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上郡、西河郡属于今陕北、晋西地区，这一地区的画像石集中分布在陕西省的绥德、米脂、榆林、神木、子洲、清涧、吴堡、彬县和山西省的离石、柳林、中阳等地。到目前为止，该地区出土的画像石有一千一百余块，全部出土于墓室之中，未见墓上祠堂和墓阙上的画像石。这些汉画像石中有大量朱雀铺首衔环图像，这类图像以朱雀和铺首为图像母体，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组合与图像变异，体现了特定地域的图像演变规律，也体现了汉代画像石图像中的文化意涵和美学意蕴。

信立祥在《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中把画像石分为五个分布区，第三个分布区是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地区[1]13。汉代的上郡、西河郡就在第三个分布区内，他认为第三分布区的汉画像石全部是东汉中晚期的作品。陕北地区的画像石在东汉中期，晋西地区的汉画像在东汉晚期。王娟认为“这一时期的画像石趋于成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其雕刻技法为凸面线刻为主，早期的阴线刻技法一般见于纹饰或对物像细部的勾勒上。朱雀铺首衔环白虎图是典型的凸面线刻作品，即主体图案使用凸面刻，而物像的眼、耳、口、驴、羽等细部则用阴线勾勒。”[2]两位学者都认为这一地区的画像石趋于成熟，有独立的风格特征，属于独立的画像石分布区。同样，此地区的朱雀铺首衔环图案呈现出类型化图像的趋势。分布区域固定，出现在墓门门扉上方，与其他图像组合；风格同一，呈现出在时间序列上的流传与演变；图像形态固定，朱雀在上且两翅展开，铺首居中或下，形态相似。由此可推测此地区朱雀与铺首衔环图像可能是因该地的军垦地区特点与时代背景，由工匠从外地带入的单一模板演变形成，在时间序列上其可见同一模板的演变与变化的痕迹。

一、朱雀铺首衔环的图像原型与流变

朱雀铺首衔环是陕北、晋西地区比较固定的墓门门扉的图像形式，但是在其他地区铺首衔环与四神其他图像的组合也比较常见。要理解这一地区的朱雀铺首衔环的图像原型与流变，首先需要对核心词“铺首”的文献来源与概念进行辨析。

（一）“铺首”一词的文献来源与概念辨析

“铺”字最早可见《说文解字·金部》中，“铺：箸门抪首也。从金甫声。”[3]《注》“铺，门首也。”又《广韵》“抪也，布也。”《广韵》《集韵》《韵会》“普故切，音怖。义同。”“一曰铺首，著门衔环者。”可知“铺”可做门首之解，在《说文解字》“铺”字列在金部乃是指其材质，为铜，在文献中也有“铜铺”“银铺”之说。如《史书·孝成皇帝纪三》中就有“木门苍琅根。宫门铜铺也。言其将尊贵也。”“铺”字也通“抪”，《说文解字·手部》“抪：扪持也。从手布声。”由此可知，“铺”是门上的门持。“首”在先秦文献中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头、脑袋，领导的人、带头的人。如《孟子·滕文公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引申为最先、最早之意。如“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见。冢子未食而见，必执其右手，适子庶子已食而见，必循其首。”二是指方向，如《论语·乡党》中有“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这里的东首即东方。《礼记·檀弓下》有“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由此可见，铺首中的首字乃是指门上的“兽首”之意。从“铺”与“首”的词义中可知，一则强调是门上之物，二则强调其头首之形。

“铺首”两字结合，最早可见文献《史书·哀帝纪》“孝元庙殿门铜龟蛇铺首鸣。”可知汉代的宗庙孝元庙殿门上有龟蛇和铺首造型，龟蛇即四神之一玄武，其材质为铜，扣之则有金属鸣叫之声。《汉书·扬雄传》也有“排玉户以憾金铺兮，发兰慧与穹穷。”也是形容铺首门环叩响之声。由上述文献可知铺首在汉代国家重要的宗庙大门上已经出现，其中“龟蛇铺首”有人解读为龟蛇形状的铺首纹样，但笔者认为可能是龟蛇铺首图像，即龟蛇加铺首，如朱雀铺首衔环一样。因现存史料中未见龟蛇形的铺首纹样，一般铺首以“头首”造型居多，且龟蛇造型为非对称纹样，在讲究阴阳对立的大门上出现的可能性较小。

从上述文献可知，“铺首”一词是指门上的金属衔接圆环的底座，一般为兽面纹造型。铺首衔环则是指门扉上的兽面衔环。汉语字典中对“铺首”的解释为：一是门上的衔环兽面。常做虎、螭、龟、蛇等形，多为金属铸成。二是指古代铜器上衔耳环的兽头。由此可见古代文献中的“铺首衔环”原本特指门扉上的兽面衔环，不包括其他器物上的兽面衔环。苗霞的《中国古代铺首衔环浅析》、李文娟的《中国铺首衔环源流探析》等文章中也把古代陶器、青铜器、漆器、画像石、墓门、棺椁以及建筑大门上的兽面衔环都泛指为铺首衔环。笔者以为铺首衔环准确概念应特指门扉上的兽面衔环，或棺椁两头挡板（意指为门扉）上的兽面衔环图像。青铜器和其他器物上的兽面衔环把手应称之为“兽面衔环耳”。这才是“铺”字在这个概念中的文字学本意。曾传轺先生1932年在《考古学杂志》第一期发表的《铺首》也是如此定义“铺首，门环饰也。古人施之门上，汉人画像石刻，门扉多有之，作兽首衔环之状。”[4]

朱雀铺首衔环图像在上郡、西河郡地区呈现形态相对稳定。一般为朱雀铺首衔环或朱雀铺首衔环加其他形象。朱雀在上，为双翅展开向上的形象，晚期有的朱雀口中含丹，一脚向上缩起，一脚直立，与铺首的“三山冠”的中间桃心部分相接。铺首在门扉中间位置，头上有“三山冠”，有的没有眉眼，有眉眼的则为阴线刻画，眼睛形状有杏眼状，有圆目状。鼻子类似人鼻，口张开，有牙。环形有从口中穿，也有从鼻中穿，环内无物，环上无绶带。铺首之下或无物、或有独角兽、虎、龙、人等形态之物，所占面积较小。门扉四周刻有边框，有的在主体图案的空白处填满花纹。在墓室中的位置也固定，一般为墓室前门门扉之上。从整体看，该地区图像源于同一母体，不同图像应是母体变异，而且没有前期的孕育发展阶段，东汉中期的图像质量相似，结合该地区的军垦、屯边和移民的政策，应该是从其他地区传入，因此风格统一、质量标准相似，如图2至图5，明显具有一个图像母体的特征，图2为母体的可能性最大，图2至图5在铺首脸部阴线刻画的方式稍有变化，但图像特征一致。图6至图8，是图像母体的异化，图像特征与母体统一，如双翅展开的朱雀、铺首衔环的位置等，但图像细节出现变化，如朱雀的翎毛形状、双翅的角度大小，铺首的特征等，这组图像呈现出母体的不同演变，应该是不同组群的工匠在历史流变中对图像的取舍和变化。图9至图11，图像形态发生较大的变化，显示了东汉后期神木、离石、柳林等地区图像走向衰落的现象，形象粗糙，雕刻草率，规律性和精细化程度降低。此时应该是和当时战争导致的经济衰落有关，文化多元化与宗教的神性弱化也是导致画像石走向衰落的原因。

外施钾肥处理中， Chla、Chlb和Chl(a+b)值均随钾肥用量的增加呈递增趋势，K2、K1处理下Chla含量分别比CK高27.82%和7.56%，Chlb高44.7%和22.17%，而Chl(a+b)分别是CK的1.33和1.12倍；但各处理Car含量无显著差异(P > 0.05)。 CK处理时Chla/Chlb显著高于K1、K2处理，而两者间无显著差异(图6)。

（二）铺首图像原型的源流与演变

铺首图像的原型源流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从文献角度考证，其一认为源于饕餮纹，常任侠先生在《河南新出土汉代画像石刻试论》中提出“铺首当为饕餮的转变”，他认为“饕餮，今人家门首，往往有之。形作凶恶面具，赤舌外吐，以刃贯之。……及至汉代，所制陶铜器，常有兽而环。汉石棺两侧亦有之，汉石阙崖墓之类，亦长于当门首处，雕刻是物。说者均谓之饕餮云。”[5]张志华、王富安的《西华斧村发行汉代画像砖》中也提到铺首实为饕餮，因其凶猛贪婪又积财善守，所以汉人将其刻于门上辟邪守财。但“饕餮”一词用来指称兽面纹最早见于秦朝《吕氏春秋·先识览》中“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因此商周青铜上的“饕餮”称为“兽面纹”更为准确。其二认为铺首起源与原型为“螺”或“蠡”，即田螺。《后汉书·礼仪志》“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6]《风俗通义》也有类似记载。林巳奈夫在《刻在石头上的世界》中说“这也不是突然出现的神，其前身在时代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千纪后半期的殷代。实在是年代久远的神灵。”“公元前十世纪左右的青铜制祭祀用具的装饰图像中，有表示田螺的象形文字，追踪其图形变迁，在与这本书作者同时的门上的神像中，找到了其后裔。”[7]其他学者也有称其源于“椒图”，但椒图一词仅见于汉代之后的文献。韩江苏对“蠡”与“铺首”的考证颇有新意，他在《甲骨文“阂”字考——兼论“蠡”非铺首》一文中对两者做了考辨，认为“蠡”为门上的外闭物，类似今天门锁的搭扣之类，而“铺首”则是门环底座的部分，没有把门外闭的功能，两者有联系也有区别。

从图像学的角度考证，分析铺首的形态特征，有作龙、虎、蛟、螭等兽头形，有作螺造型、植物几何状造型，以及人脸型等类型。张家骥认为“铺首史无定式，是代以所尚为饰也。”[8]阳桂平把铺首分为现实形态、理想形态、综合形态三类，其中现实形态有牛首、羊首、虎首、人首，理想形态有龙首和蟠螭纹和蟠虺纹、椒图纹，综合形态有山形纹和四象纹[9]。马承源认为商周时期的兽面纹有以下要素“以中间鼻梁为基准线，两边为对称的目纹，目上往往有眉，其侧有耳，下部两侧为兽口和兽腮，上部为额，额两侧有突出的兽角。在兽面纹的两侧，各有一段向上弯曲的身体，身体下部往往有兽足，所有的兽面纹基本上脱离不了这个格局。所有的角型都是按照统一的特点塑造的。兽面纹各部分表现的技法和技巧，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有所不同。”[10]汉画像中的铺首形象出土较多，其具体的形态与原型要根据其图像特征、地区风格、时间、文献等材料具体分析。但学界基本认可铺首的兽面源自青铜器的兽面纹。

汉代上郡、西河郡属地的朱雀铺首造型源自同一母体，有固定图式和标准模版，随时间流变图像有一些差别，但整体风格统一。朱雀在铺首衔环之上，铺首头上有山字冠造型，图式组合有一定变化，在朱雀衔环图像之下有刻青龙、白虎、独角兽、人物等，也有在主体图像空白处填刻花纹的形式。此地区铺首的图像学特征倾向于人首的形象，《中国画像石全集·陕西山西卷》的图四七、四八的文字说明也是如此意向，“画面中朱雀抖冠振翅，昂首腾跃；人面化的铺首生着一张大口，嘴角上翘，清眉杏眼，格调温和；下为青龙、白虎和仙草。”[11]12但后期离石等地出土的铺首脸上出现胡须毛发等兽面特征，可能是同一图像母体的变异。

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和健康的重视度越来越高，要求更多的绿色食品供应于市场。因此，生态养殖越来越受重视，林下养鸡市场开始供不应求。由于林下养鸡的环境复杂，因此如何做好常见传染病的预防极为重要。本文对林下养鸡几种常见病进行阐述，提出了防治措施，希望可以帮助鸡养殖户减少养殖过程中传染病的发生，提高养殖经济效益。

（三）朱雀的原型来源与演变

在上郡、西河郡这一地区朱雀出现在墓门门扉的重要位置，成为墓门门扉上与铺首衔环的固定图像形式，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朱雀的原型来源与演变进行考察。朱雀形象来源于鸟。最早的鸟崇拜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彩陶中就有大量的鸟纹，且集中在黄河中上游的陕甘、黄河下游的山东、长江下游的江浙等地区，多与日纹同时出现。鸟崇拜体现了鸟与农时的关系，也包含太阳崇拜。《尚书·尧典》记录“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即春分之时日夜均分，昏见南方鸟星，以此定仲春。其中的“星鸟”即南方鸟星，与早期天文历法有关，应是朱雀神格化的最早萌芽，主南方，为太阳的化身，之后的五行中把朱雀定为南方，属火。王小盾认为“以鸡或翟为原型的鸾鸟形象，以凤凰为百鸟之长的观念，把鸾鸟视为仁义之象征的意识，以及从鸾鸟形象向朱雀形象的过度，这些关于凤鸟崇拜的一些重要事件，都是在周代逐渐发生的，而以周成王时代为转折点。”[12]540朱雀代表南方的神灵，是二十八星宿中南方七宿的总名，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古代天文学或天文崇拜的名词，而不是动物学或地名学的名词。对朱雀内涵和起源的理解要结合古代天文学的知识，殷民族根据昏见鸟星和晨见鸟星制定了一年两季的殷代历法。对鸟星的祭祀以火祭为主，《左传·昭公十七年》有“炎帝氏以火纪”，说明鸟星崇拜历来和火崇拜有关，这也是之后的阴阳五行中把朱雀定为“火”的来源。由此可见在早期中国文化体系中朱雀代表南方神灵、火崇拜、太阳崇拜等原始文化意涵。

在四神体系形成之后，两神的组合与方位也出现一些新的含义，如“青龙与白虎兼表东西相对的方位意义，朱雀与玄武兼表天地相对的意义。”[12]184“依当时习惯，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方式排列者，代表大地之四神，按右青龙、左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方式排列者，代表星空之四神。它们进一步证实四神崇拜在汉代十分流行，其主要功用是作为四方神灵的代表，象征着天地的交通与阴阳的和合。”[12]190可见朱雀的方位神格含有南方、前方之意。上郡、西河郡地区墓室门扉上的朱雀铺首衔环图像比较固定，朱雀固定在铺首衔环之上，两面门扉图像对称，没有其他的图像类型。而其他地区还有另外的组合，如白虎铺首衔环、铺首衔环绶带等。此地区的图像固定地方在前墓门，符合“前朱雀”的图像意涵。王小盾认为四神信仰在表达时通常简化为二神图像，“其表现形式有二：一是以朱雀与白虎相对的方式，象征阴阳化合；二是以朱雀与玄武合组的方式（如朱雀居前壁，玄武居后壁；或朱雀镇守墓门，同时又出现在玄武的上方），表达鸟龟不相害，朱雀玄武顺阴阳的观念。”[12]204朱雀铺首衔环图像在此地固定的墓室前墓门组合方式，肯定意涵了朱雀的“引魂”“向上”“前方”“阳”“火”之意，而朱雀的鸟鸣之声也暗合金铺叩门之声。

二、汉上郡、西河郡地区朱雀铺首衔环的图像背景、特征与演变

（一）朱雀铺首衔环图像产生的背景

汉代上郡、西河郡地处北部的边郡，农业生产比较落后，从秦朝到东汉顺帝永和五年以前一直是北方军事重镇，也是北方和西方的贸易要道。此地因工商业和农牧业发展产生的富商、豪强和大量驻军的武将文吏，为画像石墓的流行准备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

[5]常任侠.饕餮终葵神荼郁垒石敢当小考[C]//常任侠民俗艺术考古论集.南京:正中书局，1943:24-27.

（二）画像石图像的地域特点

由于人们同情被害方、同情弱者的天性，所以被害人的陈述往往更加容易得到审判人员的采信与认可，相较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来说更容易被法庭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加以采信。所以可以想象到的情形是：被害人的虚假陈述加上相关办案机关的刑讯逼供，再加上法庭对于未经质证的被害人陈述的轻易采纳，往往会最终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图1 米脂党家沟墓左、右门扉画像

5）以减速器的设计作为最后一个学习任务。该任务包含五个子任务，知识点分别是机件表达视图、标准件、连接件、零件图、装配图。

（三）朱雀铺首衔环图像母体与演变

为了提高核桃的生长水平，必须要加强对栽培过程的控制，本着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基本原则进行栽培，尽量选择适合本地气候条件、土壤环境的良种壮苗，在适宜的时间进行移栽。在定植之前必须要对苗木进行处理，剪掉受伤的根系，然后解去包扎嫁接口的薄膜，让苗木定植于定植穴的中央，然后将其扶正，给苗木的根系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促进根系向四周展开，随后进行埋土，埋土的深度恰好覆盖到核桃树的根系为宜[1]。覆土之后应该要将植株稍稍提起，确保根系中的土壤可以获得充足的空气，然后覆盖土壤，使其变得更加紧实，并且要及时浇足定根水，确保根系有充足的水分。

唐园（Viña Tondonia）一直延续着19世纪传统的酿酒方法，不但使用天然酵母进行发酵，还拥有自己生产橡木桶的车间。橡木桶和葡萄酒都产自同一个酒庄，这在整个西班牙都相当罕见。

  

图2 米脂党家沟墓左右门扉画

  

图3 绥德王得元墓 左右门扉

  

图4 绥德墓左右门扉

  

图5 清涧墓左右门扉

  

图6 绥德延家岔墓左右门扉

  

图7 绥德墓左右门扉

  

图8 绥德四十里铺左右门扉

  

图9 柳林杨家坪墓 左右门扉

  

图10 离石马茂庄二号墓左右门扉

  

图11 神木柳苍墓 右门门扉

三、朱雀铺首衔环美学意蕴

（一）朱雀铺首衔环图像的类型化图式意蕴

朱雀铺首衔环在汉代上郡、西河郡地区大量出现，并成为墓门上固定的图式组合，这种类型化的图像出现，可能与工匠在移民时带入的模板有关。并因为模板与格套在当地的使用和流行，使得朱雀铺首衔环纹样成为门扉上的固定图像模式，及母体演变的图像流行方式。现已发现的朱雀铺首组合从时间序列分析，没有图像成熟前的萌芽与发展的状态，大量的画像石集中在东汉中期，且图式风格稳定成熟，可知是在传入该地区之前图像组合已经类型化为固定的图式。这种朱雀与铺首组合的图式估计是四神图像中的两神组合演变而来，在其他地区的铺首组合中除朱雀铺首衔环外，还有四神与铺首的其他组合，如白虎铺首衔环、龟蛇铺首衔环等，但该地区仅见此一种图式组合，可推测在传入当地时工匠携带的模板为这一种，可排除当地因四神的方位神格等因素对图像的选择。因此在考察朱雀的图像组合类型化意蕴时，我们可从原初的图像组合出发，从四神的神格特征来考虑，朱雀与铺首的组合可能只是四神图像与铺首组合中的一组，后因朱雀的“前朱雀”的神性，和其向上飞舞具有“引魂”的特征，将其安置在墓室的前门，与阴阳五行相关。孙文青在《南阳汉画像集》中说：“铺首之上，每刻鸟兽，两相对称，其鸟具冠展翅，若凤凰为女墓；其兽张口扬尾，若本虎为男墓。”可知墓门刻朱雀或白虎是根据墓主的性别而定，都具有驱邪护墓之用。但这种图像的组合传入上郡、西河郡之后，用朱雀、白虎表示男女的功能消解，只剩下这一种固定的图式，这应该不是工匠的主动选择，而是带有偶然的因素。闪修山认为铺首有辟邪、振鸣传呼、闭门封锁之意。朱雀铺首衔环的类型化图像中不仅含有朱雀代表南宫星宿，寓意“不死”和属火属阳的生死观，也包含了铺首的镇宅辟邪、包护墓主，玉璧保护墓主身体的永存之意。

（二）朱雀铺首衔环的形式美意蕴

朱雀铺首衔环图像的形式中隐含了汉代开始孕育的中国艺术传统的美学原则，这些美学原则在汉代画像石中只是以美学意蕴的方式存在，但在之后的艺术发展中，它们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内在的审美标准和艺术创作的美学原则，内嵌在民族的艺术性格中，成为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美。

将“秦琼”译成“Door God”，译者并未采用为“秦琼”加注，为其提供相应的文化历史背景的译法，而是直接侵入它的核心，抓住其本质，将“秦琼”一词的本质意义译出。这样既简洁明了又保证译入语读者的阅读节奏。

朱雀铺首衔环一般在墓室前门出现，包括门扉、门框、门柱、门楣等，构成一个统一的形式美整体。以门扉上的朱雀铺首衔环为视觉中心，图像面积较大、简洁明了。门楣与门槛的图案分层分格，图像较小。这种大小、强弱的对比与表现体现了“主次”关系在汉画像中的萌芽。门扉门楣上的图像繁复、堆叠，图像内容丰富多彩、驳杂并兼，但因分层与分格的处理方式，使图像整体呈现出“秩序”与“规律”。每一个方格中图像饱满、充实，这种“填白”的构图方式，虽然在中国画中因文人画的兴起而转变为“留白”，但它遗留在民间美术的创作之中。以门扉为中心，图像呈现为“对称”之美，这也是民间美术特有的创作方式。图像中朱雀、人物、动物、植物、云纹等造型优美空灵、流动繁复，气息通畅，具有舞蹈的韵律感与节奏感，这种美学的“气韵”是中国画最高标准“气韵生动”的最早雏形。在汉画像朱雀铺首衔环图像中，主次、规律、秩序、填白、对称、节奏、韵律、气韵等美学原则已经开始孕育，之后的艺术发展中成为中国画或民间美术创作中的审美原则，内嵌于民族的审美意识之中，而汉画图像中所体现的内在的、原始的、蓬勃的生命力也成为艺术创作不竭的源头。

（三）朱雀铺首衔环图像中蕴含的宇宙观与生死观

汉代上郡、西河郡地区独特的“朱雀铺首衔环”墓门图像，是汉代人宇宙观的外化呈现，具有古代天文学寓意的朱雀带着南方神灵、火崇拜、太阳崇拜等原始文化意蕴出现在墓室前门的门扉的上方，象征着“引魂升天”的神灵。来自原始兽面纹的“铺首衔环”护卫着死者的亡灵。两者组合成为该地独特的固定的“朱雀铺首衔环”图像，这种图像可能来自于四神与铺首衔环的组合，在历史的进程中，此地普遍选择了朱雀铺首衔环的固定图式呈现在墓室的前方，虽然在历史的流变中，社会的发展、战乱的更替，“朱雀铺首衔环”图像出现了从工整到粗糙的变化，但朱雀展翅的动态未曾改变，这种舞蹈的动态，向上的精神，追求生命永恒的希望给墓室的亡灵永恒的慰藉！死亡不是终点，而是生命的另一个起点，这是汉代宇宙观博大的精神境界！

结语

刘成纪认为“汉代的宇宙观是图像化的，原因就在于它赋予一切自然空间以可视性和可感性。而由这种图像化的方式实现的哲学一统，既不是先秦道家的‘道通为一’，也不是后世儒家的‘心外无物’，而是一个由天地人神交会而成的纯然感性的物象体系。”[13]汉代人认为宇宙世界是从高到低的四个部分组成，第一层是天上世界，是一个宇宙最高神和自然神的天上世界，对普通民众来说是一个恐怖的世界，屈原的《招魂》中写到“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从目，往来侁侁些。悬人以嬉，投之深渊些。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归来！往恐危身些。”[14]这个天上世界和普通大众的距离遥远，恐怖危险，不是他们死后向往的所在。第二层是西王母居住的昆仑山所代表的仙人世界，汉代时对西王母的崇拜流行，“万民皆付西王母”[15]。这个世界对所有的死者平等，也不需要在死后对现世之事进行审判，西王母的不死丹药给予人们长生不老的希望，这是死后“灵魂”的安生之地，也是理想的永生之所。第三层宇宙层次是现实的人间世界，第四层宇宙世界是地下的鬼混世界[1]60。朱雀铺首衔环中的朱雀正是引导死者的“魂”升入西王母统管的昆仑仙境的向导，铺首是守卫死者的“魄”在地下世界安宁的神兽，玉璧是保证死者尸身永存的神器。从朱雀铺首衔环图像中我们可知，对汉朝人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一种生命永存的转化形式，在朱雀铺首衔环图像上寄托了人们对生命永恒的美好追求！

参考文献：

第三次、第四次治疗：调整父母与儿童之间模糊不清的界限，清晰的界限既能维持儿童与父母间的互动，又能将儿童排除在父母的子系统之外，从而进一步完善配偶和父母子系统功能，达到改善家庭环境的目的。如个案中患儿过分依赖母亲，无法达到心理上的自立，使母子关系纠结，形成联盟来对抗父亲，父亲软弱无力导致家庭关系僵化。治疗师可以通过加入儿童，阻断母子的互动模式，使得父母发展出隐含的冲突，给家庭系统增加压力，改变僵硬的家庭模式。

[1]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2]王娟.汉代画像石审美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22.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经韵楼藏版，1981:713-714.

特点之一是模板、格套的运用。特点之二是极为繁复的装饰花纹带，多在门柱、门楣主体图像的外侧，饰以二方连续的蔓草状流云纹装饰或轻灵飘逸的流云纹。特点之三是这一地区的画像石题材范围的缩小。信立祥把图像题材分为天上世界、仙人世界、人间现实世界和地下鬼魂世界四大类，这里只集中表现人间现实生活和昆仑仙境两类图景，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其中射猎场景再现了上郡、西河郡“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11]16的尚武彪悍民风。

[4]曾传轺.铺首[M].考古学杂志,1932（1）:71.

在对实验教师严格督导、检查、评估、考核的同时，必须认真考虑和落实好实验教师的实际待遇问题。比如，对实验教学学时系数的核定应高于理论教学学时系数的40%～50%；其行政职务与技术职务的晋升应给予重点倾斜；评优、评先应优先考虑等等。

《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五册》中总结该地区的画像石技法为四种：即深剔地平面刻、浅剔地平面刻、剔地平面线刻、阴线刻。其画像石的特点有三（图1）。

西汉初期，全社会尊崇黄老之学，自文帝开始强调孝悌和农事，这种策略有政治和社会意义，倡导生养死葬是儿孙孝行的具体体现。汉武帝开始独尊儒家，提倡孝道，且开始推行“举孝廉”制度。它成为汉代入仕升官的途径，人们寄厚葬之举来博取孝子之名，得到入仕之道。王符的《潜夫论·务本篇》中提到“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没之后，乃崇饰丧纪以言孝，盛飨宾旅以求名，诬善之徒，从而称之，此乱孝悌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可见当时的厚葬风气之盛。这种儒教思想、厚葬观念和入仕制度是画像石墓发展的内在动力。

[6]范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122.

专家模糊评语是指专家根据自身经验，对风险发生的频度进行判断。为了更符合表达方式并且灵活地表达专家的评语，依据GB/T 21562对危害事件的发生频率的划分，定义专家模糊评语集U={u1,u2,…,u6}={几乎不可能,极少,很少,有时，经常,频繁}，对应于证据理论中的证据。

[7]林巳奈夫.刻在石头上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2-43.

[8]张家骥.中国园林艺术小百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468.

[9]阳桂平.论中国古代铺首[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5:35.

[10]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汤池.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册[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12.

[12]王小盾.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40.

[13]刘成纪.汉代图像世界与大一统美术之诞生[J].文艺研究,2017(3):5-15.

[14]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01.

[15]范宁.博物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