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遭到评论家的诟病到后来逐渐被誉为狄更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小杜丽》的被接受过程充满曲折。小说中从政治情怀到人物（囚犯）的心理描写，从小杜丽的双重形象到监禁主题，评论家及学者们从各个角度重新认识这部作品，它被认为是19世纪英国的全景图。小说中随处可见典型的狂欢化人物形象——骗子、傻瓜及小丑的影子，而这些疯癫形象往往披着不易被察觉的外衣。疯癫的文学形象历来深受作家的关注，文学中的疯癫问题也越来越引起评论家的重视。笔者试图通过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分析小说中的疯癫人物形象，借疯癫者不同于常人的视角窥探19世纪的英国局部，倾听来自于维多利亚时期各种声音的对话。

一、文学狂欢化

作为巴赫金的核心理论之一，狂欢化诗学理论与其复调小说理论、对话理论等共同构筑了统一的巴赫金思想，奠定了其苏联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文学话语或文本分析家、语言哲学家和历史诗学家及大思想家的地位。

文学狂欢化与西方“狂欢节”式的庆典紧密相连，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期。脱离了日常的生活状态，人们可在狂欢节期间尽情欢歌畅饮，狂欢节（官方允许）是与官方节日庆典并列存在的状态。狂欢节性质的民间节日庆典以及与之相连的各种诙谐的表演或仪式出现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如愚人节，包括具有全民狂欢特点的广场活动、集市活动、婚礼、葬礼、丰收庆典等，在狂欢节上，所有这些民间诙谐文化成分构成的仪式（演出形式）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地看待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并且似乎是在整个官方世界之外建立的一个同等的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这是一种双重世界关系。狂欢节体现出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即打破等级束缚，主张平等对话，强调未完成性、开放性，两重性以及相对性。巴赫金在谈及狂欢化时说到“狂欢节上形成了一整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喜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一语言分别地，可以说是分解地表现了统一而复杂的狂欢节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渗透了狂欢节的所有形式。这个语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它相近的艺术形象语言，也就是说文学的语言。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1］在文学作品中感受狂欢节式的世界，并感受其他相应特点，这就是文学狂欢化。文学作品中的狂欢节式的仪式赋予了相应的情节及场景深刻的象征性及两重性，并使其具有引人发笑的相对性。而其中对文学的艺术思维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加冕脱冕仪式。巴赫金在其文集中讨论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列举了众多例子。而《小杜丽》中也呈现了大量的这样的例子，如在小说上卷贫穷开篇第一章阳光与阴影中里高与施洗约翰在马赛监狱里的对话：

必须深刻认识改革开放四十年开创的伟大实践，认识这种实践具有的哲学本质以及在历史进程中的现实要求与逻辑进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之下，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本前提，也是我们能够沿着改革开放正确道路不断前进的基本保障。历史证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走向了再现辉煌的良好局面，并仍然创造着新的辉煌；经验证明，深化改革开放的深化认识是实现新征程、新目标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最深刻的中国的实践，并不断地指导着我们走向深处、细处。改革开放一路为中国的发展保驾护航，发展中的中国也成为改革开放最鲜活的实践。

‘Haha!You are right!A gentleman I am!And a gentleman I’ll live，and a gentleman I’ll die!It’s my intent to be a gentleman.It’s my game.Death of my soul，I play it out wherever I go!’［2］①

参考文献：

从美学发展史来看，“丑陋”的怪诞形象长期被认为是对审美范式的“偏离”，巴赫金不说这是“偏离”，而说它们是两种地位平等的审美范式，共存于文化生活中，在彼此渗透、相互作用中各自发展［3］。巴赫金论说民间狂欢化，同样采用了类似于讨论怪诞审美观的方法，抛开所谓的传统标准（主流文化），不从“偏离”这一视角来审视非常规生活，反而透过边缘，观看主流与常规，从而实现了对唯一标准、权威的消解。巴赫金认为，民间文化相当于是民间节日文化、民间狂欢文化、民间笑文化，它指向所有与民间习俗相关的民间生活，表现出令人发笑的粗俗的特征，这种粗俗是与物质——躯体（下部）相联系的。狂欢式的笑只是众多笑的形态之一，其因具有“降格”“贬低”而长期遭受诟病与拒绝。在巴赫金这里，这种笑具有了新的哲学内涵，尽管肉体趋于消亡，但人类却在繁衍（更新），狂欢式的笑因面向未来与更新从而将一切相对化。民间节日文化的重要角色——小丑、傻瓜与骗子带着自身所具有的民间节日文化因素，进入文学作品，从而将“常规生活逻辑”“官方世界观”相对化，甚至予以颠覆，使所有那些虚假、伪善、严肃、恐怖的面具在狂欢式的笑声中脱落，让真相无处遁形。

有时，他会和其他人一样，躲到西侧小楼梯间抽根烟，总听别人议论：“人资部的如芸长得还挺好看的。”“对对，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那个。”许元生似乎对这名字有点儿印象，至于人是哪一个，他还真分不清楚，虽然他能在密密麻麻的代码中轻松地找到错误，但面对那些女员工们，他似乎患了脸盲症，分不清谁是谁。

二、狂欢化式的疯癫形象

这两段话充满朗诵体的风格，说话者不无自豪地夸赞自己为“绅士”，对这一字眼不停地予以重复，且在“绅士”前面冠以“世界的”。作为身陷囹圄的里高先生③，被控作为杀人犯的里高先生却为自己加冕为绅士。在这里，“绅士”被脱冕了，里高的“豪言壮语”仿佛是对维多利亚时期“绅士”一词的戏谑。这个以道德著称的社会中的绅士的真实面目似乎颠覆了绅士的含义，既定的含义开始趋于未完成，开始面向未来。狂欢广场的含义在此予以扩大，监狱里的牢房在此具有了狂欢广场的意味。监狱作为《小杜丽》中的核心词，其狂欢广场的意味贯穿全文，且具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束缚，心灵的囚禁。正如该章的题目“Sun and Shadow”所预示，它如阴影一样笼罩每一个角落。狂欢化式的世界感受、狂欢化的氛围进入文学中，暂时取缔社会等级，建立起别具一格的、民间诙谐的“狂欢式”世界。

③具其自述，被控谋杀自己的妻子。

《小杜丽》中人物众多。狄更斯笔下的人物来去匆匆且频频交替更换，“就像《红楼梦》中所说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少人物总是匆匆亮相，又匆匆离去，许久之后彼此间才会再有相遇的机会”［6］。这些人群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有名有姓的人物，也有未冠姓名，却只带着自己的各种官位头衔多次出场的人物。表面上看，这些人物中不乏小丑、骗子（比如里高先生既是十足的小丑，又是名副其实的骗子），傻瓜（比如玛吉），他们具有典型的狂欢化特征，通过自身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借助独特的视角，以一种近乎荒诞不经的方式，将这个世界里那些伪善暴露无遗，同时向那些存在于这个权威的世界里与严肃、积极相关的一切东西发出挑战，并予以颠覆。在这个骗子横行的世界里，带有狂欢化特征的疯癫形象或以骗子，或以小丑，或以其他身份出现。

《小杜丽》下卷第十九章，空中城堡风雨交加中（The Storming of the Castle in the Air），杜丽先生④在莫多尔先生家宴会上发表了一场出乎意料的餐后演讲（An unexpected After-Dinner Speech）“变糊涂”的那一幕：

杜丽先生的非常规逻辑把维多利亚时期的完美道德相对化，颠覆掉了。然而，此时的杜丽先生确实是真疯，丧失了常人的判断力，并非在主观上有意识地把世界翻了个个，因此真疯本身不具有狂欢式民间笑文化的特征。巴赫金在探讨审美活动中作者与主人公关系时，谈到二者的互动有两大类型，即独白型关系和反独白型关系。而后一种正是狂欢化小说的关系类型，即作者声音同小说中主人公的声音产生对话关系，这种对话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产生的。此处是作者（狄更斯）与小说中主人公（杜丽先生）形成了“我们”式的同盟关系。充满狂欢化色彩的作者（狄更斯）将疯癫的杜丽先生的言行引入艺术创作，形成“同盟军”的关系，疯癫形象即从客观上具有了狂欢的色彩。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哈——由我负责——嗯——来欢迎你们光临马夏尔西狱！地方——哈——很小——很小——场院或许稍大一些；不过你们住上一些时候就会觉得明显是大起来了——住上一些时候，女士们，先生们——这儿的空气，总的来说是很好的。风是从——哈——萨里山丘吹过来的。这儿是酒吧。嗯。靠狱中人捐助的一小笔款——哈——来维持的。考虑到这一点，酒吧供应——热水——一般厨房用具——还有家庭中的一些小小方便。熟悉——哈——马夏尔西狱的人，都喜欢叫我监狱之父。我也习惯了新来的人向我致意的时候叫我——马夏尔西狱之父。当然，倘若久居此地能赢得如此——哈——光荣的称号，我是可以接受——嗯——给予的荣誉的。这是我的孩子，女士们，先生们，我的女儿。是在这里出生的！”［7］903

国内齿圈热处理主要应用高频感应淬火工艺，但是因感应器的结构会带来不同的淬硬效果。通常齿圈上下两端面的淬硬层深度相同，即两端面的淬硬层硬度也相同，硬度高了就会产生齿心部脆易断裂的缺陷，大大降低齿的耐用性。在齿圈的实际工作时，仅仅与啮合齿轮接近的端面受较大的冲击，而与飞轮连接贴合的端面应该保持较软具有缓冲的功用最佳。这样归结起来就是齿面硬、齿心部相对较软才是最佳的齿圈淬火状态，倒梯形结构的淬火感应器可以达到这个“外硬内软”的理想状态。

此外，马夏尔西狱之父不断在他的“演讲”里谈到自己是一个“不幸的父亲”“始终是一位绅士”，对自己马夏尔西狱之父的头衔引以为傲，“崇拜”他的人为表示对他的“称赞”通常会向他奉献“小小的贡品”，经常是以金钱的形式......。这段在债务人监狱的往事，是杜丽先生一直不愿提及，甚至在内心极力否定的往事。在这样一个上流社会圈子里，在莫多尔先生家的豪华宴会上，杜丽先生却以崇高的演讲体，在他以为的地方向“访客”发表演讲。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骗子”父亲真正走向了疯癫。恰恰是杜丽先生通过这篇“演讲”对自己，对维多利亚时期道貌岸然的绅士，对这个伪善的上流社会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作为一个因债务身陷囹圄的人，却不断地以绅士自称；作为一个事事依赖女儿（小杜丽）的父亲，却不断称自己是一个不幸的父亲，将对小杜丽的依赖视为理所当然；作为一个本该担当照顾子女的父亲，却对女儿每次外出做针线活佯装毫不知情。狄更斯通过“崇高”演讲体的形式使讽刺之味跃然纸上。疯癫后的杜丽先生的世界翻了个个，豪华的殿堂慢慢变小，宽大的楼梯慢慢模糊直至变成熟悉的监狱的窄小楼梯......。小说创作的年代是以道德著称的维多利亚时期，而当杜丽先生在莫多尔先生家的豪华大厅真的疯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道德”却是：

到了这个时候，那胸脯经受的极大羞辱致使大多数的宾客都退到别的房间里去了。少数几个迟迟没有离开的人到了这个时候也跟旁人走了，小杜丽和他的父亲此刻只有仆人陪着，除了仆人就他们自己了［7］904。

该方法主要是对碗扣式模板支架半刚性连接。在采用有限元程序对碗扣式模型进行分析时，由于碗扣式节点接头不属于刚接，也不属于铰接，属于两者之间的“半铰”状态，为了模拟这种接头，折减刚度法是通过碗口节点的简化模型和实体模型的拟合，得到了碗扣式模板支架半刚性连接的一种简易模型，即通过将横杆刚度进行折减的方式来模拟接头的有限抗转刚度和横杆的抗弯刚度对立杆轴向变形的约束作用[2]。

湿法脱硫技术是目前市场上应用最为广泛的脱硫工艺，全国90%以上的燃煤火电机组都采用了湿法脱硫技术[1]。烟气经过湿法脱硫装置后，烟气处于饱和状态，温度一般为50 ℃左右。饱和烟气若不经过处理直接通过烟囱排放，经常会发生白雾现象[2]，造成“视觉污染”，由此引起周边居民对环保情况的担忧，也会增加“烟囱雨”的发生几率。现阶段，采用湿法脱硫的电厂普遍利用高温烟气余热或其它热源对脱硫后的饱和烟气进行加热，通过提高烟气温度来消除白雾[3-4]。这种常规治理方案需要消耗较大的热量，即使这部分热量来源于高温烟气余热，在大部分电厂对尾部烟气余热进行节能综合利用的条件下[5-7]，烟气余热也可作为有效热量。

冬春季节虽无商品虾出售，却是决定来年虾苗出苗时间、质量数量的关键环节，养殖户要高度重视，建议主要做好水草种植、低温肥水、保温增氧、观察虾苗长势、进苗补苗、开口投喂等方面管理工作。

《小杜丽》中另一个对速度，对数字痴迷的疯癫形象——潘克斯。作为一个收租代理人，他的时间总是不够用，总有很多事情等着他。他以风风火火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要么“全速前进”，要么“一溜烟地跑”，就连发笑也相当快，以至于亚瑟以为是“喷鼻息”的声音。在他与亚瑟的一段对话中，他的生活就是狂奔的逐猎：

“多么清新的夜！”亚瑟说道。“是的，夜很清新，”潘克斯表示赞同。“你是头一回到这里来，我看你对空气的好坏，感觉比我灵。说实在的，我是没有闲工夫去管空气的好坏。”“你的日子有这么忙？”“是的，我老是要找几个人，还要照看一些东西。不过我喜欢忙忙碌碌，”潘克斯说，步子又加快了一点。“人活着干啥?”“没有别的吗？”克莱南问道。潘克斯反问了一句，“还有什么别的？”……当他们又默默走了一段路之后，克莱南问道：“你就没有什么兴趣吗，潘克斯先生？”“什么叫兴趣？”潘克斯冷冰冰地反问道。“就是爱好。”“我有个赚钱的爱好，先生，”潘克斯说道……“我猜你不太看书吧？”克莱南说道。“我只读信件和账本，别的什么都不看……”［8］

现代书法理论史上，较早、较深入系统地探讨书艺本质的王一川先生曾非常精辟地预见道：“对书法的审美根源，特别是审美心理根源的探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仅应当从书法创作和鉴赏的实际审美经验中引出结论，而且应当从美学、一般艺术学和书法学三者结合的高度上寻求解决途径。”［1］

潘克斯这一形象充满了民间式的笑，他的疯疯癫癫的形象毫无疑问具有狂欢化倾向。潘克斯依靠“精确的计算”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投资到莫多尔先生的产业中，同时劝说亚瑟一块儿投资，投资失败破产后，他无论如何想不通为什么那些“绝无差错的数字”会出了差错，这位烦闷的“数学家”可能病倒了：

潘克斯单靠着他那绝无差错的数字的支撑，过着苦恼、不安的生活；他走到哪里就把那些数字放在帽子里带到哪里，他不仅自己一有机会便把那些数字算一遍，而且还央求他能拉住的每一个人，帮助他把那些数字算一遍，看看这些数字算得多么明明白白......由于数字是会传染的，因此那个地方便爆发了一种数字麻疹......［7］1108。

一向“精明清醒”的潘克斯先生，在遭遇破产后一直对他的数字痴痴傻傻。通过自我怀疑、自我否定，潘克斯的疯癫形象实现了对莫多尔这个骗子所缔造的金融大厦这个海市蜃楼的批判，与狂欢节式的小丑、傻瓜与骗子同属狂欢化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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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疯婆子”艾弗莉（杰拉米·弗林特温奇的太太），透过她一个又一个的“梦境”，向读者展现克莱南家中的秘密。其疯疯癫癫的形象对两个聪明人（克莱南太太和杰拉米·弗林特温奇）为其构建的世界予以否定与颠覆。疯疯癫癫的弗罗拉小姐用其疯言疯语表达对初恋情人（亚瑟）的爱，一步一步对其父亲（圣诞形象——卡斯贝先生）的伪善行径予以否定。

三、结语

④William Dorrit,小说主人公小杜丽的父亲，又称马夏尔西监狱之父。

注释：

①译文：哈哈！说得对！我是一个绅士！活要活得像个绅士，死也要死得像一个绅士！做一个绅士，这便是我的目标。这就是我的计策。真是要命，到哪里我都这样。（金绍禹）

②译文：“我是一个”——里高先生说这话时站起身来——“我是一个属于世界的绅士。我不属于哪个国家。......我是一个世界公民。”（金绍禹）

疯癫作为一个重要的母题，与小丑、傻瓜、骗子具有同样的狂欢化色彩。它们的共性在于可以使人用另外的眼光，用没有被“正常的”及众所公认的观念和评价所遮蔽的眼光来看世界。但是，在民间怪诞风格中，疯癫是对官方智慧、官方“真理”片面严肃性的欢快的戏仿。属于节庆的疯癫。然而在浪漫主义的怪诞风格中，它却具有个体孤独感的阴郁的色彩［4］。巴赫金在这里表明并非所有的疯癫形象都具有狂欢化的特征。狂欢化式的疯癫既可以表现为真实的发疯，也可以表现为装疯卖傻似的疯癫。作者可利用疯癫者的非常规视角，展现“他们”（非正常人）是如何认知世界的，以此摆脱“现世真理”，用去“真理”化的自由的眼光观照世界。虽然真疯与装疯都表现出狂欢化特征，但亦有所不同。在学者凌建侯看来，真疯本身不具有狂欢化的可能性，但被引入艺术世界，就可能带上狂欢化倾向，使整个作品发生狂欢化的效果，而装疯卖傻者本身就具有狂欢化倾向［5］。不管是真疯还是装疯，作家创作疯癫形象都是为着相同的目的——通过狂欢式的笑将人们视作理所当然的“现世真理”脱冕。疯子同小丑、傻瓜与骗子（此三者为典型的狂欢化人物）一样，充当独一无二的社会批评家的角色，然而他们都无法得到权威的青睐与支持，只能以自我否定的形式来攻讦社会，用不融入常规的生活，用格格不入的言行来完成对现世社会的抨击。通过疯癫的视角来观看所谓的“正常”社会，使虚假和罪恶暴露得淋漓尽致。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的核心是狂欢式的笑，它面向未来，意味着更新，并借助“摆脱现世真理的”另类视角使读者认清真相，使一切严肃的、官方的、一成不变的相对化。通过巴赫金这一思想来分析《小杜丽》中的疯癫形象，以期探索文学作品借助疯癫者的视角褪下维多利亚式道德的外衣，挖掘人性的善与恶，颠覆这个以道德标榜的社会，直指这个歌舞升平下的虚伪时代［9］。

‘I am a’-Monsieru Rigaud stood up to say it-‘I am a cosmopolitan gentleman.I own no particular country....I am a citizen of the world.’［2］②

营销与贸易类的岗位描述中，企业对“团队合作精神”、“管理能力”、“语言表达沟通能力”、“组织协调”、“积极主动”被提及的次数最多，依次为75.62%、58.17%、57.61%、46.64%、44.41%。可见企业招聘外籍营销人员，主要考量其综合素质。同时岗位对应聘者的“英语”和“全球思维与跨文化意识”能力也提出了较高要求。因此，团队合作意识强、善于沟通、拥有良好的外语能力，且具有全球化意识的外籍人才更为企业所需求。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175.

［2］Charles Dickens.Little Dorrit［M］.London:Penguin Books,2003:24.

［3］纳·达·塔马尔钦科.怪诞美学与小说诗学——论巴赫金的思想与概念体系对当代科学的意义［J］.凌建侯,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2）:17-20.

［4］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6.

［5］凌建侯.从狂欢化理论视角看疯癫形象［J］.国外文学,2007（3）:105-112.

［6］殷企平.《小杜丽》中进步的瘟疫［J］.浙江大学学报,2005,35（4）:167-174.

掘进机空间位姿监测主要监测掘进机截割头和机身空间位姿，构建的多传感器信息的煤矿悬臂式掘进机空间位姿监测系统方案如图1所示，系统主要由传感器检测系统、机载信号处理器和掘进机空间位姿监测上位软件3大部分组成，系统各个部分组成及功能如下：

［7］狄更斯.小杜丽：下卷［M］.金绍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8］狄更斯.小杜丽：上卷［M］.金绍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220-221.

［9］狄更斯.双城记［M］.宋兆霖,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