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中国掀起了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学者在译介西方社会科学时创造了成千上万的汉字词汇，这些日译西词以及古汉语被赋予新的含义回流中国。汉语的“经济”一词古已有之，但古代的“经济”与现代的“经济”在词义上差异悬殊。现代的“经济”是作为“economy”的对译词通过留日学生、学者传入中国而沿用至今。当然，日本的“经济”在回流中国的过程中也遭遇过抵抗、排斥。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前人的研究主要是从概念史、思想史［1］，译名源考［2］的角度进行考证，以及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来探讨“economy”的汉译历程［3］。与此不同，本文从词义学的视角出发，采用跨文化对比的方法来探讨“经济”古今义的变迁、回归与受容，以此来窥探在跨文化互动过程中中日同形词产生与传播的轨迹。

一、汉语“经济”的古、今义

汉语的“经济”一词古已有之，可以说是一个固有词语。《古汉语大词典》“经济”条有如下例句：

“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杜甫《上水遣怀》诗）

“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宋史·王安石传论》）［4］

采用土钉墙支护方式，土钉从基础底往上0.5 m左右开始布置，土钉水平间距1 200 mm，竖向间距1 200 mm，土钉成孔直径120 mm，土钉倾斜角度15°，采用Φ 18 mm的二级钢筋。注浆材料采用M20水泥浆，喷射混凝土面层采用配Φ 8 mm一级钢筋、间距200 mm×200 mm钢筋网的100 mm厚C20喷射混凝土。根据基坑深度、原地表构筑物分布情况及实际地层特点，按两个剖面进行设计。计算采用“理正深基坑支护设计软件”中的土钉墙设计软件进行设计。拟采用各土层的主要物理力学参数见表2。

富国策。清末自强运动期间，中国政府于1862年在北京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外语专门人才的学校——“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在1876年开设名为“富国策”的经济学课程，以英国人福赛特（H．Fawcett）的《政治经济学指南》（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为教材。1880年该书由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A.P.Martin）与学生汪凤藻师生合作翻译，汉译名《富国策》，这是近代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西方经济学著作。所谓“富国策”就是经济学。可见，economy在中国现代教育系统中最初的汉译名为“富国策”，即经济学。1886年，入华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将英国人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的《政治经济学入门》（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汉译，取名《富国养民策》出版。

笔者通过CCL语料库，检索历代关于“经济”的语料，并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发现在清末（19世纪末）以前，“经济”固定搭配的形式主要有（表1）：

 

表1 “经济”常用搭配的词组

  

语料“经济”搭配的词组经济策 经济谋猷 经济之略 志怀经济 才多经济 经济之具 思略经济 文章经济 经济士 经济之志 经济之心 经济之谋 经济之器 经济之能 经济世务 经济大志经济道经济之学 经济之术 经济大才 经济远器口头经济 经济天下 经济学问 经济特科经济之美才

“富国”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词汇。《战国·商书》记载：“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制度察则民力抟，抟而不化则不行，行而无富则生乱。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敌劝民也”①。清末来华传教士采用“富国策”来译economy与当时中国正在开展的洋务运动追求“求富”“求强”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外国传教士采用适应策略，将economy译为“富国策”应该是考虑到当时国人的心理需求和接受条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外交困。为维护岌岌可危的帝国统治，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开明的官员主张向西方学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谋求富国强兵，摆脱困境。传教士采用此译名，不仅满足当时特殊读者群体的需要，并推动和促进了“富国”译名在当时的传播。

通过对CCL语料库的数据进行整理，发现在清末的一些文献中，“经济”已经有作为现代义使用的例子。《孽海花（上）》：“我的愚见，金公使渎犯了姑娘，自然不能太便宜他。我看现在贵党经济十分困难，叫金公使出一宗巨款，捐入贵党，聊以示罚”。《九尾龟》：“若是堂子里头的生意不好，花钱的客人也不很多，那市面上的经济就有些不妙了。这是个什么缘故呢？堂子里头是嫖客最肯花钱的地方，要是堂子里头的生意都不济起来，那市面上的恐慌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了。但是如今上海地方的堂子，比起十年以前的光景来却是大大的不同。客人的经济，一天窘似一天。堂子里头的规则，却一天坏似一天”①。《孽海花》和《九尾龟》都是晚清时期出版的小说。在CCL收录的清朝关于“经济”的98例数据里，有4例使用了现代义的“个人生活用度”。虽然此时“经济”现代义的使用频率还远不及古典义，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却说明了在语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开始朝现代义的方向发展。

民国时期，“经济”除了“个人生活用度”之义外，还增加了“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过程”意义，而且以“经济学”的形式作为一门学问被广泛使用。如：社会经济、国民经济、经济政策、经济权、经济势力、经济破产、经济压迫、政治经济、农村经济、经济基础等。《民国演义》：“......期负担公平；（三）是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四）是发达国民经济，采用保护贸易政策；（五）是画一币制，采用金本位制；（六）是整......。凡此一切，当能造成巩固之经济基础，以统一全国，实现真正之民权制度，以谋平民群众之幸福”①。另据考证，“经济”的另一现代义“耗费较少而获益较大”，比前两义出现得早，附后再述。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清末民初是“经济”集古典义、现代义并用的时期。

4.对于本节的几个关键性结论，教材与教参上都没有相应的实验，只有几点简单的文字介绍，这也使学生在学习、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时感到十分枯燥和抽象，造成了学生在学习上的困难。

直至现代，CCL语料库里关于“经济“的253用例里，只有1例使用了古典义。老舍的戏剧《残雾》：“......局局长，那真是个人才，精明，会做官，永远不丢了机会；真是学问经济，兼而有之！啊，（向仲文）局长的令弟，令兄真是人才”。其他都作为现代义来使用。钱锺书《纪念》：“......又怕小孩子是恋爱的障碍，宁可避免。不知道才叔要不要孩子，怕他经济负担不起。这害人的战事什么时候会了结……”。矛盾《子夜》：“养鸡，养蜂，采矿，河海工程，纺织，造船，甚至军用化学，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应用化学，一切一切，他都热心过几个星期......”①。此时，作为现代义使用的“经济”，词性已经由原来的动词转化为名词和形容词。这说明词义的变化会带来词性的变化。

二、economy的汉译

（一）economy的语源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前430年左右—前355年）在其著作《经济论》中最早使用economy一词。economy表示“家庭管理”或“家庭生活”。据说这是英语economy的始源。色诺芬的《经济论》集中体现了其在经济活动和经济思想方面的主张，是现存最早的古希腊经济专著。之后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期，economy的概念才转向一般意义的“管理”“安排”。而economy具有经济和经济学双重含义则是近代以后的事情。19世纪英国有人提出，加ics词尾来表示经济学。至此，economy和economics才正式分开使用来表示“经济”和“经济学”。

（二）economy的汉译

节用、节俭。自清末以后，西方大量的概念术语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而被译介到中国，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汉字术语新词。这不仅使当时国人的思维表达多样化成为可能，也为中国近代知识转型奠定了基础。economy就是其典型案例之一。

据方维规考证，最早将economy翻译成汉语的是来华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son，1782—1834）。马礼逊最早在1819年所著的《五车韵府》中将economy译为“节用，节俭”；稍后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在1844年所著的《英华韵府万阶》中沿用了马礼逊的译法；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1866年编撰的《英华字典》将economy译为“治家之道，齐家之道”［2］180。当然，来华传教士采用此种译介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6、17世纪之初，基督教家政学把“节俭”“勤奋”视为经济要义加以宣传。传教士们的上述译法显然反映了那个时代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印痕。

这里的“经济”是动词，指的是“经世济民、经邦济世、治理国家”的意思。有学者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西汉，但并没有举出出处作为佐证。李似鸿则表示，“经济”一词正式开始使用是东晋，但是同样没有佐证。冯天瑜通过缜密的词史考据，在其研究中援引《晋书·长沙王乂传》中的出处佐证，“经济”二字合为一词使用，始于西晋：“西晋‘八王之乱’时期，长沙王司马乂曾写信给他的弟弟司马颖，称他们是‘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1］6。笔者通过检索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建设的网络版语料库（以下简称CCL语料库）的数据发现，自晋以后，“经济”二字连在一起使用的频率逐渐增多。《晋书·阴浩传》载，时人对阴浩（303—356）的评价：“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名之，足以经济”。《北宋·太平广记》：“往往数载不归。见其子孙成人，皆不辩其名字也。岘之文学，可以经济。自谓疏脱，不谋仕宦”①。这些例句中的“经济”都是作为动词的“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的含义而使用的。“经济”一词在古代中国充满了丰富的人文意蕴和社会内涵。由此可见，“经世济民”一直是古代“经济”最核心的内涵。

以机械制图为例，教学中，教师不必急于告诉学生应该怎样做，到底怎样做才是对的，而应该关注学生的实际，引导学生思考，并在引导中帮助学生了解知识，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当学生得出答案的时候，教师不应该直接回答对错，而应该肯定学生的努力，弱化对结果的评价。无论对错，都要给予充分地肯定，从而为学生学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促进学生能力的提升。

《现代汉语词典》“经济”条：1.名词：①经济学上指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②国民经济的总称，也指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如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等；③个人生活用度。2.形容词：耗费较少而获益较大。3.属性词：对国民经济有价值或影响的：经济作物、经济昆虫［5］。通过词典的释义，可以看出“经济”的古典义和现代义之间没有很直接的传承关系，两种词义差异悬殊。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经世济民”一直是“经济”的核心内涵。那古义的“经济”是如何直接转向现代义呢？

近日，东营市河口区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对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审议意见办理情况进行调查。围绕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提出的4个方面15条审议意见，通过召开座谈会、查阅资料、实地察看等方式，逐项进行调查了解。调查组认为，区政府对区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高度重视，强化工作措施，加大整改落实力度，审议意见得到了较好落实，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实现了新突破。

理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开始使用“理财学”取代“富国策”作为economy的译名。如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的《理财论》，1900年戴乐尓（Tyler.William Ferdinand，1865—1928）的《理财节略》，1901年李士德的《理财学》，1902年稽镜译述的《理财学纲要》等。1902年清政府在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将“理财学”作为学校经济学的课程名称，“理财”成为economy的部定译词。

“理财”，也是出自古典，意为“治理财物”。《易·系辞下》：“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孔颖达疏：“言圣人治理其财，用之有节”。宋·曾巩《再议经费》：“陛下谓臣所言，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也。”《二十五史·宋史》：“殊不知大国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①。”在CCL语料库古代汉语里共查到135例“理财”，其使用频率也是相当高的。

当然，“经济”的译名逐渐被当时的国人所接纳与“经济学”名词正式登上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坛有极大的关系。1903年，日本人杉荣三郎（1873—1965）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经济学教习，编写了《经济学讲义》，它是现在我们所见的第一本以“经济学”命名的教材。这种汇集欧美各经济学大家著作编成的讲义，当年很是流行，在中国近代经济学教育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杉荣三郎的《经济学讲义》，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的经济学教材，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播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继《经济学讲义》出版之后，中国本土学者也开始用“经济学”一词作为书名来编著经济学著作，以“经济学”一词来命名的翻译著作也多起来。当时，国人所撰之书，使用“经济学”为名者，有李佐庭《经济学》，熊元翰《经济学》，刘秉麟的《经济学》，赵兰坪的《经济学》等。

综上所述可知，economy一词很早就传入中国。该词的汉译最初是由来华传教士完成的。直至后来又有当时的中国学者、翻译家介入翻译。清末这一时期，economy经外国来华传教士以及当时的中国学者的汉译，出现诸如伊哥挪谜、世务、兴利、养名、富国策、计学、理财、生计学、资生学、平准学、轻重学等五花八门的汉译名。这也说明任何学科术语的产生都是根植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它反映了当时人们认识世界的水平，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会逐渐发生变化。

计学。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在1896年翻译《天演论》时，将economics汉译为“计学”，并阐述：“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6］309。不久，严复在《原富》译事例言中再次叙述了将economics翻译为“计学”的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过为狭，自我作古，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6］290。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严复既不赞成汉译的“理财”，对日译的“经济”也持保留的态度；同时严复翻译《原富》时，译词“经济学”已经在日本普及、定型，日译的“经济”已在国内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之后，梁启超在“计学”的基础上，建议将Political Economy翻译成“政术理财学”并就此征求读者意见。但因读者反映使用四个字，不适于构成新的复合词而作罢。之后梁启超又建议使用“食货”“轻重”“货殖”“生计学”“资生学”“平准学”来表达Political Economy。1910年严复在名词馆主持科技术语的审定，“计学”便因此取代“理财学”成为部定economics的汉译名。

三、日语“经济”词义的回流与受容

（一）economy的日译

据《日本国语大辞典》所载，“经济”在日语中有三种意思：1.「文中子礼楽」国を治め人民を救うこと。経国済民。政治。2.（economy）人間の共同生活の基礎をなす財。サービスの生産、分配、消費の行為、過程、ならびに、それを通じて、形成される人と人の社会関係の総体。転じて、金銭のやりとり。理財。3.費用、手間のかからないこと。倹約［7］。据此，我们可以知道，日语里的“经济”的古典义采用古代中国“经邦济世、经世济民”之义。“经济”应该是随同汉籍，很早就传入日本。日本学者武部善人表示，江户时代“经济”一词在使用时就已经淡化了道德色彩，最早用“经济”来对译economy的，是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早在太宰春台的《经济录》中，经济这一观念虽然仍带有少量的儒家道德实践意义，但已具有重商主义内容，与近代西方economy的内涵相当接近。除此之外，用“经济“命名的江户时期的书籍还有海保青陵《经济谈》、青木昆阳的《经济篡要》、中井竹山的《经济要语》、古贺精里的《经济文录》、正司考祺的《经济问答录》等著作，所论“经济”，含义皆为经世济民。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学者所用“经济”，虽仍带有经世致用、经邦济民的儒家思想，如本多利明的《经世秘策》《经济放言》，但其侧重点已转移到以满足万民的衣食住行之需用的国民生计的物质生产、分配、交换等方面，这成为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学者用“经济”翻译econo⁃my的前奏。

明治维新前后，当时的明治政府提倡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主张全面向西方学习。欧美的现代社会科学在脱亚入欧的呼吁声如潮水般涌进日本。如何来翻译这些文献资料成为当时日本学者亟待解决的难题。当时留学欧美的日本学者有不少汉学造诣精深，据此创造了大量的汉语新词来对译那些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术语。以“经济”对译economy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1867年，福泽谕吉将“Political Economy，for Use in Schools，and for Priuate Instruction”一书译成《经济书》，并在其译文总论中，将“经济学”定义为：“经济学的旨趣在于，人间衣食住需用的供给，增财致富、人的欢乐享受的获得。往古的硕学，始于经济的活动，著之于书，名为富国论”［1］10。1873年，林正明（1847—1885）将福西特夫人（Dame 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1847—1929）的著作译为《经济学入门》。1877年，永田健助将该书译为《宝氏经济学》。1877年前后，西周在《经济学》中正式使用“经济学”讨论衣食住行及致富等国人生活的事。当然，日本并不是一开始就将economy翻译成“经济”或“经济学”，在译介economy的过程中也出现过“资生”“富国”“制产学”等五花八门的译法，但幕末至明治初年，日本人逐渐脱离了该词的政治治理古典义，而普遍地在社会物质生产、消费、理财及节俭、合算义上使用“经济”一词并沿用至今。“经济”一词的汉语古典本意是经世之才干和经世济民，是儒生常用的词汇。日本学者用它来对译economy也许是因为该词同样刻画了西方经济科学如何道德化、成为类似于儒学经世致用和道德理想国追求的一部分的原因。

从检测结果可以看出：本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一年后路面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微裂缝，随着通车年限的增加，裂缝数量没有持续增加，这是因为连续配筋混凝土路面产生的微裂缝分散面板开裂，同时路面板内钢筋也承受了一定的收缩应力；裂缝平均宽度在通车两年内没有出现变化，之后便开始减小，这是因为早期裂缝出现后，随着时间延长，路面板内的水泥继续水化并析出水化物积聚填充微裂缝，从而使裂缝平均宽度减小。综上所述，连续配筋混凝土路面具有良好耐久性能、稳定性能，通车运营3年后仍保持较好的路用性能，推荐其作为高速公路路面结构推广使用。

（二）“经济”的回流与受容

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地吸收西方知识。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卓有成效的日本成为中国认识、学习西方的窗口，由此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留日学者及留日学生开始自主地翻译日语书籍，或从日语转译西方书籍。自此，日本人创造的新词通过留日的学者及留学生的笔和口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驻日使节黄遵宪（1848—1905）在1890年所著的《日本国志》中借用日译的“经济”来翻译economy。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第三期起，特辟“东文报译”专栏，专门选译日本《东京经济志》《经济杂志》等经济类报纸。但是，19世纪末的“经济”现代义并没有得到当时国人的普遍认同，使用频率极低。1896至1902年间，严复开始着手翻译重要的西方经济学著作，他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为《原富》；在《天演论》中，他并没有将economy译为“经济”，而是创造了“计学”。严复认为日本用“经济”译economy过于笼统概括，而儒学的经世济民是不能用来指涉西方经济科学的。梁启超也曾明确指出：“唯经济二字，袭用日本，终觉不安。以此名中国太通行，易混学者之目”［6］290。但是，严复和梁启超的批评，并未能抵挡住用“经济”译economy的潮流。甲午战败后至20世纪初掀起的留学日本热潮，留学日本的学者、留学生开始取代传教士自主地翻译日语图书或从日语转译西方书籍。这种情况导致了大量日制译词、新词流入汉语。日译的“经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规模地渗透到中文的各种论著中。这从CCL语料库统计出来的数据也可以作为佐证。

虽然我跟佳佳私下里的交集不多，但对她本科时的用功、刻苦和出色，也是有所耳闻的。我知道她的学习成绩很好，绩点分在系里始终名列前茅，当年的GRE考试接近满分，大三时就已经开始在网上发布自己总结出来的英语听力教学新论了。

日语的“经济”在中国的流行还与孙中山的倡导有很大的关系。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专门谈到economy的译法问题，他说：“按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家也，兴鱼盐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特当时无经济学之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厥后经济之原理，成为有统系之学说，或以‘富国学’名，或以‘理财学’名，皆不足以赅其义，惟‘经济’二字，似稍近之。”［3］但是，如前所述，我们知道，日译的“经济”经历了20世纪初与理财学、富国策、计学等并用的时期，economy的“经济”这一术语在原产地、中介地到受容地经过漫长的“思想及语言旅行”，在中介地和受容地遭遇接受或抵抗条件后获得新的用法，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以后才成为统一的术语被学界及社会接受、通用，并最终成为汉字文化圈同形词的新成员。

参考文献：

四、结语

在语汇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古代汉语“经济”在19世纪末以前语义、词性未发生变化，都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之义。这显示了该词语义具有极大稳定性。19世纪末随着西学东渐的发展，西方的economy等新概念、新术语被引进中国。如何汉译economy，当时的来华传教士以及中国学者、翻译家出现了莫衷一是的多种汉译方式并用的局面。20世纪初至三十年代，随着留日学生、学者翻译日本书籍的增多，日译的“经济”才逐渐为当时的国人所接受并通用。自此，带着近代性意义回归到中国的日译“经济”完全取代“富国”“理财”“计学”等译介而成为economy唯一的对译词沿用至今。

注释：

①CCL语料库：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万物的本性和天赋的能力各有不同，但当它们充分并自由发挥天赋才能时，会同样感到快乐。《庄子·逍遥游》里有一篇说道：大鹏和小鸟的飞翔能力全然不同。大鹏能扶摇直上九万里，小鸟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都感到勉强。但大鹏和小鸟各尽所能飞翔时，都感到非常快乐。可见万物本性并非生来就是一致的，强求一致也并无必要。

［1］冯天瑜.“经济”辨析（上）［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3（6）:5-12.

［2］方维规.“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J］.中国社会科学,2003（3）:178-188.

［3］邹进文，张家源.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7）:116-121.

研究结果表明，将本实验粗提到的线粒体用缓冲液悬浮，加入到铺设好蔗糖密度梯度的超速水平离心管中，经超速水平离心后出现分层。处理1中分层不明显(图1)，且重复性不高，3管均出现不同情况的分层，线粒体层聚集不明显，无法准确吸取线粒体层。处理2分层效果明显(图2)，且3管分层均相同，可以看到明显的线粒体层，有利于线粒体的收集。实验结果说明处理2中改进的蔗糖密度梯度效果最佳。

［4］王剑引,王继如,王培炜.古汉语大词典：第5版［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1434.

最终边坡角有两种定义方式。一种是露天采矿方法的定义，按经济合理剥采比来确定最终边坡角；另一种是矿山岩石力学的定义，按增陡1°时台阶坡面上所产生的受拉区的加固费用与减缓1°所增加的剥离费用的比较来确定经济合理的最终边坡角[1-2]。现场生产管理实践中，一些生产技术管理人员往往混淆上述概念来管理露天边坡，导致所留置的最终边坡角大于矿山岩石力学所确定的最终边坡角，因而常常诱发边坡滑坡；或者所留置的最终边坡角远小于矿山岩石力学所确定的最终边坡角，因而严重增加了剥离费用。上述两类错误，在金堆城露天钼矿仍时有发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682.

［6］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7］日本大辞典刊行会.日本国语大辞典：第2版［Z］.东京:日本小学馆,2002: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