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过后，有创伤，有迷惘，有困顿，有振作；时代风口，有疼痛，有茫然，有怀旧，有焦灼；历史际遇面前，有异化，有搏斗，有盲从，有突围……对于创作，陈建功一直坚持“不管哪种文学形式，最终的目的都是写人，揭示人性的深度，人性的复杂，关注人的命运。”[1]他把笔对准“平民北京”，关照人的个体生存和精神困境，也不回避大时代的风云和剪影。其作品折射了时代与历史的症候。

一、迷惘与困顿——政治风浪后的心理郁结与精神创伤后遗症

“十年动乱”时期，18岁的陈建功被分到矿区，开始了漫漫的打洞、筛沙生涯。在那抡锤打眼、开山凿洞的日子里，他经历了人生的磨难浮沉、心灵的经久打磨以及时代的风云际会。这些，汇聚成作家关注普通人群、沉潜平民文化、体恤人物心理的心灵之光，也打磨出他文学创作的雕刀。由于亲历性，他写历史悖谬不是隔岸观火，而是深入骨髓。得益于对人的观察、理解与悲悯、对时代的凝望与思考，这个曾经在京西煤矿当了十年采掘工人的作家，在选材和表达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视角。他是那么细腻而执著地讲述社会和个人的疼痛，以及风雨之后心理疾患的迁延不愈。正像作家本人所言：“我希望作者不要沉湎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更期待作家们把自己的‘自我’和整个家国的命运联系起来，在展示自我个性的同时寻找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天地来扩展自己。”[2]

然后噪声判断模块将噪声分类，若是高斯噪声，则将数据送往均值滤波模块处理；若是脉冲噪声，将数据送往中值滤波模块处理。而计数模块则对输入图像数据的行、列计数，确定所形成的窗口是否合法，并对合法窗口的数据进行计数，以确保滤波后的数据在一帧图像中。

人既是一种生物学的存在，又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风雨之后，精神大厦能否重建？转折年代，生活哲学能否复原？新的生态环境中，心理失序能否纠偏？与“伤痕文学”主要展示“文革”给人民大众带来的精神与肉体创伤相比，陈建功更为关注“伤痕”的迁延性及其副作用。对人物精神生态的关注，是陈建功小说重要的情感单元。他以一颗善感的心，或勾勒人物的精神荒原，或探察人物的行为之源，或忧虑人物的心理疾患……对内在生命境遇的关注，使作家尤为倾向于观照沧桑而无助的个体。那些看似怪异的人物背后，饱蘸着作者的感慨与悲悯。

陈建功塑造了系列狂狷偏狭的青年人，并对这种狂狷偏狭投去了复杂的一瞥。《迷乱的星空》中的顾志达年轻而苍老，一面拼命地想确认自我，一面在内心深处极力逃避自我。他既充满锋芒地挑战，又无比固执地畏缩不前。昨日的经历捆绑着他，撕裂着他，使他无法自控地飘摇在两极之间。顾志达生活在过去和现在交错重叠的时间中，曾经遭际的一切，在他心灵深处，打了死结。那种偏激与执拗，让读者无奈又心疼。《飘逝的花头巾》中的秦江，被耗尽青春的恐怖折磨得窒息，只能以五颜六色的液体来充塞空虚的肺腑。即使后来在文学方面获得了殊荣，他依然选择隐姓埋名——不与父亲相认。他怕，怕很多东西会重来。从理所当然的“好汉”、“小将”跌落为“黑帮崽子”，再从“黑帮崽子”成为作家，他在经历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之后，对很多事情变得犹疑、不相信。跌宕的经历，使一些曾经很单纯的年轻人悲观又过于清醒，敏感又过于神经质。他们的生活哲学背后，牵扯有时代和社会的枝枝桠桠。作者糅合自己的创伤体验与深重的忧思悲悯，塑造了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形象，凝结成一行行带着生命体温的语句，对人的生存处境与精神处境表示出强烈的关注与忧虑。

“城市改革当然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式，但文学不光要关注社会进程，更要关注人的心灵处境。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的心灵的惶恐和失落，也是文学永久的主题。”[6]1980年代以来，陈建功塑造了一系列于城市改革背景中彷徨失措的“老北京”。真诚而敏思的他转动思考的齿轮，向着时代的深层与人们精神的深处掘进。与不少作家特别注重讲故事不同，他尤为注重探照人物的心灵，剖析人物的内里，关注人物的心理疼痛以及时代旋风中的精神搁浅感。塑造这些人物时，他融入了自己的复杂情绪，表达着对传统道德观念、道德范式的多重理解。《找乐》《放生》《耍叉》《皇城根》等小说，将着力点放在一些“老爷子”身上，借此审度其文化积淀、心理构成、价值观念以及时代气候，特别值得深读。每个人身上都承载着时代的精神气象，隐藏着特殊的文化密码。这些人物，是窗口，是棱面，折射着特殊年代的一种精神风向。

电子现金方式因与硬件安全载体捆绑，需要与移动运营商或手机厂商合作，开通手续较为繁琐，用户门槛和限定较多，不利于大面积推广。HCE技术脱离了硬件安全载体，以软件的方式解决了安全载体的问题，但认证信息和密钥信息存储在NFC设备内存中，容易被复制，对交易安全有一定影响。HCE技术只用于安卓系统，影响用户的推广。ODA信用消费技术体现了“脱机刷卡，延迟联机扣款”的特点，容易产生单边交易不能结算票款。升级版ODA方案解决了进出站记录配对的问题，但IOS系统不能开通自由读写区，用户群体受到限定。

四合院不但是居住建筑，也是人文符号，是情感载体，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代表着传统北京形象。1990年代初，陈建功就曾做过一个演讲——《四合院的悲戚与文学的可能性》。在其中，他讲述现代文明暴风骤雨般的冲击，剖析北京四合院“被挑战,被碰撞,被诱惑,被瓦解”的处境，解读传统文化的瓦解与式微，谈论置身传统文化范式下的人们的惶恐与悲戚，关注北京人在时代变革风暴中的情感生态平衡和心灵搏斗。一直坚持民间叙述立场的他，用普通人的口吻去讲述普通人的故事，以普通人的眼光去发掘普通人的内心世界。老北京于时代风口中的彷徨失措与精神搁浅感在作家的笔下得到真切的呈现。《放生》中的沈天骢最大的爱好是遛鸟，画眉、绿地、小树林以及那群老哥们儿，共同烘托出他的从容不迫、洒脱闲适、自得其乐与“有脸有面”。这些对于他而言，都是可贵的田园诗。然而，现代文明驱赶和挤压着老爷子的情感园地与心理空间，推土机、搅拌机、脚手架与十字镐蚕食和摧毁着身边的绿地。住进16楼的沈天骢如同置身被隔离的监狱，再难给心爱的鸟儿找到合适的家园：“那些有滋有味儿的地方和有滋有味儿的人，仿佛一夜间没了影儿。”[7] 83同样被塑造得典型而立体的老人还有《找乐》中的李忠祥。他沉湎于北京味十足的戏曲，那些戏迷票友、唱念做打里，潜藏有他的乐子；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口角流沫的点评中，安放有他的理想；那些“文韬武略”、悲欢离合中，寄托有他的迷恋。在如此热闹的氛围中，很多像李忠祥一样的老人寂寞得到了排遣，生命得到了张扬，灵魂得到了慰藉。然而，这种“欢势”与“乐呵”被电视、广播取代，旧城市人际关系渐趋解体，都市村庄日趋凋零。失去广场空间的老北京，深陷心灵的寂寞中。像沈天骢、李忠祥这样心理失衡的，不是一个，而是一类。作者借此对剧烈动荡变革中的北京城和心灵躁动不宁的北京人进行了深切的观照。文化冲突面前，抉择是艰难的；传统逐渐丧失时，心灵是动荡的；面对新变革时，情感难免是隔膜的。时代列车呼啸着向前，总有一些落寞和躁动作为伴生物，让人们处于“茫然失其所在”的境地，那是一种心灵无依的破碎感、漂流感。

社会事件与文学创作之间存在某种亲密的“互文”关系。在八十年代，随着“潘晓来信”以及“人生意义”大讨论的出现,“靑年”作为一个文学与社会问题被隆重提出。为青春作史，思考一代人的出路，成为很多作家的选材兴奋点。转型期青年的生存际遇与精神境况也是陈建功特别关注的一个棱面。他探寻后革命时代青年的人生观和人生道路选择问题，探照青年人的精神时空，笔下的青年群像典型而丰满，很有时代感。

二、怀旧与断裂——时代风口中的彷徨失措与精神搁浅感

作家还以深深的同情和微微的嘲讽，塑造了一些走不出思维困局的人物，对人们残存在意识深处的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表示浓重的忧思。《辘轳把儿胡同九号》中的锅炉工韩德来就是这样的典型，他身处后“文革”时代，却始终改变不了“文革”修辞。他在十年动乱中成为工宣队员，做过“代表”，吃过“宴会”，上过报纸，被阴差阳错推上政治舞台，享受过大众膜拜，体验过被人包围不散的敬畏。在冯寡妇频频的“敢情”声应和中，在王双清夫妇恭候其侧的小心翼翼中，在赫老太听得愣神儿傻眼儿的惊奇中，渴望明星光环的韩德来觉得舒坦、得意、其乐无穷。“文革”结束后，他仍然沉湎在对昔日威风的反复咂摸中，走不出那份特别的心灵满足，不甘心“走狗烹，良弓藏”，成为普通的大多数。于是，他一次次制造机会博人眼球，寻找存在感，挣扎于自己建构的“历史”网络中。时势变化了，韩德来的陈谷子烂芝麻再也抖搂不出新鲜劲，他在辘轳把儿胡同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门庭冷落车马稀”。受不了被冷落的他，通过倒腾电影票寻找被人包围的自豪感——对于他而言，那是一种“不可言状的快乐”、是一种“腾云驾雾之感”，“那么多人围着他，追他，求他，哄着他，尊崇他，他的骨头架子美得要酥”[3]52。韩德来在时代沉浮中的角色尽管戏剧化甚至丑角化，陈建功却没有对其做简单的批判。他听诊一个卑微的小人物的内心，忧虑社会问题带给一些人的心理后遗症，于细微的事件中寄托国民性思考，在人物怪异的表演背后解读其性格逻辑，铺展时代和社会的景深。辘轳把儿胡同的韩德来与未庄的阿Q，是多么相像！他们的心灵深处，都藏掖着复杂的历史蕴含。

陈建功还把目光投向那些深谙民间传统技艺的老者身上，叙写新旧交替下的斑驳与苍凉。长篇小说《皇城根》中，名中医金一趟叱咤医界数十年，秘方调制的“金丹”药丸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金字招牌。然而，随着现代化制药厂的冲击与“金丹”的被盗，随着利益趋附者的虎视眈眈，秉持手工制作的他最终一声长叹退出江湖。流水线工艺加快了工作流程，悲耶，喜耶？陈建功的名篇《鬈毛》中，“盖儿爷”蔡新宝的爷爷亦是一个很有悲剧性的人物，他是位有十八般武艺但不合时宜的老剃头匠，一直自豪于自己的手艺，留恋于自己的营生，把剃头、掏耳朵、剪鼻毛当做一种艺术来经营。那“朝阳取耳”、“剃头放睡”的名号背后，承载着满满的诚意和严谨的工匠态度。但他又不得不满含失落，败给孙子“盖儿爷”所打造的时髦发廊，承受着门可罗雀的冷清凄凉。这些人物，与老舍《断魂枪》中的沙子龙类似，无法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他们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

陈建功还把视线投射到时代闯将们身上，叙写他们时过境迁之后生存的虚无感、价值的幻灭感。《流水弯弯》里的钟奇作为“红卫兵公社”的热血青年，曾经是那么狂热而澎湃，他心中埋藏着勇敢反抗的火种，可以为了革命丢掉一切。在被生活嘲弄之后，在“革命激情”坠入庸常之后，他颓丧了，心中的火种沉睡了，过去那双很容易闪现激动火花的眼睛，置入了过多的深沉与惨然。现实匮乏状态下，自我坚守是那么不堪一击。《秋天的交响乐》的“我”，曾经是那么威风地把青春用在皮带上、大字报上、长矛上、藤帽上、对无罪的人骂粗话上……待大把的岁月被荒废，再捡起来那些公式、定理是那么艰难，他觉得自己成为被时代遗弃的孤独者。待过去信仰的东西被颠覆，寻找新的生活支点长路漫漫。

在救援过程中，地面遥操纵者的精神会长时间处于高度集中状态。互联网智能系统可以使操作更加简便，操纵者的紧张状态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对搜救机器人的操作也会变得加高效，从而更好更快地完成救援任务。在互联网智能系统的帮助下，遥操纵者可以快速直观地获取到灾难现场被困者的生命体征信息、搜救机器人的位置信息等，为下一步行动提供依据，从而安全高效的完成作业。这时，搜救已经不再是操纵者单方面的控制机器人了，而是二者相辅相成的执行并完成任务。

民俗风情里有老百姓的兴趣寄托，“都市村庄”中有普通市民的心灵归宿，传统生活方式内有“平民北京”的自得其乐，世俗世界里有引车卖浆者流的烟火人生。然而，当改革的大潮席卷大地，当城市化、现代化的风浪强势来袭，旧有的生活方式难免受到冲击，都市田园难免受到侵蚀。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时，绿地渐渐稀缺；现代物质文明声势浩大时，旧有的文化堤坝渐渐坍塌；流水线工作风生水起时，传统的操作方式渐渐落寞；商业文化山呼海啸时，旧城市人际关系渐趋终结……陈建功叙写“历史进程中渐行渐远的人物和图景”， 寄寓着复杂深隐的文化意蕴和伦理关怀，字里行间有理解，有宽容，有体恤，有思索。

在现代性以狂飙姿态进行台风式的登陆中，轰隆的机械臂膀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带来了不少副作用。“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陈建功以特别的敏锐善察、深刻细腻，书写转型期的社会人文，剖示新旧交替年代的精神症候。对人物精神生态的关注，使其作品为城市建构另一种“历史叙事”。

三、叛逆与寻找——后革命时代的精神出逃与无处安放感

“生活遭际所给予的，除了人物的积累之外，还有思想积累和情感积累的过程。”[4]因为有着特别的个人经历，陈建功写同代青年有切肤之感，写现实沉浮也熔铸着深度的思考与沉淀后的冷静。他极少专注吟咏小我的情绪或书写絮语式的文字，其作品紧贴生活底层和生命根部，常常通过社会一角，凸显特殊时代背景中的个人命运，渗透着深切的疼痛感和深沉的悯思。其文字携带着可贵的温度，是“一个融和着矿工气质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于人的价值、尊严、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等这些一概可以归之为与人生意义有关的问题的严峻注视。”[5]这位善于刻画灵魂的作家，尤为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处境。对人的理解，对个体精神生态的体恤，使其作品满浸悲悯情怀。

以《鬈毛》中的卢森为代表，这类人叛逆、无畏而迷惘。他们具有鲜明的个人意识和叛逆姿态，但又十分焦灼；渴望有所追求，但又找不到具体的出路；不愿与世沉浮，但又被传统的生活哲学层层围剿。《鬈毛》围绕一个待业、叛逆、特立独行的青年卢森（绰号“鬈毛”），凸显了一代人焦躁、反叛、怀疑、尴尬的精神困境。他携带着无所不在的不适感、虚无感，四处冲撞，试图反叛父权和传统的秩序，却遭遇了寻找自我价值时的多方尝试与失落。卢森拒绝简单的认同，呼唤新式的生活，不屑于因为父亲的荣耀而带来的光鲜生活，有着自省、反叛、不驯从的精神特质。但他又慵懒、无力，没有任何独立生存经验，最终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充满反叛意识、认同危机以及怀疑精神的卢森，成为一代都市青年的典型代表，也携带着一代都市青年的精神症候——无所畏惧、无所适从、无所依傍、无能为力。小说展示父子两代生活方式与价值追求的冲突，也诊查了80年代的某种症候。看似是简单的父子矛盾、家庭矛盾，却指涉着社会风向，折射着新一代年轻人的觉醒与成长、迷惘与无措。

以《飘逝的花头巾》中的沈萍为代表，这类人曾经奋进、抗争，但最终裂变，被世俗的浮华俘虏。他们受过伤害，但执著要强；不服输，甚至不惜踏着荆棘走向捷径；不认熊、不认命，但又被命运在“不远不近”的暗处操纵、绑架。沈萍从小经历人生的沧桑，因出身问题无缘进入大学。恢复高考制度后，她考取了北京的高等学府，以迎风飞舞的花头巾诠释着特别的自豪与骄傲。但不服输、不甘心的性格走向极端，诱使沈萍堕入盲目的爱慕虚荣。为了处处让人看得起，她削尖脑袋跻身上流社会，不惜以爱情作为跳板。由奋进走向毁灭、充满悖论性的沈萍，是个体，但充满普遍性。作家借沈萍这个形象，探索古老而又常新的命题:青年人该如何确立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怎样才能使青春永不褪色？走出困境后，如何实现真正的精神飞扬？成功后，如何不被生活的浊流裹挟？

比如，在创作苗族的花山节时，可以选择花山节中的爬花杆来切入介绍，在创作黄山的导游词时，可选择黄山四绝中的怪石和奇松引入话题。在创作双林寺的导游词时，可以选择韦陀造像为代表讲中国的彩塑艺术。

“昔日的信仰已然失去它原有的凝聚力时,青年该如何重建自己作为一代人的主体地位和身份认同? ”[8]陈建功笔下，活跃着反叛与迷惘的“不靠谱青年”、行走在追求与幻灭两个极端的“激进青年”、匍匐在工作生活与命运脚下的“问题青年”，犯了“政治衰老症”的冷酷青年……他们生活在历史转折的年代，不可避免地携带有两个时代的印痕。“后文革”一代青年的成长史，折射着社会历史变迁，体现着着时代症候。

由图 6可知，在同一温度下，膜通量总体由大到小的顺序为：KCl溶液>NaCl溶液>MgCl2溶液；随着温度升高，3种溶液的膜通量都将增大。

勃兰兑斯认为，好的文学记录“这个国家的思想和民族的一般历史”，可以为时代“保存无数的证据”[9]472。陈建功书写特定语境下人们的生存境遇与心灵挣扎，探查转折年代人们的精神脉象，敏感地抓住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史脉络。

参考文献：

[1]胡秋菊.文学的核心是关注人的命运——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N].常德日报，2015-12-26.

[2]陈薇、陈建功.喧嚣时代，文学需要定力[N].湖南日报，2013-12-8.

[3]陈建功.找乐[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4]陈建功、 陈华积、白亮.陈建功与新时期文学[J].南方文坛，2009(2).

[5]陈建功.尝试与希望[J].文艺研究，1983（5）.

[6]陈建功、陈华积、白亮.陈建功与新时期文学[J].南方文坛，2009(2).

[7]陈建功.默默且当歌[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华文出版社,2017.

[8]徐勇. 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与“青年问题”[D].北京大学，2012.

[9]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