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最早的留美大学生，一般人们会想到容闳，他于1850年入读耶鲁学院，1854年毕业，是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大学的华人。但是，还有一位华人的早期经历与容闳相似：幼时入读教会学校，又被传教士带入美国求学，后期经历也多有交叉，但赴美求学比容闳早4年，入读美国大学也比容闳早4年，实为第一位留学美国大学的华人。但是，他在汉密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失去学费来源，只能中断学业回国，以致后人说起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往往将其忽略。这位中国最早的留美大学生即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1]教授所言“被容闳遮蔽” 的曾兰生[2]。综观其一生，曾兰生少时在新加坡入读教会学校，又先后在美国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回国后传教、经商、资助妻子办学，最后投身洋务运动的洪流，先后任福州船政学堂英文教习、幼童出洋肄业局沪局英文教习、驻洋肄业局翻译、李鸿章英文秘书，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全程参与者与观察者。但是，对这样一位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人物，除了路康乐教授外，还未见有专门研究，甚至在诸多留美幼童研究中，仍根据容尚谦[3]错误的记录将其称为“曾来顺”。本文根据路康乐教授的研究、汉密尔顿学院有关曾兰生的文献、《李鸿章全集》中的记录以及其他相关研究，试图勾画出曾兰生简短但完整的生平并略加评析，以期后来者更加深入的研究。

一、新加坡、美国求学阶段(1836-1848)[4]

1827年前后，曾兰生生于新加坡，1895年的讣告称其去世时69岁，这很可能为虚岁；共济会档案显示他1873年在马萨诸塞时46岁。其父来自广东潮州，其母为马来人。曾兰生幼年时，以种菜为生的父母相继去世后，他在美国驻新加坡领事馆做侍童，引起了刚由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派往新加坡的瑟夫·特拉维利(Joseph Travelli)的注意，后者将其送到由传道同行帝礼士(Ira Tracy)于1835年创办的华人日校学习。1837年2月，新加坡美部会传教士又办了一所寄宿学校，向聪颖的华人男童教授科学课程，曾兰生是第一批学生。这所学校同时教中文和英文，但以英文为主。曾兰生在那里也接触到了西方音乐，唱歌成了他的终身爱好。

1842年底，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国门被打开，美部会将传教重点转向中国，决定关闭新加坡的传教机构和学校。此时，曾兰生结识了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麦多马牧师(Thomas L. Mc Bryde)，并和同学阿比(A-Bi)一起接受洗礼，成为上述学校大约40名学生中仅有的两名受洗基督徒。这时在印度传教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莫里森(John Hunter Morrison)恰好回国，途径新加坡时，携曾兰生一同赴美，并于1843年春抵达。曾兰生此后再未回新加坡生活。

曾兰生并不是第一个到美国求学的华人，其同学阿比于1842年由美国在新加坡的传教士特拉维利之妻苏珊(Susan Travelli)带至美国，并在1843年6月前被送到宾州匹兹堡附近塞威克利(Sewickley)的一所学校就读[5]。 实际上，1817-1825年间美部会在康涅狄格州康沃尔(Cornwall)举办的海外宣教会学校(Foreign Mission School)里，就曾有5名中国学生就读。这些男孩可能是被当作船员或仆人，由从事广州贸易的新英格兰商人带入，然后又被遗弃在美国。在这5名中国学生中，有一个人叫刘阿四(Lieaou Ah-see)，1824年在纽约受洗；另一个名叫阿伦(Alum)， 后来回到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前曾在广州担任过林则徐的翻译[6]。

莫里森从朋友中寻得资助，将曾兰生送入自己的母校——位于新泽西州纽瓦克(Newwark, New Jersey)郊外的布鲁姆菲尔德中学(Bloomfield Academy)就读三年。1846年6月，从中国回国休假的著名传教士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去纽瓦克做关于中国的系列演讲。莫里森当时准备返回印度继续传教，便将曾兰生托付给卫三畏照顾。卫氏迅速行动，安排曾兰生入读自己家乡纽约州尤蒂卡(Utica)附近的汉密尔顿学院。他向尤蒂卡的教会——第一长老会(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的妇女募捐资助曾兰生两年，请求汉密尔顿学院免收学费，并由布鲁克林某个教会的妇女负责曾兰生的穿戴[7]。

水资源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之一，也是区域生态与环境的控制性要素。宁夏地处西北内陆干旱地区，水资源极为匮乏，属于重度缺水区。对于宁夏严峻的水资源形势，开展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有利于保护建设项目的合理用水，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使有限的水资源在宁夏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曾兰生在汉密尔顿学院的两年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据同学回忆，他聪明机敏，文雅有礼，喜爱社交，在同学和汉密尔顿学院所在的克林顿和尤蒂卡一带有教养的人士中很受欢迎。曾兰生还是学院歌唱俱乐部的成员，在教会星期日学校教英文，并且专门学习了希腊文《圣经》[8][9]。由于尤蒂卡第一长老会的妇女在两年资助承诺期满后无意继续资助，曾兰生无法继续学业。卫三畏致函美部会，要求对方承担船票费用将曾兰生“送回中国”，虽然他还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活过。美部会认为曾兰生是由长老会带到美国的，应由其负责。卫三畏改向携带容闳等人赴美的鲍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10]接洽，询问曾兰生和容闳等人一起回华的可能性，又因至少得等一年而作罢。 当时已经准备再度来华的卫三畏决定带曾兰生前往中国，自己还为曾兰生筹集了一百美元旅费。1848年6月1日，曾兰生和新婚的卫三畏夫妇从纽约踏上了回中国的旅途[11]。临行前，汉密尔顿学院1850届的45名同学向曾兰生赠送了他们的照片合集[12]。

二、回中国发展阶段(1848-1866)[13]

1848年9月，曾兰生到达香港后，申请去容闳当年就读的马礼逊纪念学校任教。马礼逊教育会的董事们对他的资质感到满意，但是学校资金不足以雇他，而且该校很快于次年关闭。由于卫三畏的建议，美部会波士顿总部同意询问其广州布道团是否“能接纳曾兰生做华人助手”。1848年10月底，广州布道团同意邀请曾兰生赴广州商谈加入美部会事宜。次月，他被雇为“正式华人助手”。

加入美部会后，曾兰生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学习中文。作为南洋的土生华人，他幼时在家里说的是马来族母亲所讲的马来语，也能讲父亲的母语潮州话，因此卫三畏当初向美部会推荐派他去厦门工作。但在广州，他要学习粤语，而且要学习之前毫无基础的中文的读与写。因此在入职的前两年，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跟随一位华人教师学习中文。据美部会档案，他中文学习进展不错。1849年12月的一份报告给了他这样的评语：“他在语言上的进步和整体的品行都令我们满意，我们希望他能很快用中文写作，因而能将他在美国获得的一些知识传授给周围的人。”1850年的年终报告提到，虽然他仍在继续学习中文，但是已经开始帮助组织礼拜，分发布道册子，“特别是到船上分发册子”。到1851年底，他已经在波乃耶(Dyer Ball)举办的寄宿学校里任教了。波乃耶是资深传教士，1838-1841年受美部会派遣在新加坡工作，可能那时就认识曾兰生。1852年，曾兰生已完全胜任布道团的工作，他每天在午间布道，并监督新来的外国传教士分发宗教册子。

1850年8月，曾兰生在宁波与出身相似的爪哇娘惹阿娣(Ruth Ati)结婚。阿娣1825年生于荷属东印度爪哇岛，是中马混血儿，1837年入读英国女传教士阿德希(Mary Ann Aldersey)创办的女校，并在巴达维亚(雅加达旧名)受洗。1842年，阿德希经新加坡前往香港传教，1844年赴宁波创办女子寄宿学校。阿娣和另一名爪哇娘惹凯特(Kit)追随其左右，协助教学，直至婚后与曾兰生前往广州定居[14]。 到1853年，曾氏夫妇已育有两女。

1853年4月，在美部会广州布道团工作了近四年半之后，曾兰生怏怏离开，原因是后者拒绝了他的加薪要求。刚开始时，曾兰生月薪为10美元，住宿和医疗由美部会负责，婚后薪水涨到每月20美元。但到1852年，曾兰生似乎开始对薪水感到不满。根据广州布道团1852年和1853年的预算，曾兰生的基础年薪为250美元。虽然这比另一位(单身的)华人助手添财(Theem Tsoy)的年薪96美元高了一倍不止，但却只有单身外籍传教士的一半，如美国传教士口 邦呢(Samuel William Bonney)的年薪为500美元。曾兰生要求将薪水增加到和外国单身传教士相当的每月40美元，但经过一年时断时续的谈判后，广州布道团最终宣布“没有充分的理由同意这一请求”。曾兰生随即退出布道团，携妻带女离开广州，转赴上海。

在接下来的12年里，曾兰生进入了商界，先在上海公平洋行(Bower, Hanbury and Co.)担任买办，后与人合办吉利洋行(Clapp and Co.)。上海当时正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心，曾兰生的事业也颇兴旺发达。1853年9月，卫三畏有些遗憾地讲到：“兰生搬入了上海的新瓦房，他的基督品性正在经受考验”。从广州转赴上海创办美部会上海布道团的裨治文，于1856年1月写到：曾兰生“为一家英国贸易公司服务，为一发达的商人”。1856年10月，上海圣公会第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文纪女校(Emma Jones School)的女教师钟凯琳(Catherine Ella Jones)拜访了曾家。她说的也差不多：曾“在洋行工作，获利颇丰，家里到处可见发达的景象”。曾兰生一家一直和新教教会保持联系，他和妻子是最早加入上海新天安堂(Union Church)的成员。1855年底，他捐款175美元给裨治文主持的美部会上海布道团建立了一所小学校，他的妻子有两年在那里为女童办有日校。曾家一直支持这所学校，直到1857年他因生意原因暂赴曼谷。在上海，曾兰生又添了三个孩子：长子曾溥(字子睦)、次子曾磐(又名恭笃，字子安)和幺女Amy，先后于1854年、1856年、1865年在这里出生。

[18]Hamilton Literary Monthly, 1869, Vol. 4, 41.

曾兰生商业生涯的后期并不顺利。18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朝廷对精通外语、熟悉西方情况的人才需求迫切，曾兰生和容闳都投身洋务运动。前者去了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后者成为曾国藩的幕僚。

三、投身洋务阶段(1866-1895)

1.福州船政学堂英文教习兼翻译(1866-1871)

当然，换在以前，穿帮的只是公开发表的文稿，而那些数量更多的内部使用或仅用于存档备查的文案，则几乎无人关注，即使偶尔露出马脚，人们也只是一笑了之，后果严重不到哪里去。也正是因为如此，偷懒的人继续偷懒，偷文的人照偷不误，各类奇葩新闻时时曝光，为丰富多彩的生活平添若干生动素材。

1866年，曾兰生受雇为福州船政学堂驾驶学堂(亦称“英语学堂”，以区别于被称为“法语学堂”的制造学堂)英文教习，兼任驾驶学堂主管嘉乐尔(James Carroll)的助手和翻译。嘉乐尔初到福州，沈葆桢等官员“在来顺先生(曾恒忠)家中”设宴招待[17]。 1869年，在福州传教的汉密尔顿学院1846届毕业生卢公明牧师(Justus Doolittle)在为《纽约布道杂志》(New York Evangelist)所写的报道中讲述了曾兰生，其中写到：“大约一年前他被本地高官聘为新办的英语学校的校长。他的两个女儿在英格兰接受过教育。在我看来，他颇受学生欢迎，其职位既责任重大又具影响力。毫无疑问，这所学校的年轻人中有些将成为军官、知识分子和有权势者。其中有两人在我办的寄宿学校1858年解散时是那里的学生，后转到卫理公会的寄宿学校。这两人中的一个，我认为是现在这所官办学校里最有出息的学生。”[18]其实这位汉密尔顿学院的校友把曾兰生大大拔高了。曾兰生只是英文教习和翻译，嘉乐尔才是驾驶学堂的校长。另外，曾兰生颇为严厉，后来在幼童出洋肄业局沪局任英文教习时，给留美幼童留下了“撒旦”的印象，似乎不大可能受到船政学堂学生的喜爱。船政学堂另有来自槟榔屿的曾锦文，初入学堂时为学生，但很快就以助教身份帮助同学学习英文、数学等科。1890年和1894年北洋海军两次访问新加坡，已升任舰长的多名同学以待师之礼隆重拜见[19]。

曾兰生在福州船政学堂时期留下的记录所见不多，还需挖掘，目前所知他在福州期间，幼子威廉在此出生。长女曾安(Annie)和次女Lena得到以前工作单位的公平洋行老板汉璧礼(Thomas Hanbury)的资助，留学英格兰。1871年，船政学堂驾驶学堂首批23名学生毕业，沈葆桢奏请五品军功监生曾兰生“精熟英文算学，充当教习，尽心训迪，著有成效，可否赏给四品顶带”。但是未获允准[20]。

2.幼童出洋肄业局沪局英文教习及驻洋局翻译(1871-1874)

[2][4][5][7][12][13][23][26][27][30][31][34][35][38][40]Rhoads E J M：In The Shadow Of Yung Wing,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2005, 74(1).

1871年8月18日，曾国藩、李鸿章联合向清廷上奏《拟选聪颖弟子前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以培人才恭折》，所附章程十二条之一为“驻洋派正副委员二员，每员每月薪水银四百五十两；翻译一员，每月薪水银二百五十两；教习二员，每员每月薪水银一百六十两”[21]。 1872年2月27日，曾、李又联合上奏《奏遴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推荐陈兰彬、容闳为经理幼童出洋肄业之正、副委员，曾兰生为翻译。“查有五品监生曾恒忠，究心算学，兼晓沿海各省土音，堪充翻译事宜……业由臣檄饬遵照，届时随同正副委员一并前往”[22]。 1872年5月，曾兰生出任出洋局设在上海的预备学校英文教习，其长子和次子为其助教。由于他们在教学上过于严厉，学生哪怕一个词发音错误也往往诉诸体罚，有幼童称曾兰生为“撤旦”，其父子为“三恶魔”[23][24]。

1872年8月12日，幼童出洋肄业局委员陈兰彬、翻译曾兰生、中文教习叶源濬和容增祥，携带首批30名幼童从上海出发，途径长崎和神户，一周后到达横滨，转船后再跨越太平洋，于9月12日到达旧金山。出洋局官员和幼童们在旧金山留影纪念(见图1)。

图1：出洋局官员，旧金山，1872年9月。

右为翻译曾兰生，中为出洋局委员陈兰彬，左为中文教习叶源濬。

幺女Amy与一位苏格兰人订婚，但是在结婚前两周不幸去世[49]。曾兰生幼子曾威廉(William Muirhead Tseng-Laisun)以父名为姓，1888年入读英国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e College)，不过剑桥大学录取与学位授予名单上并没有其获得学位的记录[50]。曾威廉后来在美国驻华领事馆作翻译，直至退休[51]。

之后，经过为期一周的火车之旅，他们于9月22日到达了目的地——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那里也是曾兰生一家之后两三年生活的地方。

斯普林菲尔德位于美国东西向铁路主干线上，此处有人接应，方便安置幼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曾兰生一家并没有随驻洋局总部进驻康州哈特福德，而是选择留在这里。从1872年9月抵达美国到1874年底奉命回国，曾兰生帮助安置了1873年秋和1874年冬到达的第二、第三批幼童。当容闳不在美国时(1873年春夏之际，容闳回国推销加特林公司生产的加特林机枪；1874年容闳赴秘鲁调查华工状况)独自担负翻译之责。1873年9月22日，清政府要求陈兰彬与海关税务司马福臣(A. MacPherson)、吴秉文(Alfred Huber) [25]赴古巴调查岛上六七万华工所受虐待情况。1873年底或1874年初，曾兰生与另一位驻洋局局员叶源濬赴哈瓦那，10天里拜访了英、美驻古巴公使，对同胞的真实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这一工作为陈兰彬等人的7周古巴调查之行做好了前期准备，后者于1874年10月向朝廷提交的正式报告，最终在1877年西班牙同意停止贩运苦力时发挥了作用[26]。

因为驻洋局总部分处两地，曾兰生平时并没有太多翻译工作要做。相反，由于他精通英语，能完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包括加入当地教会甚至共济会)，他更多的是作为清朝政府的代表和中国文化的使者而为当地人所知。1873年3月，曾兰生夫妇携次女Lena和幼子William赴华盛顿参加连任的格兰特总统就职仪式。在被引荐给格兰特总统时，曾兰生说道：“总统先生，我衷心祝贺您再次当选合众国总统，也希望合众国与中国业已存在的关系能够像在两国之间翻滚的大洋一样太平。”格兰特总统明显对此致辞感到高兴，他与曾兰生握手表示感谢，并表示希望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继续[27]。

与美国友人的交流和公开演讲构成了曾兰生这一时期的重要活动，中国文化开始在美国主流社会得以传播。二度到美后不久，曾兰生就和已经在美国退休的新加坡传教士老师特拉维利和帝礼士，以及就读汉密尔顿学院时的老师、希腊语教授爱德华诺斯(Edward North)建立了书信联系，并访问了他的中学和大学母校。1873年6月，汉密尔顿学院授予曾兰生名誉文学硕士学位，他则向校友基金会捐款100美元。一位在校时就认识曾兰生的1848届校友理查德·凯耶斯牧师(Richard G. Keyes)曾写信给《纽约布道杂志》，讲述了他拜访曾家的情形，其中写到：

虽然是基督教信徒，但他对孔子及其教诲极其景仰。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孔子的著作，他读出孔子的金科玉律，和我们的救主所说的完全一样，只不过用的是否定的表达方式；他还读了一句，讲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

这位伟大教师的教义似乎对中国人没有多少影响，因为他们仍然是最排外孤立的民族。我问道，孔子是否教导过他的同胞，有责任对敌人行善。他回答说，孔子并未给过这么一条崇高的指导人类行为的原则。

然后他说，孔子的教义主要只限于道德上的责任，而不大讨论上帝和人对上帝的责任——孔子强调这样的教导和讨论既不圆满，也不实际。虽然孔子是个伟大的好人，孔子并未满足，实际上也并不尝试满足人本性中的宗教需要。[28]

1870年代，聆听演讲是美国流行的文化活动，曾兰生也对演讲很有热情。1872年11月他写信给老师诺斯教授：“一个中国人在全国巡回演讲，这份新奇也能吸引到很多听众。”实际上确实如他所料，很快演讲邀请就纷至沓来，令他应接不暇。他有时免费演讲，但邀请如此之多，他也开始收费30美元来进行筛选。演讲地点主要在斯普林菲尔德及周边地区，但有时也远及纽约州中部的克林顿、尤蒂卡、沃特敦，宾州的匹兹堡等地。演讲场合也是五花八门：汉普登县集市、西斯普林菲尔德建镇百年庆典、斯普林菲尔德科学协会、戒酒协会、基督教青年会、公理教会、卫理公会、浸信会、礼拜天学校、哈特福德公立高中毕业典礼、卫斯理安中学毕业典礼、汉密尔顿学院毕业典礼，以及许多教师会议和教师培训机构。演讲题目包括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比如“中国的孝道”“中国人的举止和风俗”“中国的教育”“中国的象形文字”“中国艺术和科学现状”“中国茶文化”“中国农业”等等。

曾兰生特别喜欢演讲的一个题目是“鸦片”，他在给诺斯教授的信中写道：“就销售鸦片、鼓励鸦片贸易，毁灭如此之多的生命，我要讨伐英国政府……早就有人应该来唤起公众的同情心，来消灭这一泛滥的毒品”。在另一封致诺斯教授的信中，曾兰生请求在演讲前，当地报纸能登出演讲的消息，以期记者能够在报纸上发表相关报道[29]。 在一次演讲中，曾兰生追溯了从英属印度到中国的鸦片贸易，生动详细地讲述了吸鸦片的过程，描述了鸦片对个人和社会的危害，为中国消除这一毒品的努力(包括鸦片战争)做了辩护。他强烈呼吁美国人帮助，“将中国从每年毁灭数百万人的鸦片这一毒品中解救出来”[30]。

在哈特福德中学的毕业典礼上，曾兰生这样介绍中国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系统和你们的一样，是综合性的。只要负担得起，中国家长会将其子送去上学；而不管多穷，只要他有能力，他甚至能做到首相…中国的每一个城镇都有学校，每一个城市都有中学，每一个省都有大学。我们的教育系统和你们的一样民主。[31]

1874年12月，当他刚安置完第三批到美的幼童，正在考虑是否应邀去匹兹堡演讲，从而能够见到他在新加坡时的老师特拉维利时，曾兰生收到了清政府的电报，要他立即回国，有要务需处理。因此他于12月30日离开纽约，绕道欧洲回国，旨在中途考察欧洲的教育机构，为他曾经任教的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留学欧洲做准备。1875年9月，阿娣与三个女儿及幼子离美回国，长子和次子则继续在美求学。

3.李鸿章英文秘书(1875-1895)

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由于洋务事业的发展和外交事务渐多，李鸿章一直在寻觅得力的英文秘书。曾兰生和容闳都是合适人选。李鸿章在1871年致函吴大廷时写道：“曾恒忠翻译之学，想能得其大致，薪水月需三百金，似嫌过优。昨已在津门觅一翻书者，于华洋文义，总不能毫无隔阂。曾恒忠视容丞本领何如，翻书极是难事，果成书而少讹舛，月值固不妨多也。执事奉调引见，似系部中循例文字。”但是由于幼童留学事业的发展，此事搁置起来。等到1874年第二、第三批留美幼童皆安置妥当后，李鸿章便调曾兰生回国，出任其英文秘书[32]。曾兰生随即参与了与西班牙和秘鲁分别就古巴和秘鲁华工的谈判、与秘鲁的建交谈判。之后他参与“马嘉理案”的调查以及与英方的谈判，最后中英于1876年签订了《烟台条约》。1876年1月24日，日本驻华公使、明治政府驻美代理公使(1870-1873)森有礼在保定与李鸿章会谈，提到“在美国时，识得贵国容闳、曾兰生二人，极有学问”。 李鸿章答道：“容闳现派驻美国钦差大臣…曾兰生现调回天津当委员。明年森大人过天津，可以访他。”[33]1881年，进行环球旅行的夏威夷国王卡拉卡瓦(Kalakaua)到达天津，曾兰生是李鸿章与其交谈时的翻译[34]。

从1875年回国到1895年去世，曾兰生任李鸿章首席英文秘书长达20年，参与了后者几乎所有的外交谈判，但是其作为幕后人物却没有多少历史记录遗留下来。现在，我们仅能从《李鸿章全集》和曾兰生少数书信以及其他零星的记录中间接地勾画出他这一阶段的历史，更为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以后。

四、曾兰生的家庭

如上所述，曾兰生和其妻阿娣都是华人—马来人混血儿(男性称“峇峇”、女性称“娘惹”)。阿娣在丈夫去世后从天津搬到上海，恢复了与新天安堂的联系，直到1917年去世。

曾兰生夫妇育有三子三女(见图2、图3)。长女曾安和次女Lena分别于1851、1852年在广州出生[35]。阿娣精心养育女儿，夫妇都希望她们能够到英国接受教育[36]，但是在1860年代中期，曾兰生生意失败，已无力供女儿海外留学。这时，他之前任买办的公平洋行老板汉璧礼同意资助曾氏姐妹留学[37]。1868年，汉璧礼回国时携曾氏姐妹赴英，让其住在他们位于萨里郡克拉彭(Clapham, Curry)的家里，并在附件的一所女校上学。当时面向英国中产阶级女子的教育还相当有限，学校的主要课程是舞蹈、绘画、音乐。曾氏姐妹似乎对社交聚会和穿着打扮更感兴趣，这让汉璧礼有些失望。曾氏姐妹在英国学习两年之后回国。曾安后来嫁给丹麦人尼尔斯·彼得·安德森(Niels Peter Andersen)，他是一位舰长[38]，并长期在中国海关工作[39]。Annie1890年代中期在上海参与反缠足运动和红十字会工作[40]，据说为红十字会创建者之一，并任副会长，因此得到皇上颁匾嘉奖[41]。Lena嫁给了上海米商、苏格兰人布坎南(W. Buchanan)，后者于1890年去世；Lena后来移居到加拿大安大略省布兰特福德(Brantford)并在那里去世[42]。

曾兰生家族堪称中国最早的留学之家：他是第一位在美国大学留学的华人，他的妻子是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华人女性之一，他的长子和次子是留美幼童，两个女儿属于最早留学英国的华人女性，最小的儿子也留学英国。在洋务运动中，曾兰生先在福州船政学堂担任英文教习五年，出洋肄业局成立伊始又先后担任沪局英文教习和驻洋肄业局翻译，是中国留学教育与教育现代化的开拓者之一。在美国任职期间，他成为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华人先驱，通过人际交流和演讲，有效地宣扬了中国文化。在其生命的后20年里，他作为李鸿章的英文翻译，几乎参与了李鸿章所有重要的外交活动。对这样一位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物，理应进行深入研究。正如曾兰生及留美幼童研究专家路康乐教授所言，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让曾兰生走出容闳的遮蔽。

次子曾磐，又名曾笃恭，字子安，英文写作Spencer Laisun，亦作Tseng Tuh Kun。1872年入选首批留美幼童，1875年紧随其兄和容尚勤考入耶鲁大学，但可能由于准备不足，很快就退学，转到霍普金斯文法学校(Hopkins Grammar School)继续中学阶段的学习，1876年重新被耶鲁大学录取[46]。但是他在耶鲁大学学习一年后，跟随毕业的哥哥返回中国。回国后曾磐任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记者(1882-1889年间亦任其中文姊妹报《字林沪报》记者)，1906年到南京，成为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僚，任职道台，协助处理外交事务。1916年他在母亲之前去世[47]。曾磐娶香港牧师何福堂之五女何晚贵，与黄胜(娶长女)、伍廷芳(娶次女)为连襟。他们夫妇育有一女Tsang Ti Shi(Daisy)，其后两人离婚[48]。

托马斯·豪斯沃斯公司(Thomas House worth and Co.)，《太平洋沿岸风景》(Pacific Coast Scenery)(旧金山：托马斯·豪斯沃斯公司，1872)。加州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提供。

图2：曾兰生与家人，旧金山，1872年9月。

从左到右依次为阿娣、曾安(Annie)、威廉(William)、Amy、Lena、曾兰生。

托马斯·豪斯沃斯公司，《太平洋沿岸风景》(旧金山：托马斯·豪斯沃斯公司，1872)。加州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提供。

系统论认为，系统内的各个要素是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作战与动员共同存在于信息化战争系统中，共同存在于联合作战系统中，有作战必有动员，作战与动员一体联动已成为信息化战争的重要特征。必须着眼动员保障作战、作战牵引动员，充分认识把握作战与动员的内在统一要求和联动响应规律，促进作战与动员研究的协调发展。

图3：曾溥(左)与曾磐兄弟，旧金山，1872年9月。

托马斯·豪斯沃斯公司，《太平洋沿岸风景》(旧金山: 托马斯·豪斯沃斯公司，1872)。加州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提供。

五、总结

长子曾溥是第二批留美幼童，时年虚岁20，为120名幼童中除容闳之侄容尚勤(也是第二批，入选时24岁)之外年龄最大的。曾溥于1874年进入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科学学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学习土木工程专业，1877年毕业，为幼童中大学毕业的三人之一(另两位是詹天佑和欧阳庚)，且为最早者。后来他因为剪辫(有可能是被同学戏弄)于1875年春被出洋局开除，但他还是留在美国完成了学业[43]。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曾溥又去德国萨克森的弗莱贝格(Freiberg)学习了一年半采矿研究生课程。回国后，他成为矿业工程师，参与勘探承德平泉铜矿。在1887年的一封私信中，曾兰生谈到曾溥时说，“政府聘用他去开采中国东部的铜矿。他前景一片光明。政府要让他当铁路部门总工程师，但他拒绝了。他是中国出来的第一个科学工程师。他的工作领域是政府给个人所能提供的最大的了，因为中国的矿产资源几乎是无限的”[44]。但不幸的是，曾溥于1889年11月下旬赴香港办事，12月7日突然去世，遗下妻女[45]。

[参 考 文 献]

[1]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荣休教授。1938年出生于广州岭南大学校园(其父为岭南大学英语教授，其母为广州当地人)，1949年他在五年级时离开中国赴美。耶鲁大学学士，哈佛大学博士。被认为是美国新清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和书目文献索引《中国红军，1927-1963》(The Chinese Red Army, 1927-1963)。因《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一书获2002年列文森中国研究著作奖(Levenson Prize)。2003年退休后花费近10年时间，写成《走向世界：幼童留美，1872-1881》(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此书正由本文作者翻译，即将由珠海中国留学博物馆资助出版。

这里假设每个事件都应存在主体与客体,从表6中可以得到对象要素中主体的缺省度为57.2%,客体的缺省度为88.5%,客体缺省度远远大于主体缺省度.

[3]容尚谦: 《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珠海出版社, 2006年版。最早确定曾兰生英文姓名和中文姓名对应关系的研究者是美国夏威夷华人、燕京大学1928届毕业生谢廷玉(Char Tin-Yuke, 1905-1990)。1976年他在《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发表文章，将曾兰生诸多拉丁字母拼写的名字(Chan Laisun, Chan Lai Sun, Tsang Lai Sun, Tseng Lan-sheng, Tseng Heng-Chung)和正确的中文名字(包括后期常用的“曾恒忠”)对应了起来，并初步还原了曾兰生及其妻子、长子、次子的生平概略，见 Char T Y: In Search of the Chinese Name for "Li Su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6, 16:107-111.曾兰生从任职幼童出洋肄业局开始，多用“曾恒忠”这一名字。1871年，沈葆桢奏请为五品军功监生曾兰生擢升四品顶带，用的还是“曾兰生”；1872年曾国藩、李鸿章联合上奏《奏遴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推荐曾兰生为翻译时，已用“曾恒忠”。

[6]Rhoads E J M：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KU, 2011, 3.

[8]Hamilton Literary Monthly, 1872, Vol. 7, 161-163.

[9]Hamilton Literary Monthly, 1873, Vol. 7, 245.

除去摘抄古代作家的诗歌短句、箴铭训辞，里帕还将前人保留下来的，现成可用的“寓意形象”方案（或文字或图像），剔除其中迎合俗众猎奇趣味的“异教”成分，以天主教教义高尚正统的严肃目标作为遴选、重组的方向。里帕对出自于圣经和神学理论的材料所作的一种个性化调整，其创作理念可以溯源“特兰托公会议”的某些创新性决议，顺应了天主教改革所带来的造型艺术的激进改变⑮。

针对目前国内信息化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我院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学习，基于全院上下对现代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深度认同，进行了科学详细的方案规划和明确的目标设定。

[10]香港马礼逊学校校长、携带容闳等人赴美的 Brown 一般被音译为“布朗”，但李志刚、吴义雄等人认为，Brown所编《致富新书》署名为“合众国鲍留云”，应该使用其自拟中文名，见吴义雄: 鲍留云与《致富新书》,《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51(03):88-96. 近年来，“鲍留云”的名字已经有人开始使用，如南京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标题就是《鲍留云与中国近代留美教育》，见鲍远凤:《鲍留云与中国近代留美教育》, 南京大学, 2013年。

利用社交网络这个平台，用户可以与现实中的朋友保持密切的联系，另外系统还会在分析已有信息之后推荐可能认识的好友，甚至会帮助用户找到久未谋面或联系的朋友。可能正是因为社交网络存在这样的优势与魅力，才让人们愿意对其进行使用。但是与此同时，社交网络会把用户人际关系暴露出来，而不再成为隐私。利用用户在社交网上与朋友的互动以及网站借助算法获取的好友推荐功能，能够轻松掌握用户人际关系网。很多社交网站平台，在没有得到用户许可的情况之下，就获取分组与备注信息，这实际上就是泄露隐私的表现，也让用户在开拓人脉时受一些陌生人或不良行为人的骚扰，这实际上是对用户隐私安全的一个重大威胁。

[11]Records of the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 Boston, in China, 25 October & 29 November 1848; 12 April & 22 June 1853.

[14]Miss Whatley: Missions to the Women of China, London: James Nisbet, 1866, 91-106.

[15]郭嵩焘：《郭嵩焘全集》第8册，史部四，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580页。

[16]The Baptist Magazine for 1861, Vol. LIII, 449-455.

李离想了想，说：“我们在长安的时候，常常有一些书生，来我家拜访我父亲，将他们编的故事写成卷子给他看，他看了哈哈一笑，随手转给我看。他们特别喜欢讲龙的故事。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震泽洞》，说的是梁武帝的时候，有人跟皇帝报告，说自己掉进龙宫里，结果发现，此洞穴有四支：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罗浮两山间穴溪，一通枯桑岛东岸。

[17](美)庞百滕：《沈葆桢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茶染所用染料来源于茶叶，其在服饰设计中的应用主要取决于染料和面料的结合效果，通过实践证明茶染适用于所有天然纤维面料，在部分再生纤维面料上也具有良好的效果，如牛奶蛋白纤维面料等[9-10]。由于面料本身的结构与性能不同，茶染色泽上会有丰富的变化。

容闳于1856年8月到达上海后，应该和曾兰生很快就见面了。他们的共同之处颇多：都是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都是基督徒，都在上海经商，而且最重要的，都是卫三畏的门生。早在1852-1853年间，当曾兰生还在广州时，容闳就从耶鲁写信给卫三畏，希望“认识兰生先生”，并让卫三畏转达他对曾的敬意。钟凯琳于1856年10月拜访曾家时，发现容闳也在那里。由于容闳回国后事业一直不顺，而曾兰生事业较好，容闳到上海后，长期住在曾家。据郭嵩焘日记记载：“同治二年正月十六日(1863年3月5日)，与冯竹儒约，往见容春圃，以容住虹口广泰隆后墙花旗曾来顺宅，相距过远，因招致竹儒处一谈。随往若沙利洋行，孙竹堂、赵蔚堂俱相候，饮洋酒数锺。”[15]1860年11-12月，曾兰生与容闳以及两位传教士古路吉(Hendrikadius Zwaantinus Kloekers)和杨格非(Griffith John)从上海出发前往南京考察太平天国，拜访了干王洪仁玕[16]。 但他们对太平天国印象不佳。

PVP术作为一种微创手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骨科疾病中，该术式通过穿刺方式在损伤椎体骨折区域注入骨水泥，可有效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和矫正骨折畸形，从而改善患者的功能障碍和疼痛症状。但由于PVP手术实行过程可通过单侧或双侧经椎弓根入路，临床对于手术入路方式仍无统一标准。

[19][24]马幼垣：《福州船政教习曾锦文传奇——兼述另一船政教习曾兰生》，戚俊杰、郭阳：《北洋海军新探：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6-174、156-174页。

[28]Hamilton Literary Monthly, 1873, Vol. 7, 245.

[21][22]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4、96页。

[25]《古巴华工事务各节及古巴华工口供选录》(《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第二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9-581页。

选取2015年1月—2016年6月本院住院的88例2型糖尿病患者作为观察组；其中，男51例、女37例，平均年龄（49±3）岁。所有患者均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糖尿病诊断标准，空腹血糖≥7.0 mmol/L或者餐后2 h血糖≥11.1 mmol/L。排除了同时患有可以引起肾脏病变的其他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血液病、恶性肿瘤等。同时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70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39例、女31例，平均年龄（48±4）岁，排除了糖尿病以及心、脑、肝等疾病以及可以引起肾脏病变的其他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血液病、恶性肿瘤等。

[20]《台湾史料集成》，《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4辑第77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版，第449页。

[29]曾兰生致汉密尔顿学院希腊语教授爱德华·诺斯(Edward North)信，汉密尔顿学院档案员凯瑟琳·科利特(Katherine Collett)提供。

[32]《复总理江南轮船事宜前福建台湾道吴(同治十年二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第30册，信函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其二，从整个社会角度看，CPA审计寻租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注册会计师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方式对既得的社会经济利益进行不合理的划分和转移，获得超额收益，这种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可能导致真正创造财富的人不能获得应得的收益，从而削弱社会公平，降低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发展。

[33]周程： 除夕前夜，李鸿章与日本公使大吵一架，《知识分子》公众号，2017年1月26日。

[36]Hanbury, Thomas: Letters of Sir Thomas Hanbury, London: West, Newman, 1913, 127.

[37]Moore, Alasdair: La Mortola: In the Footsteps of Thomas Hanbury, London: Cadogan Guides, 2004, 190-191.

[39]Smith C T: Chan Lai-sun and His Family: A 19th Century China Coast Family,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pp. 16, 112-116.

[41]Smith C T: Chan Lai-sun and His Family: A 19th Century China Coast Family,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pp. 16, 112-116.

[42]Lena Laisun geneology. http://www.gritquoy.com/genealogy/getperson.php?personID=I135880&tree=001Master.

[43]Rhoads E J M: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HKU, 2011, 150-151.

[44]Hamilton Literary Monthly, Vol 21, 233.

[45]Obituary Record of Graduates of Yale University 1890-1900, New Haven, 1900, 76.

汉字是不同与拼音文字的一种特殊的表义体系的文字，具有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形音义关系，形声字就是这种关系的最好的体现。如果留学生能够提纲挈领地学习形声字，了解和掌握形声字的规律和特点，从而增强识字能力，减轻认字负担。由此可见，形声字教学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应该在汉字教学过程，充分利用形声字自身所具有的音义理据，针对外国留学生的水平，制定出一套有效的形声字教学方法。

[46]Rhoads E J M: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HKU, 2011, 88.

[47]Rhoads E J M：In The Shadow Of Yung Wing,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2005, 74(1).

[48]郑宏泰、黄绍伦等：《妇女遗嘱藏着的秘密人生家庭与社会》，香港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94页。

[49]Bro Tsung Lai Shun in Massachusett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1, 21:179-184.

[50]Faning J.F.E.: The Book of Matriculations and Degrees: 1851-1900, Volume 2 of The Book of Matriculations and Degrees: A Catalogue of Those who Have Been Matriculated Or Admitted to Any Degree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2, 610.

[51]Smith C T: Chan Lai-sun and His Family: A 19th Century China Coast Family,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pp. 16, 11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