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市）人，三国时期曹操幕僚集团的首席谋臣。在辅佐曹操统一、治理中国北方的军事、政治斗争中，荀彧居功至伟，使曹操于诸侯中脱颖而出，在三足鼎立的魏蜀吴对峙局面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当曹操显露出篡汉的意图时，荀彧义无反顾地坚决反对，于是被曹操猜忌，含恨而终。当下学界关于荀彧的研究，一方面探讨其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的谋臣功绩，一方面探讨其一心扶汉所导致的悲剧，而对于正史《三国志》和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中荀彧形象的源流关系及不同，关注者则寥寥无几，极少有学者为此深入，因而本文重点以此作为突破口，比较研究《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荀彧形象的同异之处，并进一步对其演变原因进行探析。

《三国志》是西晋陈寿撰写的史学巨著，记载了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大体上是当代人修当代史，因而其选用的史料可信度比较高，为后世三国题材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历史框架和原始素材。《三国演义》就是罗贯中在《三国志》的基础上，根据《三国志》所提供的素材，对之进行有选择的继承创新创作而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描写了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的近百年间发生的故事。故两书有诸多相同的地方，对于荀彧这一人物形象，二者都刻画了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谋士才能和一心扶汉、匡济天下的毕生追求。但也有不同之处，如在《三国志》中，这一形象被塑造成一个品行无亏的道德君子，一个匡国济世的儒家志士。而在《三国演义》中，荀彧形象则被笼罩上了一层阴谋家的色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少了儒生的浩然正气，多了权谋相争的阴险毒辣。

一、《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荀彧形象的同

关于荀彧，《三国演义》汲取《三国志》的地方共有四处，两书都描写了荀彧归附曹操阵营后，为其举荐贤能，制定“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迎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战略方针，以及因为曹操的篡汉之举而使他扶汉之志破灭后的悲剧结局，如下：

第一，王佐之才，明以举贤。

荀彧出身颍川荀氏家族，荀氏一族是荀子后人，世代冠族，经世累儒。其父荀琨官拜济南相，叔父荀爽，任司空之职。出生在这样一个有着巨大声望和家学传统的名门望族之中，荀彧少年时即扬名在外，人称“王佐之才”。荀彧一开始投奔袁绍，被待之以上宾之礼，但他察觉到袁绍并非明主，就转而去了曹操的阵营。这一选择，表现出了一个谋臣的远见卓识，也表现出荀彧渴望辅佐一明君贤主来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此时曹操仅为东郡太守，偏安一隅于兖州，求贤若渴，见到荀彧的归附，自然十分欣喜，当即说出“吾之子房也”[1]187，任命他为行军司马。“子房”即张良，后世称之为“谋圣”，曹操如此评价荀彧，一方面表现出对荀彧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荀彧确有治国安邦、辅佐君王的经天纬地之才。作为最早投奔曹操的重要谋臣，荀彧还为曹操举荐了一批有胆有识、忠贞直谏的谋士，如荀攸、程昱、戏志才、郭嘉、刘晔、满宠等，他们是“曹魏政权前期的核心力量，他们为曹操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荡乌桓等，建立了卓绝的功勋。”[2]

第一，历史演义体小说的特点。所谓历史演义体小说，与其他文体小说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它是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其核心。郁达夫曾说：“历史小说，既然取材于历史，小说家当创作的时候，自然是不能完全脱离历史的束缚的。然而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小说家也没有太拘守史实的必要。”[11]147当代古典小说研究家刘敬圻也说：“顾名思义，历史小说自然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它鼓励艺术想象和虚构，这是历史小说与一般小说所具有的属性。但历史小说又毕竟与历史有不解之缘，他有必要接受最基本的事实的规范与制约，这一点，就是历史小说不同于一般小说的独特个性了。”[12]《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代表，是以《三国志》为核心的，故事、人物、情节等均与《三国志》的发展脉络大体相同。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的具体写作过程中，明显地表现出了回归历史的主观倾向与努力，自觉地以不违背历史的重大史实为大前提，这就导致塑造荀彧形象时，罗贯中要对正史（即《三国志》）材料进行合理地吸收与利用，例如荀彧建议曹操深根固本、迎奉天子等情节，就几乎是对《三国志》说法的化用，故关于荀彧的形象，在两书中存在着诸多相同之处。但是因为《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是经过作家艺术想象与虚构后的产物，罗贯中没必要太过拘泥于史实，如隐去荀彧高瞻远瞩、固守鄄城的一些事，造成了荀彧形象在正史与小说中的不同。此外，《三国演义》的主题是“尊刘抑曹”，罗贯中站在此立场上，对于曹操总是不吝啬贬斥的笔墨，连带着对曹操阵营的谋士也带着一种贬斥的倾向。故为了凸显主题，便以“二虎竞食”“驱虎吞狼”等阴谋诡计来刻画曹操阵营的阴险狡诈，而这些并不见于《三国志》。

第四，一心扶汉，未尽其志

《三国演义》第十二回“陶恭祖三让徐州，曹孟德大战吕布”中说陶谦死后，刘备领徐州牧，曹操打算趁刘备立根未稳，攻取徐州。但此时曹操立足的兖州，并不安稳，内有黄巾余党四处流窜、劫掠州郡，外有吕布纷扰、虎视眈眈。如若此时去攻打徐州，全力出兵的话，兖州空虚，会为吕布所取，失去大本营；留部分兵力守兖州的话，徐州又会久攻不下，利大于弊，所以在根基未稳的情况下出兵，显然是一个十分不明智的战略决策。作为曹操的谋臣，荀彧当然要纠正这一策略。他先是劝曹操说汉高祖刘邦稳居关中，光武帝刘秀固守河内，都是先极力稳定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再图取天下，这样进可以胜敌，退可以坚守，所以虽遇困难却终能成就大业，以此向曹操说明稳定后方才是根本；然后说兖州依据黄河、济水，为天下要地，就好像昔日的关中、河内，是己方的战略根据地，不容有失；接着又分析攻打徐州的利弊，兵少则久攻不下，兵多则后方易失，而且徐州居民与刘备同仇敌忾、共抗外敌，这样一来攻取徐州的代价太大，得不偿失，于是才打消曹操的出兵念头。话及于此，还不足以说明荀彧眼光的长远，他又让曹操收服了黄巾余党，补充兵源；然后收割熟麦，储存粮草，默默积蓄实力。自此，曹操势力才逐渐壮大，有了与群雄逐鹿天下的实力。《三国志·荀彧传》也是如此记载，荀彧劝说欲攻取徐州的曹操要先稳固兖州，强大自身，将兖州的内忧解决了再去争霸天下。

第三，迎奉天子，以令不臣。

十常侍之乱、黄巾农民起义、董卓专权乱政、军阀割据混战等打击下，汉室皇权名存实亡。但“皇帝是天下一统的标志，维系人心的纽带。很自然，四方豪强，欲取天下，既须以天子为王牌，又须视天子为偶像。”[3]建安元年，倍受欺凌的汉献帝在杨奉、董承等人护送下返回洛阳，陷入了困厄之中。以荀彧的远见卓识，早早就看出了这个“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绝佳机会。《三国志·荀彧传》中记载，面对蒙尘的天子，他力主曹操奉迎至许都：“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1]189在这里，荀彧引用昔日晋文公接纳周襄王而诸侯跟随、高祖刘邦为义帝穿丧服而天下归心的历史典故，说明奉迎天子的重要性，可以号令诸侯，得民心于天下；接着审时度势，洞察人心所向，以“大顺” “大略”“大德” 三点讲明迎帝的好处，消除曹操的后顾之忧。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也有这样的描述：“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4]74《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沿袭主要采用了化用的修辞手法，即借用前人的句子经过自己的艺术改造。罗贯中化用了陈寿的史家笔法，使之更符合小说的行文规范，更契合当时的语言环境。应荀彧建议，曹操不再犹豫，立即亲率大军进抵洛阳，奉迎献帝迁都至许昌。这是曹操一生中做出的最正确的一次选择，使他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可以以天子的名义号令诸侯，“曹操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拥有了最大的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源”。[5]76

第二，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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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物形象塑造和读者接受。《三国志》中记载的荀彧事迹已经塑造了一个运筹帷幄的谋士形象，具有了典型人物的特点，而且不可否认的是，荀彧在书中毕竟不是主角，作者的叙述重点不是他，所以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过程中，关于荀彧形象的塑造则完全可以继承《三国志》的写法，不需要大幅度删改。此外关于《三国演义》的虚实问题，普遍认为是“七实三虚”，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即说“惟《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13]600所以在塑造荀彧这一人物形象时，改动幅度不大，自然也遵循着“七实三虚”的划分，这就造成了荀彧形象在两书中虽有不同，但并不是如曹操般判若两人，天差地别。另外，从读者接受角度来看，历史上对荀彧的评价褒贬不一。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傅玄在《傅子》中说：“或问近世大贤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军师之智，斯可谓近世大贤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举贤，行无谄赎，谋能应机。”[1]198在这里傅玄对荀彧是持绝对褒扬态度的。但唐代杜牧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理由是“荀文若为操画策取兖州，比之高、光不弃关中、河内；官渡不令还许，比之楚、汉成皋。凡委筹计比拟，无不以帝王许之，海内付之。事就功毕，欲邀名于汉代，委身之道，可以为忠乎？”[14]689这是把荀彧看作是同曹操一样的篡逆者。这些评价表明，历朝历代对于荀彧其人已然有一个固有的认知，罗贯中在塑造荀彧形象时，必然要考虑到这些评价，照搬史实的史家之言或者凭空虚构的小说家之言，都不能令读者满意，故只能两者结合，有史实亦有虚构，方能使读者接受。所以对于荀彧这一形象，才有了正史与演义小说上的演变。

为了探索距离断层同等距离上软土场地震动强度比岩石上震动强度更加强烈的观测事实，H.G.Rogers（Ⅰ卷，326～335页）设计了一个巧妙的试验装置来测量振动箱内沙地的震动幅度。认识到此类试验的可能尺度和边缘效应，Rogers指出在地震频率上，松软充水沉积物的运动幅度一般要大于围岩的运动幅度。利用数学分析来拓展这些实验的应用，Reid（Ⅱ卷，54页）正确地断定，盆地的反应取决于它们相对于地震波波长的大小，而且在大盆地中内部反射可能会导致放大效应增强。他进一步指出，大盆地内部及之间的振幅变化与 “性质的差异和沉积层的深度”有关（Ⅱ卷，56页）。

本题得分率约为0.07．学生为什么做得如此之差呢？主要原因有：一是本题涉及到两个三角形，看上去显得复杂，很多考生感到无从下手；二是本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灵活性，大部分学生尚不具备相应的数学思维水平，无法综合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在前文的论述中，采用了文本比对的方法，比较研究了《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荀彧形象的同与异，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荀彧形象发生演变？对此进行研究又具有什么意义？这些在将在这一部分进行探析与归纳。

二、《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荀彧形象的异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以文兴寄下的创作，蕴含着作者“尊刘贬曹”的主题倾向。荀彧作为曹操阵营的重要谋士，罗贯中在塑造其形象时分别创造、隐去、改动了《三国志》中的许多表述，以契合小说的主题，因此造成了正史与小说中荀彧形象的诸多不同。

首先，《三国演义》创造的部分。

《三国演义》第十四回“曹孟德移驾幸许都，吕奉先乘夜袭徐郡”中，刘备占据徐州，吕布屯兵小沛，两者之间守望相助，共抗曹操。为破坏两人之间的联盟，荀彧为曹操想出一条“二虎竞食”的计谋，想要瓦解双方，从中牟取利益。为此荀彧周密地设计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曹操上书奏请天子封刘备为镇东将军、宜城亭侯，领徐州牧，使“织席贩履”的刘备之有了正式的官身；第二步，给刘备修书一封，让其杀了吕布。如此一来，刘备与吕布相争，曹操可以隔岸观火，坐收渔翁之利。可惜刘备识破了荀彧之计，将曹操密书呈送给吕布观看，当面阐明利弊。但也并不是无功而返，此计成功让“张飞扯剑上厅，要杀吕布”[4]78,即便被刘备挡住，但两者之间的嫌隙已然生发开来，难以弥合。之后，荀彧再献一计，名为“驱虎吞狼”，同样分为两步：第一，修书给袁术，说刘备要侵犯南阳。南阳是袁术治下领土，袁术自然不甘领土并侵吞，要发兵攻打刘备。第二，动用天子诏令，命刘备起兵讨伐袁术。刘备虽知是计，但王命难违，只能出兵去攻打袁术。此时徐州空虚，吕布趁此占据了徐州城，并应袁术相邀，出兵攻击刘备身后，刘备败走。但因袁术没有给予吕布先前所许诺的粮草金银，吕布便又收留刘备屯兵于小沛。自此，吕布和刘备地盘互换，看似“驱虎吞狼”依然没有奏效，其实不然：徐州城十分富庶，如果给刘备时间稳固下来，必然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曹操的心腹大患。反观吕布，志大才疏，显然无法真正威胁到曹操。荀彧成功替曹操瓦解了刘吕联盟，赢得了积蓄实力的时间。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计策还有很多，是罗贯中创造出来用以贬斥曹操阵营阴险卑劣的情节，并不见于《三国志》的记载。

《三国演义》在创作时对于史料的继承是有选择的，一些与小说主体进程无关的史料并未进入小说，如在关于荀彧的表述中就隐去了他弃官还乡、预测颍川祸乱与固守鄄城的事迹。

其次，《三国演义》隐去的部分。

荀彧二十七岁时，举孝廉，拜守官令。董卓祸乱时，因不堪苟同，要求出任地方官，被任命为亢父县令时，趁机弃官还乡。出仕本是儒家追求，正值荀彧要一展才能的时候，却遇到了董卓祸乱朝政。面对倒行逆施的时局，荀彧愤然之下选择了弃官归乡，这表现出一个铮铮君子宁折不屈的高洁心态，不愿与黑暗世俗同流合污。回到家乡的荀彧，对乡人说:“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1]187但是颍川人怀恋故土，犹豫不定，并不听信荀彧之言。正逢同是颍川人的冀州牧韩馥派人来接荀彧，却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走，荀彧就只好带领自己宗族的人前往冀州。后来董卓派李傕等人出关东，一路劫掠至颍川、陈留之地，当时留在颍川的荀彧的同乡人，多数惨遭杀掠。在这件事里，荀彧精准的预见了颍川的灾难，很好的证明了他高瞻远瞩的眼光，同时也可看出他济世爱人的儒家思想。

兴平元年，曹操大举征讨陶谦时，荀彧留守兖州，主持相关事宜。张邈、陈宫叛乱，暗中迎接吕布到达兖州，谎称吕布前来帮助曹操攻打陶谦，让荀彧提供军粮。荀彧识破张邈的叛变，表面上以言辞敷衍，暗中却紧急指挥士兵布防，并召东郡太守夏侯惇前来相助，其时兖州许多城池已经响应吕布的叛变，但因为荀彧布置妥当、应对及时，才使鄄城未失。但这时鄄城守卫力量十分薄弱，难以抵住叛军的攻击。随后豫州刺史郭贡率领几万兵马围住鄄城，要求面见荀彧，荀彧猜想郭贡此时并未下定决心随张邈等人一起叛变，现在来是想探听己方的虚实，务必要趁此机会说服对方，即便无法为己所用，也要使之保持中立。果然郭贡见荀彧应答如常，没有丝毫惧怕之意，就认为鄄城难以攻取，只得带兵离去，于是鄄城之危才被解决。之后，荀彧又使程昱去劝说范、东阿两县，保卫住这三个城池，等待曹操回归。可以说，“在荀彧的冷静处置下兖州得以保全，使曹操避免了进退两难、腹背受敌的困境。”[8]这些记载均出于《三国志》，透过史料，一个眼光独到、临危不惧的儒生形象油然而生。

最后，《三国演义》改动的部分。

对比《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两书均有提到但改动较大的无疑要数荀彧之死一节。关于荀彧之死，前文已有提及，直接原因是在曹操“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一事上公然表示反对，引起曹操的猜忌，于是在心灰意冷又愤怒至极之下慨然死去。在《三国演义》是如此描述的：“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兴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杀己之心，托病止于寿春。忽曹操使人送饮食一盒至，盒上有操亲笔封记。开盒视之，并无一物。荀彧会其意，遂服毒而亡，年五十岁。”[4]341在荀彧一生中，亲临战场的机会是不多的，曹操出征在外，荀彧多是居中持重、留守许昌，替曹操管理好大本营。但这次出兵下江南，曹操要荀彧随行，尤其是在他反对自己进爵加锡之后，可见曹操已不再放心将留守之职交给他，于是荀彧便知曹操有杀己之心。果然，在寿春等来了曹操赐予的空食盒，深谙其意的荀彧无奈之下选择了服毒自杀。“长期以来，曹操与荀彧作为主帅与谋士共事，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曹操是荀彧的明主，是荀彧发挥其王佐之才，实现建功立业之理想的依托；荀彧密谋安众，略不世出，知无不言，言无不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曹操信赖的谋士，曹操之功业与荀彧之相计休戚相关。”[9]但是就因为阻挡了曹操的谋逆道路，荀彧就惨被逼死。《三国演义》如此安排，可见曹操为人之狠辣歹毒。

而在《三国志》中，是这样记载的：“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1]193这里荀彧是“以忧薨”，和《三国演义》中的服毒而死有很大的差别。站在这个角度，荀彧之死就不仅仅是曹操的逼迫，还是自己主动地选择。这可以衍生到下面两个原因：其一，主要是其“扶汉”理想破灭所导致的。荀彧毕生以匡定天下、兴复汉室为理想追求，是曹操阵营中的一名“汉臣”。但是曹操随着实力的壮大，逐渐不甘于位居人臣，走上了剥夺皇权、控制朝政的道路。如此一来，荀彧尽心尽力的辅佐换来的却是曹操的背叛，理想信念一朝崩塌，自然失望之极，郁郁而终。故学者孟祥才说“荀彧的人生悲剧，是他自己的人生定位与曹操行为冲突的结果。”[10]其二，荀彧选择死亡也是对大汉朝的殉葬。随着时代的发展，汉朝终究逃不过王朝更迭的规律，不可避免的走上了末路，朝政混乱，豪阀割据，刘姓皇室已无法继续统治天下，虽然有着如荀彧一般的东汉最后的忠臣在努力挽救，但面对浩浩汤汤的历史大势，依然像是螳臂挡车，不能逆转。以荀彧的智慧，此时终于看到了汉室的崩溃之势不可挽回。既然无法阻止，便只有继续追随下去，陪同汉朝一起被历史淘汰。

综合这部分的表述，可以明显看出《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荀彧形象的不同之处：《三国志》中的荀彧是一个兼济天下的儒生，他济世爱人，身有浩然气而从容应对大军入境，心有匡国志而决然反对曹操谋逆，宛然是一个舍身成仁的儒家志士；《三国演义》中的荀彧则阴谋诡计不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完全站在曹操的角度为之扫平前路之敌，即便其最终因反对曹操谋逆而自杀身亡，也是作者出于凸显曹操歹毒性格下的安排。

三、荀彧形象演变的原因探析及研究意义

两书中对于荀彧的这些描写，均刻画了一个机鉴先识、谋略过人的无双谋士，他辅佐曹操由弱变强，一统北中国，使之有了与天下群雄逐鹿中原的底气与实力；但他又不盲从曹操，有自己的人格操守，即始终不忘匡扶汉室之志，毅然与曹操的篡汉之路分道扬镳，以死殉志，其人格之伟岸高洁令人叹服。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荀彧形象之所以会发生演变，是因为出于历史演义体小说自身的特点和人物形象塑造与读者接受方面的考虑，才导致罗贯中在创作小说时没有与正史保持一致，而是有选择的继承与创新，使荀彧形象有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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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出身颍川大族，自小经受着儒家文化的洗礼，接受着封建正统思想“事君以忠”“事一而终”观念的熏陶，又加之世受皇恩，所以有着根深蒂固的匡扶汉室之志。但他一介书生，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只有借助诸侯之力。故荀彧选择了辅佐曹操，究其原因，是看到了曹操表现出来的忠义。曹操首倡义兵，号召各路诸侯伐董宁国，并且在关东军联盟讨伐董卓过程中身先士卒，立下赫赫战功，加之又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是心怀报国之志士人梦寐以求的“明主”。荀彧这时候选择曹操，是想辅佐忠义之士曹操平定天下，结束群雄割据的局面，还大汉王朝一个和平盛世。但是“曹操势力的发展，使其统治机构成为霸府，控制朝政，并且逐渐向新的皇权转变，这与荀彧的初衷有很大的不同。”[6]77《三国志·荀彧传》中说，建安十七年，董昭等人劝曹操“进爵国公，九锡备物”，来彰显曹操的丰功伟绩。“九锡”本为皇帝赏赐给有特殊功勋的诸侯、大臣的礼器，是最高礼遇的表示，但从王莽开始，“历朝历代受了九锡的人或其子都施行了篡位的行为，于是乎‘九锡’成了篡逆的代名词。”[7]30所以董承等人此举无疑是要曹操逐步取代汉室，篡汉自立，面对如此大逆不道的事，荀彧当然旗帜鲜明的表示反对：“彧以为太祖本义兴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1]193在《三国演义》第六十一回“赵云截江夺阿斗，孙权遗书退老瞒”中，对于此事，荀彧也是这样说的：“ 丞相本兴义兵，匡扶汉室，当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4]341自此荀彧与曹操融洽的君臣关系公然崩塌，一心扶汉的荀彧，见到自己一直以来尽心辅佐的曹操，竟然开始觊觎皇权，而他无形之中成了“帮凶”，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曹操的前后变化，使荀彧顿时陷入了窘境，多年的努力一朝瓦解，理想随之破灭。荀彧知道扶汉的志向已经无法实现，自然心灰意冷，不愿继续苟活于世，面对曹操的忌恨，慨然赴死。关于荀彧之死，在后文继续阐述。

另外，科研成果具有时效性，若科研成果未在时效期内转换成实际生产力，就失去了价值。当前高校和企业之间更多采用传统的合作模式，技术信息的传递不能保证实时性，一部分科研成果只是以理论成果的形式存放在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在科研成果转化推广的过程中，学校、企业、个人之间缺少信息实时流通的平台，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节点距离[2]。

至于对正史《三国志》和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中荀彧形象演变进行比较研究的意义，则在于方便理解荀彧形象在历史上与艺术上的两种不同的真实，并进一步对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再发展起着较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荀彧形象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荀彧形象有相同之处，都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智计过人、谋略无双却又一心扶汉的谋士形象；亦有不同之处，前者中是一个品行无缺、居中持重的道德君子形象，后者中则在机智谋划之余略显阴险、无容人之量。那么两书中的形象到底孰是孰非、孰真孰假呢？通过比较研究，读者可以说二者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三国志》是正史，“史传典籍不仅强调历史事件的真实，而且还强调历史的真实”[15]，即史学家根据史料所尽可能地对历史真相的还原，所以这之中荀彧形象属于历史真实，陈寿站在正统儒家的角度，用史家“实录”笔法，以一个史学家的良知对荀彧及其事迹进行客观的最大限度的据实记载，符合儒生的真实，是历史还原后的真实；而《三国演义》是小说，是作家在考虑到“尊刘抑曹”主题倾向的情况下进行合理的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而成的，故其中的荀彧形象属于艺术真实，他的所作所为是站在曹操阵营的立场上，符合权谋相争的真实，是艺术加工后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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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输电线路停电检修，对OPGW光缆接续盒进行开盒检查。检查光缆接头盒密封良好，并且无腐蚀、损坏或变形等异常情况，防止由于引入缆封堵不严或接续盒安装不正确造成盒内进水结冰导致光纤受力引起断纤故障。同时，做好进站光缆及引下线接地方式的优化设计和技术改造[4-5]。

其次，促进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再发展。将荀彧形象进行演义小说和正史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文学作品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艺术加工时，对于主要人物，可以因为创作主题的需要，对之进行大幅度的加工改造；而非主要人物，在主体不变的情况下，则只需稍加创作即可。如此安排，不仅能减少创作者的工作量，使之有更大的精力和更多的时间去塑造主要人物形象，让主要人物更加鲜明突出，还可以通过次要人物客观地还原历史真相，提高文学作品的可信度，增强读者的历史代入感，这极大地推动了文学创作尤其是历史文学创作的发展。此外，演义小说作为通俗文学，比正史有着更广阔的读者市场，但因为掺杂着作者的个人情感倾向，在创作时往往会对一些事实进行改写甚至歪曲真相，所以读者在提到某些人物总会给他打上标签，比如曹操的奸诈如狐，孔明的大智近妖。后世为历史人物的正名工作，往往是历史考古学者在从事，而从文学的角度，对正史和小说人物形象进行比较研究，正可以挖掘出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出入的人物，为其翻案正名，如此便将文学与历史考古学结合起来，从而拓宽了文学的研究途径。

需要注意，虽然括号图和树形图都可用在归纳知识的环节上，但括号图注重分析化学知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适合单元复习时使用；树形图是对相关知识的归纳分类，它们可能来自不同的课程单元，注重的是知识的分类。

结 语

荀彧在正史与小说中的形象演变，反映出历史演义小说创作手法的诸多方面。《三国志》是史学著作，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记载历史事实，其目的在于“资治”；《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是文学作品，其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艺术追求。虽然两者的体裁、结构形式、编写方法等均不相同，但后者的创作必须要以前者所提供的原始素材为核心，而且小说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明显的表现出了回归历史的主观倾向与努力，因而两书中塑造的荀彧形象有不同之处，亦有相同之处。对该形象的演变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二者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真实的，只不过分属于不同的真实：《三国志》中的荀彧形象，是站在儒家正统思想的角度上，还原了符合儒家审美观的君子形象，是历史的真实；而在《三国演义》中则是通过权谋相争来塑造的，是文学艺术的真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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