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恶性循环

2016年，日本迎来了战后七十周年，战后日本总体来说是和平且富裕的，然而它同时也是建立在牺牲和危机之上的。在我们国土就存在着危机的证据，其中之一就是福岛的第一核能发电站。核裂变反应的能量在其停止后会产生崩坏热能，大地震后，由于没能成功地冷却热能，导致了氢气爆炸和炉心熔融，这让整个日本社会为之颤栗。发电站如今仍然在无法完全防止放射性物质流出的状态下被重建在当地，这不禁让人对我们这个与危机共存的日本充满忧惧。鉴往知来，如今距明治已一百五十年（王政复古在庆应三年（1867年）年末、1868年年初），在这个节点上，我们恰当重新反省战前。如果对明治史进行回顾，我们可以梳理出恶性循环生发的线索，人类相互作用的连锁正是如此不断地在短时间内达成而后又丧失的。

在YK20+890～YK20+959段隧道地表坡面产生数条狭长的纵向裂缝及数条向轴的环向裂缝，宽20～30 cm，见图1～2。后缘可见错落陡坎，高差40～50 cm，裂缝延伸至最远处与隧道轴线距离约95 m，最远处地面高程与隧道设计高程相差约58 m，推测已形成滑坡体，初步估算滑坡体体积达10万立方米，属中型滑坡。同时观测到隧道拱顶下沉明显，右拱顶沉陷达50多厘米，滑坡体已对隧道工程造成危害。

明治四年（1871年）政府推行了废藩置县。明治十年，维新的功勋者西乡隆盛发起西南战争，而后以其自杀告终。明治十四年约定开设国会，次年结成了若干政党。明治二十二年，颁布明治宪法，明治二十三年，开设国会。明治二十七年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明治三十七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这两场与相临的大国之间展开的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日俄战争后迎来了被称为桂园体制的安定期，然而明治四十五年（大正元年）遭大正政变该体制旋即崩坏。于明治五十七年（1924年），政党内阁成为惯例。然而不久后，明治六十四年（1931年）爆发了满洲事变，翌年的五·一五事件更是宣告了政党内阁期的终结。明治七十年中日战争开始，七十四年日美开战，七十八年迎来了战败。

近代日本的精神创伤

相互作用的连锁会带来危机，关于这一点，明治人比我们更加敏感，正是这种危机给近代日本带来了精神创伤。众所周知，由于幕府在没有得到敕许的情况下与外国缔结了通商条约，这一做法遭到了各界的批判与反抗，尊皇攘夷运动自此勃兴。大老井伊直弼力主弹压，却在樱田门外遭到暗杀。推进攘夷的长州命炮台炮击外国船，由此遭到列国反击，幕末的日本在某种的意义上体验了与欧美的战争。在鹿儿岛也发生了萨英战争。由幕府兴起的长州征伐使得国内的对立扩大，这为幕府崩坏与戊辰战争埋下了伏笔。这些都是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相互作用下触发的危险的连锁反应。而且不单单是连锁反应，更是对立招致更大的对立、危机带来更大的危机的增量性的恶性循环。原子反应堆尚且有控制棒，而人间的恶性循环却无法控制。

随着对立的扩大，人往往会变得不择手段。在上一篇文章中，笔者围绕谎言展开了讨论① 译者注：该文原本是“谎言的明治史”系列连载论文的第三篇。，简言之，危机当前，人们不惜去说“冒险的谎言”② 译者注：日语原文为「必死の嘘」。（一旦败露就会陷入窘境的谎言）、“耍滑无耻的谎言”③ 译者注：日语原文为「横着の嘘」。（即使知道不会有人相信还是会堂而皇之地去说的谎言）。然而当这样的谎言一旦被说出来，则会进一步刺激对方，推动恶性循环。前篇中笔者论述了福地樱痴曾尝试构建控制恶性循环的方法，然而他的挑战却以失败告终。正如核反应堆中吸收中子的控制棒一样，福地期待通过社论和歌舞伎来缓和矛盾，使不同立场的人在既存的紧张氛围中和平共存。不过，福地所构想出的方法并不意味着排除一切谎言。在既存的紧张关系中，真正能付诸语言表达的话语不可能是真实的表露，而是通过各种委婉的表达，诱使人们努力地从中揣测真意。也就是说，福地的提案并非拒斥谎言，回归真实，归根到底，只不过是期待尽量减少“耍滑无耻”罢了。社论本身的特点在于善于适应各种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其主张。相应地，福地的社论文章中也曾应对变化而使用过各种夸张的修辞和概念偷换。然而，他的过失在于他并不擅于隐藏这一点，最终福地被指摘为“说谎”，因此遭到猛烈批判，并随之退出政论舞台。他的政治生命没能撑到让他看到立宪制的导入。

福地通过社论所做的努力令人叹惋，但其实提醒世人警惕恶性循环的发生，根本无需通过社论、歌舞伎这种复杂的方式，更单纯的言论（译者注：指下文的政治小说）往往就足够用了。以下，笔者希望以1880年代前后鼓舞了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小说为线索回溯有关“谎言的明治史”。

对耍滑无耻的预警

如果读一读明治时期的政治言论，就会发现忧惧恶性循环发生的并非止于福地一人，该时期循环的观念盛行，人们都意识到要阻止恶性循环的发生。在这里，这种循环的观念既是一种思考方式，也是一种危言预警。自由民权运动的激化招致了藩阀政府的弹压，反之，弹压也进一步激化了自由民权运动。而且自由民权运动派也好，政府也好，都认为对方才是招致恶性循环的原因。而这也成为了恶性循环进一步发展的理由。

日本有一位特殊的论客——鸟尾小弥太，说其特殊是因为他追求作为思想的保守主义，这在明治时期的言论界是不多见的。鸟尾是长州出身的陆军指挥官，他在与山县有朋的竞争中受挫后，转而试图培育保守主义的政党，却依旧惨遭失败。不过他对于政治全局的把握能力和他的表达能力是十分卓越的。在国会开设前夕，鸟尾曾对于日本的进程作出如下总结④ <时事谈>《中正日报》1890年11月3日、7日、9日、12日、14日。：人们无论在朝在野，为了皇国而各自产生各种一时兴起的想法。但是最后，这些偶然的想法渐渐变成了让其深信不疑的想法，反而忘却了皇国的利害，陷入相互间的意气之争。原本出于善意生起的偶然的想法逐渐变成了深信不疑的固执，甚至演变成意气之争，这不仅仅只是学者间的文人相轻。政治家更是身患此疾，他们或许更加过分，甚至连最初的善意都没有，从始至终都是欺瞒和诡谲权谋。对此岛尾做了如下论述。

如今是非已被抛诸脑后，人们只忙于争夺势力。因而就不可能去反省国家的得失成败。故而如今论是争非的时代已成往昔，全力争夺势力的时代已然到来。我们可以举汉土为例，谲诈权变，合纵连横，恰如春秋渐逝，战国初来。今后竞功利、逞术数的弊害必然丛生。

能够佐证陆游初仕的作品很多，诸如《云门寿圣院记》《老学庵笔记》等等，然而邹先生却选择《留题云门草堂》和《泛瑞安江风涛贴然》两首诗。

这里，德富把“智术”从良性循环的条件中排除出去了。柴四朗尊崇悲愤慷慨，但其中也少不了“谋”和“变通”。但是德富断言到“智术”没有必要。德富冷笑道若是依靠“智术”就能笼络的话，那么柴四朗为何不自己实践之，以此出人头地呢？

这让笔者想起了前篇中所论及的随着立宪制的导入所引起的政界风云骤变。不过，此处笔者之意不在于批判政客政局，而是想指出其背后历史运转的逻辑：始于充满热忱的对立，陷于恶性循环，最终生出耍滑无耻的这一因果宿命。

亡国的遗臣

柴四朗（东海散士）所写的《佳人之奇遇》（初编卷一、卷二，1885年）因其悲愤慷慨的笔调与优美的汉文笔法而长期被政治青年所阅读传颂。不过，这篇政治小说并未陷入徒然的悲愤慷慨。小说中的一节写实地描述了幕末日本的恶性循环。

大多学生对作文有畏惧心理，尤其是低年级孩子。激发低年级孩子的写作兴趣，搞好作文起步教学势在必行。老师对作文的评价应多鼓励和正面引导，让评价给予孩子写作的动力和自信。评价的方式、评价的时机、评价的内容，都会改变一个幼小的写作的心。笔者就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肤浅之见。

屈指回顾，二十年前，我国与欧美各邦缔盟之时，尊王攘夷之说纷起，慷慨悲歌之士愤幕府之专横，慨俗吏之偷安，一死报国，当其振臂呼号，（中略）既无深谋远识，不知宇内大势，徒然举螳螂之斧以攘欧美之兵，（中略）儿戏轻佻，怯弱残暴，不忍卒言。

吴躜辉的爷爷曾是当地供销社的主任，农资业务是其工作的一部分。他的父亲创办了一家农资公司，经营农资。祖父、父亲一生的根植和坚守让他对于农业的认识更为深刻。吴躜辉说：“在爷爷和父亲的影响下，我十分想为广大农民做一些事情，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

在该节中，柴四朗批判了无视彼我力量悬殊的攘夷运动是何等幼稚和粗暴。紧接着，他感叹这种粗暴导致了日本外交立场的恶化，以至带来今日国权丧失的局面。

第三天仍然是有，第四天，第五天，一个星期过去。第十天的时候，阮小棉终于把那张报纸留下来。她记下了他的地址，芙蓉里五段18号。

外国人的跋扈跳梁已达到完全不可复制的程度。然寻究其原，虽说起于幕府的失体，却也很大程度上是当时自任慷慨之士所亲自招致的。其疮甚深，其痍甚大。疮痍未全愈，国辱未全雪，慷慨有志之士当深深为当年所作所为而浩叹。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在当代，家风建设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如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特别强调家风家规的作用，曾氏主张：“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22]1264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中，家风建设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重视家风建设的举措已融入到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想体系中，如要求党员干部做到廉洁齐家，培育良好家风，自觉带头树立良好的家风。

要知道英雄对人的笼络，绝不是依靠智术，不是依靠手段技巧，而是靠不可言说的“inspiration”那样的东西。当人接触到它时，那人便如同触电一般，如同被磁石吸引一般，想要离开也离不开了。

立宪制的普及物——政治小说的逻辑与产生

从上述的几处引用中，我们可以看出循环是具有增量性的，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如果说福地的情况是想要制止它而力有所不及，那么担当了佐幕派急先锋的会津藩则可以说是不自觉地被卷入，等意识到时却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恶性循环的一部分。

一般认为这些小说对立宪制的普及有所助益。事实上，在立宪制的推广问题上，不只政治小说家，包括以前对立宪制的导入持慎重态度的人也通过演说、社论、选举等形式热心地参与了立宪制的实践。换言之，由于立宪制本身符合朝野双方的利益，因此并未就此展开对抗。而从立宪制的普及上讲，政治小说则更将其作出既合乎理、又合乎美的文学性的表达。

矢野文雄（龙溪）的《经国美谈》（1883-1884）和余末广重恭（铁肠）的《雪中梅》（1886）是不亚于《佳人之奇遇》的优秀的政治小说。这两部小说里，主人公不但想要制止恶性循环，更试图通过其他途径来推动良性循环。矢野详细所描述的场景是，通过具有中庸思想和真正热情的政治家的演说，使得最初持怀疑态度乃至根本毫不关心的听众渐渐被裹挟。而在《雪中梅》的续编《花间莺》（1887-1888）中，主人公提议召开宪法制定会议，最终实现了官民的调和。这些都描述了促进政治参与的场景。既然循环具有增量性，那么小的善举也可以扩大成为良性的循环。一个青年的一场演说、一篇社论文章、抑或一夜劝说，都有可能成为良性循环的开端。以上，我们列举了三位政治小说家的例子，细分析之则可以发现，这三位畅销书作家，无一不是被自由民权运动的主流排斥在外的人。末广被结成自由党的策划活动排斥在外，虽然其后他也参与了国会开设前夕的大同团结运动，但这是在他受挫后以隶属于非民党系的身份参与的。矢野也不属于自由党，他是立宪改进党的最高干部，且不久就归顺了政府。至于柴四朗，他则归属于国权派。或许正是因为在于对自由民权运动的急进性充满警惕性这一点上，他们持有相同的的立场，因此他们与鸟尾一样，倾向于去历陈恶性循环的弊害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政党明暗之区分——inspiration

不过，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保守派、国权派也颇有犹豫。他们虽然结成了政党，但同时对政党本身的危险性充满忧惧。这是由于在当时的知识分子所亲近熟知的汉籍世界中，政党是很容易堕落为徒党的，而徒党常常是恶性循环的元凶。与之相对，由于这些仁人志士们志向于良性循环，因而从理论上讲他们很难认同卷入政党组织的必要。

鸟尾等人虽然结成了保守中正党，但是在告诫政党的危险性上并不落人后。因此，他在其机关报中刊文表示：呼吁支持者加入政党只是出于“惩羹吹齑”之念，不得已而为之（社论《中正日报》1890年11月13日）。以上我们虽然列举出了一些关于循环观念的例子，但是由于循环观念在明治时期随处可见，因此在对其类型进行彻底考察之前，我们无法做出超越点与线层面的全面结论。不过，作为目前为止的总结，我们姑且说，在循环的观念中，保守倾向者有鼓动人们参与立宪制的倾向，而没有鼓动人们参与政党政治的倾向。那么，民权派是否有考虑过利用循环的观念，作为推进政党发展的手段呢？最初这一假设对于笔者来说，只是“偶然的想法”，但在关注德富苏峰的过程中，笔者渐渐坚定了上述想法，它成为了笔者“深信不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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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原本互相对立的保守派、国权派应时局之迫展开合作。这时，德富的inspiration论就更具有解释力了。这是因为inspiration是在超越意识形态的彼岸状态，对于现实的各种状况都有极强的兼容性。并且对于德富来说，保守派和国权派原本就是“一片侠骨”“意气”“重诺”、拥有“忠诚笃实”的理想的① 北冈伸一《作为官僚制的日本陆军》（筑摩书房，2012年）第二章。，这种美德很容易就可以升华为“醇粹”“至诚”，两派在inspiration中实现统合，这种力量完全可以成为良性循环的助益。

柴四朗是会津出身。从小说来看，会津是居于公武之间努力调和，想要阻止恶性循环的，然而会津藩士虽然有“勇”与“刚直”，但是缺乏“谋”与“变通”，因而空有“孤忠”，却承受逆贼的污名。在恶性循环的浪潮中，往往留下亡国遗臣的感叹。这种情况并不止于日本，爱尔兰和西班牙也同样遭受着恶性循环，有空鸣悲愤的爱国者。柴四朗的故事发生在美国。讴歌独立不羁之美国的费城，风光明媚，同时是独立宣言诞生的舞台，就是在这座城市，开始了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们肝胆相照的《佳人之奇遇》。费城的相遇中有美人，有舞蹈，有爱情与别离，主人公各自的祖国都在遭受悲惨的境遇，也因此，他们更加把在费城的一时邂逅看得无比珍贵。恶性循环，究竟怎样才能停止呢！

鸟尾同时批判了恶性循环的当事双方——自由民权派与藩阀政府，并巧妙地揭露了这一恶性循环。不过，与鸟尾超越的立场不同，政治小说是鼓吹自由民权运动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应当是恶性循环的帮凶。我们或许会认为基于如此立场的政治小说应当是拙于论述恶性循环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试举几例。

在德富看来，必要的是inspiration，inspiration的产生需要人放下自我观念，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超越人自身的时候才能获得。而要达到这种境界所需要的是“醇粹”（Genuineness）。用德富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聚精会神、忠纯专一，拼命地朝一个方向努力”。这种时候就能从无中生出有。至诚则通神明，当人认真、纯粹、专注努力之时，弱者可以变强，愚蠢之人可以变得智慧，无用的人可以变得有用。只要有至诚，inspiration可以降临到任何地方，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可以说这一点极具政治上的实用性。我们以初期议会为例，试说明之。

循环的观念之遍在

在初期议会的前半期，民权派的自由党和改进党谋求岁入的大幅削减，在众议院展开了围绕预算进行的斗争。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在削减行政经费时，需要得到政府的同意。然而对于应当何时寻求政府同意这一问题进行怎样的宪法解释成为了第一议会的争论点。德富所经营的《国民新闻》提倡应当无需顾虑宪法解释直接批准削减案，并以此既定事实为前提确定对第六十七条的解释（<国会中的宪法论>《国民新闻》1890年5月1日）。他以雄辩的语言说明了民权派应当借助“势头”，实现该提案。

如果说天下有什么不可敌之物，那就是这种不可遏制的势头。正是由于其不可遏制，即使想要让其停止也停不下来。当此之时，四周的情景皆助此势，如大雨沛然而下，江汉暴涨而入海。议员依照良心之所命，顺从情景之所教进行表决，其表决成为宪法解释论，这就是不可遏制之势，天下人心涨然集于此，当此之时，何可为敌？

德富作出了由于忘我，乃至于忘记了宪法解释这样的一种辩解。这在人生经验中也确实有可能发生，笔者姑且称之为“至诚的谎言”。德富继续论述到，与此相对，应当回避的情况是，好事的议员心急地提出拙劣的宪法解释，而后大家一起陷入论战，最终发展成不可遏制的局势。这正是出于避免恶性循环的场景而提出的警戒。一人触动了宪法论的琴弦，因而骚然鸣动，一个愚人打开了水阀，水阀既开，百名智者亦不能遏止，于是纷议百出，堕落到无法收拾的混乱的恶运中。德富的论述可以说是有意识地将循环的观念运用于政党政治中去。此后，预算问题持续酝酿，斗争在1892年末的第四议会中达到高潮，至翌年二月明治天皇发布和解的诏书方艾。此后自由党向政府接近的倾向增强，改进党被孤立了。由于改进党是由新的多数派形成的，被孤立后，他们试图集结条约改正问题上的对外强硬派。

1888年5月，德富在自己创办的杂志《国民之友》（第二十二号）上发表了以“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inspiration）”为题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但让inspiration这个词流行起来，而且由于该文为文学有独立于政治的价值这一观念提供了理论根据，因此该文也在文坛也受到了欢迎。① 木村洋《文学热的时代——从慷慨到烦闷》（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第一章。此外，笔者认为，在该文中，德富通过“inspiration”为媒介把循环这一政治观念导入到了非政治世界。德富首先列举了弥尔顿、杜甫、雨果、贝多芬、瓦格纳的作品、水浒传、还有从奈良大佛到万里长城这些大建筑物，以此极力说明这些人类的伟业都是从人心开始生发出来的，是从无开始的。从无开始创生伟业的条件是什么？是inspiration。而且这种inspiration同时还有政治的效用，正是这一点最具思想意义。德富强调英雄人物对于周围之人的自发的吸引力。

不过，上述这种“有用”的循环观念并非无可指摘，我们可以对其提出以下几点质疑。首先，从inspiration发展出来的良性循环，由于其在意识形态的彼岸，因此与机会主义只有一纸之隔。如果“至诚的谎言”成为常态，不但是谎言，而且恐怕还会成为“耍滑无耻的谎言”。此外，政治小说中的良性循环，姑且不论其事实上是否能成功，但至少都是把国家全体纳入考虑范围进行构想的。但是德富所构想的以众议院中多数派的纠集为目的的良性循环，本质上仍然不超过一个小集团的范围，那么只要藩阀政府与之对抗，就会引发众议院与政府之间的恶性循环。这就很难再称之为良性循环了。

相对于德富，标榜国民主义、攻击党派根性的陆羯南对于循环的观念更加忠实。他追究国政层面上恶性循环的根源，在预算问题上批判民权派的斗争，而在条约改正问题上却批判政府的压制。他假定后者的争论点会引起第二次维新，并写到“国民的元气从来都是每经一难则表现出百倍的回弹力”，这里表现出的反而是对政府的压制的欢迎态度（《日本》社论，1894年2月26日）。把弹性力作为长处的“元气”说，可以说是正确地抓住了恶性循环的积极的一面。

对比于陆羯南对循环观念的理解方式，德富的循环，即便说它可以令人满意，但它是否还可以称之为循环就稍为可疑了。如果重新读一下上述的“如果说天下有什么不可敌之物，那就是这种不可遏制的势头……”这一段引用，就可以发现在德富的循环中缺失了本应具有的不同的主体间的交互。由于恶性循环是敌方的行为与自己的行为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因此它至少是认可敌人的存在的。但是与此相反，良性循环往往容易变成由于它是正确的因而可以得到天下的支持，且应该不受妨害和质疑地迈进所谓的单线的“势头”。或许inspiration这一概念本身就与循环观念相矛盾。为了使得相互独立的政治主体能够相互合作，这需要多个主体的inspiration降临，来展开良性的循环。但是，inspiration本身是文学性、精神性的，它的特性适合于降临在单独的主体上，由该主体孤独地创造伟业。因而它本身应当是排斥政治上的多数性的。通过上述对德富的例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循环的观念事实上通过为政党效力而被扩散、被稀释了。

循环观念的衰退

即使如此，上述的循环的观念在政治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第一，明治的立宪制获得了民权派、保守派、国权派等不同派别的支持。第二，在众议院中，由于民权派、对外强硬派取得优位，这使得反藩阀情感得到了宣泄。在日清战争（1894-95）、日俄战争（1904-05）中，日本极其成功地动员了国民献身国家，这或许部分归功于上述减缓内部矛盾的成果。

玻璃白经过800C°左右的低温烤烧后，呈现乳白色，而且还能突起在瓷板表面色，其作用就像纸上之粉末，手触摸还能感受都其质感。颜料画在玻璃白表面经过烤烧后，颜色会比直接在瓷面上画的显得粉嫩。玻璃白在新彩、粉彩、综合装饰等等各种铀上彩绘中的运用，不但是它烧成的特性良好，它烤烧之前可洗染、点染的特点也非常好，因此被广泛使用。

但同时，由于这些战争的胜利，也决定了循环观念的衰退。这是由于日本与大国战争并取得了胜利，那么此后守护战果、避免再战、维持现状成为了至上的课题。在此，我们稍微脱离开主题，来试着展望一下这个至上的课题带来了什么。长期来看，这种想要维持战果的努力造就了一种随波逐流的对外的关系。日清战争后的日本，无论官民都倾向于在中国积累人脉并尽力支援。这虽说是为了深化两国关系，但也有很高的风险。因为在中国国内分裂的情况下，会出现日本人支援不同阵营的情况。1911年，发生了辛亥革命，中国陷入了内战状态，这时，日本政府提出了对当地的若干介入提案，这使得对中政策缺乏一贯性，且具有干涉性。① 北冈伸一《作为官僚制的日本陆军》（筑摩书房，2012年）第二章。

沥青质量直接影响混合料质量，应选用具有良好温度敏感性、抗老化性，含蜡量低的优质沥青。本文采用70#道路石油沥青，其主要技术指标如表4所示。

此外，日俄战争的结果，使日本试图延长从俄罗斯继承的权益的期限，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日本对德参战，日本强硬对中国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这使得日本的对中、对美关系恶化。同时，避免与强国俄罗斯再次战争的愿望更加强化。日本与俄罗斯反复协商，划定了两者在中国的势力范围。1907年缔结了第一次日俄协约，约定尊重彼此在满洲的势力范围。1910年缔结第二次协约，约定为了两国的势力范围而共同行动、相互援助。1912年的第三次协约，使得两国的势力范围向内蒙古蔓延。1916年的第四次协约，将德国作为假想敌，双方同意了当其中一方与意图掌控中国的第三国发生战争时相互给予军事援助，这被称为日俄同盟。然而，翌年发生了俄罗斯革命，同盟反目，长达十年以上的寻求对俄关系稳定的努力化为泡影。日本此次向西伯利亚出兵（1918-1922年）。

就这样，对于中国、俄罗斯（苏联）而言，日本作为介入的邻人的色彩不断加深，这招致了美国的反对，也因此与美国关系恶化了。战争期间日本尝试协调外交，并且在轨道修正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到这里，我们再次跳跃一下，来思考下战后。

倾斜圆盘式大蒜排种装置主要由电磁调速电动机、种箱、排种盘、万向节联轴器和链传动等部分组成。其中，电磁调速电动机和链轮组成是动力输出装置部分，通过二级减速实现排种装置所需要的转速；种箱内的两个倾斜放置的取种盘来实现蒜瓣的取种；两个万向节联轴器可以实现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传动。其结构如图1所示。

战后日本的使命

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对自身历史定位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同时还是失败者。这与日清、日俄战争之后作为胜者的定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加害者而言，有一点认识十分重要，即受害者没有忘记仇恨，没有忘记过去的。日本的使命除了作为加害者应当进行谢罪和说明之外，更应该把作为胜者会丧失什么的经验分享出来。

笔者希望这一经验能够促使俄罗斯和中国进行自省，更让两国重新回忆起循环的观念。笔者希望看到防止相互对立的恶性循环、推动相互之间的良性循环这一政治的智慧能够超越一国的范围，而在国际间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