着”即为了过去而活的否定，代表了人物对新生活的渴望已压倒对往事的追寻。“为了过去而活”意味着人被“过去”所束缚的生命困境。当张家的家族史因为“土改”暴力而断裂后，张家后代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抉择，即选择走向新生还是选择活在过去，选择的艰难使人物的生活充满了挣扎的痛苦，也导致了他们与他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文中的“寻祖”便象征着人们活在“过去”枷锁之下的姿态。张家四代人几乎都在“寻祖”：张长工一次次地对孙子张文亮讲述“祖上的故事”；张广深以挖洞的方式来模仿曾经荣耀的生活，“画饼充饥”；张文亮真正进行了寻找祖宗的实践；张子豪以追问陌生男人的形式表达着自己内心的“寻祖”意识，而梅子杰则在“寻祖”的潜意识下一遍遍地登上江心洲的土地，在和张长工的纠结关系中实现了与家族的亲近。而就整部小说来看，每个人的诉说恰好复原了一幅家族的历史图景，实际上是再一次的“寻祖”。陈芬也是一个长期被过去所困的人，曾经的创伤促使她一次又一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过去”是什么？对不同的人而言，“过去”所具有的意义也许并不相同：对于张家人来说，“寻祖”不仅是对曾经家族景况的追溯，更在于对自我身份的求证。而对于陈芬而言，“过去”则代表着一段被遗弃的创伤体验以及不知为何的困惑。但不管是辉煌还是伤害，对“过去”的执念都使他们同样地活在一种漂浮而逼仄的“夹缝”状态之中——既回不到过去的生活又无法融入现实生活。因此，他们都是一群没有身份也不知未来的人。

赛里木镇8村组核桃园2年生核桃圃地，供试验嫁接核桃砧木为2年生实生核桃树，嫁接品种为温185、新新2，5月15日在核桃当年幼嫩新梢进行单芽嫩枝劈接技术。

不过，好在他们最终也全做出了另一个选择即选择忘记过去，张长工的逃亡、张广深的逃离和张文亮的事业则成为其用来摆脱过去阴影的途径。吊诡的是，当人们为了新生活而决意将“过去”抛弃后，才会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实现真正的新生，“为了后代而活”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已把“过去”彻底埋葬。纵观小说人物的生活历程，可以看出他们内心深处所蕴藏的巨大矛盾。张长工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表达着自己对往事的怀恋；张广深想要做生意却始终因小时候的一次摔倒而生意失败；张文亮床下的袋子则暗示了他心里浓厚的不安与焦虑。为了后代也许能够为困苦的生活提供一个相对确定的方向和坚持下来的支撑，但这种生活方式终究只是暂时的，并不是“活着”的长久之计，因为无论是选择忘记“过去”还是选择为了后代而“活着”都只是一种“逃遁”，源于追寻不到后的“失望”、“为了过去而活”的不可得以及对曾经的创伤记忆的拒绝。因此，从颍上村到乌源沟再到江心洲以至于后来的开坪、上海，他们的每一次“逃遁”都只是空间层面上的逃离，却未从心里将“过去”抹去。他们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而其自身却永远背负着一个卸不下的包袱，如同陈芬在桥上讲述着同样的故事，“过去”依旧深藏于人的内心并被反复咀嚼着。

李凤群捕捉到了这一吊诡之处，并以双重否定的形式表达了她对这两种生活态度所持的怀疑。由此，小说便在这里给我们提出了疑问：既然“为了过去而活”所带来的是人在“夹缝”里的生存，“为了子孙后代而活”又无法彻底消除“过去”的阴影，那么“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活着”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李凤群在做出否定之后引领着我们进一步思考。

三、在“白昼”里寻找“活着”之永恒

小说最重要的元素是思想，而思想意味着作家自身的介入，体现出作家对于问题的个人理解或主观意图。纵观李凤群的创作之路，可以发现她的变化：在写作早期，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经验而将真实的自我经历写进小说，创作出众多自叙传式的作品。而她近些年的创作却开始外向化，小说的焦点不再是自我式的情感抒发，而是书写更广大的生活天地和更深层的灵魂世界，从中追问最为普遍的人的问题，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也大幅增加。从表现“小我”向反映“大我”的转变体现出李凤群写作技巧的进步与思考问题的深入。但就叙述视角而言，无论是运用第一人称“我”还是第三人称“他”，视角更多地只是作为一种工具，为叙述所用，依据需要而定，其本身并不区分高低优劣。基于此，李凤群在《大风》中舍弃了以往作品中的单一视角，而把人物个体的诉说意愿当作全文视角切换的动力，建构了一种套叠式的双层“看/被看”视角。其妙处在于：一方面，建立在这种视角基础上的多重讲述既能使小说人物将各自的生活状态和心理体验向读者做出交待，进而完成对形形色色人物形象的塑造，又能使读者通过连点成线的方式还原出一段活在流徙变迁中的家族史，从而把握小说的整体叙事脉络。同时，还能在讲述中为读者呈现出不同的人物在历史流变中的“活着”图景。另一方面，李凤群既冷静观察着所有人物的活动，又将自己的心理体验与价值判断熔铸于故事的进展里，以自己的思想尺度引领着不同的生活价值在不断否定中踱入找寻“活着”之永恒价值的深层。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视角模式，小说将展示历史和注入思想最终统一，为作家表达对“活着”之意义的思考提供了可能。

“活着”的永恒价值是《大风》述说历史时想要表达的东西。萨特的一句“他人即地狱”道出了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联即人在存在意义上的互相伤害，而总观《大风》中所有人物的言说，会发现这部小说几乎可称作是一部讲述“创伤”与“苦难”的“多声部”作品。每个人所叙述的事件都是其记忆中最为深刻、最为伤痛的经历。在这言说中，人物和人物之间被勾连上一层“施害者——受害者”的关系：张广深不仅因为张长工的谎言莫名离开了自己的家，还因之说谎被乌源沟人定论成一个傻子，任人嘲笑；张文亮却由于张广深怪异冷酷的性格而被江心洲的其他孩子孤立，只能与孤独相伴；陈芬的悲惨境遇来自于张文亮的抛弃；而张文亮对过去的沉迷也导致了孟梅的婚姻陷入不幸；张子豪因父母离婚、家庭残破而活得迷茫、不快乐；梅子杰更是一直活在其母陈芬一心求死所带来的恐慌中，而张文亮当年的逃离则又造成了其身份的缺失和生活的悲苦。《大风》颠覆了一般性的伦理关系，把父子、爱人放在彼此冲突的紧张关系中，将所有人物塑造成拥有双重角色的形象：既是他人不幸的制造者也是他人苦难的承受者。只不过，李凤群在这部小说中将普遍性的人类微缩成一个家族四代人，以期表达的并不是人于存在论层面上的生存苦难，而是历史暴力的“大风”给人造成的隐性且漫长的精神创伤，并在控诉和揭示大历史、大时代对个人的戕害中找到人活下去的真正意义。

首先，在特色产业聚集的创业集群中，加快将现有支持“双创”财政政策向返乡创业人员创业拓展，通过村镇银行、邮政储蓄、小额信贷机构等有效的金融机构，为开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创业资金，解决其交易和生产过程中的资金问题。其次，按规定把返乡创业农民工纳入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支持范围，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基金，降低融资企业和金融机构双方的风险，实现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共赢。同时恰当地通过建设返乡创业园降低返乡创业农民工用电用水用地等成本，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集聚发展。最后是要预留新兴产业的载体，做好农村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计划，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层“看/被看”之间并不是断裂的，而是通过梅子杰的人物形象实现了沟通。因为在叙事文本中，他既是“看”的人又是“被看”的人，属于他视角下的内容（小说其他人物的讲述）和他的自我言说也同时成了作者“看”到的东西。换言之，梅子杰和其他人物间的“看/被看”其实也被纳入到了作者的注视之下。就此而论，这种双层次的“看/被看”实际上是一种套叠式的双重视角模式，即“看/被看”的“被看”，梅子杰和其家人之间的“看/被看”亦包含于作家和小说所有人物之间的“看/被看”里。同时，“不表达”的隐性参与和“自我表达”的显性参与使梅子杰成为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是贯穿整部小说且勾连两层“看/被看”视角的中心人物。通过他，作家内心的意图才得以顺利地转化为小说可被阐释的意义空间。

叙述视角的主观性除了造成小说在历史空间里的“空白”之外，也导致了小说在现实语境下的“断裂”。很显然，李凤群为《大风》设定了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她让陈芬放弃了求死和复仇的念头而将希望寄托在儿子梅子杰的身上，让张文亮和孟梅达成了和解，也让张子豪和梅子杰实现了互认。就这些结局的发生领域来看，陈芬对死亡的放弃只表现为对自己求死经历的遗忘，张文亮和孟梅的和解则呈现于梅子杰的述说之中，而张子豪和梅子杰的互认也没有直接在文本中表现出来。来自疯子和旁观者的不可靠叙述使我们无法深入到人物的内心去了解其选择和解的原因，阅读时我们会觉得有些突然，因为这种和解式的结局其实是需要某种很强大的支撑点的，否则就显得勉强与突兀。但李凤群在行文中也给出了自己的支点，那就是来自于伦理层面上的爱。这种不可割舍的关联使得人物之间即便处于“不理解”的状态也做不到对彼此置之不理：张广深后来让张长工来到江心洲；张文亮一直接济父亲张广深；张子豪关心父亲的身体状况；梅子杰则在昏迷时追逐着自己的亲人；并且所有的子辈们都及时赶到了瘫卧在床的张广深床前。对亲情的信仰体现出李凤群对生活所怀的善念与诚挚，也促使她将之转化为一种和解的力量，诱导着人物因历史创伤而疏远的心灵渐行渐近，从而为其找到了精神的慰藉和生活的平和，也使那种一直弥漫于小说中的紧张氛围逐渐削弱而最终回归到平静。张子豪和梅子杰的互认便是笔者依据这种建立在血缘意识之上的叙事导向对小说发展作出的预估。当然，试图对小说未交待的“空白”进行预估并不值得提倡，预估结果也不一定完全准确。

张长工和张广深之间的父子冲突是全文最为明显也最激烈的冲突。他们的矛盾从小说的开篇就已开始。当张长工以欺骗的方式带着张广深逃亡时，张广深对张长工一路丢弃与不断说谎的言行不理解使得他在不得不接受另一个身份的同时也对张长工其人产生了怀疑，而张长工在乌源沟一次次变本加厉的谎言更加引发了张广深内心对父亲的怨恨。前两章以“谎言”和“愤怒”为标题很好地概括了这对父子之间存在冲突的缘由与事实。因为“谎言”不仅展现了张长工自逃亡之后的谋生方式，更表现出这种谋生方式给其家人造成的精神伤害，“骗子”也由此成为张广深对张长工的唯一评价。从表面上来看，这父子两人之间的战争始终围绕着“说谎”这一行为，实际上当“谎言”成为人的一种谋生手段时，“愤怒”所代表的并不只是“受害者”对“施害者”所抱的一种单纯的不满情绪，而是指向了一种更为深层的生活观念上的抵触：张长工之所以说谎是为了摆脱过去的身世，从而以新的身份开始新生活。张广深则拒绝“说谎”，以野兽般的沉默对待生活及江心洲的人。前者以“言说”谋求新生与后者用“缄默”应对生活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矛盾背后映射出的是父子之间显存的隔膜。

毫无疑问，这段历史就是那场伴随新中国而始的“土改运动”。这场运动改变了诸多人的命运，其浓厚的暴力色彩给人造成的绝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而是更加严重的对人的精神与灵魂的毒害。在《大风》中，李凤群以一个家族的逃亡规避了对这场运动的正面进攻，从而巧妙地以一段家族历史的断裂及其在人物精神世界中所导致的动荡，来反射出一场暴力所造成的创伤的深刻性。这样的谋篇体现出李凤群的独具匠心：既避免了作家因缺乏亲身经历而可能导致的写作的“失真”，又以这段家族史的“空白”设置了一个悬念即“张家人究竟是谁”，进而赋予了人物以不断“寻祖”的依据。可以说，整部小说的叙事都是围绕着这段缺失的历史展开的。一方面，从人物对自己故事的讲述中，我们能够将一些零星的碎片加以整理进而拼贴出这段空缺了的历史，例如张长工的地主身份以及这个家族以前的生活环境等等。这些碎片来源于他们的记忆，也成为他们怀念“过去”的产物，更体现出他们对这段历史的执念。另一方面，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张家四代人的命运浮沉其实是对这段家族史的接续，反映的是一个遭受到历史暴力伤害之后的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存境况。通过观照这段“空白”在新时代中的命运即被遗忘与被追寻的矛盾，我们可以反观出人在苦难境遇中的生活与选择。

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情节安排是梅子杰手术顺利后的新生。作为小说最主要的讲述者，梅子杰是自由的，因为他得以站在一个高于其他人的视点上去观察他人的言行，进而以更全局化的角度来了解其家人们的生活遭遇和家族的变迁景况。但同时，他又被置于作家的审视之下，其自由也具有了局限性。如此，李凤群便可以通过将这个人物设定为“看”与“被看”的统一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站在片面立场上的人物相比，梅子杰因为对所有人生活经历的了解而得以生出同情与体谅的情感，例如他对父亲张文亮身肩重负的怜悯。由此可以看出，梅子杰的“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象征着一种客观化的思维方式，告诉我们“宽恕过去的一种动力是了解”而不是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对待。此外，当梅子杰被拉进和其他人同样的自我讲述中时，他的新生作为一种隐喻所代表的意义并不简单。首先，从新生之所以成为可能的角度来说，缠绕于血缘意识之上的爱不仅转化为“以生命换生命”的方式，还具化为“苍老无力而又慈爱无比的声音”[4]404，从而得以唤醒并感化昏迷中的梅子杰。其次，从新生之后如何生活的角度来看，李凤群通过梅子杰这个形象又向我们展示了她对人的生存所做的更为深度的思考和发现。“倦鸟总会归巢，而我们却将一去不返”，“既然我赶上了‘活着’这趟车，就会有更多的事情要考虑”[4]404-405。梅子杰这句话中所说的“一去不返”和“考虑”实际上指的是“活着”的第三种价值，即“活着”只是“活着”。这种价值不同于上文说的“为了过去而活”和“为了子孙而活”，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才“活着”不死去，而是因为要“活着”才去考虑“活着”的事情。积极地“活着”就是李凤群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3)基本顶组成及运动特点。由于工作面存在明显的顶板周期来压显现，因此基本顶的周期性断裂是其主要运动特征。工作面基本顶主体岩层为粗砂岩，厚度8 m，周期断裂步距约20 m。

当然，积极地“活着”并不容易，因为人总要面对来自历史、生活与他人的伤害，而执着于过去的辉煌或创伤都是对自己的二次伤害。张家四代人的“失望”体现出二次伤害所造成的人之精神的无所依附。与出于同情的“了解过去才宽恕他者”有所不同的是，真正的“活着”既意味着对所有施害者的宽恕，也意味着对自己的放过。它只源于人对自己“将一去不返”的认识：“过去”终会随时间消逝，人无法如鸟儿归巢一样再回到“过去”，也无法找回以前的自己。有了认识之后，人最应该做的只是去坦然接受这一事实进而融入新的“现实”、新的“历史”而非一味地执拗下去，与“现实”脱节。归纳言之，“了解”并“接受”才是对“过去”的真正理解，也是面对“过去”的正确姿态。也只有这样，人才能够实现本体论层面上的“活着”，才不会被“过去”所束缚，也不会因后代而陷入被动的活。这是李凤群本人对历史的认识与定位，是从存在的角度对历史所做的注解。梅子杰之所以能够发现这种意义上的“活着”，是因为他通过“看”而了解了父辈的前两种“活着”及其所带来的生活失意，从而以否定的形式获得了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张长工的离世则暗示出前两种“活着”价值的结束和第三种价值的开始，“真正的葬礼”意指“过去”终究成了过去。

李凤群所说的“积极地活着”与余华想要告诉我们的富贵式的“活着”在人之存在的本质意义上、在对待生命的唯一态度上不谋而合，即“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5]梅子杰在醒来前的最后一秒所想到的是“沙滩上的芦柴花”、“镇上的苹果”、“公园里的木头椅子”以及“太阳”等日常事物[4]405。这些事物代表了最平常的现实生活，暗示了“活着”便是“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6]，忍受这个“不像话”的世界。只不过，余华是以亲人们的一次次死亡来凸显福贵的不死进而展示其不死背后所蕴含的强大生命意识的，而李凤群传递这种生命意识的方式则是不断地否定：否定了“为了过去而活”，也否定了“为后代而活”；否定了逃避“过去”的做法，也否定了拒绝“现实”的态度。另外，就文本而言，余华的《活着》实际上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这种“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的生活样貌，即面对诸多苦难尤其是亲人的相继死去时福贵的“不死”，“不死”代表着一种忍受的存在，而《大风》还只是找到了这种“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生活真理，却未能向我们展示其具体的形态。也就是说，我们所看见的仅仅是梅子杰领悟到了“活着”的第三重价值，却无法看见他在这种意识指导之下的生活境况。“考虑”给我们设置了一个和张氏家族“前历史”不同的“空白”，即“梅子杰以后的活着”。这是李凤群继“张家人究竟是谁”之后打上的又一个问号。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物质化文本便如同白昼一样，发生于其中的“断裂”也有迹可循，且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寻找“活着”之永恒价值的过程，而文本之外的两个问号就仿佛黑夜一般无从求证，始终成疑。

屈光参差对弱视来说是公认的危险因素。所谓屈光参差，是指双眼在一条或两条子午线上的屈光力存在差异，人群中双眼屈光力完全相等者较少见，多数表现有一定差异。我国2011年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发布的弱视诊断专家共识中指出双眼远视性球镜度数相差1.50 D或柱镜度数相差1.00 D为屈光参差性弱视的危险因素[6]。屈光参差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有研究表明其和遗传机制有关，胎儿包括出生前的胚眼发育以及出生后双眼正视化进程差异等眼球发育平衡的因素如受到影响，将导致屈光参差的发生[7]。双眼轴增长速度不同，前房深度不同，角膜曲率不一致等均会造成屈光参差[8]。

小说总是实用的，因为它需要产生影响的力量。赫尔曼·布洛赫认为“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7]，意在指出小说的使命是对于一种永恒意义的探索与追寻。但同时，这种意义也因为永恒而具有了普遍性和超越性，即超越于具体的时空而广泛适用于一切人。在《大风》中，李凤群为我们找到的小说的永恒价值是关于如何“活着”的回答。她既通过有限性的自我回避而让人物各自言说，从而实现了对一段家族变迁史的展示和对人物精神世界的窥测，又在套叠式的双层“看与被看”的视角模式上完成了对个人主体性的注入，表达出她对人、对生活的关怀和思考：历史的暴力犹如大风给人带来了绵长而深刻的精神创伤，使其始终活在一种孤独而漂浮的“夹缝”之中，“活着”成了一种被迫的有目的性的行为。尽管“活在过去”和“保护后代”都是人在苦难困境中采取的生活方式，但人最根本的“活着”却是在宽恕之后毫无目的性的忍受。因此，找寻“活着”永恒价值的过程便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李凤群在这部小说中以现代主义的手法回答了现实主义的命题。

[参 考 文 献]

[1]王春林.当代中国历史的精神症候式表达——关于李凤群长篇小说《大风》[J].南方文坛,2017(2):144-148.

[2]施战军.说吧,《大风》[N].人民日报,2016-07-29(24).

[3]李凤群.大风过后,草木有声.大风[M].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406.

[4]李凤群.大风[M].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5]余华.活着·中文版自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4.

[6]余华.活着·韩文版自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5.

[7]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