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1840-1903﹚是“桐城派”后期领军人物。清末“新政”启动后，吴汝纶主动请缨，东渡扶桑。在日期间，顶住来自于国内的各种非难，对日本学制暨师范教育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考察，为晚清师范教育的改革提供了诸多借鉴。以往学术界把吴汝纶对日本学制的考察置于清末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重点在其整体研究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以吴汝纶对日本师范教育考察为切入点进行探讨，进而探索其对晚清师范教育产生的影响，鲜有涉及。笔者不揣浅陋，撰就此文，就教方家。

一、吴汝纶对日本师范教育考察之动机

吴汝纶对日本师范教育的考察为其此次对日本教育考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步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道，成为东方一大强国,维新时期采取的众多教育改革措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之成为晚清中国效法的典范。维新时期，日本对旧式教育实施大胆的改革，断然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如选派官员及子弟出国留学，国内则大力兴办师范教育，着重培养师资等等。日本在教育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使中国有识之士为之刮目相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是较早推介明治维新的著作。前者饶有兴味地介绍了日本颁布的新法制，认为日本法制精密，其学制、教育改革方案及推行的文明开化运动，中国尤须借鉴，用以取代陈旧的科举考试，主张废除八股试帖。日本之富强，经济发展固然重要，强化教育改革是必经之路径。中国亦须从教育改革入手方可致富致强。清末“新政”对旧式教育已在着手进行改革，怎样制定学制，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学制，新学制的框架结构如何等等，急需为之提供蓝本。吴汝纶对日本教育的考察，借鉴日本师范教育改革的经验，有百利而无一害。此其一。

其二，清末“新政”伊始，时任吏部尚书、管学大臣的张百熙﹙1847-1907﹚受命恢复重建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张百熙字冶秋，湖南长沙人。斟酌再三，张百熙遴选了学贯中西、德高望重的吴汝纶作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的不二人选，因为在张看来，学堂是造就培养人才之所，遴选总教习乃头等大事。为慎重起见，张先后两次相请，第二次更是不顾自己礼部尚书、管学大臣的身份，对吴汝纶跪拜以请，孰料吴氏无论如何就是不肯出山。一时间，大学堂总教习的人选问题陷入僵局。恰在此时，自感过意不去的吴汝纶却主动请缨，东渡扶桑，考察学制。后人多以为吴汝纶此举意味着首肯出山，其实是对历史的误读误解。实际是，吴汝纶受报恩心理的驱使，对日本学制进行考察，借以报答张百熙的知遇之恩。诚然，亦不乏为清末教育改革贡献绵薄之力之意[1]。

第三，加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依法治国的主体，人民群众法律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依法治国的进程。广大人民群众必须不断提高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自觉的遵守法律，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运用法律手段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1.吴汝纶主张，兴办新式师范教育，应秉持开放办学之理念。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内设师范馆，这是中国师范教育的肇始。为使晚清的师范教育与国际师范教育接轨，他不赞成关门创办师范教育，力主以开放的理念兴办之。在近代，以开放的理念兴办教育始于1872年晚清政府向美国派出第一批公费留学生，每年30名，四年120人。“新政”时期，吴汝纶进一步认识到，新式师范教育，更要敢于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取长补短。以此为指导，吴汝纶才痛下决心，出国考察师范学制。

二、吴汝纶对日本师范教育之考察

吴汝纶一行于1902年6月9日从天津塘沽出发，20日抵达日本长崎，10月22日返抵上海。吴汝纶称此次日本之行为“东游”。在日期间，吴汝纶对日本的师范教育进行了重点考察。他们相继考察了6所师范学校(学堂)，其中，师范学堂1所，师范学校5所(其中女子师范学校2所)。

团结友爱精神和协作能力是凝聚力的根本体现，团队凝聚力的培养一定要高度重视团结互助精神的坚守。团队中队员之间关系融洽、团结友爱，运动队整体实力、运动员个人能力就能得以正常甚至超水平的发挥，凝聚力就会更强。患难见真情，平时力量训练的帮助与保护；训练后相互按摩放松；训练前后跨栏架、跳高垫的借还；训练、比赛中队员受伤的帮助与协助、比赛前协作检录、收纳衣服、鞋子；比赛中的鼓励、加油；比赛后的关切等都能体现队员之间的团结友爱之情。年轻教师要善于在训练、比赛的小细节处注重培养队员团结友爱的精神，促进团队凝聚力的培养和增强。

由于晚清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师范教育得以起步并快速发展起来。1907年，全国学堂及教育处所达37 672个，有学生1百余万人[5]838。其中，师范类学堂达541所，有学生36 091人；内中包括22所优级师范学堂，243所初级师范学堂，传习所、讲习科276所等[5]466。1908年，学堂及教育处所为47 532个，学生数为1 284 965人[5]839。同年，师范类学堂共581所，学生数33 072人；其中，优级师范学堂33所，初级师范学堂191所，传习所、讲习科303所[5]467。1909年，学堂及教育处所为58 896个，学生人数为1 626 720人[5]840。同年，师范类学堂共415所，学生数28 572人，其中，优级师范学堂30所，初级师范学堂203所[5]468。辛亥前夕，全国学堂及教育处所每年以1万个的速度在递增，而学生人数更是以每年20—30余万人的速度在增加。科举废除的效应显现。有了举国一致对师范教育的重视，师范教育才得以发展到如此规模。

由考察可知，在创办师范教育方面日本已有诸多做法。

当油价由于供给过剩而下跌，原油消费国可能由于通胀低迷而推迟加息。2014-2016年，美国页岩油产量持续增长，原油库存高企，油价低位震荡，大量石油企业削减资本开支，拖累经济复苏，同时核心通胀持续低迷，美联储直到2016年底才开始进入加息周期。

（3）就叠合梁悬臂部分桥面板支架设计来说，在纵桥上的距离要控制在1.5m左右，主梁的支点要与钢叠合梁上的缘板满焊，使用U形钢筋拉环使得主梁的另一端固定在上缘板中。其悬挑的部分则使用M16型号的拉杆固定在悬挑的主梁之上。

三、吴汝纶创办中国师范教育之设想

为吸引更多的学生报考师范学堂，晚清借鉴了日本的做法:免收学费。吴汝纶建议，中国师范学堂免收学费，“初等小学堂及优级初级师范学堂均不收学费”[4]95，这充分体现了对师范教育的高度重视，也说明培养师资是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当今中国教育部所属重点师范大学招收的免费师范生不乏借鉴日本之意。

吴汝纶重视师范教育的思想在《癸卯学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认为，新式教育的兴办，新式学堂的广泛设立，关键在师资。中国应效法日本，率先设立师范学校，招收合格的学生进校学习，才能解决师资匮乏的难题。赴日本考察前后，吴汝纶不改初衷，力主先设师范学堂，因为只有师范学堂才能培养国家急需的合格师资。他对此信心满满，“盖不过期年旬月，可望速成，成以散之县乡，俾以次为中学、小学之师，庶冀推行渐广，不以求师为难。……当今急务，莫先于此”[3]255-256。通过对6所师范学校的实地考察，他了解到日本创办师范教育的诸多举措。由于其鼎力倡导，《癸卯学制》正式确定兴办师范教育。清末教育改革一定程度上吸纳和体现了吴汝纶对日本师范教育的考察成果。“新政”之际，清政府认识到师范教育在教育改革中的龙头地位和重要作用，创办学堂首先要有师资，正式把创办师范教育提上了议事日程。“办理学堂，首重师范”[4]78“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学堂必须有师。”“此时惟有急设各师范学堂”[4]80-81，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各级师范学堂章程，确定了各级师范学堂的培养目标。“原订师范馆章程，系仅就京城情形试办，尚属简略。兹另拟《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一册，《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一册，并拟《任用教员章程》一册，将来京城师范馆应即改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4]78《癸卯学制》把晚清师范学堂的学制分为初级、优级两级，共8年。“初级师范以教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之学生；优级师范以教中学堂之学生及初级师范学堂之师范生。”师范学堂固然是造就师资的摇篮，然师范学堂本身的师资怎样解决，令改革者颇费周折。吴汝纶聘请外籍教员的提议被采纳。不仅如此，他东游考察期间，还为即将成立的桐城中学物色聘请了一名日本籍教员早川东明。“省城师范学堂，或聘外国人为教员，或辅以曾学外国师范毕业之师范生。外府师范学堂，则只可聘在中国学成之师范生为教员。”“查开通国民知识，普施教育，以小学堂为最要；则是初级师范学堂，造就教小学之师范生，尤为办学堂者入手第一义。……则优级师范学堂在中国今日情形亦为最要，并宜接续速办。各省城应即按照规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各章程办法迅速举行。其已设有师范学堂者，教科务改合程度。其尚未设有师范学堂者，亟宜延聘师范教员早为开办。若无师范教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科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现有师范章程刊布通行。若有速成师范生回国，即可依仿开办，以应急需而立规模，俟完全师范生回国，再行转相传授，分派各府县陆续更换，庶不致教法茫然，无从措手，务期首先迅速举行，渐次推广，不可稍涉迟缓。”[4]80-81

此次考察内容宽泛，成果丰硕。从学校的设立到校长的任命，从教职员的遴选到薪金待遇，从生源、招生条件到教科书的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考察，对清末师范教育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末“新政”之际，政府加大了对教育改革的力度。1904年出台的《癸卯学制》是一种新型的学校教育制度，标志着晚清近代教育体制的正式确立。1905年，清政府又颁布自翌年起，乡试、会试、科举一律停止。自隋、唐以来延续了千余年的封建科举制得以废除，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在师范学校行政制度方面，日本规定“师范学校必府县立。”“学校有政府设立，有府县郡市町村设立，皆归文部。”[2]656-658文部设三局即总务局、专门局、普通学务局，师范教育划归普通学务局管辖。关于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的培养选拔制度，日本规定，师范学校负有培养寻常与高等小学校教师的责任，“其教习均是师范学校造成”。中学校、高等女学校，其教师是由高等男、女师范学校加以培养。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能否胜任教师一职，须通过考试或推荐，“师范学校之卒业生能任教员与否，应由官长检定。检定之法，或由考试，或由教员及地方官荐举”[2]661。日本规定了各级各类师范学校学生入学的年限及所应学习的课程，师范学校教科书应征得文部大臣的首肯后方可采用。日本规定，男子16岁、女子14岁可进入师范学校学习，“不但教普通学，兼令研习教育学，可为小学及幼稚园之师。师范学校必附属小学校、幼稚园，需费甚巨，郡町村无设立者。师范教科书应用何种，应达知文部大臣，待其许可”。关于师范学校校长和一般教师的薪金待遇方面，规定“校长奏任官，教谕等员多是奏任待遇，助教谕多是判任待遇。小学教员、幼稚园保姆府县自定。师范校长年俸，自六百元至一千六百元，或一千八百元。教谕敕任待遇者，自六百元至一千四百元；判任待遇者，每月自二十元至七十五元；助教谕自十五元至三十五元”。日本高等师范学校负有培养中学校、高等女学校、师范学校教师的责任，设有预科，学制一年；本科三年；研究科一年、二年不等。入高等师范学校者，年在十七以上，有中学校师范学校卒业生考选而入。“高等师范学校必附属中学校，小学校，中学为将来须作教员，小学则课程须知。此学教科书由文部定。”[2]663-664高等女师范学校乃日本文部所设，校长用敕任官或奏任官，学制四年。进入高等女师学习的，应是来自高等女学校的毕业生，年满十六以上。高等女师附设高等女学校、小学校、幼稚园。教员分教授、助教授、教谕、助教谕、训导、保姆六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师范学校均免收学费。日本“师范学校高等女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此三学皆不收束修，学徒衣服饮食居屋，均由学校给予。学徒寄宿舍，有舍监管理”。但规定了学生毕业后须服务的年限，“应在本学充教员，男十年，女五年”[2]665-666。即是说，免费不是无条件的。

四、吴汝纶之考察对晚清师范教育产生的影响

吴汝纶一行对日本师范学制的考察对晚清师范教育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第三，“新政”前后，上自清朝中央，下至地方政府，掀起了对日本学制进行考察的热潮。据粗略统计，受中央或地方政府派遣去日考察外加自费考察的人数多达60人以上，其中，有成果出版的多达15次以上。没有出版成果的，更是达19次、108人之多。吴汝纶的考察仅为其中之一。有趣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官员出国考察与成千上万青年学生去日留学相映成趣。身份不同、年龄各异的中国人，去往同一个国度，无一例外，他们都以效法日本为荣，都是肩负着家、国与民族的重托，不惧漂洋过海，东渡扶桑。

2.吴汝纶认为新式师范教育应是形式、内容的有机结合。清末“新政”之际，管学大臣张百熙等人难以割舍对封建科举制的情结，企图在科举制与兴学校两者同时并存的“双轨制”下办师范教育。吴汝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教育是非驴非马的教育，不彻底废除科举，新式教育无从兴起。事实上，吴汝纶力废科举的思想并非一时兴之所至。早在戊戌时期，即明确主张废科举。“新政”时期，复旧事重提，“论者谓历代以文取士为下策，不知科举所取，舍文字更无他策，必去文字，莫如废科举而专取之学校。”[3]255在一封家书中，吴汝纶预料八股取士的前景不容乐观，“吾料科举终当废”[3]410。无独有偶，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说，“国家宗旨不定，议论不折中，学制不划一，欲立学育才，此必不可侥幸于万一之事也”[3]266。吴汝纶深知，自己已届暮年，垂垂老矣，废科举之厚望只能寄于管学大臣张百熙身上，“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前既屡面论之，此事终望鼎力主持。”[3]299旧的教育体制不革除，兴学育才从何谈起。果不其然，“双轨制”实施才一年多即被现实无情地抛弃了，连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均主张即刻废除科举制。有识之士最终通过“新政”之机实现了废科举的夙愿。此乃基于开放理念上的创新思维，晚清教育暨师范教育由此得以摆脱旧体制的羁绊，阔步前行。

3.清末两大学制《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制定，吴汝纶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他对日本教育暨师范学制实地考察所形成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却对张百熙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定程度影响着学制的制定。“东来三月，考览日本学制，……以备采择。”[2]655显然，考察动机不言而喻，是使张百熙有所借鉴参考。事实上，两大学制是综合多方考察成果而制定的。清末“新政”前后，出现的一股股赴日考察学制的热潮，多达30余次、160多人，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如此众多的官员去往同一国家考察，实属罕见。无论考察有无结集出版的成果，如上所述，都会影响两大学制的制定，或阅看，或汇报，或交谈，直接或间接，殊途同归。两大学制的制定和颁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充分考量了晚清国情的，是多方考察成果的综合体现。吴汝纶当然功不可没。在《东游丛录》里，他详实记载并介绍了日本的学制和英、美、法等国的学制，故而两大学制也把学校划分为三段即初等、中等、高等学校，三段总时长达二、三十年之久。如今看来，总年限过长，但“三段论”的划分较科学，体现了晚清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强烈意识。此为教育模式上的创新。

综上所述，吴汝纶作为封建科举的受惠者，于新旧嬗代之际，蜕变为科举的有力抨击者，力主在中国推行新式师范教育，提倡更新师范教育理念，革新师范教育体制，创新师范教育模式，为晚清师范教育的兴起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且为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师范教育起了奠基作用。

【参 考 文 献】

[1]徐伟民.吴汝纶未允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考[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2]吴汝纶.吴汝纶全集：第三册[M].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2.

[3]吴汝纶.吴汝纶尺牍[M].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合肥:黄山书社,1990.

[4]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5]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83：838-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