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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贯通论”视域中《资本论》的哲学性质新探

更新时间:2009-03-28

对于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意识形态批判与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关系的评判,出现了“断裂论”“双向建构论”“构建论”“内在贯通论”等解读模式。通过梳理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笔者认为,“内在贯通论”契合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本真样态。“内在贯通论”是基于“建构论”基础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内在逻辑的强调,是卜祥记教授在《〈资本论〉的理论空间与哲学性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中的观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聚焦于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批判,在对这一对范畴的进一步探讨中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之后的《哲学的贫困》与《共产党宣言》中得到进一步宣示与论述,而唯物史观的科学论证则是在《资本论》中完成的。

“内在贯通论”视域中的《资本论》是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论证,是马克思批判“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理论总结的进一步推进,是开启“历史之谜”和求解“市民社会”的理论旨归,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归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逻辑链表现为:哲学意识形态批判——“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批判——唯物史观的草创(市民社会)——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建构(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得到科学论证)。

从“内在贯通论”视域看,马克思早期的困惑以及改造世界的哲学观都在《资本论》中得到科学解决,《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逻辑学,是唯物史观的现象学直观,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就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找到切实可行的革命道路,而《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从而“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这一过程是唯物史观得到科学论证的过程,直接的理论表现就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揭示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的论述,这些论述使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变为科学。

一、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的要素

马克思从中学时代就树立起为人类谋福利而工作的理想,但作为《莱茵报》编辑的马克思却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与法处处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这使他意识到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缺陷,认为开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应该在“市民社会”中寻找,而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直到1883年逝世,在近4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批判与建构工作,《资本论》是马克思近40年研究成果的结晶,是实现其理想的思想武器,通过梳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可以找到其中一以贯之的要素。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的实现

马克思视域中的人不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类,是现实的活动中的人,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人在生产实践中获取自身的生存资料,因此,人的本质是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得到确证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可一旦将个人的物质生产落实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就出现“异化劳动”,因此,破解“异化劳动”的秘密以及铲除“异化劳动”的社会条件就成为马克思为之奋斗的终生目标。

()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及经济的批判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意识到对宗教的批判已成为历史,哲学的任务是“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当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本想“着力弄清楚政治在历史中的作用,而他却无意识地不断体认到,围绕财产的所有制实际上才是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基础”[4],而财产所有制是市民社会的核心内容,所以,马克思的任务就是揭示“市民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市民社会”对人的发展造成异化的事实(“异化劳动”)进行批判,对作为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前提的“私有财产”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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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异化劳动内在关系及其来历的解读

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于“人口”的理解中得到印证,马克思认为,抛开阶级,人口是个抽象的概念;离开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支撑,阶级是个抽象的概念;离开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资本又是无法理解的抽象,上述诸多经济范畴是理解现实中人的基本物质条件,亦是人得以生存的社会有机结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展开的表现形式,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唯物史观核心内容展开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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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论》的哲学性质新探

首先,新世界实现了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合一的人类解放。政治解放实现了宗教与国家的分离,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在法律上承认人的平等自由,但其局限性表现在政治领域的人的“自由”“平等”与市民社会中的不自由、不平等形成对比。马克思看到资产阶级把这个国家“看做自己的独占权力的正式表现,看做对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承认。”[16]因此,政治解放向人类解放的迈进这一历史重任就落在马克思肩上,而支撑人类社会生存的社会结构由4个要素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国家(政治基础)、社会意识构成,这4个要素可归纳为物质生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三方面。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7]因此,“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18]。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的揭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了理论支撑。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逻辑学

列宁对《资本论》的逻辑学意义作过经典的概括:“虽说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8]

对《资本论》是马克思的逻辑学这一问题的探讨,吴宏政博士在《为什么说〈资本论〉是马克思的逻辑学》一文中作过深入剖析,该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资本论》作为马克思逻辑学的含义:“一是作为‘铁的必然规律’的经济学知性因果逻辑,二是作为‘资本存在论’的辨证逻辑,三是作为‘人类解放’的自由逻辑”[9]。上述三分法亦印证了《资本论》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三者合一的巨著。而只要把作为“资本存在论”的辩证逻辑剖析透彻,那么第一和第三个逻辑就迎刃而解。吴宏政博士是运用黑格尔逻辑学中关于存在论的方法论原理,即剥去存在的质料成分,探究存在的形式所在,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商品,抽去商品的质料使用价值,剩下的形式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价值——劳动,以此类推,找到劳动的逻辑规定或者说劳动的形式——劳动的强度和时间,继而找到资本的逻辑规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基于以上的抽象分析法,吴宏政博士得出《资本论》是马克思作为“商品辩证法”的经济学形而上学,但马克思的经济学形而上学不同于黑格尔,亦不同于蒲鲁东;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是建立在社会生活的历史现实之上的,而不是黑格尔的“思维过程”;更不同于蒲鲁东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永恒的和天然的谬断。

马克思对旧世界的批判,表现在对人赖以生存的社会有机架构的批判,即对上层建筑的批判,对经济基础的批判,对人的存在社会形式的批判;建立新世界表现在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剖析,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的存在,对这一矛盾认识的萌芽最早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出现,而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中得到具体阐述,而其得到科学论证则是在《资本论》中完成的,这样,唯物史观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成为了科学。

《资本论》之所以能完成对“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是因为马克思在改造黑格尔逻辑学的基础上运用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内涵逻辑),因此,《资本论》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从内容上来看,《资本论》实现了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论证,亦是唯物史观的现象学直观。基于这种双重维度来看,《资本论》是马克思的逻辑学。

1.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改造并运用了黑格尔的逻辑学。马克思把黑格尔的逻辑之根基“退回”到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运动中来,这样的逻辑是基于事物自身发展的“内涵逻辑”,“内涵逻辑”外化出来,就是我们正确分析事物的方法。马克思把黑格尔的逻辑方法运用于对资本运作过程的分析,创立了《资本论》这部内蕴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内涵逻辑”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论,俗称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矛盾分析法和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矛盾分析法源于事物自身的发展存在着矛盾,外化为对立统一的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剖析就是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与统一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如下转变:“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5]而只有“私有财产”发展到最高阶段即“工业资本”的时候,它和“异化劳动”之间才表现为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实质上它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自发分工”的结果,他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6]自发分工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维度,分工的不同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外化)决定了所有制(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的不同形式,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私有财产”隶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所以马克思一开始的关注点即“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之间关系及其二者来历的探讨就是唯物史观核心内容的展开,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初步显现,在之后的《哲学的贫困》及《共产党宣言》中得到进一步宣示和论述,而其得到科学的论证则是在《资本论》中完成的,所以,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印证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判断:“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7]

而马克思运用的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印证了马克思最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判断:每一个具体的范畴,如竞争、买卖、货币、资本不过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这一对基本范畴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如《资本论》中论述了生产过程中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及竞争导致利润率平均化,以及流通过程中买卖的周转速度对于利润率的影响等,这些论述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这一对范畴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诸多论述亦证实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契合“内在贯通论”一以贯之的特点,即把唯物史观核心内容的外化物“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内在逻辑关系贯穿其思想始终。

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可借鉴日本、瑞典的一些做法.具体可通过政策支持体系、金融支持体系、社会支持体系等推动传统产业的发展.建立健全允许就业贡献率大、GDP贡献率大且环境友好型的传统产业生存、发展的机制、体制,并在财政、税收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加强对传统产业的金融服务,建立、健全多层次的金融服务支持体系;倡导允许、鼓励传统产业生存、发展的社会舆论,加强企业、产业(行业)间互相的物质支持、网络支持和主观体验支持等社会支持体系.

2.从内容上看,《资本论》是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论证,是唯物史观的现象学直观。马克思认为,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所以,马克思认为通过对成熟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解剖可以窥见不成熟形态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这样,作为普适意义的唯物史观得到确证。马克思的两篇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9年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是创建《资本论》的重要文本,《资本论》的主要思想最早蕴含在这两部手稿之中。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自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决定其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对新的社会形态的特征给出了界定:“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终结[21];社会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和调节社会生产[22];“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23]。“联合的个人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意味着否定私有制,采取所有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这样可以实现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统一分配资料和生产,这就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避免出现私有制条件下分散的不顾市场购买力的盲目扩大再生产,同时还意味着劳动者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由于分工是自愿的,任何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不会出现“异化劳动”。可见,马克思预设的新世界的特征亦回应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探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思想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9年手稿)》中,马克思确立了劳动二重性学说,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抽象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价值是生成交换价值的基础,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是理解社会必要劳动的前提,进而生成商品价值的条件,亦是创建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前提,马克思用量化分析的方式揭示了“私有财产”(m)的来源,马克思把工人生产的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工人生产了自己的工资(v),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工人生产了剩余价值(m),这样,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得到了显现;分工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决定了商品生产者只有把手中的商品兑换为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再利用货币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对于资本家而言,就是把生产的商品卖出去,才能买回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自身的生活资料,如果卖不出去,则意味着再生产无法进行,但是资本家对利润的角逐决定他们无限制地扩大再生产,但普通工人的购买力是有限的,达到购买力的界点,资本家占有的商品就不能完全兑换成货币,利用货币购买劳动力商品和生产资料就无法实现,因而生产就无法进行,这是基于“交换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从这一特征出发,得出结论:“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10]

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二者的相互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爆发,而对于危机问题的揭示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完成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直观到“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11]并实例论证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现实生产中的具体表现。马克思以棉布生产为例,如果投资棉布生产的资本家不顾及市场的需求量而过度生产,因棉布生产过剩而导致该部门生产的停滞,并引发工人的失业,因失业带来工人购买能力的下降,事实上,不是该部门的工人对棉布没有消费需求,而是无钱购买,所以伴随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实质上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分工的精细化(生产力的发展所致)要求在全社会按比例分配资源,所以各个部门之间有着相互制约的联系,一个部门的停业会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所以,“棉布再生产的这种停滞还影响一批别的生产者:纺纱者、棉花商人(或棉花种植业者)、机器制造业者(纱锭和织机等的生产者)、铁和煤的生产者等等。”[12]

()《资本论是批判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武器

马克思在改造黑格尔逻辑学的基础上,将其方法论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分析,在找到商品、劳动、资本的本质后,继而剖析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的总生产过程。

1.马克思对旧世界的批判。首先,对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批判,狭义的上层建筑就是国家的权力机构及与之相应的法律政治制度,广义的上层建筑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包括意识形态部分。马克思在《莱茵报》担任编辑期间,现实社会物质利益的冲突使马克思认识到国家的法律已沦为少数人获取利益的工具,马克思与当局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撰写了两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3]这样,马克思找到了支撑资本主义社会法律背后的物质力量。马克思还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和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认识到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理解社会和人的基本前提条件。

其次,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及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始终的线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工人劳动的异化,并对“异化劳动”的表现展开细致的分析,异化的最终表现是人和人的异化,马克思预见到“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14]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这种对立归纳为生产力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唯物史观的初次显现),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表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资本论》中这一对矛盾运动表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导致危机的周期性爆发。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批判的同时,还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如批判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理论的唯心主义性质,即把生产力看作非物质的概念;批判蒲鲁东把生产关系视作永恒存在的谬见;《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揭露“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揭露资本的实质是特定生产关系的反映,等等。

2.《资本论》实现了马克思建立新世界的价值诉求。对于《资本论》的作用,恩格斯评论道:“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15],可见,通过《资本论》,马克思实现了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以及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

北冰洋海冰主要有新冰、一年冰和陈冰。历史气象数据显示,北极海冰厚度总体趋势不断变薄,东北航线现以一年冰为主。[9]

学界在探讨马克思哲学的时候,对于列宁和恩格斯关于《资本论》与马克思哲学及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关系的论述的研究甚少,其原因在于学界三支专业队伍分别研究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把本应作为一整块钢铁的马克思学说肢解开来分别研究。目前,学界已自觉到这一人为肢解的弊端,开始从不同的视角探讨《资本论》的哲学性质。

其次,新世界实现了人类由“物的依赖性”向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的价值诉求。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作出归纳: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9]。“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马克思对此作出了深刻而精彩的阐述:“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20]

使用车牌识别技术能够对车辆的拍照进行识别,并形成车牌照的图像,该技术可以使用在学校的入口以及学校内的主要路口,可以利用摄像头采集的视频来识别车牌,从而对车辆所处的位置进行初步确定[3]。该系统可以用于记录车辆在学校内的停留时间,加快对车辆停车计费的计算工作。

2015年12月28日,天成控股的前身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天成控股”)做定向增发,购买承德苏垦银河连杆有限公司(下称“苏垦银河”)股权,买卖双方约定“自标的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基于标的股权的一切权利义务由上市公司享有和承担”。

[ ]

[1][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10、96页。

[2][3][5][6][7][13][14][16][18][21][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4、166、537、167、550、172、326、655、582、537页。

从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的要素来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核心要素;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批判是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的前提;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者合一的逻辑关系。

人能成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人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客观规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最终实现物我一体,天人和谐的境界。

[4]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8]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7页。

此外,以杀人偿命观为例,大众观念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如果杀人后需要一命抵一命,那么无论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过失致人死亡、意外事件等都需要行为人承担责任,明显地违反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若是一贯地践行杀人偿命观,在具体认定犯罪时也不免出现主观归罪的倾向。

[9]吴宏政:《为什么说〈资本论〉是马克思的逻辑学》,《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8期。

[10][11][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261、26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12页。

[17][19][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2、51页。

 
陆云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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