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开国领袖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中年和晚年时期，都和我国著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对其早年学识能力的增长、视野的开拓、思想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的进步、发展发生了较大影响，乃至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演进，也打上了无法磨灭的印迹。

一、筹组新民学会会员留法，与北京大学结缘

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勃兴之际，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通过阅读《新青年》，及与老师杨昌济的谈话，对当时极力倡导新思想，破旧革新，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予以盛赞，说北大校长蔡元培和陈独秀等学界名流“首倡革新”“革新之说……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与北大发生直接的联系，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具体来说，与北大发生联系有两次：第一次是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第二次是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

何洪涛 男，1968年5月出生，河南洛阳人.2014年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微波与电路专业博士学历，现为中国洛阳电子装备试验中心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电磁环境效应、电磁环境效应试验及评估方面的研究.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大地上迅速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青年，先后远涉重洋，留法勤工俭学，试图通过留学，学习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以振兴中华，挽救国家危亡。1918年6月下旬，刚从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就接到一份由北京寄给他的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资料。看过之后，他“认为赴法勤工俭学是七年学生学习新知识、探索新思想的好机会，是培养和提高新民学会会员的好途径，也是实现新民学会宗旨的好措施。于是，便即刻和同住在一起的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商量，决定在长沙推动这一运动。”[1]为了搞好宣传发动和有关的组织工作，经过协商，决定会员与湖南青年学生留法勤工俭学一事，“由蔡和森和萧子升专负进行之责”，毛泽东等负责宣传发动工作。

毛泽东周密安排了长沙相关工作，又安顿好患病的母亲，于1918年8月15日，同罗学瓒、张昆弟、萧子升、陈绍休、贺果、罗章龙、李维汉等25名准备赴法的湖南青年动身前往北京。火车途经河南郾城，因铁路被洪水冲毁，毛泽东利用候车时间，组织大家到沿途的乡村考察。至19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北京。

为筹组会员和湖南青年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蔡和森先去北京做前期准备工作。经杨昌济引荐，他见到了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还有发起留法运动的另一负责人李石曾。蔡和森向蔡、李谈了湖南青年迫切要求赴法勤工俭学的愿望。蔡元培也将自己计划“网罗海内人才”的想法告诉蔡和森，鼓励他多做联系工作。蔡和森随即写信给毛泽东，及时告知自己在京的活动情况以及个人的一些想法。蔡和森想请毛泽东长驻北京，一面主持湖南青年赴法留学之事；一面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对国内问题进行大规模的自由研究。他期望会员努力向学，勤勉上进。若如此，“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信中还说“兄事（指毛泽东在长沙组织青年赴法之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弟以一面办报一面入学为言，师甚然之。”在另一信中又说：“至现在情形，杨师自是喜兄来寓，每日可以学习英日文。弟事殊不好为计，故亦望兄来指教。”信中还提到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起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正网罗海内人才”，“吾三人（指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毛泽东收信后立即回复，同意去京。

毛泽东到北京后，他和蔡和森一起住在杨昌济家里。两人多方奔走，整天为联系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操劳。罗章龙曾在家信中写到：“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学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经毛、蔡的努力奔波，已逐步落实好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一事。

因久住杨昌济家多有不便，加上也不方便来京学员的联系，后来，毛泽东和蔡和森、罗学瓒、陈绍休、萧子升等八名新民学会的会员，搬到了景山东面三眼井吉安所左巷七号居住。这是一个狭小、低矮的四合院，北屋两端有配房。他们八个人就挤在一间长不到一丈、宽仅八尺的小屋中，“‘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过着清苦的生活。”[2]1936年，毛泽东在谈话中回忆说：“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的生活的确十分清苦，即使是每月很有限的几块钱生活费，也无法解决。基于此，他感到非找个工作不可。同去北京的萧子升回忆说：“蔡和森和我都同意毛泽东留在北京，象我们在法国那样推行勤工俭学的计划。”但毛泽东必须找份工作来糊口。“当时我们正从国立北京大学里招收新民学会的会员。所以我们对毛说，他最好能在北京大学找到一份工作，我们想到教室清洁员的工作，因为教室清洁员做完他的工作后，还可以旁听。北京大学确实需要一个人在课后打扫教室，擦净黑板。这项工作很轻松，并且有一大好处，因为可以经常接触到教授和学生，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工作是最理想的。”如何帮毛泽东找到这份工作？他们通过杨昌济的介绍，想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他一直对我们关心爱护。我们直接给他写了封信，问他是否可以下个令，替我们的人找个工作。蔡校长是位可敬的人，立即了解了我们的困难。他有个更好的主意：与其做个教室清洁员，不如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因此他写了张条子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毛泽东为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工作，请将他安排在图书馆中……’蔡校长没有指出毛泽东是由长沙来的，是‘青年领袖。’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3]9月底，毛泽东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每月工资八块钱。他的工作任务主要是由他登记来馆里看报的读者。当时阅览室里共有15种日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神州日报、北京国民公报、惟一日报、顺天时报、甲寅日报、华文日报、杭州文汇日报、沈阳盛京时报、北京导报（英文）、新支那报（日文）两种、大阪朝日新闻等。虽然在图书馆工作，工资低，但这不仅解决了毛泽东必须的生活费用，而且通过每天管理和阅读报刊，可以从中吸收新鲜有益的知识，了解国内外时势，同时，也为他提供了结识北大名流学者的便利条件。在这里工作、学习，的确对他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与北京大学又有了新的联系。其时，为驱逐军阀张敬尧，结束其在湖南的黑暗统治，毛泽东在长沙联络省城教育界师生，率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为了能达到驱逐张敬尧之目的，毛泽东于1919年12月上旬在楚怡小学召开新民学会会员和教育界骨干的紧急会议，决定由各校派学生组成代表团，分赴北京、广州、上海、衡阳、郴州、常德等地开展请愿活动，向民众公开揭露张敬尧祸湘之罪恶，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毛泽东亲率一代表团去北京。12月18日，代表团到京后，随即开展了一系列宣传驱张的活动，其中，包括12月23日，毛泽东在北大举行新闻记者大会，揭露张敬尧的罪恶，报告湖南发起驱张运动的经过，希望舆论界主持正义，采访消息，发表评论，抨击张敬尧，及早驱逐其出湖南。1920年元旦，毛泽东又借北大第三院三厅召开驱张的学生代表团和公民代表团全体会议，到会的有600多人。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开会的意义。邓中夏则宣讲了湖南驱张的必要性及应有之态度。1月8日，毛泽东与邓中夏，以及在京的“辅社”成员，在陶然亭开会，讨论深入开展驱张斗争的问题。1月22日，因尊师杨昌济去世，和蔡元培等29人在《北大日刊》上发表悼杨怀中先生的《代讣》，并于2月1日在长沙《大公报》刊出。由上可知，为筹组湖南青年学生留法勤工俭学工作，以及后来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毛泽东两次与北京大学发生了联系。这种联系与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进步、思想转变，关系甚大。

二、结识名流，参加学会，思想激变

如前所述，在毛泽东去京之前，老师杨昌济，以及蔡和森、萧子升都希望他能到北大入学。然而，毛泽东未能报考，进北京大学读书。对其中缘由，有学者作了深入研究，北大萧超然教授对此作了以下分析，他说：“青年毛泽东是很向往北大的,对北大的一些领袖人物是很崇拜的，所以他想办法进了北大，当了一名正式职工。但他并不急于想报考，当北大学生。原因为：一是他喜欢自由学习，一向讨厌那种正规的课堂学习生活；二是他还想做更多更重要的事，并不想在北大长期留下去，而四年的学生生活对他来说是太长了，所以他不报考。青年毛泽东当时进入北大，最重要的是要呼吸北大自由研究的学术空气，结识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比较、鉴别各种新思潮，择定终身服膺的主义；以北大为舞台,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广交天下朋友和志同道合者，以为谋进一步发展之阶梯。如果不做学生就能实现上述两重目的，那么，不做学生更好。因为毛泽东只想在北大‘暂栖身’，并无意于长住。历史表明，青年毛泽东的两次北京之行，就是按照这样一种潜意识的目的在北大行事的。”[4]依据客观、准确的史实，萧超然教授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

直流微电网具有各微源协调控制方便、线路成本低且无功功率损耗无等优点,目前已成为微电网重要的发展方向[1-2]。直流微电网中,由于多个分布式发电(Distributed Generation,DG)单元并联连接在公共直流母线上,线路电阻存在且不一致时,会产生环流,从而影响各分布式电源之间的电流分配及系统的稳定,因此不同分布式电源之间的协调控制是微电网稳定运行的关键。其中,不同分布式电源之间的电流分配已成为主要研究问题[3-8]。

敬祝：身体健康。[4]

1949年12月12日，邀请信寄给毛泽东。但毛泽东没有象第一次那样很快回信，后来得知，从1949年12月6日起，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离京访苏，专程和斯大林商谈有关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直至1950年3月4日，毛泽东才回京。可想而知，这是毛泽东首度访苏，在革命时期，中苏关系那么密切，而有时分歧又那么大；毛泽东与斯大林作为两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见面，虽然此次出访，重头戏是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他们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交换意见，可想而知，毛泽东访苏那段时日特别忙碌。正是此原因，毛泽东收到北大师生的信后，未能象第一次回信那么及时。不过，他对信中提到的题写校徽一事没有忘怀。回京后的第12天，即3月17日，他亲笔书写了“北京大学”四个遒劲有力的题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派人送到了北大校长办公室。可见，这再次体现了毛泽东对北大的关怀。

一种文化形式的转变必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它反映了不同的建造技术和文化观念，不同的价值选择和生活经验等。山面入口到檐面入口的面向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经过几千年的适应性选择，最终檐面入口被认为是较合理的方式而被人们所采用，山面入口形式依然在今天云南傣族和海南黎族等少数民族民居中可见，但却不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主流选择。本节将从建造技术、聚居建筑和礼制、宗教文化等角度来诠释中国传统建筑入口面向转变的内在逻辑。

当然，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人生转折具有特殊意义的名流学者是李大钊。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期间，曾收集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其中，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当时北大许多追求进步的学生，常到图书馆看书，他们向李大钊质疑、请教。由于工作关系，加上毛泽东勤奋学习，刻苦探寻救国救民之道，因而获得了直接向李大钊请教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条件。在图书馆，毛泽东不仅读到了马列著作，而且，还认真阅读了李大钊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总之，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他的思想迅速向马克思主义方面转变。对此，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和斯诺的谈话中曾说到自己的思想激变：“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除了和李大钊交往甚多之外，还常到黎锦熙先生家里去拜访，并同他谈论时势及世界问题。他们曾讨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中中国地位问题。毛泽东和萧三等人去访问过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陶孟和等人。毛泽东与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一同邀请蔡元培、胡适等人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毛泽东通过拜访名流学者，广泛地了解西方传入的新思想，思考中西文化关系，以此来满足自己强烈的求知欲望，深感自己的“思想越来越激进”。

此外，当时的北京大学，因校长蔡元培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校内学术研究氛围特别浓厚，各类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这些团体开展的研讨活动，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吸引力。毛泽东除了经常在北大旁听他感兴趣的课程之外，还踊跃参加一些学术团体活动。他主要参加了北大的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以及“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1918年10月14日由蔡元培发起成立的。该会成立时，蔡元培在演说词中，提出办会有两个目的：一是“先介绍欧美新闻学”；二是“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亦与外国有特别不同之点”，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毛泽东到北大的当年就以极大的热情报名参加了这个研究会。1919年2月19日，新闻研究会举行改组大会，到会会员有毛泽东、徐恭典等24人，蔡元培又亲临演说，并在会上被选为会长。毛泽东在新闻学研究会听了一些报界名人的新闻学讲座，以及他们介绍自己的办报经验。北大文科教授徐宝璜为研究会主任导师，讲授新闻学原理；《京报》主笔邵飘萍兼任导师，介绍办报经验。听了开设的讲座，特别是著名报人的办报经验，毛泽东深受启发，感到收获很大。1919年10月21日，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期期满式，《北京大学日刊》记载道：“新闻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式，业于本月十六日下午八时，在文科事务室举行。……由蔡元培先生发给证书，并致训词。”会上，毛泽东、罗章龙等32人获得听讲半年的证书，谭平山等23人获得听讲一年的证书。蔡元培在期满式上致词说：“本校之有新闻学研究，于中国亦实为第一次，故今兹结束，是可谓中国新闻学研究之第一次结束。”[6]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邵飘萍与毛泽东在研究会结下的深厚情谊。邵飘萍的夫人曾回忆，邵飘萍曾资助毛泽东，以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他在有关新闻学的理论与知识，和如何办好报纸等方面，给予毛泽东以悉心指导和帮助。毛泽东参加新闻学研究会的这段经历，对他后来主编《湘江评论》、创办平民通讯社等活动，都有着密切的关系。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谈话中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毛泽东十分怀念邵飘萍。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文追认其革命烈士称号。即使到晚年，他对邵飘萍仍深怀敬意，说“我是邵的学生”。

毛泽东还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的活动。该会成立于1919年1月，发起人是杨昌济、马叙伦、胡适等人。据罗章龙回忆，该会的实际领导人是蔡元培。毛泽东就是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以及参加哲学研究会的活动，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研究会里，毛泽东不仅听了名流学者的讲座，还有机会较为广泛地涉猎了西方的哲学著作，包括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独立深思，逐步学会批判和鉴别各种“主义”，为后来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钻研哲学问题，打下了较为深厚的思想基础。

1919年3月，在蔡元培积极提倡平民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北大学生邓中夏、许德珩、罗家伦等人在原校役夜班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大会在蔡元培的办公室举行，有团员39人，毛泽东参加了这一团体。他经常随团一起到闹市或深入海淀、卢沟桥等郊区，向工人农民宣传救国思想，宣传革命道理，以及介绍一些科学文化知识。参加此活动，毛泽东在组织民众，开展宣传教育的实际工作中受到了锻炼，这为他日后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号召、发动工农参加革命斗争作了准备。

1920年1月，由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参加了由李大钊等人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该会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蔡元培对该会的工作，特别是它所倡办的工读互助团，深表赞赏，认为“它的宗旨和组织法，都非常属实”。蔡元培还建议将它改名为“工学互助团”。在该团的《募款启示》上，他具名领衔发起。无疑，蔡元培的提议对毛泽东、蔡和森组织湖南青年学生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日理万机，勿忘“庆祝北大的进步”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北京大学学生会干部考虑到，1949年恰逢五四运动30周年。五四时期，毛泽东曾在北大工作过，又在学校参加和开展过活动，而纪念五四，对即将成立的国家新政权来说，也是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因此，他们商议，要以“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名义给毛泽东写信，热切邀请毛泽东回北大参加学校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的活动。邀请信于4月28日寄出。仅仅过了两天，即到了4月30日，毛泽东即亲笔复信给筹委会，他在信中写到：

北大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诸先生：

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

1.2.2 资料收集 向患儿和家长解释研究目的、方法和研究过程，整个调查工作在研究对象自愿参与的原则上进行。患儿完成问卷约10 min，家长约5 min。由研究者1名进行一对二收集资料，患儿和家长均独立完成。另外，基于评估问卷实施指南建议，尽量让研究对象自行完成，如因疾病或认知等因素不能自行完成，则逐条阅读，但语调保持中立，避免引导，以保证资料真实性。

培养中职生口语交际能力的途径很多。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师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前沿阵地。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我国职业中学口语交际的主要方式是将情境转化为课堂。教室作为教学组织的主要场所，在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对教室的硬件环境做一些布置来创设语境，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

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毛泽东

四月三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毛泽东日理万机，公务繁忙。但是，他在收到北大学生的邀请信后，速即给北大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的学生干部回信，这充分表达了他对北大的进步与发展的关心。据当时负责中共中央政治秘书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即担任毛泽东出访苏联的翻译的师哲回忆：其实，毛泽东收信后，因工作繁忙，完全可以由秘书田家英代他写回信，但他没有这么做。主席常说：北大是最高学府，我们要尊重知识啊。可见，毛泽东对北大在新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的进步是十分关心的，这也表明了北京大学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同年12月，北大正准备于12月17日举行建校51周年校庆。其时，由学校校务委员会秘书请示委员会主席汤用彤教授，以及委员会秘书长郑天挺教授，可否请毛泽东来校参加校庆。两人同意此提议，并提出应以北大全体师生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邀请他来参加校庆活动，并请他为北京大学校名题字。邀请信写到：

在社会转型期，“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1］.成为加强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因为社会心态绝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存在的被动反映，它同时也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力，引发或积极或消极的“二重社会效应”［2］。可以说，“任何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一定的、相对有利的社会心理力量的支持。”［3］

十二月十七日是北京大学第五十一周年校庆纪念日，为了庆祝这解放后的第一次校庆，我们准备在十七日上午举行简单的庆祝仪式，……我们热烈地盼望您能在这一天回到学校里来，给我们一点指示。要是您有空，无论如何希望您给我们写几句话，给一点指示！还有一件事要麻烦您的，最近我们要制作新的校徽，想请您给写“北京大学”四个字，希望您能答应我们。

北京大学全体师生

毛泽东在北大结识新文化运动的名流学者，参加各种研究学会，在交往中交流、交融，在学习中独立深思，思想随之发生激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一年内，毛泽东三次给北京大学师生写信、题字，这无不体现了他对中国这所著名高等学府发展的关心，以及对北大师生的进步寄予厚望。

毛主席：

我们学校为了纪念五四，预备盛大庆祝，并举行与五四有关的史料展览，想请您给我们写一副题字，以增加展览的价值。希望您答应我们的请求。因为还要匀出装裱的工夫，更希望早几天写给我们。谢谢您。

寻找输入：在需求分析和目标确定以后，寻找输入成为设计 《汽车英语》课程交际任务的出发点。需求分析的结果对于交际任务中输入的选择具有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教师要尽量选择汽车行业内使用的真实文本作为输入，主要通过互联网和去进口品牌汽车的4S店中搜集。这种输入对学习者来说是最实用的，

据初步查阅，毛泽东在北大交往与结识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名流学者，其中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邵飘萍、徐宝璜、陶孟和、梁漱溟、章土钊、蒋梦麟、张申府、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朱谦之、张国焘、谭平山、陈公博、高君宇等人。后来，毛泽东在回忆中还提及过在北大图书馆见过一些名流学者的往事，说：“在那些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但是我并不灰心。”[5]还说到：“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同日，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也给毛泽东去信，请他为学生会刊物写点文章。毛泽东在4月28日写信给北大学生自治会。信中说：

四月二十日来信收到，叫我给你们的刊物写点文章，我是高兴的；可惜我近日颇忙，不能应命，请予原谅，敬祝进步。

1950年4月20日，北大师生为了纪念五四，又准备举行庆祝活动，并举办北大与五四运动的史料展览。为此，于1950年4月20日，第三次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写到：

参考文献：

上述神话表明文字作为人类文明的划时代标志，它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从空间上看，不同人群是否掌握了文字和书写能力，成为统治与被统治的一个工具，无文字的族群被贴上“野蛮人”或“落后”的标签。奇怪的事，神话叙事的主体是无文字民族，这似乎表明他们接受了无文字带来的后果，自责及接受“神授”安排的无奈。

[1]田树德.毛泽东史实80问真相[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68.

（1）了解施工图纸，对施工工序进行优化。基于合同提出的具体要求，对工序进行尽可能的优化，各分部分项工程应考虑自身需要的资源，进行合理的施组设计，同时用横道图等形式进行表示，保证所有分项工程都处于可控状态。

[2]中国革命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59.

[3]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M].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146.

除此之外，在立体绿化方面，我国的灌溉技术与自动化管理技术只处于初级阶段，没有完全实现自动化控制，在管理方面大多沿用传统的人工管理模式，这就进一步阻碍了我国立体绿化的发展。

[4]萧超然.从图书馆助理员到共和国缔造者[J].北京大学学报，1997（5）.130-132.

小磨河水利工程在实际工程中，各防治区水保措施完成良好，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基本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防治水土流失效果显著。一方面，建设单位在工作中建立并完善了水土保持管理和运行机制，并设立水保科，由专职人员负责水土保持设施的运行与日常维护；另一方面，水保科结合实际水保工程，制定了相关岗位责任、技术规程，真正做到了管理责任明确，规章制度落实到位，确保水土保持工作的顺利实施。

[5]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33.

[6]于俊道.毛泽东交往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