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大典认为：喃字，亦名字喃，昔越南文字也……越南之民，法汉字之制，采假借、会意、形声诸法，累构成字，名曰喃字。越南人在创制喃字的同时，还配套创制了一系列的字书，用于认读为越语、瑶语、彦语及岱语而记音的越喃字、瑶喃字、彦喃字及岱喃字。而壮族创世史诗《摩兵布洛陀》则写道：始祖“造了蒙童训，‘生字’书满堂”，表明壮族古文字的来源不仅十分悠久，同时为了学习这些古文字，壮族先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开始编制“生字书”。这些“生字书”至今在广西龙州县金龙壮族民间仍能找到其身影。

一、喃字字书和金龙古壮字字书

（一）字书释义

关于汉字系字书，可以理解为凡以解释汉字形体为主，兼及音义的书诸如解释汉字形、音、义的，均可称之为字书。字书是字典出现以前的说法，“字典”一词的出现已是《康熙字典》问世以后的事情。归纳起来说，字书的基本含义有三种：1.工具书（wordbook）。此类书主要以字为单位，解说汉字的形体、读音、意义，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辞书大都属于此类。2.字典（dictionary）。字典的古称。3.课本（textbook）。古代时专指识字课本，如《史籀篇》《仓颉篇》等。唐韩愈《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指出：“其微者，至于习法律，知字书，皆有以赞于教化。”

汉字历史悠久，始终是以一个个单个的形体代表一个词，或代表一个语素，但形体的写法随世而有演变。由商、周的古文字发展为篆书，因篆书不便书写而又有隶书、草书、行书、真书，因此中国古代研究字形和根据字形以考证音义的字书很多，大体可以分为：学童习诵的识字书、按形体偏旁分部编排的字书、刊正字体的字书、集录篆、隶、古文字的字书、用六书分析文字的字书等几类。此外，字书的种类，还包括汉字文化圈以内的各类字书，亦称汉字系字书。在汉字文化圈中，越南这个国家在以往使用汉字方面，可以说是绝对的粉丝。历代王朝在学习汉字方面可以说均不遗余力，单在字书的创制上，就不下十余种，其中在有明一代的《明心宝鉴》不仅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劝善书、启蒙书之一，也是当时最流行的通俗读物。

（二）字书版本

1.喃字字书的版本

自喃字创制以后，古代越南人为了方便本国人学习和使用这种新文字，特地编制了许多类似字典一样的简易读本，即一般所称的字书。无论是自汉至宋的北属时期，还是近现代的独立时期，汉字在越南一直占据正统的地位，所举办的科举考试也全部使用汉字，学习的书籍“自然都是汉文书籍，如《一千字》《三千字》等启蒙书”，[1]由此可知，喃字的字书之多，已深入越南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以台湾一地为例，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所主持的某年度海外专题“越南的汉字音历史层次研究”中，所列举的越南语文献材料就有《五千字译国语》《三千字解音》《洪德国音诗集》《国音演诗》《三千字解译国语》《指南玉音解义》《南方名物备考》《大南国语》《难字解音》《二千字》《胡春香喃诗》以及早期的国语字字典《大南国音字汇》等十数种。在众多的喃字字书材料中，著名的有：

由于字书的阅读对象主要为蒙童，故字书的编纂总体原则是简单明了，易读易记。越南现存最早的汉—喃字典《指南玉音解义》在序文中就说：“士王之时，移车就国四十余年，大行教化，解义南俗，以通章句，集成国语诗集以志名号，韵作上下二卷，学者难祥。兹宿禅谨严香玉，音其字，解其义，手写帙成，可谓明白览详之要，使其读者走韵连声。”又如1787年进士裴扬在编撰的《裴家训孩》时说，“余尝乡，见人家训孩，多用周兴嗣《千字》，熟读终无所得，或易以《孝经》《小学》，而句法参差不齐，孩亦苦其难”，所以，他以四字为一句撰成《裴家训孩》，力求简单明了，以便于孩童初学记忆，“上自天地人物之生，继以帝王历教之叙，我越分合之迹，次及道学相传之统，末及小子为学之方，折衷群先儒蒺明讲贯之说”。[4]

（1）《三千字》。为越南历史上著名的字书，全称《三千字解音》，亦称《字学纂要》，成书时间为18世纪，由当时越南著名学者吴时任(1746-1803)采用汉字与越南喃字对照的形式编纂，是一本相当成型的启蒙字书。

（2）《明心宝鉴释义》。号称“集前贤之著述，晓后学之易知”，实为由中国的《明心宝鉴》脱胎而来。《明心宝鉴》在编写上注重引述各家的只言片语，简单明了，易于诵读，自成书至今数百年间，该书一直是汉字文化圈中的朝鲜、韩国广泛阅读的国学普及读物。同时，该书也长期在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广泛流传。《明心宝鉴释义》为清一色的汉字写本，刊行的时间为越南同庆三年（1888），此时法国才占领越南不久，越南社会尚普遍沿用汉字，日后通行的现代拼音文尚未形成。

（5）《五千书》。又名《五千字演音》，因对译汉字与越喃字有五千个，故名，有木刻版和印刷版两个版本。前者于维新3年（1909）印刷出版并由柳堂珍藏，后者则是阮玉春由越语翻译于法语的译文，于1929年在河内棉花街83号龙光印刷厂印刷。今之所见的《五千书》，为20世纪70年代由越南方面出版的版本，在中越两地的傣人当中流传使用。

（4）《三千字解译国语》。作者未详，出版年代为维新己卯年，时值阮继帝阮福晃在位，年号维新（1907-1916）。《三千字解译国语》作为越南国民教育的一部重要读本，法国殖民者当局不得不在制定出所谓的国语字的基础上，编撰出带有拼音字母的新的《三千字》字书来与新国语字（拼音文字）并行使用，即所谓的《三千字解译国语》，该书现藏于越南国家图书馆。

（3）《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为越南阮朝嗣德帝（1829-1883年）编定的一部汉越字典。全书采用“六八体演歌”列出汉字及喃文，并解释字义，故名。

在以往笔者接触到的水利工程建设中，大多数是由施工单位负责采购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材料、设备，当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材料、设备进场时，必须明确要求施工单位向现场监理单位提交材料设备进场报审，并附相关材料设备提供方的正式资料，主要有：出厂证明、质量合格证、检验报告、使用说明书等。现场监理单位必须严格审查申报进场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材料、设备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审核生产厂家和品牌的业绩及口碑，是否有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和国家强制认证，消防产品是否有消防部门的3C认证许可证，把住材料、设备的进场关。

2.金龙古壮字壮族的版本

金龙壮族民间流行的字书版本中，目前发现的至少有七种，不同的字书其编排的风格也不尽相同。目前所发现的种类有：

机器视觉处理和识别图像，颜色是重要因素。RGB和HSI是比较常见的两种颜色模型。RGB颜色模型是基于三基色原理，而HSI颜色模型则是基于色调、饱和度、和亮度理论原理。采集到的红枣图像为RGB图像，但HSI颜色模型能够更加自然和直观地反映人类视觉系统感知色彩的方式[9]。因此，本文首先将获取的红枣RGB图像转换成HSI图像，利用其颜色的色度、饱和度和亮度3个基本分量的均值来衡量红枣的颜色特征。

（2）《三千书》（古本）。《三千书》（古本）发现于金龙镇横罗村查内屯黄振宏老人家中。因文内显示该书抄写的年代是“×伍年岁在庚申八月”，可初步断定为民国以前的年代，且封面毫无标注，故本文作者称为此名。

（3）《字学纂要》和《指南解音》。书本拥有者为金龙横罗村板烟屯的马贵益老人，金龙壮族民间中目前所发现的字书年代最为古老的两个版本，全书破损情况相当严重，但内文尚好，2012年由龙州县图书馆征集，《左江日报》曾以《秦汉时期古籍被龙州县图书馆收藏》为题就此事进行了报道，指出该书成书于秦汉时期，誊抄于清代，属国家一级或二级古籍。[2]《字学纂要》《指南解音》的研究价值颇高，据了解，此两本古籍的整理工作团队由广西大学教授黄南津及其硕士研究生和澳门大学教授黄建猷、龙州县壮学会农瑞群等组成，截至2016年10月，两本古籍的注音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99例头颈肿瘤患者放射治疗前，75.8%的患者建议行洁治术，约有12.1%的患者需要行牙髓治疗;67.7%的患者建议行患牙拔除术，共拔牙218颗，其中44颗为智齿;仅有8人口腔情况无需处理。见表3。

（4）《纂要三千文》。原为金龙镇横罗村下其逐屯沈德宝家所收藏，其编排体例及规模与上述的版本基本一致。

（5）《五千书》。前文已有介绍，虽主要为古代越南人学习喃字和汉字的工具书，且由越南的有关出版社在20世纪70年代整理出版，但对认读越南岱侬族的古岱侬喃字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故在金龙壮族人当中广为流传。

第三，全面贯彻落实《条例》的配套制度。加强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联系机制，组织制定重要河湖总量控制、水功能区、信息共享平台、监督检查等《条例》配套制度，并促进地方修订与《条例》不相符的地方性法规，在依法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保障饮用水供水安全及应急事故预防处置、执行防洪和水资源调度指令、开展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和削减等具体制度的执行方面切实履行保障饮水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的各项职责。

此外，民间中的发现诸如“《项王祠记》《汉高祖本纪》《三字经》《千字文》《惟普之天下》《南国地舆幼学教科》《幼学政治事略教科》《孔子》等”，[3]金龙壮族民间称之为“汉书字”。此类书模仿《幼学琼林》一类的教育类读物，以汉字书写，在写作的风格上亦文亦古，[3]专供金龙壮族子弟学习所用。

二、喃字字书编纂的总体原则

2011年，在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的支持下，经贵州省观赏石协会立项，委托贵州山水旅游资源勘察开发设计院开展了贵州省重点县、市观赏石资源调查工作，通过近一年的实地调查，基本掌握了贵州省主要观赏石种类的资源情况。

为使喃字字书在诵读时达到“走韵连声”的效果，稍后出现的三千字类字书在前面众多四字一句字书编纂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即明确演歌的性质，这又以《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为最有名。《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的成书过程，最能说明喃字字书在诵读时达到“走韵连声”效果的终极追求。其解义的方法是汉字（采用大字）—喃字（采用中字，作为注义）—注音字（采用细字，如有音义较生疏的汉字，则在其傍注音），在若干“八字句”以下，再用汉文（采用小字）解释生字的字义。为达成此目的，成泰年间，礼部和国史馆修书所黄有秤、吴惠连上书曰：字学解义歌原本之格式未够妥当，拟改为：“每页分五行，采用三样字，正字大写，国音字（不拘几字）于大字脚下连写稍大，每两句（上六，下八或九）连写以合歌韵，每一句歌句下闲（原文‘閒’）一款，以附注字义及典故，不拘多少均用稍小字”。如是则款式分明，临读颇易识别。[5]9在这样的编纂原则之下，《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成了一部采用越南独具特色的“六八体演歌”形成的字书。其格式特点大略为：每一页分成五行（各卷的首页只有三行）； 内文所采用的字型，有“大”“中”“小”“细”四种。其中“中”字为喃字，其余三种均为汉文，“细”字为汉喃对照之汉字的释义；全书解释的字义内容很广泛，对于各种范畴，都收录了相关的喃字，并作出了解释，“上自人事、政化、堪舆之大，下至器用、草木、禽虫之微，无不备载注释，详明其于致格之学，诚非小补。”收录的汉、喃生字范畴，有以下篇幅：卷之一堪舆类上、 卷之二堪舆类下、 卷之三人事类上、卷之四人事类中、 卷之五人事类下、 卷之六政化类上、 卷之七政化类下、 卷之八器用类上、 卷之九器用类下、 卷之十草木类上、 卷之十一草木类下、卷之十二禽兽类、 卷之十三虫鱼类。内文以“六八体”的形式，把汉喃单字（不包括注释文字）排成六字句及八字句相承的演歌，每句以小圈表示段落。另外，“六八体”又有独特的押韵，方法是六字句的末字与其下的八字句之第六字押韵，八字句的末字再与其下的六字句的末字押韵，平仄律为：

六字句：平平仄仄平平

八字句：平平仄仄平平仄平

如此便造成了非常明显的“演歌”格式，如首页中堪舆类上（卷一）的第一句至第四句，前一个为汉字，紧跟着的后一个即为对应的楠字，拼音文字为现代越南文，划线出即为押韵字：

 

转写成中文后，其六八体的格局就是：

六字句：天天地地位位

八字句：覆覆载载流流满满（中文与喃字的韵律不同）

（1）《三千书》（馆藏本）。《三千书》（馆藏本）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原广西区古籍办），抄写的年代不详，至今尚未翻译整理出版，其复印件由广西师范学院黄桂秋研究员提供给本文作者。原书封面已缺失，故本文作者自命其名为馆藏本。此类字书因在金龙壮族民间多以《三千书》相称，且其字数也多在3000余字范围内，故名。此外，在越南已有一本字书《三千字》存在，为不与其相混，称《三千书》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这样的做法，把六八体自身所拥有的特色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即：“每两句为完整的一组，篇幅不受限制，平仄规律与汉文诗一样有‘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之说；节奏点通常落在偶数字上；除有2个尾韵外还有1个句中韵；把对仗作为修辞手段。”[6]特别要说明的是，《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原书中，并没有拼音注音，此文为显示其押韵的效果才特意添加上去的。六八体是越南在13世纪创制出喃字之后所出现的与越南本民族相适应的诗歌形式，从15世纪起开始流行。越南人在这之前，多模仿汉文律诗的音韵格律写喃字诗，这种诗被称为“唐律”诗，其中也不乏成功之作，但唐律毕竟又有对音韵格律要求十分严格之嫌，“于是文人们在唐律的基础上，以民歌等口头文学为主要内容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六八体。”[6]

（6）《三千书》（新本）。《三千书》（新本）是笔者在金龙壮族民间做田野调查时，在多个村屯的歌手手中屡有发现的一种字书。相对于上述的《三千书》而言，从抄写的情况看，新本《三千书》于1992年三月初五开始抄写，四月初十抄写完成，但成书的时间肯定要比这年份早许多，所用材料为当时十分流行的常见的塑皮笔记本，长、宽度比当时通行的小32开还小，笔记本内页中还不时穿插有庐山风光彩页。新与旧的区别在于新本带有拼音字母，而旧本则没有。

总体来讲，《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应是于《三千字》及其他同类字书的基础上编成的，但《解义歌》比《三千字》收字更多，且有分门别类。虽然两者均采用了汉字和喃字“字意相随”的办法拼合成句，但《解义歌》抛弃了《三千字》的四字句式，最终以越南的六八体演歌句式成书。

近代学者陈荆和认为，《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有两点能提起研究者的兴趣：1.此书乃当时（阮朝晚期）官方标准汉越字典，其所注的音为当时越南的标准音。2.自李朝以来，喃字多随各人喜好自制使用，此书的出现，可认为是当时越南上流社会(19世纪)通用标准俗字，是喃字字形统一的标准。当然，为了追求韵律和体现出完美的“六八体”风格，部分字书在选字方面不得不有所取舍，牺牲部分字词而允许出现“一些模糊或错意、错字”（参见《五千书》出版说明），因为字书的编纂，“主要性质是记住字面，熟诵易学、易读”（参见《五千书》出版说明），而不是单纯地追求演歌押韵。

以《五千书》内文第一节 “开说”类中的汉喃字演歌为例，歌中本应为汉喃字一对一解义，但在第一组的八字句中，为了讲究押韵，“栽培”成了词组，其对应的释字亦相应变为词组“種”，而无法使用单字。为了克服上述的缺陷，喃字字书中，有一部分则完全抛弃了演歌和押韵，完全以汉喃字单字对单字面孔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三千字解译国语》。《三千字解译国语》亦称《增注国语三千字解音》，其包括一个序言和3000个汉字与喃字的对译，无演歌部分，不讲究韵律也不分类，主要供教初学者学习汉字和喃字。该书出版时，拼音文字（国语字）已经普及，故书中还增加了国语字的注音，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书中的序言也说：“三千字书之作，流传已久，一字一义，叶以音韵，所以便初学之记诵也。前此注以喃字，或一字而可叶数音，未足为据。自有国语字注，而书各有字，字各有音，截然不相混乱。善哉国语字体，诚为吾国普通学之第一法门也。”。其他的编纂特点方面，旧体的字书如《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其在编排上面仍以汉字竖排的风格体现出来，在句读方面容易让人混淆，而到了《五千字》的出版时，则已直接采用横排的方式进行了排版，大小字号对比分明，句读方面的问题也一起得到了克服。

三、金龙古壮字字书编纂特点

（一）《三千书》与《三千字》密切相关

事实上，根据调查，金龙壮族先民迁入（进入）金龙的时间大致于明末清初之际，是典型的跨境族群，自称“傣”或“布傣”，至今已有近20代约400年时间。特殊的身份决定了金龙壮族人在生活方面仍保留有其十分特殊的方式，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过字书方式普及具有族群特性的类似“喃字”的私塾教育就是典型的一种。“至1927年胡志荣当金龙峒官后，通令禁止读傣的书，要全峒读汉文”[8]83，此类书才被全面禁止使用。故而类喃字（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金龙古壮字）才“与越南的《三千字》关系极为密切”[7]。这说明《三千书》与《三千字》在编排的体例上基本是一致的。如进一步去考察《三千书》编排的体例，可以看出其与上面提到的《三千字解译国语》最为接近，即既有古壮字与汉字之间的对译，也有拼音文字的出现。同时在“排版”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即从左往右排列。这说明金龙壮族人在学习古壮字方面既有传承也有所发展。

为了推进健身休闲产业的发展，加快深化体育旅游的改革，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休闲需求，以培育体育品牌赛事活动和规划建设重大体育旅游产业项目为重点，国家层面的政策红利支持力度不断加强。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15年的10年间，中国的体育产业平均增速20%以上。从2006年的980亿到2015年的5 494亿，总量翻了5倍多。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将体育产业定位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加以大力培育扶持。《意见》也明确提出，到2025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成为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现藏于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的《三千书》，其复印件中所附带的文字说明提到：三千多需要标注读音的字中“每个汉字下面用古壮字标音释义，文中用朱笔圆圈句读。”[3]从中可见其仿照越南古籍《三千字》的痕迹相当重。戴忠沛认为，“《三千书》乃以《三千字》为蓝本。”[7]从本质上来说《三千书》其实就是一本杂字体蒙书，专为金龙壮族子弟学习古壮字之用。对于该书的编写者，作者认为：编书的人应该熟知越语音，然后才能给壮字释音。

(二)金龙古壮字字书的基本特点

一般认为，清代以前，金龙壮族人依据18世纪越南学者吴时任编纂的《三千字解音》（又称《字学纂要》）编制了“岱侬喃字”体系的《三千书》（或《三千字书》）。而《三千书》仿其体例的做法，大抵“书内每字条由三部分所组成，大字属被解释字，为汉字，其下双行小字中，右行为越南喃字，左行为方块壮字，其内容分别为汉字的越南语与壮语同义词。”[7]但精通金龙古壮字的黄家荣老人（年近九十，龙州县金龙镇光满村大满屯人）曾说，其父亲、祖父乃至曾祖数代人都是当地私塾教书先生，教书所用的教本就是三千书、字学纂要、纂要三千文、指南解音四本。在这样的情况下，四本古籍编纂的出发点都是以金龙古壮字标释汉字或以金龙古壮词解释汉词。如汉字“悟”，古壮字读音为“谷”，释义为“物諸”；其中的“悟”为大字，“谷”和“物諸”为小字。全书没有分类，也没有拼音文字相对照，基本摆脱了喃字字书编排的格局。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上对于计算机专业的人才需求也越来越大，实际的高职院校教学中，传统的计算机教育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对于高职院校人才的需求，因此要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实现对计算机专业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开发计算机专业课程微课资源，培养专业的计算机技术人员，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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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现于金龙镇横罗村查内屯的《三千书》（古本），全书在编撰风格上面则很有自己的特色，清一色的都是释词，即全部以词组的形式进行对照，而无任何的一个单字出现。如“毛虫类”中的“虎”写成“猛虎”，对照词写成“昆”“須 ”两词；“饮食类”中的“粥”写成“白粥”，对照词有“招弄”“招僚”两词；其他的如“风雨类”中的词也都写成“朔風”“谷風”“凯風”“熏風”“清風”“颶風”，不额外解释词义，也就是取消了官方定制的《解义歌》式的“大”“中”“小”“细”字型正的“小”和“细”部分，而仅保留“大”和“中”两个部分。此外，同一词中的其他同义词全部列在一起，之后再给出该词的对照词，如指“月亮”义的，汉字词组并列写成“冰轮”“玉台”“玉盘”“玉兔”“宝镜”“银烛”“明月”“金蟆”，对照词仅写成“並仝”一个词。这在其他字书中绝无仅有。《三千书》（古本）共分天文类、风雨类、地理类、人伦部、身体类、饮食类、补遗身体、衣冠类、家式类、家物类、金玉类、报孝类、乐器类、羽虫类、毛虫类、麟虫类、竹木类、菜根类、遗补类十四个大类，全书44页，每页约18个词，共对照792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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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金龙壮族民间中田野调查时，在多个村屯的歌手手中屡有发现的新本《三千书》，相对于上述的《三千书》而言，其在编排特色上，除了继承喃字字书以喃字解释汉义的特点之外，还加注了拼音越文和拼音岱喃文，在选字上无任何的归类，也无任何的规律，属于典型的散装式的字书，但在使用上则更随意、更简便，深刻地表达了金龙壮族与时俱进的字书编纂特色。此书在民间人士中的流传最为广泛。

2) 采用综合评分法得出的土豆播种机的播种架试验装置的最优组合进行二次试验，选取的主要参数为播种机架倾角α=10°、皮带转速ω=0.27m/s、种勺空间尺寸大小55 mm×17.5mm。试验结果表明，优选后的排种器播种粒距合格率可达91.0%，重播率9%，漏播率2.0%，可以为土豆播种机播种架的改进提供理论支持。

随着天琴艺术及金龙美女村等知名度的日益扩大，金龙壮族的传统文化逐渐得到了恢复。以金龙古壮字为例，当地人过年时要张贴古壮字春联、举办各类歌圩时需要张贴古壮字告示、歌手需要认读古壮字歌本等，从而引发当地人自制古壮字字书的热情。这种古壮字字书多以随意抄写的形式出现，编排上仅以汉字-古壮字相对照，多的有几百组字，少的则仅有几十组字，以能够辩读一般所见的对联、告示及古壮字歌本为准，视需要而定。这样的字书已完全没有了各种规则限制。

总之，纵观中国古代图书收藏与管理三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受历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制约，并与造纸、印刷等技术的应用息息相关。同时，我国古代图书的科学收藏与管理，为传承和光大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也为我国古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余论

中国古代字书的历史源远流长，种类繁多。相传最古的字书《史籀》就出于周宣王时史官史籀之手。《史籀》作为周朝史官教授儿童认字的启蒙书，是字典形成前的雏形。到了秦汉，古代字书逐渐增多，多是杂取若干个字，编成四言、六言或七言韵语，解释汉字形体为主，兼及音义，其体例及数量已经相当成熟、准确，因主要是供学童识字所用，又被称为“小学”之书。其中的《仓颉篇》与《急就篇》对后世特别就汉字系字书的影响巨大。《仓颉篇》又名“秦三仓”，为秦时之遗物，经汉代合并整理后，共55章，每章60字，总计3300字。由此定下编纂汉字系字书规模三千字左右的基本格局。

喃字字书原本的功用是供蒙童就读私塾时认读最基本的汉字和喃字，主要是蒙童使用，无论是喃字版的《三千书》还是官方制定的《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作为教学用途的汉喃字典，其编撰的目的是希望一步步走上正轨，进而成为国家的用字标准，其所列的字为三千个字左右，虽名为日常用字，但所选的字皆为编纂者所自认为的日常用字，其实用性有待检验。且自越南普遍使用拼音文字以后，喃字字书的地位迅速瓦解，成为历史的遗物。

中越边境的傣人过去就开设有比较完备的私塾教育，教授儿童读书识字，但中方一侧傣人的儿童从较早的时候起，已可以就读较为先进的现代新式学校，私塾性质的教育方式已一去不复返。晚清时期的龙州是国内对外开放较早的商埠之一。清朝末年，清政府对法宣战，龙州的军事地位日益显得重要。1885年秋，广西提督苏元春将署衙门从柳州迁往龙州办公开启了龙州成为桂西南一带集军事、经贸为一体中心城市的历程。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早期发展的机遇，使龙州创造了诸多广西之最。在这样的情况下，偏居一隅的傣人自然可以得地利之先，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最新式的教育，故《三千书》一类的字书对于蒙童来说，已成为相当过时的东西。在更多的情况下，字书不再承担起教育蒙童的专用蒙书，反而成了成年人日常“识文断字”、认知古壮字及汉字的工具书。田野调查发现，现今在金龙各地所发现的各类字书，均为对古壮字有一定认知的老年人当中所拥有，这应该能说明了问题。同时，对于金龙壮族人来说，正因为字书被赋予了“工具书”的功能，实用为王，故人们在编纂字书时，自然就随意性大，而不再讲究各种格式，几乎无任何规则可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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