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江流域岩画景观201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给左江流域旅游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对左江流域文化旅游开发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延绵两百多千米的左江流域范围内，共发现有84处遗址，183个岩画点。这些岩画最早被记录在宋人李石的《续博物志》中，继后明人张幕《异闻录》与清代《宁明周志》也有记载。岩画以人物绘画为主体，配以动物、实物、太阳等图画。要确立左江流域岩画文化体系，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要判定左江流域在这一时期的民族属性问题。

对左江岩画族属问题研究，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就目前学者们研究的主要成果来看，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左江岩画是古代聚居在左江流域的骆越人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创作的”[1]663。然而战国至西汉时期，古骆越族人分布较广，除了学者们提出的左江流域，还包含右江流域、南宁武鸣等地区，甚至该区域一直延伸到现在的越南等地。那么为何岩画现象只出现在左江流域？这是值得人们去思考的问题。为此笔者尝试采用原始思维的集体表象理论阐释左江流域岩画的族群问题，试图找到左江流域本身的族群文化特征。并以此为基点，分析左江流域岩画本身固有文化特征，确立左江流域族群文化结构的特征。

一、原始思维的集体表象特征

集体相对于个体而成立，集体表象是在某种有组织的社会团体中形成的社会性的信仰及道德思维方式，集体表象不产生于个体，但作用于个体[2]2-4。这种表象是世代相传的，这种形象在每个成员身上留下了较为深刻的烙印，“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感情”[2]1-2。

（一）集体思维不产生于个体，但作用于集体

集体性思维、意识及表现是产生于人的集体行为，是集体组织出现后展现出来的整体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会影响到集体中的每一个个体，从而使个体的思维、意识、行为等要素服从于集体表象。无论是集体意识中的语言，还是生活习俗中的服饰、饮食问题，均遵守这一规律。在Lvy-Bruhl《原始思维》一书中提出，集体表象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并用语言为例指出“（集体表现）是把自己强加给这些个体中的每一个；他先于个体，并久于个体而存在”。因此，可以认为集体表象应产生于集体组织之后，是对集体组织的一种文化表象。在原始社会时期，这种集体表象特征应该是在原始部落或氏族的形成的基础上而出现的，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这种表象甚至以国家意识形态而出现。

（二）集体思维影响集体中的每一个个体

当然集体思维对个体的影响是绝对的，对集体中的每一个个体产生共鸣，并在每一个个体中留下较为深刻的烙印。个体依赖于集体，在原始社会时期，个体在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这种现象下个体依赖于集体，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抗衡自然灾害，这就表现出了集体的宗教意识和原始自然崇拜现象。因此，原始宗教及原始图腾崇拜是集体意识的表象，是由对事物的崇敬、恐惧、崇拜的感情所致。

在战国时期，中原动荡，广西地区主要受战国时期楚国的影响较大，在广西平乐县发现了110座战国墓群，专家们认为这一文化现象是当时的西瓯族群，同时在武鸣发现85座战国墓群，这是属于当时的骆越族群。因此在广西版图上出现了以平乐县银山遗址和武鸣县马头乡遗址为中心的两个相对较大的国家实体。同时在《史记·南越尉佗列传》中记载有“瓯骆相攻”，这表明当时的瓯骆却为两个具有国家形态的族群体。而这一时期左江流域出现了规模较大，规格样式相对统一的岩画，而其分布又仅仅限于左江流域范围，这一集体性的文化现象只能说明这一时期左江流域的族群文化特征是非常明显的，相对于其他区域而言是牢固的，没有被任何外来文化所干扰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左江流域岩画其构图中存在着大量祭祀现象和武器图样，这正是“祀与戎”的完整反映，是真正意义上的“国之大事”。大面积的岩画出现在左江流域，而且图形纹饰相对统一，规模宏大，这说明左江流域族群有着高度统一的文化思想，而岩画应是在相对统一的文化体系下而作的。由于其作画难度相对较大，必然参与的人群相对较多，除有对原始宗教文化崇敬之外，应还包含着高度统一行政权力、高度统一的集体文化意识。

（三）集体表象是原始族群产生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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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左江流域岩画作画时间，学术界研究相对较为统一，在时间的推断上也借助了较为科学的碳十四检测的方法，笔者对此也表示认可。但对于左江流域岩画的作画主体，可进一步做出推论。根据历史考古的发现，古骆越国大致出现在商周时期，与同样在广西区域出现的西瓯古国同时并存。学者们在对古骆越国进行研究时认为，左江流域是古骆越国的地域范围。以此推论，左江流域的花山岩画是古骆越先民所作。但同时，古骆越国地域范围不仅仅在左江流域，从历史考证来看，其中心文化区在南宁市武鸣区，以此为中心，范围涉及右江流域、防城港沿海区域，直至越南境内。那么，岩画为何只出现在左江流域？这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左江流域岩画区域本身民族集体属性是牢固的，族群文化特征未受到外界较多的干扰，具有自己独特的集体文化表象特征，花山文化与武鸣古骆越文化应具有一定的区别的，其族群体与骆越族群体也应当是有区别的。

（四）集体表象是区别原始族群的重要依据

当原始族群产生后，形成自己特有的集体表现时，这也就成为区别族群与族群之间关系的重要依据。不同的族群在宗教崇拜、图腾信仰上均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显现。集体表象上的区别确立了原始族群间的差异，反之在文化属性表象上有较大的区别，也可以认为在族群属性上有一定的差异。

（五）集体表象是族群产生与消亡的重要原因

在西周时期，关于左江流域的记载相对较少，同时出土文物也相对较少，而从左江流域周边范围来看，西周文化对广西左江流域周边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大的。一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在《逸周书·成周之会》一文中记载“路人大竹”，“路人”即“骆人”，是古骆越国的民族简称。在这一时期的“骆人”活动的范围是否包含着左江流域，却没有确切的依据。在《商书·伊尹朝献》一文中同时记载着“瓯”“产里”两个邦国，在《逸周书·成周之会》一文中记载有位于东边的“于越”“瓯人”“东越”“具瓯”“东越”等和位于南边的“路人”“苍梧”等邦国。而在西周时期的产里国没见记载，其可能性有二：一产里国消失，融入其他邦国之中；二产里国存在，但是没能与中原地区西周王朝交流。在《傣族僮族粤族考》一书中记载，古产里国乌浒族“渐迁滇边，分居牢山”，这一记载说明在西周时期，产里乌浒族受到某种驱使力的影响，开始沿左江流域逆流而上向广西、云南的交界处迁徙。从富饶的左江河谷地带迁徙至山区，这种迁徙行为应该是被迫的，最大可能性是受到来自其他邦国的侵袭与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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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界对左江流域岩画作画族群及年代研究

首先确立左江流域岩画的作画族群及年代问题。岩画的年代性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谜团，目前关于时间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论断：一是中古与上古时期，主要依据是左江流域岩画的样式及风格趋向于原始作画风格，其作画的主体是古骆越先民；二是两汉时期，主要依据是铜鼓图样和环首刀图形以及东汉初年的二征起义，其作画的主体是壮族先民；三是唐代时期，主要依据是岩画旁边的楷体“魁”字，其作画的主体是“三苗”；四是宋代侬智高起兵时期，主要依据是民间传说和关于侬智高的历史记载，作画的主体是农智高及其兵勇；五是近代，主要依据是民间传说。根据覃圣敏先生通过碳十四检测及其相关论断，指出左江流域岩画是在战国早期至东汉时期所绘制的[3]123-138，认为是壮族地区的古骆越先民所做，这也是目前学界比较推崇的一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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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左江流域族群辨析

（一）左江流域原始族群历史考证

左江流域在2008年确实发现距今1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同时也存在着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的人类活动遗址。目前在左江流域发现的规模较大，具有一定的文化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就是桂南大石铲文化遗址，这一遗址区遍布广西大地，尤其集中在左、右江及邕江交汇的河谷地带。1952年考古学家在广西崇左大新县发现一种“有肩石器”，随之在崇左、隆安、扶绥等地陆续发现大面积的石铲，分布范围较广，但又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出现在左、右江及邕江交叉的河谷三角洲地带，被称之为“桂南大石铲文化”[4]19-24。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推测，桂南大石铲文化的年代大致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西汉晚期[5]136-137。而根据北京大学考古学者们对花山壁画的研究推测花山崖壁画大致出现在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6]181。这说明左江流域的花山文化与桂南大石铲文化存在一定的关系，可以说花山文化与桂南大石铲文化存在着前后衔接或者共生的关系。这一考古发现可以说明左江流域族群与大石铲文化区域的族群有着重要的联系。笔者认为，在左、右江汇合处的扶绥地区出现的以大石铲文化为代表的原始人类族群，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一只部落，开始逐步沿左江流域逆流而上迁徙，形成左江流域早期原始聚落群体。当然这一论断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花山文化族群与大石铲文化族群存在着前后属性的关系。

集体表象特征对判断分析原始族群的集体性观念，确立区域性集体属性有着重要的作用。左江流域岩画主要分布在左江流域，在全国乃至广西其他地方均未发现类似的岩壁画景观。而这一文化现象为何只出现在这一区域？作画的时间与族群的演变是否有着重要的关系？为何这一文化现象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可尝试采用原始思维的集体表象观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然而，根据郑超雄先生在《壮族文明起源研究》一书中，依据苏秉琦先生提出古国、方国、帝国三模式，指出石铲文化应该是桂南地区的古国文化遗存。在古国之后是方国，依据《逸周书.王会解》后附的《商书》中《伊尹朝献》一文中记载“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鰂之酱、绞盾、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矶、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在先秦时期岭南地区已经出现了方国，至少可以说明方国应出现在商汤以前这个历史时期。而其中之一的“产里国”，在徐松石在《傣族僮族粤族考》一书中记载“产里，国都于临尘，今广西邕宁区西，后迁居云南车里（今西双版纳）”，在韦福安先生《汉象郡府治“临尘县”方位地址的文献法考辨——花山古都“临尘县”的人类学系列研究之一》一文中，对古临尘县进行了位置上的考证，认为临尘县较为准确的方位地址应该是在龙州县上金乡政府所在地，即临尘县与花山岩画的核心区之一的宁明花山岩画直线距离为7.5公里。而产里国族群在徐松石《傣族僮族粤族考》中认为是掸族先民。当然在这一时期左江岩画并没有出现，这一论证不能完全说明左江流域岩画是古产里国民族所作，但人们可以认为从大石铲文化的古国形态到花山岩画所在区域的方国族群形态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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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表象是族群产生的重要依据，那么族群的消亡是否与集体表象有着重要的联系呢？既然集体表象是族群产生的依据及族群间区分的重要依据，那么在族群中，如果没有了集体表象的特征，族群意识同样不复存在。其主要表现有：一是族群消亡，在受到某种自然力的影响而消亡，集体意识不复存在；二是文化被融合，在中国民族融合的实例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三是群体被冲散，集体表象无法展现，没有集体的观念，如族群被分散迁徙等现象。

在商汤时期，南方“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是存在的，瓯即当时的瓯国。《商书·伊尹朝献》一文中并未提及骆越一国，而在《逸周书·成周之会》一文中记载“路人大竹”，却是存在着骆越一国。再从考古发现来看，广西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即陶器，具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征，而这一文化现象在左江流域仅仅在大新歌寿岩、龙州更洒岩发现有代表中原文化的商代早期青铜器出现，这也说明在商周早期左江流域民族的确与中原地区的商有着往来，这与产里向商汤进贡相互印证。这也表明在这一期左江流域的民族族群是相对独立的，具有自己独特的集体表象意识。从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来看，广西东北、东部以及沿海地区均出现金属生产工具，这一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这一时期以南宁武鸣为代表的骆越民族已经进入了早期的青铜文明。而在桂西北以及西部地区，包括左江流域地区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时期。以此看来，广西东西部及南北区域性差异表现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笔者认为在商周时期，左江流域是由一个相对独立的民族群体存在的，同时具有邦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这种民族集体表象对左江流域的花山岩画的绘制有着重要的影响。

族群（Ethnic group或ethnicity），是指人类用来区分我族及“他者”的分类方式之一。根据集体表现的集体观，族群的产生应先有群体的出现，“群体”和“族群”是有区别的，群体是一个组织上的观念，族群是带有群体性质的，但同时又具有“族”的观念，在文化体系上具有高度统一的集体意识。因此，可以认为在原始社会时期，在群体的基础上，各群体在形成了统一的集体表现特征之后，开始具备原始族群形态，也即为原始部落和氏族的基本形态。

（二）左江岩画族群的集体行为特征

战国秦朝时期，这一时期左江流域花山岩画形成的初期，分析这一时期的左江流域民族族群，对岩画的形成及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观历史记载，这一时期广西范围内存在的主要族群有骆越、西瓯、苍梧三大族群，邱钟仑《左江岩画的族群问题》一文中，引用《史记》《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文献指出战国至秦汉时期，左江流域主要居住的是骆越族。据此，在商周时期的左江流域民族称谓已逐步被骆越民族所取代。因此，笔者认为，骆越一族采用西进的方式，已将左江流域民族纳入到越民族的范围之内。但左江流域民族本身的民族文化特征仍然保存较为完整，只是作为一个整体性民族纳入骆越族群范围之内，而这一民族性融合不断呈现，直至东汉末年（即花山岩画逐步消失的时期），以骆越文化为代表的族群文化彻底掩盖了左江流域花山民族文化。

同时，集体思维对于个体而言具有强制性，它将这种集体的表象强加于每一个个体，对个体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原始社会中的多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是在具有相应权利的集体首脑的影响下，以部落或氏族为整体，形成的群体共有文化现象。

1.左江流域岩画是集体性行为，岩画本身不可能是个体行为所能完成的。左江流域岩画延绵左江流域200公里范围，岩画分布在沿江84处遗址共183个岩画点，其中距离江面（地面）最高处达50米以上，80%以上的岩画临江而作，作画难度相当高。这种规模宏大，分布范围较广的作画行为，必然是集体性行为，不可能是个性行为能够完成的。

2.岩画随族群的产生而出现，随族群体的消失而消失。岩画作画时间为战国早期至东汉末年时期，然而族群的产生要早于岩画作画的时间，岩画这一集体表现要在族群产生之后，受到某一特定的文化现象的影响才会出现。那么在前面的论述中，笔者尝试分析了左江流域的族群演变的过程，能够得出的结果是“左江流域自商周时期开始就有着自己的方国族群出现，这里的族群文化特征是较为明显的”。花山岩画正式在这一族群文化的基础上而出现的，但随着中原文化的不断渗透，直至东汉末年，花山文化现象逐渐消失，这也说明左江流域族群特征也随之消失，族群体也逐渐被取代。

3.岩画是族群对某一特定事物或现象的崇拜、恐惧、尊敬而产生的。原始崇拜、神话传说、巫术等现象不是能用合理的理性解释能完成的，这种文化现象是“对集体需要、对集体情感的回答” [2]17，左江岩画反映左江流域民族原始的祭祀场所，是对自然崇拜、对死亡的恐惧、对神灵的崇敬而产生的。这种原始的宗教文化是需要集体的，需要有集体性的情感。当个人的恐惧意识产生，这就需要利用集体感情及集体力量予以支持，这就产生了左江流域族群集体表现行为——左江岩画的产生。

驮子盯着周小羽，周小羽的眼睛里充满了水，但他却咬着嘴唇，硬是没让眼泪滴下来。在眼泪没滴下来的时候，周小羽的嘴巴里终于有了声音——

霍铁又好气又好笑，正想打趣她两句，却发现张大爷也一样露出了惊恐的表情，指着监控画面喊道：“来了，来了！”

综上，花山岩画是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造就的特定文化现象，是以左江流域为核心的族群文化展现的方式。笔者认为在战国至东汉时期，左江流域形成了以左江流域岩画为代表的民族族群，这一族群实体与骆越族群体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在商汤时期以邦国（方国）或部落形式而存在，在战国之东汉时期作为骆越方国的一个较为稳定族群实体而存在。在这一时期，左江流域的花山文化与其他文化间有一定的区别。

参考文献：

[1]谢启晃.岭外壮族汇考[M].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

[2] Lvy-Bruhl.原始思维[M].商务书局馆，1983.

[3]覃圣敏.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M].广西民族出版社，1978.

[4]蒋廷瑜，彭书琳.桂南大石铲研究[J].南方文物，1992.

[5]唐华.花山文化研究[M].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

[6]杨超著.圣坛之石：一部欧洲的岩画学史[M].世界图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