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乡贤文化日益得到中央及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也对乡贤文化进行了大力倡导。乡贤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某一个地区的具体表现，它含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因子。当前的乡村治理要注重从乡贤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智慧，通过乡贤文化的复兴来促进乡村文化品质的整体提升，促进乡村教育，特别是乡村学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质量的提升。

一、乡贤文化：文化哲学的阐释

文化哲学并非是对文化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是透过文化的表象，对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等进行深刻揭示。

这个例子或许能够佐证，《图像学》中那些拟人形象方案，里帕即便采纳的是视觉化图像资源，也未必是他个人的实际观察，而更可能去参考文学作品中“艺格敷词式”描述。毕竟，“特征描述法”这种易于再现画面的文字表达手段，不仅适用于古代的那些佚失无存的图像作品，而且适用于当时那些受到热议，却囿于地理距离无法亲往一睹的赫赫名作。

（一）“乡贤”的历史沿革及内涵界定

我国早在东汉就已正式出现“乡贤”一词。一些有为官员，或者有崇高名望的社会贤达在去世后，国家通常授予他们“乡贤”的荣誉称号。另外，与乡贤含义相近的一词还有“乡绅”，它指退职还乡家居的官员和在当地有声望的人。在我国古代，与“乡贤”意义相近的称谓早已有之。譬如，古典文献中的“乡先生”，即泛指乡里有声望、有德行的人。另外，我国自周代开始设置“乡老”及“乡三老”，它们最初都是基层地方官名，后来拓展为乡里受人尊重者。在传统中国，作为乡贤主体的“乡绅”，他们大多凭借自身的杰出才能和优良德性，在乡村民众中享有良好的口碑和威望，并因此成为乡村社会的道德典范及精神领袖，成为乡土社会的实际管理者和文化精神的引导者，在维系乡村社会的公共秩序、乡村的伦理教化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皇权不下县”的历史时期，国家权力还未充分渗透到乡村社会。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当代社会中的“乡贤”通常是在本乡中具有极大民间权威的贤达人士。“从现实情况看，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1]通过以上的概念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地域性、知名度、德行才能，这是构成“乡贤”的三个基本要素。一般认为，所谓乡贤，“主要指传统乡绅阶层中有贤德，有文化，在乡村公共事务中有所担当的人，也常常被用来指称现当代乡村社会中的贤达人士。”[2]

（二）文化哲学视域中乡贤文化的内涵

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中，文化是历史凝结成的稳定生存方式，也即“人们生活的方式”（胡适），或“人类生活的样法”（梁漱溟），是个体及一切社会组织的活动的内在机理和深层动因。“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既可以表现为人们所未曾意识到的自发的生存模式，也可以表现为人的自觉的价值观念或文化精神。”[3]根据以上的观点，我们可知，从广义上来说，乡贤（包括传统及现代）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及精神成果都可以称为乡贤文化，但从本体性意义上看，乡贤文化更指乡贤稳定生活方式中所内含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另外，文化不仅是静态的物质及精神的成果，更是一个“人化”的动态过程。文化就是人对自我、自然，以及他人的人文化成。譬如，“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我国先贤哲人就是在此意义上对文化做出最有深度的解释。维科、狄尔泰、卡西尔等思想家也同样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人化”，是内在人格的自我完善。文化的最高目的是人在对本能及自然超越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解放。根据这种理解，传统社会的乡贤文化在本质上也是乡贤追求自我完善，并引领本乡民众追求完善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乡贤文化不仅体现了对传统乡贤文化的自觉继承和弘扬，更体现了他们以自由、自觉的超越精神，建构深受普通村民认可与尊重的本土性文化观念体系，引导本乡民众从传统乡村迈向现代美好乡村。

二、乡贤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价值资源

乡贤文化能否促进乡村学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首要的前提是乡贤文化的复兴。另一方面，乡贤文化还需要与乡村成员及乡村学校进行广泛而深度的互动，才能使乡村民众以及乡村学校师生在日常生活中接受乡贤文化的浸润，真正提升乡村学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成效。

（一）乡贤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直接的价值资源

乡贤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及文化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能为乡村学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直接的精神资源。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传统文化作为它的根基和命脉，而乡贤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在某一地区的具体体现，并且由于地域性特点以及乡贤文化本身的“亲民性”和“草根性”，乡村学校的学生对它更容易了解和产生情感上的认同。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以及社会层面的价值目标。三个方面相依相存，共同构成一个严整的价值体系。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以及社会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坚实根基。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中，“友善”更具有基础性意义，因为友善是个体对他人及事物友好和善良的情感。根据梁漱溟的伦理思想，我国传统的乡村伦理是情义之理，传统乡村的伦理秩序是构建于友善的情感之上。乡村的诸多行为规范，如互助、宽容、礼让等无不以友善作为其情感基础。传统乡村中的乡约、族规和家训的重要内容都是规劝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要做到友善。具体而言，在家庭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行为规范充分体现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友善；在乡村公共生活中，乡邻间的和睦互助、规避词讼等行为规范也同样彰显着乡村成员间的相互友善。在传统乡村这个“熟人社会”中，“诚信”是极为重要的伦理准则。“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可见，个体如果失去诚信就无法立足于乡村社会，我国传统乡贤大多出身于耕读之家，他们大多是乡村中的知识分子，深知诚信对于修身、齐家，乃至平天下的深刻意义，不仅自觉地践行“诚信”，以“诚信”立世，而且将“诚信”作为本家家训的重要内容，要求子孙后代严格以“诚信”作为行事做人的标准。“敬业”就是以“好好做事”“把事做好”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职业。梁启超在《敬业与乐业》一文中指出：“‘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在传统乡村社会中，手工业是最重要的行业之一。虽然手艺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但他们仍然将手艺看得非常神圣。工匠们正是凭借“敬业乐业”赢得乡村社会的尊敬，获得良好的职业声望，成为乡村社会有名望的人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人文理想，而我国传统乡村则是这一人文理想的根基，它内含“爱国始于爱乡，爱乡始于爱家，爱家始于爱身”这样的逻辑理路。因此，乡贤文化的起点是“修身”，但它最终的目标却是“爱国”。古代乡贤大多数一辈子都在某个区域的乡村，他们对自己的家乡怀有很深的感情，且对于当地的贡献功不可没。乡贤的爱家乡，实质上就是爱国。

（二）乡贤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构建优良的文化背景

乡贤文化的复兴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对传统乡贤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其二是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乡贤文化。这两个方面有内在的紧密联系。传统乡贤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绝不是单纯的“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乡贤文化的复兴提供精神的“温床”。乡贤文化复兴的具体目标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承传统乡化。器物层面的乡贤文化虽然并非乡贤文化的核心，但它是乡贤精神的实物载体。特别是它的可感性更易激发学生价值观学习的兴趣，并促进他们的价值认同。但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乡贤治理乡村所创造并传承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如祠堂、学堂、牌坊或功德碑等，后者如乡规民约、乡风民俗及村志谱牒等，多已荡然无存，偶有遗珠，也亟待抢救。”[1]当务之急是对有形的乡贤文化进行着力保护，及时发现、修护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及文化意义的乡贤故居、生活遗迹、历史文物，以增强区域文化对乡村民众的感召力。第二，弘扬乡贤精神。“弘扬乡贤精神的实质是通过本地区历代乡贤名流的德行贡献，凝聚成民众共同意识的精神情绪。这种精神情绪来自本乡共同的历史背景、生存环境，共同的忧患经验、荣辱记忆，共同的人文传统、认同意识，并内化、积淀、渗透于本地区民众的集体心理之中。”[5]乡贤精神是乡贤文化的内核，乡贤精神的继承及发扬对乡村文化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发挥当代乡贤文化的引领作用。积极地联络“官乡贤”“富乡贤”“文乡贤”“德乡贤”，并对他们都能做到尊重礼待；通过多种途径让他们向乡村民众展示他们的乡贤精神。第四，将乡贤文化作为提升乡村教育质量的文化资源。乡村儿童、青少年既要以客体的姿态，接受乡贤文化的文化熏陶，又要以主体的身份自觉投身到乡贤文化复兴的事业。乡村学校只有以乡贤文化作为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资源，才能使乡贤文化在薪火传承中得到不断发扬光大。

武警番禺医院位于城市密集区，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化的医院。经过数年的发展，院区内现有的5城住院楼及临建的门诊部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严重制约着医院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基于上述客观情况，经过充分调研和深入论证后，院方决定在本院的地域内新建一栋门诊大楼。

三、复兴与互动：乡贤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理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以优良的文化作为其精神背景，并从中广泛汲取文化资源。

在工作中我注重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关注调皮孩子和学困生，他们是班级管理的难题。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对学困生和调皮淘气的学生存在偏见，特别反感，给予他们的微笑少，批评多。但是几年下来，我对学困生及调皮的学生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因为我意识到在以往的工作中过多的注重了学困生的缺点，而忽略了他们身上的优点。我逐渐发现，他们也有很强的上进心，可是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或条件的影响，导致了一些不良的行为。当他们得到关心、关注的时候，他们的眼神和举止也会发生变化的。有了笑容，有了自信，他们会磕磕绊绊地努力改正，努力前进，看到了他们的变化，也给了我百倍的信心，与他们的交流接触我感到越来越来轻松。

（一）乡贤文化的复兴

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一般而言，一种价值观往往包含了一系列的价值原则。像‘集体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就包含了像‘团结’‘忠诚’‘谦逊’‘宽容’等诸多的价值原则，或者说通过这一系列的价值原则得以体现和实现。”[4]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仅有12个价值范畴，但每个价值范畴都必须置于整体性的文化背景中考察，而且每个价值范畴的实现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要以大量相关价值范畴的实现为条件。如果缺少这样整体的文化背景，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变成了肤浅的、片面的理论学习的过程。

我国传统乡村文化大体是一种农耕文化，它具有诸多优良特质。“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道德经》）土地是人的生命之根，人只有亲近自然，才能归于宁静。而生命的根本，就是在宁静中孕育繁衍。乡村文化使人在清心寡欲中不断臻于心灵的宁静和道德的完善。并且，传统乡村文化具有鲜明的伦理特征，情理交融的乡村伦理使乡村成员在美善的伦理生活中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素养。正是因为传统乡村文化具有诸多优良特质，它理应成为乡村学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文化背景。然而，随着传统乡村的“终结”，乡村文化也日渐凋敝。当前的乡村犹如一个个文化“孤岛”，它不仅切断了与传统的血脉相连，而且城市文化正以“强势文化”的姿态侵袭着乡村的肌体，打击着乡村文化的自信。特别是以平面化、碎片化、商品化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文化正无孔不入渗透乡村人的心灵世界。可见，现代乡村正面临着一种文化生存的困境：他们既远离了曾有的精神家园，又被各种异化的文化牢牢控制，现代乡村人在文化困境中失去心灵的依托，产生了茫然无措的焦虑和困惑。现代乡村文化困境的突围，不是要完全回到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文化，而是要继承和复兴传统乡村文化的某些优秀特质，从而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建立新的平衡，使乡村文化不至于向单一向度过度发展。乡村文化的重建，特别是传统乡村文化的继承和现代发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贤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对于传统乡贤文化而言，它是传统文化在具体乡村的体现，它作为一种“活”的精神支撑着乡村文化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正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新乡贤文化不仅是传统乡贤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延续，而且它富有时代特色的价值观念及文化精神将引领乡贤文化不断增益时代的内涵。总之，乡贤文化引领传统乡村文化的继承和复兴，进而引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复兴。这实质上也是和谐、分享、节俭等传统核心价值继承并不断增益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这就为乡村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优良的、整体的文化背景。

（二）乡村学校与乡贤文化的优良互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是一个“文而化之，化而文之”的过程，是让学生在优良文化的浸润中从一个“自然人”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因此，乡贤文化必须以自然的方式融入进乡村生活，成为乡村学生生活整体背景的有机构成。除了要积极复兴乡贤文化外，还必须实现乡村学校与乡贤文化在多个层面的优良互动。

首先，乡村教师对乡贤文化的复兴要有积极的文化自觉。第一，乡村教师要以乡贤精神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行自觉的建构，从而成为学生真正能够接触到的“乡贤”。正所谓“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礼记·中庸》）。乡村教师只有以乡贤精神引领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他（她）才能以自身之“诚”来“化”学生。这样，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就是一个真正的文化过程，而不是一个“推行”价值观的过程。第二，乡村学校教师要积极主动探求复兴乡贤文化的多重路径。譬如，乡村教师可以以个体或群体合作的方式对本地区的重量级历史名人进行研究；对姓氏、望族进行研究。有关姓氏的起源、沿革，能够大力唤醒和激发乡村民众的寻根情结，进而促进乡村民众在血缘基础上重建乡村文化。因此，姓氏的起源及其历史沿革应当成为重要的乡贤文化资源。第三，乡村教师还应当将乡贤的功绩及其中体现的乡贤精神有机地融入学校课程，从而使乡贤精神能够以课程的方式对学生产生持久和深刻的影响。乡村教师要有意识地带领学生去寻访和重温传统乡贤文化遗迹，凭吊他们为乡村所做的功绩，感受道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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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乡贤文化要与乡村学校实现优良的互动。这主要取决于新乡贤的文化自觉。乡贤文化是传统文化在乡村的具体体现，它已经散落了历史的尘埃。因此，对传统乡贤文化的发掘、传承需要以文化自觉引领。这就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注重乡贤与乡村学校互动的方式与内容。在当前，无论是“官乡贤”，还是“富乡贤”“文乡贤”“德乡贤”，他们都应当充分“介入”乡村学校，与师生展开经常性、面对面的互动，使师生得到乡贤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促进学校师生精神境界的提升。要为教师进行乡贤文化的研究、乡村乡贤研究会等组织活动的开展、乡贤文化课程的开发、寻访乡贤的活动等等，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第二，乡贤在致力于传统乡贤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向现代美好乡村转变。乡贤要更多地“在场”于乡村公共生活，“在场”于学校公共生活，让学校师生在基建于现代价值观念的公共生活中，深刻体认到这些价值观念的意义，从而激起内在的超越需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乡村教师不能成为游离于乡村公共生活的“边缘人”，而应当重新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积极“在场”于乡村公共生活中，以强烈的文化自觉促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创建，特别是美好乡村文化的重建。这是乡村教师的“分内”之责。

【参 考 文 献】

[1]钱念孙.乡贤文化为什么与我们渐行渐远[J].学术界，2016（3）：40-44.

[2]本刊综合.创新发展乡贤文化［J].人民文摘，2014(10):24．

[3]衣俊卿.20 世纪:文化焦虑的时代[J].求是学刊，2003（3）：5-13.

[4]石中英.关于当前我国中小学价值教育几个问题的思考[J].人民教育，2010（8）：6-10.

[5]王泉根.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与上虞经验[J].中国文化研究，2011（4）:165-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