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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三宝太监西洋记》中的番国想象及其文化心理

更新时间:2009-03-28

《三宝太监西洋记》(以下简称《西洋记》)是取材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史实而虚构的长篇神魔小说,共有一百回。在内容上主要展现了明代永乐年间郑和远渡西洋,在金碧峰长老的保护下平服三十九国的历史故事。小说想象丰富,描写奇特。特别是书中所展现的西洋各国神怪丛生、光怪陆离,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小说在历史人物郑和七下西洋基础上,夹杂了众多的仙怪斗法降魔情节,从而形成了人、神、魔相互争斗的虚构色彩,呈现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列的文化风貌。这种融汇历史现实与奇幻想象的独特艺术手法,使该书成为明代一部颇具浪漫色彩的神魔小说。作者罗懋登对西洋各国的风土人情、天时地理描绘得具体细微,尤其是对四大洲的阐释和有关西洋各国的地理线路描绘得更为细致。从形象学的视角出发,对《西洋记》中的域外番国做一具体的文化阐释,对于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和当时的民众心理有着重要意义。

一、西洋番国的浮世图

《西洋记》中所描绘的西洋番国是指以大明王朝为中心、相对而言的西方,并非是指15世纪以来世界地理意义上的西欧、美洲国家。在罗懋登的思想观念中,西洋番国都是一些蛮夷之地,他们的民众也是一些体貌上怪异丑陋的形象。作者在第九回中借助四大部洲之说,展现了一个广阔的世界性图景。小说中的主人公金碧峰在呈现给皇帝的的一个“经折儿”中,展现了虚构的18个西洋国家。这些西洋国虽然在地理疆界上是不存在的,但为了突出小说的神魔色彩,作者通过金碧峰长老之口,叙述出了这些国家的名称:金莲宝象国、女儿国、苏门答腊国、爪哇国、淄山国、大葛兰国、撤发国、古俚国、木骨国等等。正是这些充满神奇色彩番国的存在,使我们领略到了小说中千奇百怪的故事和奇幻丰富的人物形象。

罗懋登所描绘的番国形象具有强烈的幻想特征,人物形象的塑造似人非人,似神非神,人神难分。西洋番国中的人物形象大多具有呼风唤雨、做弄法术的特质。比如小说中的金莲宝象国有一位具有妖术的妇女,其身貌特征与人无异,但眼睛中没有瞳仁。在夜半之际会舍弃身体,其头会飞,飞到某地,便要吃人,而且专门吃小孩子的秽物,小孩子受到她的妖气,便会丧命。到了五更,其头颅便会飞回去,和身体合在一起,仍然是个妇女。这种幻化的神魔人物作者取名为“尸致鱼”。又如金莲宝象国刺仪王姜老星之女姜金定,不仅在战场上勇猛善战,毅力坚韧,而且能施展妖邪法术,用石囤、水囤、木囤、火囤四囤,囤在东、西、南、北四方上,陷了南朝四员大将,其威力可见一斑。再如爪哇国中的鱼眼将军不仅武艺超群,而且具有神魔法力。他的眼睛有着非凡能力,可以在水岸上看到海底的各种水怪、水精。同时,他麾下的众多水兵也具有超常能力,可以在海水中潜伏七天七晚而不死。由于鱼眼将军和水兵的超常能力,他们“咬紧牙齿—响,海水要干三分”,因此当地人称鱼眼将军为“咬海干”。其他异域番国中的人物形象虽然都具有人的特征,但在法术武力上都增添了神话的成分。这些番国的将领在与以郑和为代表的大明王朝作战的过程中,更能显示出他们的人神、人妖特征。总之,《西洋记》番国人物形象的塑造充满着非凡的想象和神奇的夸张,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在这些异域番国描写中,罗懋登也展现了多姿多彩的域外风情。比如金莲宝象国没有纸张可以写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民众们将羊皮捶薄,然后用树皮将之熏黑,使之变成经折用白粉写字;该国法律刑罚上的处理方式也别具特色,往往依靠鳄鱼来评判是非:命令诉讼双方都骑着水牛趟过鳄鱼潭,理屈者鳄鱼自然会把他吃掉,而有理者即使来回趟过水潭十多次,鳄鱼不会食之;该国的纪时方法也很独特,“国中无闰月,以十二月为一年。昼夜各分五十刻,用打更鼓者记之”[1]527;该国的结婚形式也很新颖,先是由男子入女方家住十天半月,然后再由男方家人用乐器迎接两人回到男方家。爪哇国的风俗也有特点,国中男子皆披头散发,女子则把长发挽起,束在脑袋后面,不论男女,上身穿衣,下身则围手巾;国中民俗最为凶残,无日不杀人,因为凡是男子,无论年龄大小、贫富贵贱,腰间都佩一把“不刺头”的匕首展示威武气概。而吉里地闷国的地方风情匪夷所思,当有番船路过此国时,均是国中的妇女上船进行贸易活动,导致被奸污的女子十死八九。罗斛国的的风俗则是女人掌权,家中大小事宜都由妻子定夺,这是由于该国的女子在智慧和力量上皆胜于男子的缘故。小说在描绘翠兰屿风俗时,叙述其民众都居住在巢穴中,男女老少都不穿衣服,只用一些树叶遮住身体的重要部位;原来当初释迦佛祖路过此地,脱下袈裟洗澡之时,被当地的土人偷走袈裟,佛祖一怒之下发下誓愿,凡是此国人以后一旦有穿着衣服的,让其即刻烂掉皮肤作为惩罚,因此当地男女都不敢穿衣服,风俗一直流传于今。祖法儿国的妇女装扮较为奇特,她们头上所带的兜布一方面兜着脸,不让人观看;另一方面,头上所戴的兜布上面有三五个甚至十个角,角的个数代表她们所拥有的丈夫个数;原来该国的男子数量较多,女子较少,因此许多男子合用一个妻子;一个女子有几个丈夫,头上的兜布就有几个角。小说中的天方国则被写成是天堂之国,民众们均有回族人的风俗习惯,对于猪、鹅等牲畜不允食之和饲养;因此,城邦中显现出四时温和的景象,街上无物不有,书籍彩帛,俱各全备。可以说,这些域外番国的风俗民情反映了不同国度的特色和风貌,彰显出作者非凡的想象力。

《西洋记》也聚焦于异域番国独特的地形风貌及生活方式。比如灵山的居民人数较少,他们以“结网为业”;淳淋国的地形则是土地肥沃,适于种植,当地人流传着“一季种谷,三季收金”的传说,并且民众们由于熟悉水战,生活以侵掠为生;东西竺由于“田土硗薄,不宜耕种”,民众们则“煮海为盐,捕鱼度日”;彭坑的地形风貌是“田地肥盛,五谷丰登……都是农业”;麻逸冻的地形以及生活方式则是“田地膏腴,五谷倍收于他国。又且煮海为盐,酿蔗为酒”;龙牙迦释的气候常热,田禾勤熟,因此居民们的生活方式是煮海为盐,酿秫为酒。域外番国的住宅建筑也形态各异,比如忽鲁谟斯国的居住风貌是:国王大臣们的宫殿以石块修建而成,层高可以有六七层;而民众们的房屋建筑虽以石块为材料,但层高只能在三五层以下;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为了突出王公贵族们的高贵和特权;但是,该国所有民众的“厨厕卧室待宾之所,俱在上面,无贵无贱是一样”[1]374。满刺伽的居住风格更是匪夷所思,国王的房间均在重重的楼阁上面,卧室中的床没有床板,只用一些椰子木条稀稀地摆放在上面,用黄藤捆着,类似羊棚一般。有客人拜访,大家便连床就榻,盘膝而坐。在这些房间中,“饮食卧起,俱在上面。就是厨灶厕屋,也在上面。”[1]476异域番国中千奇百怪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展现着域外民众丰富多彩的生活。

由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抚夷取宝”,因此在展现异域番国风土人情的同时,也描绘了众多西洋国家所进贡的宝物和特产。小说在第八回中集中展现了域外番国的特产宝物:有生成佛像的菩萨石、有上千年之名的万岁枣、有特异功效的笃耨香以及精彩纷呈的朝霞大火珠、甜蜜无比的歌毕佗树等等。再如金莲宝象国所呈现的宝物也是千奇百怪:“宝母一枚,海镜一双,大火珠四枚,澄水珠十枚,辟寒犀二根,象牙簟二床,吉贝布十匹,奇南香一箱,白鹤香一箱,千步草一箱,鸡舌香一盘,海枣一盘,如何一盘。”[1]536这些异域城邦的特产和珍宝,在其他域外国家所呈献的礼单上举不胜举,如旧港国的鹤顶鸟、金银香等。同时,小说也展现了西洋各国珍奇的动物,有西南哈失谟国的青狮子,满剌伽国的黑熊、黑猿、白鹿,真腊国的白象,鞑靼国的羱羊,东北奴儿罕都司的八个尾巴的八梢鱼、长一丈的长尾鸡以及蚂蚁卵熬得的蚂蚁盐等等。

总之,罗懋登在《西洋记》中对众多的异域番国从人物塑造、地形风貌、风土人情以及特产宝物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书写和想象,展示了一个个多姿多彩的域外浮世图。虽然这些番国中的描绘有现实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充满着浪漫的想象。作者给我们传达了一种观念:世界是广阔的,而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这对于开阔国人的视野,增长时人的见识,无疑是有一定裨益的。季羡林先生曾经对《西洋记》中的域外景象做过客观评价,他说这部作品可以使我们读者获得一些有用的地理和历史常识[2]5

二、番国想象的素材来源及化用方式

《西洋记》是一部取材于郑和下西洋史事的长篇神魔小说,中间详细描摹了域外各国的风土人情及人文景观。据《明史》记载:明成祖朱棣从建文帝手中夺取政权后,怀疑建文帝逃亡海外,便派太监郑和和王景弘等率领兵船出使西洋诸国,既寻访建文帝下落,又“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出使西洋前后七次,历经28年,所至共39国。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早在民间流传,这部作品便是以此为素材编撰的。《西洋记》虽然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事迹作为小说情节的框架,但中间穿插了众多异域番国的民俗风情、天时地理、人物刻画以及西洋宝物等。其中的域外描绘以明代人马欢、费信所著的《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为主要素材,同时也借鉴了一些古代神话、笔记和神魔小说,使得《西洋记》中的番国想象既具有一定的历史来源,也具有一定的文学基础。

第二、《西洋记》中的番国想象也受到了《山海经》《西游记》以及其他神魔小说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文学渊源性。《西洋记》中的一些番国想象除了来源于《星槎胜览》和《瀛涯胜览》,有着一定的本事依据,也有一些域外国家形象在之前的神话传说、笔记史料以及神魔小说中能寻到一些端倪,如罗斛国、宾童龙国、金莲宝象国、女儿国等。最为典型的是女儿国,其最早来源于《山海经》,最近出自《西游记》。特别是《西游记》中关于女儿国的描绘对《西洋记》影响巨大。郑和等将士路过女儿国,众将士误饮子母河的水而受孕。如果想坠胎的话,则必须喝丁阳洞圣母泉的水才能将胎气消掉。这些荒诞离奇的描写与《西游记》如出一辙。又如郑和等人路过金莲宝象国时,羊角真君用吸魂瓶将金碧峰吸到瓶中,而金碧峰长老用禅杖钻孔才得以逃出的情节也受到了《西游记》的影响。在有关西洋番国的战争场面的描写方面,我们同样感受到这部小说所受到的《西游记》的影响。比如在爪哇国,当火母被金碧峰长老用钵盂扣住之后,骊山老母请来众多神尊也无法解救。这个情节明显借鉴了《西游记》中假雷音寺孙悟空被金铙所扣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西洋记》中异域番国的描绘与《西游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洋记》中出现的子母河、蜘蛛精、瞌睡虫、金角大仙、银角大仙等,实际上都是来源于《西游记》中的异域想象。关于《西游记》对《西洋记》的影响,一些学者也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如林辰先生所言,《西游记》推动了中国神怪史话小说的产生,像《西洋记》《封神演义》[5]305。陈大康先生也认为,《西洋记》的作者很注意从之前小说中撷取种种情节和故事杂糅到自己的作品中,《西游记》是最为典型的作品[6]417

小说中所描绘的诸多落后被驯服的番国形象,折射了明代人对永乐盛世的怀念和追忆。在《西洋记》中,我们看到了众多落后野蛮、俯首称臣的番国形象。很显然,这些被大明王朝战胜,并向郑和等人呈献降书降表和通关文书的番国,是作者的一种刻意想象和虚构,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时人观念里,中国在天下范围内自古以来就是以君父的地位自居的,而外域诸番则是作为臣子存在的,这种秩序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作品中众多的番国最终被征服的结局,是作者的一种美好理想和愿景,也是中国人对自身力量高度自信的一种体现。正如学者刘勇强指出,明代中后期国势的衰微,以致于作者抚今追昔,将往日盛事尽情渲染,在虚幻地剪除各国妖魔的胜利中,不断获得心理平衡[9]137

《西洋记》中诸多番国所拥有的物产、宝物也在《瀛涯胜览》与《星槎胜览》中有所记载。如小说第四十五回中写浡淋国所呈贡的珍品与宝物:“神鹿一对,大如巨猪,高三尺许,前半截甚黑,后半截白花,毛纯短可爱,鹤顶鸟一对,大如鸭,毛黑颈长嘴尖,其脑骨厚寸余,外红色,内娇黄可爱,堪作腰带,火鸡一对,顶有软红冠,如红绢二片,浑身如羊毛,青色,其爪甚利,伤人致死,好食火炭,故名,虽棍棒不能致死,金银香二箱,其色如银匠饭花银器黑胶相似,中有一白块,好者白多,低者黑多,气味甚冽,能触人鼻。”[1]654而之前史书《瀛涯胜览》中记载:“神鹿如巨猪,高三尺许,前半截黑,后一段白花,毛纯短可爱。鹤顶鸟大如鸭,毛黑,颈长,嘴尖。其脑盖骨厚寸余,外红,里如黄蜡之娇,甚可爱,谓之鹤顶,堪作腰刀靶鞘挤机之类。火鸡,大如仙鹤,……中有一块似白蜡一般在内,好者白多黑少,低者黑多白少。烧其香气味甚烈,为触人鼻。”[3]17从这些物产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西洋记》诸多番国的物产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小说中的其他物产,如金莲宝象国的砸翁酒,苏门答腊国的竹鸡、臭果,阿丹国的猫睛石、花福禄、金钱豹、白鹿等,在《星槎胜览》与《瀛涯胜览》中都有所记载。

第一、《西洋记》中的番国想象大多具有本事来源,无论异域中的风俗民情还是特产宝物,均能在史料笔记中找到一些素材。小说所展现的域外番国有数十个,作者对他们描绘得有详有略。其中大部分番国均有历史来源,比如大小葛兰国、苏门答腊国、锡兰国、柯枝国、彭亨国、爪哇国等等。学者赵景深详细考证了《西洋记》中的诸多细节,发现小说中有关番国的描写多借鉴了马欢、费信所著的《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他认为小说中诸多番国的风俗描写是有历史依据的,如翠蓝山的民众不穿衣服,仅仅用树枝遮掩身体的前后部位。其传说在《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中有所记载。《瀛涯胜览》中记述:“见翠蓝山在海中。其山三四座,惟一山最大,番名按笃峦山。彼处之人巢居穴处,男女赤体,皆无寸丝,……人传云:‘若有寸布在身,即生烂疮。’昔释迦佛过海,於此处登岸,脱衣入水澡浴,彼人盗藏其衣,被释迦咒讫,以此至今人不能穿衣。”[3]34《星槎胜览》记载:“传闻释迦佛经此山,浴於水,被窃其袈裟,佛誓云:‘后有穿衣者,必烂皮肉。’由此男女削发无衣,仅有树叶纫结而遮前后。”[4]28又如金莲宝象国的男女婚姻缔结方式较为特别:该国的男子先在女方家举办婚礼,半月之后,再由男方家的亲朋好友用乐器迎接男方回娘家,补办酒席。这种风俗也来源于《瀛涯胜览》中占城国的描绘:“其婚礼先会于女家。旬之后,男之父母宗戚,鼓乐以迎男妇归,则饮酒以庆。”[3]78再如小说中所叙述罗斛国的女子在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利;并且丈夫对于妻子与中国男子的苟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的故事都来源于《瀛涯胜览》与《星槎胜览》中的暹罗国事迹。在《瀛涯胜览》中记载:“其俗凡事皆是妇人主掌,其国王及下民若有谋议、刑罚、轻重、买卖一应巨细之事,皆决於妻。其妇人志量果胜於男子,若有妻与我中国人通好者,则置酒饭同饮坐寝,其夫恬不为怪,乃日:‘我妻美,为中国人喜爱。”[3]19《星槎胜览》云:“大小之事,悉决於妇,其男一听,可与牝鸡之鸣。苟合无序,遇我中国男子爱之,必置酒致待而敬之,欢歌留宿。”[4]11因此,《西洋记》中所描述诸多海外番国的风俗民情、奇闻异事在《瀛涯胜览》与《星槎胜览》中都能寻到一些本事。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助推乡村振兴 ............................................................................................................8-1

“中华上邦”的文化心理还体现在作者对众多西洋番国风俗及人物形象表现出一种鄙夷和轻视态度,彰显出大明王朝的文化优越感。比如作品描绘罗斛国有一种特殊的风俗:当该国女子与中国男子通奸时,女子以好酒好肉招待,并且赠送若干金银珠宝。两人不但可以同吃同住,而且女子的丈夫不仅不以为耻,反而会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的妻子能得到中国男子的厚爱,是自己的荣耀和福分。这样的描写显然是贬低异域,抬高自身的一种想象和夸张。又如第八回,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四方诸夷前来进贡盛景的同时,有意丑化这些番国大臣们的举止穿戴。在作者看来,番国之人都是些“异样的人”,他们的长相“略似人形而已”。这种优越之感夹杂着轻视的态度,正是中国古代士子“天朝大国”自我优越性的体现。在郑和等人到达撤发国时,作者眼中的异域民众都是一些“头发血红,浑身黑碳”的“非人类”。因此,小说中的郑和说道:“这也不是人类,怎么走到这里来?”[1]575还有众多的番国被作者描绘得经济文化异常落后。如大葛兰国和小葛兰国的民众不习诗书,不认文字,这些国家连基本的降书降表和通关文书都没有。又如第四十五回写到孙陀罗和琵琶拖等地,这里的番人因无田地可耕种,只好以抢劫来往商货为生,当他们听闻宝船经过,便纷纷将抢夺之物献出,可见他们对于大明王朝的崇敬之情。而郑和一听是不义之物,便严加训斥了他们,但对其归附之心表示赞赏,使得众番人感恩涕零,号泣而去。在郑和看来,这些番人之所以生活中有不当行为,是由于大明王朝的恩泽还未惠及他们,其话语中的优越感和大国意识显现得活灵活现。

《西洋记》中除了番国想象受到《西游记》文学影响之外,它关于打斗的场景也借鉴了其他古典小说的艺术手法,如《封神演义》《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小说第三十二回中金莲宝象国的姜金定被张天师七擒七纵的故事明显借鉴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情节;小说第二十四回中姜金定用土屯、金屯、水屯等方法连捉大明王朝的四名大将也受到了《封神演义》第四十二回闻太师收邓辛张陶四将的影响。另外,《东周列国志传》中的田单火牛之计、甘罗十二为丞相的情节,《水浒传》中的浪里白条张顺的故事,《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祭沪水、水淹七军、赤壁之战等也对《西洋记》中番国的打斗智谋情节有着深远影响。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西洋记》中诸多番国描绘虽然来源于其他神话传说、神魔小说以及历史史料,但作者罗懋登并非一味地照抄照搬史书或前代小说中的异域描写,而是巧妙地对这些异域景象进行改写或化用,使之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域外风貌。比如第七十八回,作者对祖法儿国中的妇女装扮进行了丑化。该国女子都用布兜着脸,而且头上戴的兜布有几个角寓意着有几个丈夫。其实这种书写与史书中有关该国女子的行为描写是不一致的。据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该国女子的装扮十分端庄,犹如“观音之扮”,但在小说中加以丑化,是为了突出该国的野蛮和落后。又如第四十五回介绍吉里地闷国时,把该国风俗描绘得污秽不堪。小说中该国女子有着强烈的独立意识,在社会上能够独当一面;当一些女子在异国船上进行商业交易时,经常被外国男子奸污致死。这种风俗的描写是改写了《星槎胜览》中的一些情节,因为该书中并非有女子上船交易的描绘。史书中只是重点书写了由于天气炎热,一些商人会十之八九的染病而死。“居重迩逻之东。满山茂林,皆檀香树,无别产。马头商聚十二所。有酋长,田肥谷盛。气候朝热暮寒。凡其商船染病,十死八九,盖其地甚瘴气。男女断发,穿短衫。货用金钱、铁器、磁碗之属。”[4]6《西洋记》对该国习俗的改写,目的是为了夸大该区域的落后和混乱。

《西洋记》作为一部长篇神魔小说,其番国描绘也呈现出虚构的幻想色彩。罗懋登在作品中对个别域外番国的描绘并不依据史书,而是主观地进行删减或虚构。比如第六十回中所描写的古俚国,对其风俗几乎没有涉及,主要书写了大明将领王明运用妙计使该国国王臣服的故事。但在《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中对古俚国都有着积极、正面的描述。如《星槎胜览》中所描述该国的风俗:“风俗甚厚,行者让路,道不拾遗,法无刑杖,惟以石灰划地为禁令。”[4]34《瀛涯胜览》中对该国的评价:人甚诚信。又如金莲宝象国虽然来源于《瀛涯胜览》中的占城国,但罗懋登更多地对这个国家的风俗进行了虚构,并没有据史描摹。小说中金莲宝象国的国王会用生人的胆汁淋浴,但独独不用中国人的胆汁。《瀛涯胜览》中虽然记载了当地国王用生人的胆汁淋浴的风俗,但并没有谈到中国人的胆汁不用的问题。很显然,罗懋登之所以在《西洋记》中有意夸大中国人的高贵,其目的是为了突出大明王朝的“天朝上国”身份,从而对历史史料中的相关情节进行删减。

另外,《西洋记》中一些番国想象虽受到了中国民间传说的影响,但作者也不照抄照搬,而是有意地化用和改造。比如小说中所描绘的酆都鬼国。酆都本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地狱,即十恶不赦之人死后要关进去的地方,人们一旦下到地狱永世不得超生。《山海经》中有关于古老鬼国的记载:朔山上有大桃木,出幡三千里为鬼门,鬼国之人即魑魅鬼魅,游离于黄泉之下,统治酆都,为万鬼出入之地。可见,该国即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阴曹地府,但罗懋登把这一鬼都搬到了域外,赋予了它明确的国家形式。小说所描绘的该国民众的长相均是凶神恶煞般:有的是獠牙露齿、有的牛头马面、有的蛇嘴鹰鼻、有的青脸红牙等,并且在这个番国中也有“奈何桥”“灵曜殿上的阎罗王”等等。可以说,作者对域外番国的描绘也受到中国民间传说中充满离奇虚幻和神秘荒诞色彩的影响。

总之,《西洋记》中域外番国的书写,一方面取材于明代人马欢、费信所著的《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另一方面也借鉴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笔记及神魔小说的因子。作者在对域外番国想象的过程中,凭借自己的才气和学识,化用和改造了史书、神话以及神魔小说中的番国形象,使得作品中的域外形象显得光怪陆离、诡异离奇。

三、西洋叙写所折射的文化心理

《西洋记》对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所经过的域外国家从种族物产、民俗风情到政治制度、人物风貌等都进行了详细描绘,展示出了一个个多姿多彩的域外浮世图。由于罗懋登缺乏国外游历的经验,其作品中的域外想象大多是依据《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进行虚构创作的,而传统的“华夷之辨”又使得他在番国想象上打上了深深的“中华上邦”烙印。

由于罗懋登创作该小说的本意是为了彰显大明王朝的神威,故而作品中所描绘的番国风貌是按照“有中国才有夷狄,中国为君为父,夷狄为臣为子”的理念进行想象和虚构的。其实,这种“天朝上国”理念一直是中国古代人的集体无意识。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形成了“华夏为世界中心”的观念和文化心理,认为中国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其他皆为蛮夷。明朝是汉民族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后重新确立华夏统治地位的封建王朝,因此,在明代社会,古人思想意识中的“天朝上国”理念又得到强化和巩固。明永乐年间的士大夫陈诚曾说:“天命有德,以妥黔黎。我皇上应天顺人,泛扫乱略,宗主天下,遐方异域,罔不臣顺。天下治平三十年于兹,混一之盛,旷古未闻。安南内附,盖亦有年,地之相去不及万里,朝贡之士往来如家。朝廷威德,闻之熟矣,不必缕言。”[7]140当代学者王一川先生也曾指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之前,中国人对自己作为“中原”主人的中心地位和权威是深信不疑的。中国位于世界体系的中央,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周边各国皆是夷类,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他们必须向“中原”主人进贡臣服[8]14

作为明代人的罗懋登自然也会有着强烈的“天朝上国”意识,他创作《西洋记》目的之一即彰显明代作为天朝大国的神威,因此,作者有意地以“中华上邦”的虚妄与骄狂心理来俯视着这些西洋番国。在作品中,郑和率领着千号宝船、千员将领,浩浩荡荡的出海,诏谕各地。每到一个国家,必要他们接受大明王朝的正统地位,让他们奉上降书降表和通关文书。一些驯服有礼的番国,诚惶诚恐,贡物称臣,郑和等人便好言好语加以抚慰,回馈赠品。比如阿鲁国的国王看到郑和的船队后,立即进行迎接,并且送上降书降表,“侧闻天讨有罪,兵义者王;夷必宾华,理屈斯罚。维兹阿鲁国,敢外钧陶。仰中国之圣人,夙有依归之愿;瞻元戎之大纛,钦承节制之尊。敬以丹诚,寓之相简;获依巨庇,不尽顒延。”[1]429苏门答剌国国王听闻郑和船队到来之际,也呈上了降书降表,并且送来诸多贡品和礼物。金莲宝象国被大明王朝将领驯服之后,其国王派人送上降书和贡品,并且上书表示忠心臣服、矢志不渝、永作外藩,他们的诚心可见一斑。罗斛国、哑鲁国、故临国、宾童龙国、默伽国、孤儿国、勿斯里国、吉慈尼国、麻离板国、黎伐国、白达国等国均在郑和船队到达的时刻,即送上降表降书和贡品礼物。一些顽固不化的番邦,往往自恃国力强大,又有一些通晓法术的将领,不肯臣服,如爪哇国、撒发国、金眼国、木骨国等。以郑和、金碧峰为首的征西将帅即施加兵马,武力降之,从而凸显大明王朝的神威。最后,在郑和、金碧峰等人的法术和征讨之下,这些国家都被一一收服。可以说,郑和等人对待异域番国无论是礼尚往来,还是兵戎相见,都是从宣扬华夏正统观念的角度出发,一方面通过感化的方式使各国心甘情愿臣服于天朝,另一方面对于不俯首称臣的国家则以武力征服。众多番国的臣服、争相进贡彰显了大明王朝的声威,折射出作者“中华上邦”的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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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上邦”的文化优越感不仅仅体现在域外番国的风俗和民众的精神面貌方面,还体现在郑和等人对这些番国的教导和开化方面。郑和等将士在耀兵异域、抚夷取宝的过程中,见到一些番国没有礼仪和羞耻之感,俨然以文明礼仪之邦的姿态对他们进行惩戒和开化,显示出自身的优越性。在小说的第四十五回,作者把吉里地闷国塑造成一个社会动荡的国度。该国纵容女子上船进行商业贸易,导致众多女子被异国男子淫乱致死。郑和了解这种情况后,命人杖击了该国不负责任的酋长,希望他以后负起酋长的职责来。该国酋长表示悔过,磕头致谢。小说中写道:“这都是三宝老爷用夏变夷处。”[1]368第六十回描写了文化落后的大葛兰国和小葛兰国,这些国家的民众愚昧无知,不习诗书,不认文字,连基本的降书降表和通关文书都没有。郑和等人在临走之际还教导这些国家的国王有关的“升降揖逊,进退周旋”之礼。又如小说的第五十回描写麻逸冻的妇女多有节义,在丈夫去世之后,妻子大多“削发剺面,七日不食,与死夫同寝”;即使“七日不食”之后,一些女子未死,也会终身不嫁。郑和欣赏当地有节义的风气,代表“天朝”表彰当地为“节义之乡”,最后通过王爷之口说出:“这劝惩之道,一毫不差,用夏变夷,天生这一员元帅。”[1]379写出了郑和所代表的大明王朝对域外番国赏罚分明,劝惩有道,也彰显了大明王朝的文化优越感。

罗懋登站在“贵华贱夷”的道德制高点上对异域番国俯首称臣的行为进行了多方位书写,这固然与明朝人“中华上邦”的集体无意识有关,但同时也与作者对当时大明王朝所处环境的忧虑分不开。《西洋记》产生于万历二十五年,当时的大明王朝已经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内忧外患,特别是当时的外患危机相当严重,这自然会引起诸多文人对国家的忧虑和感怀。其实从明太祖建国开始,北方的蒙古人就对明朝的北方虎视眈眈,不断侵扰着当地民众的生活。到了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的倭寇和海盗屡屡侵犯大明王朝,当地民众一直处在恐慌之中,致使当地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同时,东部日本在丰臣秀吉武士道精神的感召下统一了全国,准备开疆裂土,策划侵略中国。可以说,明代后期的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丧失了昔日的辉煌与威严,那种高高在上的形象正逐渐被周边的国家所改变。这些情况自然引起了明末文人的焦虑和担忧。在他们看来,大明王朝在边境上不断被番国所挑衅,其结果却总是吃亏。这种境况与明初永乐年间“天朝上国”的强盛地位是不相称的。当时大明王朝的国人特别怀念郑和下西洋那个“四夷宾服,万邦进贡”的盛世景象,于是,《西洋记》在这种社会集体怀旧文化氛围下应运而生,满足了众多中国人的心理期待。作者罗懋登在小说的自序中写道:“今日东事倥惚,何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郑二公见,当事者尚兴抚牌之思乎。”[1]19可见作者创作该小说的意图,是希望能有像郑和、王景弘那样的英雄人物来肃清海疆,平息倭寇。

[1](明)罗懋登.叙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表3报告了我们最为关注的三个变量 ——金融发展指标FD、经济增长率Growth与金融开放指标kaopen指数间的相关关系。可见同一样本间的经济增长率与金融发展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暗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一个反向影响的关系;金融发展与金融开放的相关关系显著为正,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先前的文献研究结论:金融开放会极大促进金融资源的跨地配置,并通过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促进金融发展。kaopen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回归模型来进一步确定两者间的相关关系。

为了克服全局区域不能很好表达图像信息这一缺点,Li等[24-26]在能量泛函中引入了图像的局部信息,提出了基于局部区域的LBF模型,对不均匀图像的处理也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但该模型对参数敏感,在处理噪声和边界模糊图像时,不能自适应地收敛至正确的图像边缘。在此之后,Niu等[27]提出了对噪声具有较强鲁棒性的RLSF模型,然而该方法也未解决对参数敏感这一问题,并且在处理具有丰富灰度级和弱梯度边缘图像时也有一定的缺陷。

综上,《西洋记》中的番国之所以是五彩缤纷的多面体形象,之所以不断地被郑和等将士所征服,在根本上都是社会集体想象的结果。这与中国古代文人的“中华上邦”心理有关,与当时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有着密切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而言,罗懋登在书写西洋番国的“他者”形象时,也在言说着大明王朝“自我”。小说中的番国想象在本质上彰显了当时大明王朝的危机,反映了以罗懋登为首的明代文人深深的忧患意识和焦虑情怀。

参考文献:

对照组的VEGF含量为(465.48±30.19)%,雷公藤内脂醇浓度为10、20、40 nmol/L的细胞培养上清中VEGF含量分别为(415.24±22.73)%、(323.57±28.26)%、(251.67±32.61)%,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5.2 妥善固定导管。加强对管道的评估,除了医生用缝线将引流管缝于皮肤外,还应用3M胶布将引流管贴于皮肤,腹腔管多的患者,用3M弹力胶布采用高举平台法进行固定,深静脉统一用施乐扣加强固定。对于下床活动病人先放空引流袋,将引流管固定在低于切口的位置,可以使用别针将引流袋固定在衣服下缘或者是大腿上1/3的裤子上。

[3](明)冯承钧校注,马欢.瀛涯胜览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4.

[2]季羡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新版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明)冯承钧校注,费信.星槎胜览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4.

然而,道德办公室在华盛顿却处于人微言轻的尴尬困境,其拨款不足、常年捉襟见肘的现状,更令一些立意献身廉政建设的员工难酬壮志,只得挂冠求去,另谋他职。作者认为,眼光应该放远一些,增拨政府道德办公室的预算,只是把纳税人的钱花在该花的刀刃上,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由此可以堵塞贪污腐败的漏洞,挽回损失,朝野都应该举双手赞成。可以说,改善政府道德办公室财政拮据的窘况,使之能推动、实施有效的政府道德监管、教育和咨询,是物有所值的投资。

[5]林辰.神怪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6]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法学研究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领会宪法的精神、原则和核心要义,加强宪法修正案学习教育研究工作。要坚定宪法自信,增强宪法自觉,讲好宪法故事,大力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充分发挥宪法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重大作用。

2019年,历城区人大常委会将把为民办实事作为人大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继续加强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力度,不断提高代表建议办理质量,交上一份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答卷。

[7]陈诚.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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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锋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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