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展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主要内容，该书国际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走向、对外政策和主张，感受习近平独特风格和魅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增进了中国与世界交流，帮助外国人读懂中国。该书出版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该书的国际传播取得初步成绩，其国际传播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国际传播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国际传播研究助推了国际传播工作。为了进一步推动该书的国际传播工作，回顾和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并分析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势尤显必要。

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传播新特点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至2014年6月期间的重要著作，共有讲话、答问、贺信等79篇，分为18个专题，且附有45张习近平生活、工作的照片。相对于以前我国对外传播程度上不够高、区域上受限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方式上强调单向灌输、主体上突出外宣办、受众局限于外国政要等不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传播的实践呈现新气象，彰显新特点。

（一）图书出版创历史新高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自2014年9月出版以来，发行数量持续攀升。截至2018年1月28日，该书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 24 个语种、27个版本面向海内外出版发行[1]，累计发行超过660万册[2]。现在，从语种来说，英语版本销量最大；从国别来说，美国销量最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最受关注、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政治文献。

（二）传播范围覆盖全球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全球首发式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举行，随后美国、新西兰等国家举办了图书首发式。在柬埔寨、英国、南非等国家也先后举办了多场关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书评会。中国外文局在俄罗斯、越南等国家举办了多场新闻发布会，并在伦敦、新德里等地的大型书展上进行展览宣传。目前，该书以不同语种各种版本传播到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等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三）传播渠道多样化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传播既有图书首发式、推介会、研讨会等常规渠道，而且丰富传统国际传播内涵，拓展传播渠道。一是成立海外编辑部，实现出版本土化。比如2016年3月，中国与捷克签署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捷克文版暨中国主题图书合作出版备忘录，实施了海外编辑部项目。二是开展图书展销月活动，开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热销局面。比如2017年4月，我们在柬埔寨举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柬埔寨文版展销月活动。三是成立中国图书中心，实现传播本土化。比如2016年6月，与波兰合作，成立全球首个中国图书中心。以中国图书传播中国文化作为中心定位，以海外科研院所作为中心主要合作对象。四是媒体报道中外读者互动盛况，增强国际传播效果。中外读者，特别是世界公众人物阅读著作后，发表感想，交流互动，媒体报道，实现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国际传播有机统一，增强传播实效。比如2015年9月南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书评会，面对面交流，效果很好。

（四）传播主体多元化

[1]新华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再版发行[N].人民日报,2018-01-29.

（五）传播对象广泛化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是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的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22]在国际社会传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样需要采用切实可行的方法。三年多来，该书国际传播效果显著，主要采用下述方法。陈金明、赵东升指出，一是多语种同步编译，二是多渠道同时发行，三是多地区、高级别推介发行[23]。严文斌、骆珺以新华社采写的《理达天下的中国声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版发行1000天记》这篇多语种特稿为例，认为媒体报道是推动该书国际传播的新路径。他指出，特稿的播发在国内外舆论场“全面开花”，迅速成为多个新媒体平台的“10万+”，产生积极、广泛的影响[24]。管永前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海外馆藏的精心布局和数量增多，也是方法[25]。

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传播研究现状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传播有着丰富实践，产生重大国际影响。该书在文本翻译、传播方法、传播成功的原因等研究取得相当的学术成果，外国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读书的心得体会。

（一）文本翻译多语种多视角研究

从事翻译研究主要是外语学者，他们从英译本、日译本、俄译本、德译本等多语种版本多视角分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翻译特色、修辞、策略，其中英译本翻译研究最多。胡光玥研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俄译本用典翻译问题，以全译法维度分析其中用典的翻译实例，总结用典的不同翻译方法[3]。江雨濛具体研究俄译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国特色用语的俄译，探讨译者在面对政论文中的术语、古典诗文和熟语时采用的俄译策略，并说明目的论如何应用于指导政治文献中的中国特色用语的翻译[4]。刘嘉懿从韩文译本研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现的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结合外宣翻译的特点，分析其中的中国特色词汇的具体意义及分类，评析其翻译方法的恰当与否。并在此基础上总结这些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方法及适用理论[5]。李玥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日文版为研究对象，从政治角度分析其中委婉语的日语翻译，试探合理的政治文献翻译方法。认为翻译好政治文献，要遵守客观翻译原则，坚持正确政治立场，推敲方法，总结规律，达到翻译预期[6]。李苗苗以德文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文化视角探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四字成语的德译。作者首先根据其出处将成语分为故事类、名言警句文献类以及口口相传类，主要采用归化异化翻译理论，分类逐个分析，面对不同的成语，采用不同翻译策略，为成语翻译实践提供建议[7]。

三是希望水运行业抓住科技革命的转化机遇，加快培养行业领军人才，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注重基础性研究，鼓励探索和创新，不断发展航运生产力，不断提升产学研用的融合能力，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集聚驱动力。

截至2017年底，在中国知网，标题包含“英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论文有21篇，有的从宏观视角探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译，林榕、林大津以文化翻译观考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探讨政治文献英译特点、原则和策略及其文化翻译的总体倾向，可为政治文献英译提供理论研究与实际操作的借鉴[8]。孙志明从英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看政治文献的外宣翻译，通过对专题、目录及注释信息等的翻译进行分析，旨在发现政治文献外宣翻译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处理方法，以期对将来的政治文献外宣翻译工作有所帮助[9]。张凌宇以安德鲁·切斯特曼的五大翻译伦理模式作为框架，以中国政治术语、古诗文引语和俗语为例来研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译，认为该书译前翻译原则的制定体现了服务伦理和基于规范的伦理，再现伦理、交际伦理和基于规范的伦理在具体翻译中均有所体现，不同伦理模式在翻译中基本得到了协调，体现了译者对承诺伦理的追求[10]。赵祥云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为例研究新形势下的中央文献翻译策略，他指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既坚持让“读者向作者靠拢”，又注意让“作者向读者靠拢”，灵活运用异化、显化、简化、信息重组等多种翻译策略，积极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他通过案例探讨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文化自觉等因素对其翻译策略制定的影响，以期对新形势下的中央文献英译有一定的启迪意义[11]。

有的从微观视角探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特色词汇、人称代词、文化负载词等英译以及翻译修辞，齐骥采用韦努蒂的归化异化视角研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中国特色词汇英译，他指出归化异化主要从文化层面研究，从归化异化理论中延伸出具体翻译方法，按照翻译方法的不同，对本书中的中国特色词汇进行了分类，分析其采用的翻译策略。外宣的目的性决定了外宣翻译策略[12]。苏雅从顺应论视角、董红岩从目的论视角研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中国特色词的英译，以典型词汇为案例，剖析其翻译策略[13-14]。田思远分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中的成语翻译实例，探究其翻译策略[15]。唐义均从词语搭配理论的视角，探讨该书中非科技语境下“科学(的)+N”搭配结构的英译，为汉英翻译人员和教师提供实用策略[16]。黄琦瑶重点研究英译本中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将人称代词出现频率与ANC大型语料库进行对比，发现we、our、it、they等词语使用频率相当高，这些词能够加强文章权威性、渲染力、客观性，而这一点也符合政治文献的特点，体现出英译本中的显化性特点[17]。尹丕安以英译本为研究语料，着重分析脚本理论指导下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即构建与源语相似脚本、去除源语标记脚本、引用目的语标记脚本、增补目的语脚本、省略源语脚本、整合源语脚本与目的语脚本 [18]。熊正以受众认同与施压为视角研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关于“中国梦”论述的英译，说明外宣翻译要注意文本的修辞功能[19]。

有的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探讨翻译对国际传播的影响。朱伊革教授在2016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学术年会上指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在世界各国有效地塑造和传播了中国亲仁善邻、民主法治以及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中国形象的“自塑”对构建国际新秩序和提高中国话语权意义重大，翻译并有效传播中国作品是重要途径之一[20]。温建平、窦卫霖以英译本探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外传译是成功实践的原因，认为一是坚持中国观点、国际表达的翻译立场，二是倡导异而化之、融而通之的翻译理念，三是采用中外译者联袂合作的翻译模式，四是坚持因势而变、因时而新的翻译策略[21]。

（二）国际传播方法研究

首先是外国政要。外国政党政府渴望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学习借鉴中国，寻求发展机遇。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外国驻华大使等成为学习者。其次是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外国学者想要解开中国快速发展的密码，俄罗斯学者塔夫罗夫斯基、德国汉学家南因果等成为该书的研究者。第三是外国媒体人。美国威廉·琼斯、俄罗斯马拉特·阿布哈京等成为宣传者。第四是语言翻译专家。中国与对象国联合出版该书外文版时，外国翻译专家与中国同行沟通交流，他们架起翻译传播的桥梁。

根据耦合度和协调度的计算值并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参考王坤等的研究结果[4],将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进行类型划分．耦合度可划分为4种类型:0≤C≤0.3,说明城镇化和旅游经济之间是低水平耦合阶段;0.3

（三）传播成功的原因研究

[11]赵祥云.新形势下的中央文献翻译策略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为例[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9):89-93.

研究者比较全面地分析国际传播成功的原因，陈金明、赵东升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欲求中国成功经验、符合国外读者要求、采取多种推介途径[23]。严文斌、骆珺认为该书是解读中国奇迹的钥匙，平实地传播书中重大主题，国际表达中国故事[24]。管永前认为该书阐述了治国施政理念，传递了合作共赢信号，展示了领导人独特魅力和突破了传统对外传播模式，因而获得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25]。章晓英运用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引爆点”理论探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外传播成功的精髓：关键人物法则（the law of the few）、附着力因素（stickiness factor）和环境力量（power of context）。习近平是关键人物，书中的“治理理论”“鞋子理论”和“创新合作模式”三个附着力因素，呼吁世界治理的大环境[28]。窦卫霖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外传译之所以成功是对传统模式的突破，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政治话语表述方式的突破、对有效翻译政治话语策略的运用、对传统发行模式的突破等[26]。夏江义认为该书突破了传统的传播模式，形成了以传播需求海外化、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策略跨文化、传播媒介立体化、传播信息综合化为典型特征的传播范式[29]。

（四）外国文献研究

外国学者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传播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对该书的总体评价，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解、理论观点的认同和结合本国实际谈感想。

多数读者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该书是读懂中国的的重要文献。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该书写贺词：“这本书为了解一位领袖、一个国家和一个几千年的文明打开了一扇清晰而深刻的窗口。”[30]美国记者威廉·琼斯认真研读该书后表示，习近平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领导人，也是一位有着儒学和中国哲学思想根底的博学多才的学者[31]。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认为这本书阐释了习近平和中国领导人的立场，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德国前总理格赫尔穆特·施密特认为本书告诉外国读者，中国的领导层遵循什么样的哲学，中国的发展方向依据何种战略方针[32]。墨西哥前总统路易斯·埃切维利亚·阿尔瓦雷斯、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伊马纳利耶夫等做了类似书评。

在徐静波看来，导致关西机场撤离事件最终成为自媒体时代舆论传播的“经典反面案例”的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未到第一线、没掌握全部实情。第二，一些媒体太想把一次艰难的救助行动，描述成“厉害了，我的国”。

药物、饮食、各种疾病状态均可改变华法林的药代动力学。药化表明，S-华法林异构体比R-华法林异构体的抗凝效率高5倍，因此干扰S-华法林异构体代谢的因素更为重要。维生素K摄入量是影响华法林抗凝治疗效果的关键要素。很多日常饮食及营养保健品也会影响华法林的抗凝作用。当患者口服华法林进行抗凝治疗时，应尽量保持饮食结构的均衡，不要盲目服用过多的营养保健品，并定期监测PT和INR。

外国读者对该书中的中国外交政策的论述很感兴趣，各国学者对书中关于和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深表理解和赞同。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副总书记杜阿尔特研究指出，书中所阐述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对南非政府有重要借鉴意义，包括中国要把自己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南非也要与周边国家紧密合作，共同发展。南非学者谢尔顿指出，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与非洲梦相通；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以及对大国关系的阐述，为全球和平与稳定注入新的活力，对非洲国家提升国际地位和繁荣发展非常重要[33]。

外国学者对书中涉及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自己的理解。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认为，读懂了这本书，就能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深意，也有助于更好预见中国的未来。柬埔寨副首相兼内阁大臣索安指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反映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深化改革、反腐倡廉、发展社会经济以及和平外交政策的治国理念。南非前总统府部长帕哈德指出，书中关于政党、政府及人民群众关系的阐述，多次强调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加强法治权威等，令人印象深刻。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珍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通过该书可以读懂中国，也为本国发展提供重要借鉴。津巴布韦教育家费琼认为：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的论述，不仅适用于中国，也给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以启迪。”南非学者谢尔顿研究该书后认为，中国领导人治国之道的核心是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不盲目效仿西方，不受国际风云变幻左右，“这一点非常重要”。[31]

值得一提的是，俄著名汉学家塔夫罗夫斯基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重要资料，编撰《习近平：沿着中国梦的阶梯前行》一书，这是俄罗斯出版的第一本有关习近平的专著。塔夫罗夫斯基认为“习主席是一位世界性的首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习近平给俄罗斯和世界的一份大礼，体现了对中俄关系的系统性和创新性认识，书中“公平”与“反腐”引起共鸣[34]。

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传播研究趋势

中外学者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加强了其国际传播研究。在国际传播规律、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其研究趋势大体沿着以下几个方面去发展。

（一）翻译学、国际传播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相融合

大学者季羡林曾说过，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目前的翻译研究语种多视角多，对于提高该书的翻译水平，准确表达中国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贴近外国受众，推动该书的国际传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该书已经有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24个语种出版发行。但是对该书各译本还有极大的研究空间，英、法、俄、汉、阿拉伯、西班牙等联合国官方语言的该书译本首先应当研究好，推介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才能真正体现其世界意义和国际传播的价值。文本翻译研究很多是纯粹的语言研究，建议翻译学、传播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交叉研究，突出学科研究的联系与互动，发挥翻译学研究的桥梁作用、传播学的技术支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文化研究的基础功能。

（二）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互动研究

目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传播的主体有习近平主席、中国党政机关。习近平是关键人物，他在各种外交场合演讲、讲话、座谈，让世界认识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宣部、国新办、外交部、中国外文局等党政机关在世界各地搞首发式、办图书展、开书评会等活动推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传播取得相当成效。传播对象主要是外国政要、大学者、出版商、大记者，通过他们影响政府，影响更多当地群众，效果很好。但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就要求传播的主体和对象在现有基础上，应当突出群众。传播主体不断向中国驻外企业、外国中资机构、孔子学院、社会组织等延伸，特别是发挥华人华侨联系中外桥梁作用，使得驻外所有华人华侨华裔都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传播主体。与此同时，传播对象也要不断向科研院所普通员工、学生、社区居民、公司员工、部队官兵等基层倾斜，特别是要注意把华人华侨华裔培养成传播对象，也要让他们把自己培养成传播主体，实现传播主体、传播对象双向互动，融为一体。

（三）国际传播手段现代化研究

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世界科技持续进步，国际传播需要进一步现代化。学者们对国际传播现代化手段研究不够，应当要加强电子商务、人工智能、信息化建设、语言翻译软件等现代科技研究，为国际传播提供先进技术手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各语种电子版开发开放、各语种版本的互译技术、文本内容的推送、各种传播活动信息化水平、融媒体技术、该书国际传播的数据库建设等等，都可以协同创新，实现国际传播信息化、社会化、现代化。

参考文献：

习近平总书记作为该书作者、中国领袖，利用出访、国际会议等机会，向国际社会极力推介中国治国理政思想，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担当。中宣部、外交部、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外文局等党政部门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传播的中坚力量，他们调查研究，联系各国，组织外宣。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全球首发式上，时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名照致辞、赠书，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出席。

[2]黄小希,朱基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来了！权威人士带你读！2017-11-05http://cn.chinadaily.com.cn/2017-11/25/content_34988018.htm

[3]胡光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俄译本用典翻译研究[J].文化学刊,2017(5）：197-200.

[4]江雨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国特色用语的俄译策略研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10-179.

[5]刘嘉懿.关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文译本中中国特色词汇翻译的研究[D].青岛:青岛大学,2017:4-39.

[6]李玥.从政治角度试论政治文献中委婉语的日译——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日文版为研究对象[J].品牌,2015(6):247-248.

第二，人自身的生产是实现“现实的人”历史发展性的生命伦理机制。人自身的生产是人的性需要的必然结果，只是人类由于性需要所产生的“繁殖”根本区别于动物的繁殖。其一，人自身的生产构成了人的历史发展性的基本生命前提。如果没有这种“种的繁衍”，“现实的人”本身就将消失，何谈其历史发展性？其二，人自身的再生产中包含专属于人的伦理特性。人在自身的再生产中，产生了父母子女等社会角色，形成了家庭这一以伦理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形态，这种社会关系形态使人类逐步摆脱原始的蒙昧混沌状态，构成社会交往的现实雏形，为“现实的人”实现历史交往的纵深发展准备了条件。

[7]李苗苗.文化视角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四字成语的德译策略研究[D].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6:5-90.

[8]林榕,林大津.政治文献英译:文化翻译观——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为例[J].东南学术,2016(11)：235-240.

[9]孙志明.从英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看政治文献的外宣翻译[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16(2):91-93.

[10]张凌宇.从翻译伦理视角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D].北京:外交学院,2017:5-84.

[16]唐义均.非科技语境下“科学(的)+N”结构的英译——基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J].中国科技翻译,2015(8):35-38.

窦卫霖从媒体反馈好、受众接受度高和海外收藏多三方面说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外传译取得极大成功[26]。管永前以海外馆藏的视角分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传播的效果，从馆藏语种多、馆藏地区广、馆藏层级多，证明该书国际传播有实效[27]。

[18]尹丕安,刘明欣.脚本理论视角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研究[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17(4):79-82.

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Edward Hall在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被学界公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之作。 此后，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呈现出多学科的性质：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中都有其内容。 跨文化交际仍然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Deardoff从不同角度对EFL学习者跨文化能力进行探讨, 并得出结论：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个体在某些具体的跨文化环境中有效、适宜地完成交际活动的能力。[6] Spitzberg则总结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三大组成要素： 动机、知识以及技能。[7]

[13]苏雅.顺应论视角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中国特色词的英译研究[D].南京:南京财经大学,2017:3-66.

积极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且在解决学生在就业和择业期间所存在的一些思想和心理上的困惑方面也有着一定的指导价值。因此，笔者认为，高校教师特别是毕业班教师要特别注重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导学生树立起崇高的人生理想和社会责任感，因为只有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提升了，有了远大的人生理想，其在进行择业时才会更好地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和社会结合起来，深入到国家和社会最需要的行业去，不怕艰苦，努力奋斗，为国家的发展建功立业。[5]

[14]董红岩.目的论视角下中国特色词汇英译研究[D].长春:长春工业大学,2017:4-68.

[15]田思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汉语成语英译策略研究[J].校园英语,2017(4):234-235.

警察高校实验教师专业能力素养及实验教学能力素养的培养和提高，主要表现在自我心理能力、专业知识与技能、实验能力以及实验教学组织、实施、驾驭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等方面。实验教师应精通并科学设计、合理安排实验内容，不断掌握和调整新的实验教学方法、手段，熟练掌握和使用实验教学所必须的仪器设备、材料，科学评价实验过程和结果，真正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现代实验技术和现代实验教学方法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17]黄琦瑶,蒋润园,林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人称代词显化研究[J].疯狂英语(理论版),2017(7):187-189.

[12]齐骥.从归化异化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中国特色词汇英译[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3-50.

[19]熊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关于“中国梦”论述的英译研究——以受众认同与施压为视角[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10):77-78.

[20]朱伊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与中国形象在海外的传播[C].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学术年会文集(2016年度),2016:605-616.

[21]温建平,窦卫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外翻译的成功启示[J].对外传播,2017(10):17-19 .

六、神矮LS—1中秋王 由王少雷选育，9月中旬成熟，果实极大，高桩，端正，果形指数1.3以上，果实硬脆，口感好，耐贮藏运输，平均单果重500 g，6月下旬可售青苹果，个头大，2014年销售价6元/kg，经济效益极高，是中秋、国庆一个极好的礼品果。

[2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9.

[23]陈金明,赵东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海外传播[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9):23-26.

[24]严文斌,骆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国际传播创新探索[J].对外传播,2017(10):8-10.

[25]管永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海外传播效果初探——以海外馆藏为例[J].对外传播,2015(9):54-56.

[26]窦卫霖.试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外传译的成功模式[J].对外传播,2016(3):16-18.

[27]管永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海外传播效果再探[J].对外传播,2017(10):14-16.

本文的论点是除了吴精妹和吴宿愿由于美国是母亲们的异托邦而中国是女儿们的异托邦，母女之间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作为小说的主要叙述者之一，吴精妹在前往中国与其同母异父的双胞胎姐姐们团圆以后开始谅解母亲并认识到自己华人的身份一直都溶于血液之中。本论文将利用福柯的异托邦理论来分析《喜福会》中的母女关系，推翻宿愿的缺席造成小说母女无法和解这一论断，从而得出吴宿愿的逝世是吴精妹与母亲和解并获得华人身份的直接原因。

[28]章晓英.《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外传播成功精髓探析[J].对外传播,2017(10):11-13.

[29]夏江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海外传播范式探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7(9):17-19.

另外，科研成果转化的过程耗时较长，在当前的科研绩效奖励制度下，科研工作者为了完成考核任务，比拼业绩，更倾向于去完成短时期内能出成果、出数量的事情。成果转化过程耗时长、过程复杂，短期内看不出效果、看不到效益。对于他们来说，科研成果的形成、科研项目的顺利结项就意味着科研过程的结束，严重缺乏科研成果转化的内驱力。

[30]张贺.聚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精彩中国故事吸引世界目光[N].人民日报,2016-02-16.

[31]外国人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现实意义[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5-23.

[32]赫尔穆特·施密特.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12-04.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患者手术时间为计量资料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用t检验；术后血肿/血清肿、慢性疼痛及复发率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书评会在南非举行[N].人民日报,2015-09-18.

随着高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新的教学模式不断研究和推广，项目教学、任务教学、案例教学的广泛应用使跨境电商英语写作课程与传统写作课程有了很大区别，提高了课堂气氛的活跃性，帮助学生克服了因商务知识不足而造成的写作障碍，提高了学习兴趣。本文主要探讨跨境电商英语案例分析库的建设思路及在跨境电商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3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给世界的大礼[N].国际先驱导报,2015-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