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著名诗人邢邵的诗歌以清丽典雅的风格著称，在北朝文坛上有重要影响，这与其学习沈约分不开，《颜氏家训·文章》云：“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世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轻毁沈约。”［1］258-259但由于其诗歌散佚严重，现存作品仅有9首，探讨其学习沈约诗歌的情况有很大难度，故而学界对此现象到目前仍无人谈及。然而邢邵对沈约诗歌的学习影响着北朝诗坛的审美趣味，改变了它朴拙无华的诗风，使之向追求辞藻、重视技巧的方向发展。因此探究这一现象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我们了解北朝文坛发展的情况。本文试从风格特点、用典方法以及声律追求三方面对之加以分析，并探讨其学习的意义。

一、清丽典雅的诗风追求

沈约的诗歌取景清新，辞藻绮丽，形成清新明丽、情韵悠长的诗歌风格，钟嵘《诗品》以“长于清怨”［2］426称之。如《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诗》：

眷言访舟客，兹川信可珍。洞澈随深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沧浪有时浊，清济涸无津。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纷吾隔嚣滓，宁假濯衣巾。愿以潺湲水，沾君缨上尘。［3］1635

诗歌作于隆昌元年（494），诗人由京城建康外任赴东阳，途经新安江，借新安江清澈秀丽的美景，抒发自己要远离黑暗的官场，回归清新的自然的情怀。诗人用细腻的笔触，铺写新安江清澈见底、宛若皎镜的江水和两岸千仞之高、林木苍翠的美景，把自己对官场的厌倦、被贬谪外任的苦闷和离别友人的愁绪，融化在这清新的江景中，借景抒情、寓情于景，含蓄委婉地抒发其凄厉的内心世界，形成“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清新雅致，婉曲情深又韵味无穷的“清怨”风格。

沈约这样的诗歌非常多，如《登高春望诗》中，“春风摇杂树，葳蕤緑且丹”［3］1633的美景消融了思乡的惆怅；《登北固楼诗》中，“夜月琉璃水，春风柳色天”［3］1640的清朗之景，消解了诗人怀古之幽思；《休沐寄怀诗》中，“紫箨开绿筱，白鸟映青畴。艾叶弥南浦，荷花绕北楼”［3］1641的清新明丽之景，淘洗出诗人宁静闲适的心境等。总体上看，沈约诗歌善于以春花、春树、春水、杨柳、清阴、白云、轻烟等清新之景，抒发幽怨之愁情，情景交融，形成清新淡雅而又婉转情深的风格，《采菽堂古诗选》评其：“命旨既超，匠心独具。浑沦跌宕，具以神行……骤而咏之，沨沨可爱；细而味之，悠悠不穷。”［4］

考察邢邵现存的9首诗歌，它们与沈约诗歌一样，呈现出取景清新、笔采绮丽的特点，并且都在清新的景物中寓以情感描写，情感真挚雅致。如《三日华林园公宴诗》：“新萍已冒沼，馀花尚满枝。草滋径芜没，林长山蔽亏。”［3］2264描绘了一幅池水涌动，浮萍荡漾，红花飘飞，绿草萋萋，绿树滋荣的春天景象，春意盎然，一派生机。《应诏甘露诗》中“草木尽沾被，玉散复珠霏”［3］2265，刻画了雨水浸润着绿草，雨滴如玉般晶莹剔透的聚散飞溅的清灵之美。《齐韦道逊晚春宴诗》：“日斜宾馆晚，风轻麦候初。檐喧巢幕燕，池跃戏莲鱼。石声随流响，桐影傍严疏。”［3］2265借轻风、新麦、春燕、池水、莲鱼、水声、疏桐，展现了一幅清新明丽、生机勃勃的暮春景象。而且本诗共8句，其中6句写景，可见景物描写在其诗歌中占很大比重。即使像《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馆诗》这样的严冬时节，与魏收谈论人生的凄苦之情，诗人也有“风音响北牖，月影度南端。灯光明且灭，华烛新复残”［3］2264之句，清幽空灵。

总的来看，邢邵学习沈约取景、造景的特点，选择具有清新、清丽、轻巧等特点的景物，借以抒发怀抱，融情于景，于清词丽句中表现真挚深切的情感，形成清新雅致、婉转悠长的诗风。

二、通俗平易的用典技巧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家尤其重典故，喜欢援引故实以显示其才学。然而，由于过于重视典故的运用，常常使得诗文凝滞板重，晦涩难懂，影响情感的表达，钟嵘《诗品》就此批评到：“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尔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词，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2］228沈约显然也注意到时人用典的弊端，他在学习乐府民歌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易说”，其理论见于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

像这样采摘前人词语、化用典故是沈约诗歌的常见形态，由于他“以新颖易见而又不露痕迹的用事代替炫耀博物、拘于经史的用典方法”［9］，选择使用的典故平常易见，既很好地表达了诗人情感，又增强了诗歌的内蕴，从而形成沈约诗歌雍容大方的特点。沈约“易见事”的用典方式，避免了时人用典生涩而导致诗歌板滞凝重的缺陷，与任昉“用事过多，属词不得流便”［10］1455的诗歌比较起来，有典雅流畅之美。

易见事，即是说在引用前人的词语和故实时，不宜使用僻涩难懂的词语或典故，更不能穿凿附会让人看不懂，而是要使用让人明白易懂的词语或故实。易识字，即是作诗行文避免使用生涩、奇怪的字词，要用通行易懂的文字。易读诵，即要求语言声韵流畅，有韵律之美，读来琅琅上口，易于读者诵读记忆。三者的目的都是要使诗歌通俗平易，让人看得懂，以此扭转显示才学、晦涩难懂的诗风。沈约身体力行，在他的诗歌中既大量化用典故，又力求做到通俗平易，形成既雍容典雅又平易流畅的语言特点，有“不雅不俗，独中胸怀”［5］的美感。如《登玄畅楼》中，“危峰带北阜”［3］1634之“危峰”“北阜”，便出自于谢灵运《山居赋》中“傍危峰，立禅室”［6］2607和其《田南树园激流植楥》诗“卜室倚北阜，启扉面南江”［3］1172；而“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3］1634，则化用了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6］959之意。像危峰、北阜这些词语，平常易见，简单易懂，“信美”句的化用也一样，并不生涩。又如《别范安成诗》中“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3］1648-1649，化用《诗经·氓》“及尔偕老，老使我怨”［7］78和《楚辞·九歌》“悲莫悲兮生别离”［8］。这些作品和诗句、词语都为人们所常见，理解起来并不困难，它们能把原作的意境带到诗歌中来，使其情感意义更为丰富，从而形成典雅又平易流畅的语言风格。

处在声律的探索之初的沈约及齐梁诗人，以及他们的模仿学习者如邢邵等，可能在处理声律时，有屈从于诗歌内容的倾向，有时为了诗歌内容的表达而声律上出现一些不符合“四声八病”要求的问题，但是总体上来说，他们在诗歌创作中自觉地运用声律来形成音韵节奏之美，使脱离音乐、成为徒诗的诗歌重新向节奏韵律的方向发展，对诗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征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邪?”［1］258

邢邵深服沈约“三易说”，在诗歌创作中自觉加以运用，他也善于撷取平常易懂的词语入诗，化用通俗易晓的典故，讲究对偶技巧，融合北地刚健质朴的情感，使诗歌清新流畅，毫无生涩板滞之感，形成其清丽典雅的语言风格。如《思公子》中“绮罗日减帯，桃李无颜色”［3］2263，即化用徐干《情诗》“绮罗失常色，金翠暗无精”［3］376和《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3］329，以及《诗·何彼襛矣》“何彼襛矣，华如桃李”［7］29，“绮罗”“桃李”，用语平常，但联想到它们的出处又使得诗歌情感内蕴更加深厚。这些词语和典故，意义浅显明白，毫不生僻晦涩，它们既增强了诗歌的内涵，使诗歌呈现凝练典雅之美，又使之有明白易晓的流畅美。

1265 Sleep quality, fatigue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students during first long distance voyage of Qi Ji-guang Warship

邢邵对沈约重典故、追求平易的表达技巧的学习，更体现在他对沈约诗歌的直接采撷化用上，如《冬日伤志篇》“朝驱玛瑙勒，夕衔熊耳杯”［3］2264，即学习沈约《江蓠生幽渚》之“朝承紫台露，夕润绿池风”［3］1617之句式而来；《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馆》“风音响北牖，月影度南端”［3］2264，化用沈约《咏檐前竹诗》“风动露滴沥，月照影参差。得生郡户牖，不愿夹华池”［3］1651。《三日华林园公宴诗》：“歌声断以续，舞袖合还离”［3］2264，化用沈约《咏筝诗》“弦依高张断，歌随妙指续”［3］1656和《伤春诗》“冬泉断方续”［3］1650，以及《咏雪应令诗》“夜雪合且离，晓风惊复息”［3］1645等等。邢邵对沈约诗句或词语如此多的撷取化用，以至于魏收说他是“于沈约集中做贼”［11］492，自然他也就继承了沈约通俗平易的语言风格。

雪萤在枫树下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一杭便解下背上的包袱，拿出一块饼干和一瓶矿泉水递过去。雪萤望着河心一片手掌样的红叶，叶面向下，叶背向上，可以想象从树上掉落时在风中翻动的样子，或者被流水带走时在水里摇曳的样子。现在，它一半浮在淤泥上，一半飘在流水里，一颤一颤地，让人担心它时刻要被冲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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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邵以沈约“易见事”的用典精神为指导，在诗中化用通俗平易的典故，撷取前人诗歌中易见易懂的词语为己所用，形成平易流畅的语言风格，这既与他的前辈诗人们用典生涩，过分追求典雅而导致语言晦涩难懂的情形不同，又与温子升全取民歌语言的通俗不同，显现出雍容典雅又平易清新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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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讲求音韵谐调的声律美

沈约与谢脁、王融等首先提出了关于诗歌韵律的“四声八病”说，指导诗歌创作。《南史·陆厥传》曰：“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10］1195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也对音韵声律有所阐发：“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12］“四声八病”，即主要是对诗歌两句之中文字声韵的配合要求，“四声”即平上去入，“八病”，即平上去入四声以及声母、韵母组合应该回避的八种弊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傍纽、正纽、大韵、小韵，《文镜秘府论》解释云：“平头诗者，五言诗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同声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声，犯者名为犯平头。”［13］402“上尾诗者，五言诗中，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名为上尾。”［13］405“蜂腰诗者，五言诗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言两头粗，中央细，似蜂腰也。”［13］411“鹤膝诗者，五言诗第五字与第十字同声。言两头细，中央粗，似鹤膝也，以其诗中央有病。”［13］415这针对声调的前四病是作诗最当忌者，针对声母、韵母的后四病则属于可避可不避的范围，规范稍宽泛一些。大韵，即两句之中不要用与韵脚相同韵母的字；小韵，即除韵脚以外，两句中最好不要用同韵母的字，除非有意叠韵。傍纽，即是一句中不要用双声字；正纽，即是一句中不要用同音字。

［5］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909.

“四声八病”说第一次就诗歌创作提出了韵律的要求，虽然其与唐代格律诗比起来还不够规范，但在诗歌与音乐逐渐分离的过程中，诗人们第一次自觉地注意到声韵的变化，并通过较为合理的搭配，使诗歌具有音乐之美，是诗歌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与上述“易诵读”的目的一样，都是在时人板重凝滞的诗风中探索出来的一条通往平易流畅的诗风之路。沈约自觉运用四声进行诗歌创作，尽管不能完全规避“八病”，但也形成了音节和谐、声调流畅的韵律之美，如《咏篪》：“江南箫管地，妙响发孙枝”［3］1650，格律为“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除稍犯傍纽外，其他都符合沈约声韵的要求，读来仿佛是篪所发出的声音一样，平仄声韵配合得非常好。《咏湖中雁》：“白水满春塘，旅雁每回翔”［3］1646，格律为“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除犯平头外，其他都符合声韵要求。《石塘濑听猿》：“噭噭夜猿鸣，溶溶晨雾合”［3］1661，格律为“仄仄仄平平，平平平仄仄”，完全是唐代近体诗的基本律句。

邢邵步踪沈约，在诗歌中同样表现出对声律之美的追求和努力。《冬日伤志篇》：“天高日色浅，林劲鸟声哀”［3］2265，格律为“平平仄仄仄，平仄仄平平”，除稍犯平头、大韵外，其他都符合要求。《七夕》：“盈盈河水侧，朝朝长叹息”［3］2265，“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的格律，除犯平头外，基本符合要求。《三日华林园公宴》：“回銮自乐野，弭盖属瑶池”［3］2263，格律为“平平仄仄仄，仄仄仄平平”，完全符合声律要求。可见，邢邵诗歌是非常注重声律变化和搭配的，总体上具有音韵谐调、节奏流畅的韵律之美。

生1：大约450颗；生2：大约380颗；生3：我觉得它特别多，我也估计不了……师：有办法知道它有多少颗吗？生4：数一数。师：一颗一颗地数吗？生考虑一会，提出：这些幸运星太多了，一颗一颗数耽误我们上课的时间。师：如何较快地数出这么多的幸运星？我为每一组都准备了一份与我同样多的幸运星，不同的是，你们的每10颗装了一袋。

四、邢邵学习沈约诗歌的意义

邢邵在诗歌创作中学习沈约取景清新、寓情于景的方法写景抒情，形成清绮华赡、情感深挚婉转的诗歌风格；取法沈约“易见事”的用典方法，形成典雅而又平易流畅的语言风格；学习沈约运用四声的方法，形成音韵谐调、节奏流畅的声律之美，取得巨大成就，对北朝文坛产生重要影响，意义深远，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有30例/次患者在中性粒细胞减少时伴体温升高，显示Ⅳ度中性粒细胞减少与体温变化存在一定相关性，易发生感染甚至败血症等致死性感染。一项有关肿瘤化疗致中性粒细胞减少伴发热（FN）风险因素的系统回顾中，患者高龄、基本状况差，疾病晚期，合并基础疾病，低基线血细胞计数，低体表面积/体重指数，使用骨髓抑制化疗方案和特异性基因多态性均为FN的风险因素[13]。因此针对以上高风险患者，适当管理FN的风险，化疗结束后定期监测血常规、体温变化，以便患者可以接受最佳化疗。

其次，邢邵以“一代楷模”“师匠”的地位，影响着大批青年才俊，引领他们重辞藻、重技巧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改变了北朝诗坛质木无文、凝重板滞的诗风，推动北朝诗歌向着追求辞藻绮丽、声律之美和表达技巧的方向发展，为北朝诗歌最终形成文质彬彬的局面做出重要贡献。

邢邵生活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后期至北齐末（约496-560），对于他所处的北魏文坛，《北史·文苑传序》有较详细的记载：“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当时之士，有许谦、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后之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及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固以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辞罕泉源，言多胸臆，润古雕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丽则之奇，绮合绣联之美，眇历岁年，未闻独得。既而陈郡袁翻、河内常景，晚拔畴类，稍革其风。及明皇御历，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于时陈郡袁翻、翻弟跃、河东裴敬宪、弟庄伯、族弟伯茂、范阳卢观、弟仲宣、顿丘李谐、渤海高肃、河间邢臧、赵国李骞，雕琢琼瑶，刻削杞梓，并为龙光，俱称鸿翼。乐安孙彦举、济阴温子升，并自孤寒，郁然特起。咸能综采繁缛，兴属清华。比于建安之徐、陈、应、刘，元康之潘、张、左、束，各一时也。”［14］2779学界一般以孝文帝改革为界把北魏文坛划分为前后两期，但从此材料中我们看到，北魏文学其实呈现出三个阶段的不同变化。孝文帝改革前的北魏文学，《北史》“使用‘典正’来描述当时文学创作的面貌，其实不过是‘朴拙’的褒义语”［15］。即使是孝文帝改革以后，文学也并没有因此而走上繁荣的道路。虽然孝文帝锐情文学，追踪汉魏，开始与南朝有文学交流，使文学律调曲度有所改变，但交流学习并未深入，他们并未冲破“诗教说”束缚，文学创作依然质朴无文，文坛仍旧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宣武帝时期，袁翻、常景等“稍革其风”，但成就并不显著。

北魏文坛的真正繁荣是孝明帝时期邢邵登上文坛以后，此前比他年长20岁左右的作家袁翻、祖莹等，文学思想仍然较为保守，他们秉承北朝文学教化论和实用的观点，反对学习南朝重辞藻和表达技巧的风气，甚至对学习南朝诗歌者进行打击，《北史·祖莹传》就记载：“（祖莹）常语人云：‘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盖讥世人好偷窃他文，以为己用。”［14］1736袁翻也在《奏改太常议甄琛谥》中批评邢邵兄长邢臧“极辞肆意，无复限量”［14］1474-1475。他们与邢邵学习沈约的观点是对立的，以至于“袁翻与范阳祖莹，位望通显，文笔之美，见称先达，以邵藻思华赡，深共嫉之”［14］1589，邢邵为了避祸还因此潜逃。可见邢邵以前的文坛依然尊崇宗经实用的创作思想，对文学艺术性的追求并未形成风气。而邢邵学习沈约，引领新一代诗人向南朝诗人学习，对当时的保守诗风造成巨大的冲击，推动北朝诗歌向艺术性的方向发展，成为北魏诗歌发展的一块里程碑，所以《北齐书》本传云：“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邵雕虫之美，独步当时。”［11］476是以大约20岁左右的邢邵登上文坛的孝明之世作为北魏文学大盛的标志的。

首先，邢邵师法于沈约重辞藻、重技巧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取向，冲击了北魏文坛重质轻文的文学思想，使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浅层次地向南人学习的形式更加深入，使北魏文学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他是北朝诗歌真正繁荣的标志，也是北朝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邢邵对于北朝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北史》本传论曰：“子才少有盛名，鼓动京洛，文宗学府，独秀当年，举必任真，情无饰智，疏通简易，罕见其人，足为一代之模楷也。”［14］1607《颜氏家训》亦以“师匠”称之，并语其与魏收“各有朋党”［1］259，足见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今据史料考证，邢邵与阳固、王昕、裴伯茂、卢元明、崔彦穆、卢思道、辛德源等诗人交好友爱，并常有赋诗活动，如《北史》本传记载：“文章典丽，既赡且速。年未二十，名动衣冠。尝与右北平阳固、河东裴伯茂、从兄罘、河南陆道晖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饮，相与赋诗，凡数十首。”［14］1588《北史·卢思道传》亦载：“（思道）年十六……乃感激读书，师事河间邢子才。”［14］1075可以说，北魏后期和北齐的大批有成就的诗人都深受邢邵影响，从而开始追求清绮的诗风和巧妙的表达技巧，北朝诗坛的审美趣味向南朝诗坛靠近。

［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4.

参考文献:

总的来看，邢邵对于沈约清辞丽藻、声韵流转的诗歌的学习，吸引了当时的一大批文人，影响和改变了北朝质木无文、凝重板滞的诗风，推动北朝诗歌向着追求辞藻绮丽、声律之美和表达技巧的方向发展，为最终形成“声韵抑扬，文情婉丽”“风流弘雅，泉涌云奔，动合宫商，韵谐金石”［13］81的北朝文学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意义深远。

［2］曹旭.诗品集注：第2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721.

第一步教师解读考纲要求，明确高考考点：区域存在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及其产生的危害，以及有关的治理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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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从上面词汇表中的词汇，不难看出，与之相关的听力材料是关于大学生交学期论文的事情。还能预测出某个学生没能按期提交老师布置的论文，并且为不能如期交作业找原因或借口。

［11］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2］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79.

——上海市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市管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防止领导人员利益冲突的办法（试行）》，从经营业务往来、投资融资合作、企业改革改制、人员使用安排、个人经济往来等方面，对企业领导人员在履行经营管理职责中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提出了“七个不得”的具体规定。对此，上海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廖国勋说。（《人民日报》11月6日）

［13］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A厂四角切圆锅炉分隔屏和后屏受热面两侧吸热量偏差大。调整燃烧器摆角将火焰中心向A侧偏移后，降低了两侧屏底温度偏差，受热面两侧汽温偏差显著降低；调整SOFA风喷口水平摆角降低炉膛上部出口流速偏差，受热面两侧汽温偏差稍有降低。

［14］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子贡问道：“孔文子凭什么能得到‘文’的谥号呢？”孔子说：“他这个人头脑敏捷而爱好学习，并且不以向学问和地位不如自己的人求教为耻，所以被封为‘文’。”)

［15］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