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笔者有幸参加了江西出版集团在牛津大学举办的数字出版高级培训班，近距离接触了英国数字出版业。授课的老师，既有学院派的知名教授和学者，也有实战派的职业经理人和项目负责人。授课的内容，既有数字出版宏观战略的讲授，也有具体项目的实践经验分享，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思路，特别是触动了我们对数字出版的思考，廓清了不少错误认识，使我们对数字出版的前景看得更清晰。

1.一般治疗。调整饮食，供给乳母和患病幼畜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喂幼畜母乳的同时应治疗乳母，必要时暂停母乳喂养。改善饲养管理，调整日粮组成，提供富含维生素B1的全价饲料，如优质青草、发芽谷物、麸皮、米糠或饲用酵母等；犬、猫应增加肝、乳、肉的供给；幼龄动物给予足量的全奶或酸奶，也可在日粮中补加硫胺素，剂量每公斤体重为5～10 mg，或按每千克体重30～60 μg计算。

本研究病例为2012年1月—2018年4月在我院门诊就诊或住院患者57例，其中男性40例，女性17例，年龄51～91岁，平均年龄（69.9±8.9）岁。主要临床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头晕、上肢麻木、无脉、患侧上肢乏力，双上肢血压压差＞20mmHg。

一、英国数字出版转型的现状

英国这个国家不大，但它是个强国。《管子》说：“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国家强弱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政治领导力和影响力。英国是众所周知的出版强国、数字出版强国，其数字出版的现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大出版商云集，数字出版资源得天独厚

英国国家不大，但全球著名的大型出版商却很多。世界最早的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诞生于1478年，迄今540年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权威的英语词典《牛津英语词典》就是这里出版的，它为该社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望；剑桥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534年，迄今484年，也是世界最具号召力的出版社；这两个出版社汇聚了世界最强大脑的出版资源。培生教育集团，有160多年的历史，英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国际出版业巨头，全球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员工4万多；还有企鹅出版集团，是世界最著名的英语图书出版商，在世界排行前10位，1935年成立。当然，英国强大的出版社还有很多。它们与中国的出版商不一样，中国出版社区域化格局明显，每个省（市）都有出版集团，英国市场化程度高，特色资源的垄断性经营格局鲜明，图书与报刊兼营，而且报刊特别多，历史又悠久，故数字出版内容资源非常丰富，得天独厚。

（二）文化传播力强，数字出版促进出版全球化

所以，笔者的结论是：作为一个新兴业态、一个出版产业的经济增长极，数字出版需要中国出版业高度重视，积极培育，加快融合发展。数字出版不可能代替传统出版，但是数字出版超越传统出版不是不可能，而是非常有可能，并已在英国成为现实。虽然国情不一样，但转型前景清晰。数字出版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出版人要有机遇思维，把挑战当作机遇，顺势而为，努力做大数字出版的资源规模、资产规模和增值规模。

（三）转型业已完成，数字出版引领世界

抑或，这是中国出版转型、成为出版强国的一个切实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医院的可视管理细致程度、人性化让人惊叹。“可视管理，是一眼就看得懂的管理。”沈崇德以医院随处可见的配电盒为例，“电工来到这里，完全不需要带图纸，每个配电盒都有对应的编号，里面每一个开关有什么作用，在配电盒门内侧都可以像照镜子似的找到对应的容量，管理哪一根线路。同时，还配有二维码，扫码后，巡检、维修全在手机端完成信息填写。”

在出版方面，英国体量与中国相比并不大，但英国出版商协会2011年就有一个基本判断：“英国出版业正处在数字化转型中，数字业务普遍表现良好，而传统出版则表现欠佳。”这表明一个切实的数字出版时代在向我们走来。十多年弹指一挥间，我们的数字出版正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英国出版业已经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正是我们去英国学习取经的现实目的。

二、数字出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一）数字出版是技术演变，不是革命

有人说，数字出版是出版产业的一次技术革命。去英国学习之前笔者也这么认为，数字出版从技术层面讲，它带给我们的震撼太大了，使我们很多出版人都觉得传统出版产业要日落西山了。可是，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数字出版中心主任安格斯·菲利普斯教授告诉我们：“出版产业在数字出版这方面看到的是一种演变，而不是革命。”这句话使笔者非常惊讶，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促使笔者开始思考：数字出版对出版行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思考太重要了，如果是革命，那么传统出版必然要日落西山；如果是演变是一种新技术，那么就不必大惊小怪了。战略决定策略，认识决定路径。那么，什么是革命？马克思说，革命是颠覆性的改变，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显然不是革命性的，因为出版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回顾十年前，我们就会发现，那时候在出版产业当中应用软件和程序并不流行。随着应用软件商店的出现，首先在音像产品中开始出现全媒体式产品，然后是报刊业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高级电子报刊，以文本为基础格式，可以在智能平台或者阅读设备（比如Kindle、IPhone等）进行阅读。图书的这个变化最早出现在小说领域，因为它主要是纯文本的内容，其他传统出版产业还是以印刷类的实体纸质出版为主。但随着数字化的不断发展，出版商为降低出版成本，特别是为了降低图书文本存储以及“绝版书”的销售成本，于是有了更多的电子图书，并慢慢有了电子书数据库，也就有了数字出版平台，随着盈利模式的越来越成熟和便捷化，数字出版物货币化成为可能。以剑桥大学出版社为例，它常备的书目有2.1万种图书，但每年都会淘汰1500种陈旧书目，这些淘汰书目也就成了绝版书，于是该社寻求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化，这1500种“绝版书”的电子版每年能为剑桥带来400万英镑的收益[3]。所以数字技术对于出版商来说，有一个利益驱动下的逐步认识和接受的过程。

不过，“平台为王”的现实也引起了出版商的警惕，内容提供商担心内容贱卖，担心版权和知识产权受到滥用和侵犯。这是我们出版商的一个症结，许多人拿不定主意，都在等待和观望，但随着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数字技术的普及、国民阅读习惯的变化，我国的数字出版这几年已经风起云涌。2016年我国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5720.9亿元，较2015年增长29.9%，占出版行业营业收入的24.2%，而且上升空间很大，是出版产业的一个经济增长极，势头很猛，我们无法置身事外。

（二）数字出版不会代替传统出版，只是一种新型出版模式

我们知道，数字出版是一种新型的出版模式，模式创新是最有价值的创新。创新是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所以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是出版社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任何出版社都不可以忽视这一点。当然这个融合发展、转型发展有很多现实困难，比如，“平台为王”还是“内容为王”的问题；再比如，技术商与出版商之间的互不信任的问题。就“平台为王”而言，技术商在数字出版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出版商、内容提供商处于弱势地位。在英国，数字出版占垄断地位的是亚马逊，它占了整个数字出版市场的75%以上，数字出版市场基本上都被它垄断了。然后是苹果，苹果是第二大平台。在北美，亚马逊占数字出版市场的比例少一点，但依然是占绝大多数的垄断地位，所以“平台为王”是一个现实情况。平台真的为王吗？根据马克思主义内容决定形式的基本原理，平台再厉害也只能是技术是形式，内容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可“平台为王”的现实怎么解释？笔者认为，这种现象是暂时的，一种好的新技术上市时总是成为宠儿，会给我们一种“为王”的错觉，当它普及或更新换代之后，就会回归它的本质。

二是特困供养兜底。对农村特困供养对象，建立保障标准自然增长机制,逐年提高特困供养对象和孤儿的生活保障标准兜底脱贫。农村特困集中供养标准为每人每年6 000元，分散供养标准为每人每年4 000元。

（三）数字出版增长的空间很大，是出版产业的一个经济增长极

前些年，出版界对数字出版普遍存在一种恐慌心理，担心数字出版要替代传统出版，传统出版是夕阳产业，要没落了。笔者特意就这个问题，在课堂上咨询了安格斯·菲利普斯教授。因为笔者发现他提供的资料显示，英国数字出版营业收入2010年开始连年大幅度增长，可是到了2014年连续走下坡路。笔者问他这是为什么？数字出版替代传统出版有可能吗？安格斯·菲利普斯教授说：“当时这个图表出现的时候，我们英国媒体也有很多的说法，说数字出版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现在差不多该死了。在美国也是这样，他们的数字出版近两年也在下降。”但认为数字出版只是昙花一现，还有点为时过早。销售收入下降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因为出版商定价提高了，想多获得一些收益，影响了销量；也有可能是因为亚马逊等平台对于数字出版和电子书的业务板块没那么感兴趣了，投入的精力少了，所以销售收入下降，很难说它到底是为什么。但有几个领域表现依然强劲，如小说类的电子出版和纸质书的销售收入基本持平了；学术类的数字出版转移到数字平台的速度也很快，销售收入稳步上升；音像出版也是这样，数字技术对这个产业的影响很大，特别是音乐产业，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一个实体的专辑比如唱片或者磁带这样的产品，而是大家分别选择自己喜欢的单个音轨或音频文件下载；还有期刊类的出版在英国数字化水平很高，销售收入超过了纸质出版物；而在少年儿童出版和教科书出版方面，还是以纸质书为主，因为家长不希望少年儿童过早阅读电子书。可见，数字出版往往在一些领域很活跃，而在另一些领域影响非常有限[4]。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数字出版是一种新型的出版形式或出版模式，它丰富了我们的出版手段。出版行业的发展是混合式的，纸质书的出版还是很重要的。数字出版的优点明显，缺点也很明显。比如，一本纸质书可以被当做礼物送给别人，电子书则不行，所以，纸质书和电子书并存，必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

在传统时代，内容是出版业最大的资产；而大数据时代，数据是出版业最大的资产。在这个时代，数字出版商将真正成为内容的提供、服务和创新主体。内容数据的规模，它的资产化、集约性、增值潜力将越来越代表着出版新业态的方向。

近年来，生物质材料等廉价吸附剂取代活性炭用于污水处理成为研究热点。国内外研究者聚焦利用农业生物质等固废资源开展水处理离子吸附剂合成工作的重要性(如表1所示)，目前对生物质秸秆材料的吸附剂研究开发主要集中在以上几方面：(1) 制备阴/阳离子吸附剂；(2) 制备生物炭；(3) 制备生物炭复合材料。本文对生物质材料在水处理中的应用现状进行了综述，并提出新疆地区生物质材料在水处理过程中的应用前景。

三、结语：数字出版超越传统出版的可能性

普及是需要时间的，但出版社不能等待，需要想办法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那么，如何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英国出版商有三个经验值得我们参考：一是高质量原则。即高价值内容的发现和获取能力的最大化原则。出版社要以获取全球最高水平的内容为号召力，这个原则必须保证。好书越多，你的数据库越值钱，越容易货币化。牛津大学出版社布鲁克教授说，“你的数据库并不一定数据越多越好，关键是数据是有效的优质的，要用数字化的思维看待内容”。意思是说，好书越多数字化程度越高，数字出版的市场前景就会越好。Lightning Source公司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数字化平台，他们的数据库中能够带来销售收入的资源只占储存数据的15%左右，也就是说，他们的优质资源只占15%左右。牛津与剑桥两个出版社也一直以获取全球最高水平的内容为号召力。二是权威性产品。数据库建设要突出产品的权威性，在权威性方面构筑自己的内容优势。现在很多数字出版数据库以容量大取胜，但一般出版社的数据库容量非常有限。牛津大学出版社突出的是自身产品的权威性。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牛津英语辞典》是19世纪后半期以来的权威产品，非常具有市场号召力，该社2004年推出在线版本，数字化后组合成“资源中心”，这是其他作者与机构难以做到的，这就是数字时代出版商的价值。三是高附加值服务。数字出版要做特色服务，以产品高附加值打造数字化平台。牛津大学出版社专家告诉我们，发掘数字出版中的附加价值，要考虑什么是作者做不到的，而出版社可以做到并做得很好、做得非常符合读者期待。这就是特色服务，即别人没有的或想象不到的。出版商要以优质资源为依托，打造数字出版品牌，拓展品牌的附加值。好的数字出版平台，不仅仅是内容提供商，更重要的是内容服务商。服务越细致越人性化，平台影响力和品牌吸附力就越大。

英国人的世界（战略）眼光是令人敬佩的，早在19世纪他们就开始用炮火、鸦片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也撕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随之而来的是大英帝国的文化侵略，英语的霸权就在它超强的传播力中确立。虽然如今英帝国的荣光不再了，但它的文化传播力还是很强大的。牛津、剑桥、培生、企鹅等出版商，是非常国际化的公司，商务活动遍布全球。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牛津英语词典》全世界都在用，本部虽已经不印刷了，但常年有千余名专家学者和编辑在更新和维护这部书，它的数字化程度很高，数字化使它的业务全球化变得十分便捷。培生教育集团以国际化的商务活动作为全球业务的核心，重点是教育领域的全球推广，以服务与产品相结合，投资并购与自主性生长两个方面并重，他们把国际化精力的重点放在中国、巴西和印度等新兴国家，这四国占培生销售收入的10%以上，国际业务连续10年实现增长，在中国有员工4000多人，超过英国本土的员工人数。所以，全球化也是英国数字出版强大的主要标志。我们国家10年前就意识到这一点，提出了“走出去”的口号。“走出去”一个重要抓手就是数字化，以数字化为基础提高文化传播力，“走出去”会更加便利快捷。

英国是以技术立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人信仰技术，对技术很敏感，新技术应用得心应手，这是英国人令人敬佩的优点。英国出版业从纸质到数字出版的转型，速度超乎我们的想象，也超乎英国出版人自身的想象。近10年来，其他国家数字出版方兴未艾之际，英国的数字出版转型已基本完成。起步早、转型快、跨界融合很活跃，是英国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特征。首先，英国传统出版（包括图书和报刊）数字化程度高，出版全流程数字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其次，英国出版跨媒体、跨产业、跨地域发展活跃，传统出版与新媒体、内容和技术、内容提供商与渠道服务商的融合，成为一种非常活跃的现象；再次，英国数字出版市场成熟，市场空间很大，其业务已占到出版销售总收入的35%以上，有的出版领域已经超过50%，如报刊、小说[1]。以培生教育集团为例，10多年前他们就在学术与专业出版物方面率先采纳数字平台，目前仍是该领域的领跑者。过去10年集团的数字出版业务增长很快，在销售总额中占比接近50%。培生旗下《金融时报》的里程碑成就是该报数字版收入2012年就超过了纸质版[2]。数字化给英国的出版业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他们通过全球合作把这些变化带给了全世界，引领着世界数字出版的大潮流。

参考文献：

[1]魏玉山.英国数字出版业观察[J].出版参考，2012（30）：1.

[2]侯鹏.英国培生集团加快数字化转型[J].出版参考，2015（13）：11.

[3]陈科.英国如何成为数字出版强国[N].学习时报，2016-06-16.

[4]张锋.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的影响[J].出版广角，2015（3）：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