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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言排偶句中“者”字之用

更新时间:2009-03-28

对偶与排比虽有所区别却“颇有类似处”[1]。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句法结构相同或相似的语句并排一起,从而造成齐整匀称的语句表达形式。鉴于这种形式相似,我们将符合对偶、排比特征的语句统称“排偶句”。先秦文言的排偶句很常见,即使那些口语体色彩浓厚的文言作品(如《论语》)也是如此。据我们初步观察,虚词“者”在先秦文言排偶句中被人频繁使用,“者”除其自身语法功能外,排偶句使用它还能收到特殊的修辞效果。目前学者对“者”在排偶句中的使用问题还鲜有论及,本文对此做个专门讨论,这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者”自身的相关问题及对语法和修辞关系的理解。

2.4 泥浆和坝体的固结和压密。劈裂灌浆加固坝体的主要作用是利用泥浆在坝体中固结硬化后形成的帷幕进行防渗。因此泥浆在坝体内能否固结硬化,就成为土坝劈裂灌浆中最关键的问题。影响浆液固结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浆液固结速率和效果不但与坝体土质、施工质量、坝体应力状态、浆体土料性质、浆体厚度等因素有关,而且还受坝前水位、施工工艺的影响。

一、排偶句中使用“者”字结构

“者”字结构是由动词、形容词及其短语后附“者”组成的名词性结构。“者”字结构有简单、复杂之分。简单“者”字结构直接由动词、形容词及其短语后附“者”组成,排偶句各个分句的相同位置都可能使用这种简单形式。为方便说明问题,这里只举简单“者”字结构作排偶句各分句主语的用例。例如:

(1)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诗经·王风·黍离》)

(2)叶公问政。 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论语·子路》)

(3)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上》)

这些用例中下划线的都是简单“者”字结构。汉语学者对“者”字结构中的“者”有不同理解,而影响较大的是朱德熙的看法。朱先生认为这种“者”是个名化标记[2],把这种理解用以分析排偶句中的“者”字结构是说“者”字结构因为“者”而成为名词性成分。除此之外,以上述诸例说,排偶句使用“者”字结构至少能收到两种积极的修辞效果:

首先,造成对应、齐整的话题形式,并用同构形式标示分叙的话题类属及地位相同。上述诸例的“者”字结构不仅作为名化结构分别作排偶句各分句的主语,也作各个分句的话题。“话题+述题”是基本信息结构模式,其中话题是信息传递的出发点,它制约着述题的表达,而述题是对话题的进一步陈述说明。排偶句各个分句的话题若都采用像“者”字结构这种同构形式,不仅标明排偶句的各个分句用以分叙类属和地位相同的话题,也会促使述题形式一律化,从而强化排偶句分句形式的匀整和语义表达的平衡。比如,例(1)两个分句的话题依次是“知我者”、“不知我者”,这两个话题都采用了“者”字结构,用这种相同形式表明这两个话题属性相同,它们都是有关“知我”的话题,或“知我”或“不知我”,也表明这两个话题在排偶句中是语法地位平等的对比话题。不仅如此,这里的同形话题也促使分叙它们的述题形式整齐化,如述题“谓我心忧”、“谓我何求”都是四字式,并都有“谓我”这种动词用语,而“心忧”、“何求”则是这种动语的补充宾语。例(2)、(3)类此。

其次,一般说,话题代表旧信息和背景知识,而述题代表新信息和语义凸显部分。新信息是句子信息传递的重点,言语交际中无论说话人还是听话人都希望传递或接受更多的新信息。排偶句本来就比单句包含更多的新信息量,而“者”字结构作各个分句主语会进一步增强排偶句包含的新信息量,这是因为“者”字结构跟普通名词作主语不同,它也负载着新信息。这里用形式化符号来说明这种特征。若用VP表示动词性成分,用AP表示形容词性成分,用JZ表示简单“者”字结构,可把例(1)—(3)中的简单“者”字结构描写为:JZ=V(A)P者。JZ是名词性的并且语义所指为VP表示的行为动作或AP表示的性质状态的主体。例(1)—(3)中JZ的V(A)P的主体都是“人”,如“知我者”是懂我的人,“远者”指远方的人,等等。JZ中V(A)P的主体往往不言自明,代表JZ传递的旧信息。跟主体表示旧信息不同,表达主体的行为动作或性质状态的V(A)P却代表新信息,如例(3)的“以力假仁者”、“以德行仁者”中,“以力假仁”、“以德行仁”的行为主体都是“人”,这是不言自明的旧信息,而“以力假仁”、“以德行仁”却代表新信息,孟子用这些语句特别指出了什么样的人才会“霸”或“王”这种关键信息。上述其他用例跟例(3)一样,排偶句各分句的主语使用这种“者”字结构能进一步扩大这种语句承载的新信息量。

复杂“者”字结构是说“者”字结构之前还有名词性成分的修饰语。这种“者”字结构也常用在排偶句中,这里稍举一例说明:

[7]王红生.古汉语虚词“之”、“者”、“所”使主谓结构偏正化的语法功能[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15(2):61-62.

(4)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

1.2.1 术中及术后 手术均由同一人以相同移植术式完成。所有供体均来自公民自愿捐献角膜。在死亡后4 h内摘除眼球并对新鲜角膜进行处理后保存至角膜保存液中。术后予全身静脉滴注氢化泼尼松龙4 mL及五水头孢唑林钠2 g 3~5 d,并局部使用含激素的眼液、眼膏等抗炎、预防感染、抗排斥治疗。根据角膜植片情况,分次拆线。

这个用例中下划线的是两个复杂“者”字结构,这两个复杂形式分别作两个动词的宾语。为方便论述,这里用符号FZ表示这种复杂“者”字结构,并将它描写为:FZ=NP+之+V(A)P者。FZ是偏正结构,这没多大争议,但其结构成分“NP”和“V(A)P者”哪个是修饰语、哪个是中心语却有不同看法。吕叔湘认为这里说的FZ中的简单“者”字结构(即“V(A)P者”)为后置定语,用以修饰前面的名词性成分(NP),而“者”的作用是“改变加语和端语的次序”。[3]杨伯峻[4]、刘景农[5]、白兆麟[6]等也持类似观点。我们认为这种所谓定语后置的说法主要基于翻译,即将古汉语的语句翻译为现代汉语,然后据现代汉语语句的结构关系对原来的古汉语语句的结构关系作出同质分析。翻译不等于语法,不能用翻译代替语法分析。我们曾使用“其”“之”两个语法鉴定字论证过FZ不只为偏正结构,而且前面的“NP”为修饰语,后面的“V(A)P者”为中心语,而不是所谓定语后置。另外,从逻辑语义关系说,FZ中“NP”和“V(A)P者”为整体和部分的语义关系,即“V(A)P者”的语义所指是其前“NP”语义所指的特定部分。 [7]如例(4)的“其大夫之贤者”、“其士之仁者”,语法关系上“其大夫”、“贤者”和“其士”、“仁者”分别为修饰语和中心语,而语义关系上“贤者”、“仁者”所指分别是“其大夫”“其士”所指的特定部分。这种看法方便将JZ、FZ统一起来,只需认为JZ前面缺个像FZ的修饰语NP,很多情况下这个NP在话语中是因不言自明而省去不说的成分,而这个空缺部分可被视为用()表示的语法空位,这种空位可用我们基于语言符号的线性原则提出的新型空语类给以解释[8]。如下所示:

JZ=()+(之)+V(A)P 者

FZ=NP+(之)+V(A)P 者

有些排偶句中的“者”字结构看起来像简单形式,其实是复杂“者”字结构受上下文语境影响下的一种变式,而这种排偶句可为我们深入透析简单、复杂“者”字结构的内在关联提供重要语境。例如:

(5)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庄子·胠箧》)

(6)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论语·子张》)

(7)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史记·货殖列传》)

近年来,出现许多缺乏特色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大多呈现同质化,是旅行社运营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整体而言,当前我国旅行社在旅游产品介绍、选择以及推广方面,缺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当游客选择旅游产品时,面对豪无地方特色、大同小异的旅游产品商品,其消费念头很可能被打消。

以上排偶句中下划波浪线的是复杂“者”字结构,下划线的看起来都是简单形式,其实都是复杂形式的变式。例(5)前文的复杂“者”字结构中有修饰语“彼”,后文的简单形式不用,其实这种简单形式是为避免重复同语词(即作修饰语的“彼”)的省约形式。例(6)的“者”字结构出现在对话语体中,跟例(5)的复杂“者”字结构的修饰语的位置相反,这里的修饰语“其”用在后文而非前文的“者”字结构之前。例(7)中“大者”、“中者”、“小者”也是复杂“者”字结构受上下文语境影响下的变式,它们的隐性修饰语出现在前文,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之人。这几个用例说明,简单“者”字结构多是复杂形式在特定上下文语境中(如排偶句提供的语境)省去它的修饰语形成的,例(5)—(7)表明“者”字结构的简单形式在排偶句中存在隐性修饰语,并且这个修饰语由排偶句提供的上下文语境提供,至于“者”字结构简单形式的所指是这个隐性修饰语所指的特定部分。

二、焦点标记“者”扩展使用在排偶句中

论及焦点标记“者”扩展使用在先秦文言排偶句中之前,有必要对“者”几种主要用法间的联系做简要说明。许慎的《说文解字》释“者”的本义为“别事词”,徐锴的《说文系传》对此解释说:“凡文有‘者’字者,所以为分别隔异也”[9],另据《说文》段注:“言主于别事则言‘者’字以别之”,“凡俗云‘者个’、‘者般’、‘者回’,皆取别事之意,不知何时以‘迎这’之‘这’代之”[10]。可见,许慎、徐锴及段玉裁都把“者”的本义释为指别性代词,即今人所谓指示代词。这种看法影响至后世,如王力等认为“者”字结构中的“者”是“特别的指示代词”[11]。我们虽对王力等的这种看法持有异议,但也承认“者”字结构中的“者”跟本用的“别事词”有历时关联。这是因为虚词的各种用法都从其虚化源头直接或间接派生出来,且这些用法跟这个源头密切相关。据Hopper提出的语法化“滞留原则”,“一个实义词演变为功能词以后,原来的实词义往往并未完全丧失,新出现的功能词多少还保留原来实义词的某些特征,这些残存的特征对功能词的用法会施加一定的制约”[12]。将这种观点用在这里是说,我们需据“者”本用的遗留特征来进一步完善对“者”字结构中“者”的作用及用法的理解。如上文所论,典型复杂“者”字结构中的简单“者”字结构形式的所指为其名词修饰语所指的特定部分,这种“特定”显然是从“者”本用的指别性代词承继来的遗留特征,因为指别性代词在具体语境中的基本特征是指向特定对象。可以进一步认为,“者”字结构中的“者”应是个特指性的名化标记,这个标记不仅具有使动词或形容词及其短语名化的功能,而且具有使所成的名词性短语特指化的作用。

“者”字结构中的“者”进一步语法化会形成焦点标记。焦点是句子表达语义的重中之重,而焦点标记是用以标志这种语义重心的语法标记。据我们考察,焦点标记“者”主要使用在以下各例分别代表的句法环境:

(8)南冥者,天池也。 (《庄子·逍遥游》)

(9)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 (《列子·汤问》)

比较两组眼底病变的转归率。激光组眼底病变发生率高于对照组,p<0.05。其中对照组显效19例,有效24例,无效9例,总有效率为78.57%,激光组显效24例,有效16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为95.23%。比较两组眼压、眼内炎症及玻璃体积血的发生率。激光组眼压、眼内炎症及玻璃体积血并发症发生率为4.77%(其中1例为眼内压升高、眼内炎症和玻璃体积血)。对照组1例,0例低于21.43%,眼压升高,眼内炎症及玻璃体出血3例,4例,2例,p<0.05。

(10)今者项庄拔剑舞。 (《史记·项羽本纪》)

从师范生到光荣的人民教师,再到校长,我在教育之路上追寻着、变化着、成长着,变的是对教育的理解与感悟,不变的是对教育的虔诚、信仰与追求。不管是“秋兰姐”“秋兰妈”抑或是“秋兰同学”,今日我的灵魂,是教育的灵魂,我的灵魂安顿在教育的世界,从此,一生只为教育!

焦点标记“者”的使用会根据表达需要而指向不同句法成分,根据这种指向关系有助理解与“者”同现的“也”的有关句法特征。以例(22)来说,焦点标记“者”指向“恶”的宾语“利口之覆邦家”这个焦点成分,与这个焦点成分对应的成分,即“紫之夺朱”“郑声之乱雅乐”之后虽没“者”,但可假设这些成分后有个与标记“者”对应的零标记,有这个零标记及“者”用以凸显对应分句重要性等级差别的用法,能方便理解句中语气词“也”与其联系的句法成分的层次关系。若用e表示这个零标记,例(22)的“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中的“也”跟其前成分的关系可能存在以下四种分析:

(12)伍奢有二子,不杀者,为楚国患。 (《史记·楚世家》)

(13)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战国策·齐策》)

(14)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史记·酷吏列传》)

例(8)中“者”用在判断句主语后,例(9)的“者”用在叙述句主语后,例(10)的“者”用在作为话题的时间词后,例(11)的“者”用在疑问句中的疑问代词后,例(12)的“者”用在否定句被否定成分后,例(13)的“者”用在动词“有”的名词宾语后,例(14)的“者”用在“所”字结构后。拙文曾论述过这些环境中的“者”具有同一性,并认为这里的“者”是古汉语的焦点标记[13]。这里再从语句所包含的信息结构方面补充些观点。

我们说,“者”字结构中“者”的焦点标记化本是汉语历时演变研究的内容,但这种研究却少不了对“者”字结构自身的句法、语义特征作共时分析。德·索绪尔从时间角度将语言分为共时、历时两种状态,共时是语言在特定时期的相对静止状态,历时是语言的运动演变状态[14]。拙文曾对索绪尔极富创新的语变思想做过初步讨论,指出索绪尔论及的共时、历时虽有本质区别却互为前提,而共时为历时演变提供了必要而充分的条件[15]。将这种观点用在分析焦点标记“者”的形成过程是说:共时中“者”所在的“者”字结构具备的句法、语义特征为“者”进一步语法化为焦点标记提供了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前文已述,“者”字结构中“者”前面的语类(动词或形容词及其短语)代表语句传递的新信息,而这种新信息特征由整个结构赋予,却不是由“者”标志出来的,并且这种新信息跟主谓结构中谓语传递的信息一样都是一般新信息,而“者”被安排在这种信息之后为其进一步演变提供了共时条件。为适应汉语提升新信息重要程度及标志更多类型、重要程度更高的信息的需要,历时中“者”字结构中的“者”会受其前句法成分所具备的新信息特征的启发以及所能组配语类的扩展而演变为焦点标记。“者”字结构中“者”之前即代表新信息,这为其承担标志重要程度更高的信息这种新职务提供了可能。另外,言语交际中实现在语句中的各种语类(不限动词或形容词及其短语)都可能被赋予语义重心的地位,为适应这种表达需要,汉语会在已有资源中选择一个适合标志这些焦点的标记,这易让人联想到“者”字结构中与前面新信息具有依存关系的“者”。最后,“者”的本用为指别性代词,这种语类的基本特点是指向性,而焦点标记的基本特征也是指向性,即这种标记用以指向语句中的特定成分为焦点,“者”的源概念及其历时演变过程中可能保持的指向性特征也特别有利于“者”来承担焦点标记。

焦点标记“者”能扩展使用在先秦文言排偶句中,这里简单举两例来说明:

(15)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 (《庄子·逍遥游》)

任务驱动教学法的教学实践初步表明:其符合学生的学习规律,建立了学生主体地位,激发了学生主动性,强化了学生实践能力,提高了教学效果。

(16)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孟子·滕文公上》)

这两例中下划线的都是语句表达的焦点及其标记“者”的配合,其中“者”分别用在排偶句各个分句的主语之后。如果没有焦点标记“者”,这些分句的句首词不仅作句子主语,而且作句子的话题,而话题是句子的旧信息,有了焦点标记“者”后,这些分句的句首词仍作句子主语,但表示分句旧信息的话题则变为句子表达的焦点。我们选取这两例能很好说明这种特征,这些排偶句的各个分句都是解释句,其中主语语词都是被释词,作谓语的语词或短语都是释词或释语,后者用以解释前者。言语交际中说话人要给听话人解释某个词,这个词或者对听话人来说是陌生词,或者在说话人看来这个词包含了听话人未知的信息而需要解释,这都赋予解释句的句首词以新信息的特征。另外,解释句的句首词还不是一般新信息,有关于此,马汉麟曾指出,古汉语“主语后面用‘者’字提顿,主要是为了着重点出主语的”[16],这种看法值得认真对待。按本文看法,这些句首词都是用其后的“者”标志的焦点信息。在排偶句各个分句的句首词后使用焦点标记“者”,不仅造成各个分句形式上的整齐局面及语义上的平等地位,而且各个分句不止谓语传递新信息,句首名词因其后添加焦点标记“者”也传递新信息(而不是一般的新信息),这便进一步扩充了排偶句承载的新信息量。

从形式上看,有的排偶句各个分句的相同位置可能都使用“者”,虽然这些“者”未见得具有同一性。例如:

(17)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 色庄者乎? ”(《论语·先进》)

(2)在原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临界偏离值(Ps):原模型承载状态标准的划分(评判方法)过于简单,无法分析研究对象承载力超载或富余的程度对比,例如2000万人口地区与1000万人口地区均超载500万人口,其承压程度是不同的。鉴于此,在原模型基础上增加一个临界偏离值Ps。

首先,班级采用人人轮流当值日班长,让每一位学生都成为班干部竞选的考察对象。在改选之前,原班委与每日班长负责班级管理,新班主任深入展开多渠道的调查与研究,要有“顺风耳”“千里眼”的本领,明察暗访,察人于微,如:干事能力强但脾气暴躁;尽职尽责性格温和但又缺乏大胆工作的精神;与同学关系好,做老好人;办事能力强,但学习态度差;对他人是非对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针对以上情况,与学生进行一对一面谈,并真诚指出不足之处并提出希望,鼓励这些学生在班干部评选中毛遂自荐,争当班级好干部。

(19)子曰:“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论语·述而》)

通过以上的分析:薄壁工件通过夹具固定,利用弹性的铜网实现工件和夹具之间的可靠接触,在台阶处增加了一处热平衡空间使焊接过程中较为均匀的热量。焊枪通过气动导轨固定,在气动作用下垂直下行,保证了焊枪与焊接面之间的垂直。工最终成功制作出符合技术要求的螺柱焊产品。

三、焦点标记“者”用以凸显分句重要等级差别

“者”既能做焦点标记,言语交际中为使同性质的句法成分在语义重要程度上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为凸显这些同性质句法成分中语义重要级别更高的成分,那么使用焦点标记“者”便能达到这种目的。例如:

(18)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将这个用例中孔子说的话译成现代汉语是说:“总是推许言论笃实的人,这种笃实的人是真正的君子呢?还是神情上伪装庄重的人”。这个排偶句的分句“君子者乎”、“色庄者乎”都由语词或短语加语气词“乎”构成,用于听话人对这两个语法地位平等的语句传递的信息给以选择。但是,这两个分句中的“者”并不具同一性,“君子者”中“者”之前是个名词“君子”,这个“者”是个焦点标记,而“色庄者”中“者”前面是个主谓短语“色庄(即:神情庄重)”,这个短语跟其后的“者”一起构成“者”字结构,这个“者”是个指别性的名化标记。这种排偶句在各个分句中使用不同质的“者”应是追求表面形式的一致,却并非追求语义地位的完全平等,实际上用“者”标记的焦点“君子”在语义重要程度上要比“色庄者”更高,孔子说这两个分句时有意把“君子者乎”放在“色庄者乎”之前也可能出于这种考虑。我们说,在特定语境中,说话人有时有必要将排偶句中平列的分句在语义重要程度上区别开来,而使用焦点标记“者”则是造成这种区别的重要手段。下面讨论这个问题。

(20)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论语·季氏》)

城乡生产要素流动一体化主要涉及2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二是城市资本有序流向乡村。世界银行选定的发展经济学第二阶段先驱人物哈拉·明特提出了关于发展问题的组织二元性理论:与发达国家经济情况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各种过大的“价格差”,开放市场(包括国际、国内2个市场)能够改善经济的组织结构,抑制市场则会恶化经济的组织结构。目前,在城乡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的组织二元结构问题,城市中心与城郊房价“价格差”悬殊,所以,探索渐进分类放开农村土地市场,让农民拿自家的宅基地入股,和城市资本联合起来共筑乡村振兴事业,不仅可以平抑房价,还可以实现城乡深度融合。

以上各例中下划线的对应句子成分都是用以对比的同性质句法成分,其中一个没加焦点标记“者”,另一个加了这个标记,加标记的意在凸显这个成分的重要等级比不加标记的高。例(18)中孔子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不比“贫而乐,富而好礼”更重要,为凸显这种重要性的差别,前者之后不加焦点标记“者”,而后者则加了这个标记。“贫而乐,富而好礼”之前还有个否定词“未”,而否定词后的被否定成分往往代表句子的焦点信息,可加个焦点标记“者”来标志这种信息。另外,这个用例中还有对同性质句法成分是“往”、“来”,前者不加而后者加焦点标记“者”,这说明在孔子心里,重要程度上“来”(即:未来的事)比“往”(即:过去的事)更重要。这跟朱熹所谓“此章问答,其浅深高下,故不待辨说而自明矣”[17]的感受相通。例(19)中用以对比的同性质句法成分是“圣人”和“君子”,按常理人们希望“圣人”要比“君子”更甚,但孔子处在礼乐崩坏的时代,在这种时代孔子并不指望能见到“圣人”,退而求其次,强调只要见到“君子”就满足了,所以,在“君子”后加个焦点标记“者”,用以凸显“君子”才是语义表达的重心。例(20)中用以对比的同性质成分是“夫子”和“吾二臣”,这里的“夫子”指鲁国的权臣季氏,“吾二臣”指孔子的学生冉有和季路,这时都是季氏的家臣。冉有向孔子辩解说要攻打颛臾国的是季氏,强调他和季路不想这样,故而语义被加强的成分“吾二臣”后面加焦点标记“者”。吕叔湘认为像例(20)中的“者”的作用是凑足音节以为整齐的缘故[3]。本文以为,例(18)—(20)中的“者”没什么不同,它们的作用都是标志句中特定成分跟其他成分相比为句子焦点,至于凑足音节的说法用在像例(18)、(19)上显然不合适。

[5]刘景农.汉语文言语法[M].北京:中华书局,1994:231.

(21)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

病毒载量检测频率:如条件允许,建议未治疗的无症状HIV感染者每年检测1次、HAART初始治疗或调整治疗方案前、初治或调整治疗方案初期每4~8周检测1次,以便尽早发现病毒学失败。HAART后患者病毒载量低于检测下限后,每3~4个月检测1次,对于依从性好、病毒持续抑制达2~3年以上、临床和免疫学状态平稳的患者可每6个月检测1次,但如出现HIV相关临床症状或使用糖皮质激素或抗肿瘤化疗药物则建议每3个月检测1次HIV载量。

(22)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论语·阳货》)

例(21)中孔子把人们懂学问的情况分为“上”、“次”、“其次”、“下”四个重要等级,其中前两个等次,即“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后加焦点标记“者”,而后两个等次,即“困而学之”、“困而不学”后都不用这个标记。在孔子看来,生来就懂学问的是圣人,圣人这种秉性自然崇高,但圣人不常见,而志于通过学习而获取学问的也难能可贵,孔子话中将这两种情况都用“者”标志,意在凸显它们的重要等级更高。至于实践中遇到困难再去学,或者遇到困难也不学,前者是实用主义的学习态度,后者根本就没有学习的愿望,孔子话中在这两种情况后都不使用焦点标记“者”,意在表明这些都是孔子看轻的学习态度或做法。例(21)这种排偶句很典型,其各分句表达的信息重要等级本已用“上”、“次”“其次”、“下”这些区分等级的语词表示,而为区别这种信息重要性等级的差别,话语中特用焦点标记“者”来凸显重要性等级更高的分句成分,而缺少这个标记的则是重要性等级低的分句成分。

例(22)是排偶句特定分句后加“者”(“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其他不加“者”的分句中有个与“者”对应、出现在相同位置上的语气词“也”(“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王引之以为此处“‘者’犹‘也’也”,[18]裴学海依王氏之说,以为此句“‘者’与‘也’为互文”[19]。王、裴的办法都是利用互文来训解。“互文”又称为“对文”,指“在句式相同的两个或几个句子中,处于相同地位、相互对应的词语”[20],古代训诂学者常用互文来训释语词。我们说,互文的不同语词可能同义也可能同类,训解语词靠的是语词同义的互文,而不是语词同类的互文。古代训诂学者不明白这个道理,有时会把同类词当成同义词来相互训释,这就导致训释错误。马建忠为此批评古代经生“不知古人用字不苟,其异用者正各有其义耳”[21]。利用互文把例(22)的“者”解释为“也”也存在同样问题。互文中“者”、“也”不同义,不仅马建忠这么认为,当代学者也这么看,如蒋绍愚认为“也”是语气词,“者”是个代词[22]。与蒋先生看法不同,我们认为像例(22)的“者”并非代词,而是个古汉语的焦点标记。例(22)各分句的形式基本一致,它们都是述宾结构,并且述语动词都是“恶”,宾语都是“主·之·谓”短语(即“紫之夺朱”“郑声之乱雅乐”“利口之覆邦家”),但这些分句表达的语义重要等级存在差别,孔子通过它们表达了礼乐崩溃的春秋时代一个比一个更可恶的事情:第一件事“紫之夺朱”是说诸侯服饰颜色的更变,据史书记载,春秋时紫色已逐渐代替红色变为诸侯服饰的正色了,在孔子看来这违背礼制,故而憎恶;第二件事是从乐方面说春秋时期郑地声乐逐渐破坏华夏雅乐的情况,据说“郑声”是淫乐的代表,而“雅乐”是典正的音乐,这种破坏孔子也憎恶;虽然如此,孔子更憎恶的是第三件事,即凭着异端邪说强嘴利舌颠覆国家。春秋时各种思想学说兴起并相互争鸣,这些学说中孔子有的给予好评,有的给以恶评,有的不加评论,而孔子尤其憎恶那些毁家误国的异端邪说。为标明例(22)中孔子“恶”的三件事重要程度的等级差别,特别在第三件事“利口之覆邦家”之后加个焦点标记“者”,意在标明第一、第二件事不及第三件更甚。

(11)卢蒲姜告之,且止之。 弗听,曰:“谁敢者?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a.[[[恶紫之夺朱]也]e],[[[恶郑声之乱雅乐]也]e],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b.[恶[[紫之夺朱也]e]],[恶[[郑声之乱雅乐也]e]],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c.[[[恶紫之夺朱]e]也],[[[恶郑声之乱雅乐]e]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d.[[恶[紫之夺朱 e]]也],[[恶[郑声之乱雅乐 e]]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按本文看法,这四种分析中只有d正确,d是说零标记e跟焦点标记“者”对应,另外,跟“者”指向的动词“恶”的宾语成分对应,e也分别指向“恶”的宾语“紫之夺朱”、“郑声之乱雅乐”,这种关系也决定语气词“也”分别跟短语“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之乱雅乐”却不是分别跟“恶”的宾语“紫之夺朱”、“郑声之乱雅乐”发生直接关系,“也”这种特征跟“者”有原则区别。

四、结语

本文讨论了相互关联的指别性名化标记“者”和焦点标记“者”在先秦文言排偶中的使用,这种讨论方便我们加深对语法和修辞关系的理解。语法和修辞是语言学两个不同部门,但它们有着密切的关联。语法要谈论语言本体抽象的组织关系,而修辞则涉及对语言本体的使用并讲求对语言本体使用的效果,为达到特定的修辞目的或效果,选择使用些合适的语法成分或结构关系能为修辞活动增色不少,如本文说的“者”在排偶句中的运用,不仅增强了这种句子形式的匀整,也增加了这种句子传递新信息的容量,从而进一步发挥了排偶句的修辞功能,取得了语言美与信息传递的双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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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团队是创业成功的前提,团队成员的素养、能力及合作意识都是创业团队的关键要素。首先,创业者要有人力资源和能力,努力构建互补型的团队,找到志同道合的创业者,吸引有技术的创业者技术入股,从而保证团队队员的高质量;其次,构建专业性的队员纳入机制,即在公司运营、产品开发和营销等过程中纳入专业人才;第三,大学生创业者要加强自己把握全局的能力,作为团队领导者,要认清当前的局势,领导团队稳步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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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排偶句各个分句在形式特征、结构关系和语义地位上基本相同,但在有些情况下,说话人认为有些排偶句的分句或其构造成分在语义重要等级上存在差别,而为凸显这种语义差别,形式上会在重要级别更高的特定分句或分句的成分后加焦点标记“者”,用以标志这种分句或其成分表达的信息更为重要。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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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护士站。主要是一台PC机,它可以接收网关通过Wi-Fi发来的数据包,记录并监控每个病人的输液状态。护士站实时将数据传输至本地医疗数据中心,中心将数据录入个人医疗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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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生,张瑜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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