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明智的孩子》发表于1991年，是英国当代女作家安吉拉·卡特的谢幕之作。它是卡特本人最喜欢的作品，也被英国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认为是卡特“最优秀”的小说。与卡特之前的作品相比，《明智的孩子》现实主义风格最强烈。在这部小说里，没有《新夏娃的诱惑》里长着8个乳房的“母亲”，没有《马戏团之夜》里长着翅膀的“鸟女”，只有平凡的欠思姐妹成长史，但是，“在这里，我们能听到她文本之外最真实的声音”[1]5。小说共五章，故事发生于欠思姐妹75岁生日(也是其生父梅齐尓·罕择100岁生日)当天早上，以朵拉收到父亲梅齐尔的生日邀请函开始，以梅齐尓百岁生日晚宴收场结束。中间以欠思姐妹之一朵拉的回忆为线索，讲述欠思姐妹的成长史，并穿插了罕择家族的故事，是一部关注女性与家庭的关系、女性对自我追寻的小说。

满足发电运行工况通常要求改变原机组的旋转方向，高压侧的相序也随之改变；对于WKLF-102B励磁装置则必须在调节器的配置参数上作出相应调整。发电运行时有功功率方向将发生改变，由于发电工况运行时输出的有功功率通常比较低，功率因数自动调节方式的稳定性及对电网波动的适用能力都有可能变得很差，因此，在发电运行时不建议使用电动工况的恒功率因数自动调节方式。

目前，国内对《明智的孩子》的叙事研究非常少。卡特重视叙事，认为 “真正重要的是叙事”[2]2，叙事声音尤其重要，因为“文学作品首先通过声音来表达”[2]20。著名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表达过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任何一部叙事作品的价值和意义，都取决于“谁来叙述？”“对谁叙述？”“为什么叙述”和“怎样叙述”[3]167。但是笔者研读已有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只有两篇文章关注了《明智的孩子》的叙事声音。2009年杜雪琴、余静《论<聪明的孩子>的叙事》涉及了小说中的叙事声音，作者认为“整部小说的叙事统一于女性叙事者一种强烈的叙事声音”[4]。2012年邱小轻的博士论文《叙事策略与女性成长——安吉拉·卡特的作品研究》首次论及《明智的孩子》中的集体型叙事声音。但两篇文章对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声音的讨论仍不够全面深入。鉴于安吉拉·卡特是“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打造叙事的工匠”，因此，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讨论《明智的孩子》的叙事声音是可能且必要的。藉此，本文尝试运用苏珊·兰瑟和罗宾·沃霍尔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讨论该小说中使用的两种叙事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研究小说叙事权威和女性身份的建构，以期获得对该作品的新认识。

一、个人型叙述声音

个人型叙述声音统领全篇，是《明智的孩子》的主要叙事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指 “‘自身故事的’叙述”，“讲故事的‘我’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5]20。在卡特的所有的作品中，女性叙事声音都无处不在，《明智的孩子》也不例外。这部小说的个人型叙述声音显而易见，“我”朵拉既是小说的叙述者又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在75岁生日这天，朵拉以第一人称“我”的回顾性叙述方式，回忆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罕择家族的百年历史。小说在现在和过去来回切换，叙事视角也在“叙述之我”和“经历之我”之间交替进行。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朵拉实现了对自我经历的反思、对自我的再认识、对自我身份的重建。接下来笔者将详细讨论小说中的个人型叙述声音，研究卡特如何通过这一叙事策略建构女性叙事权威和女性身份。

首先，卡特创建了一种公开型的个人叙述声音帮助确立女性作者权威。在《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中，兰瑟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叙述声音：“公开型”和“私下型”。公开型叙述指“叙述者对处于故事之外的叙述对象(即广大读者)讲故事”[6]143。小说中，朵拉直接对故事外的 “你”叙述，属于公开型叙事。小说开篇朵拉就像演员开场一样跳出来向读者自我介绍：“大家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朵拉·欠思。欢迎来到错误的一边”[7]3。之后，第一人称“我”朵拉频频对“你”发言。“但我们从没真正见过祖母，只认识你现在看见的这个她，宣传照里永远年轻的她。”[7]19“《纽约时报》的讣闻——小心点，这纸已经很脆了，很容易碎——”[7]20。“关于兰纳夫，有一点你必须知道：他一半是疯子，认为自己有‘使命’。” [7]27这里的代词“你”指代的是那些未言明的故事外听众或广大读者。这些听众或读者群里不仅有女性，也包括男性——某位“牧师”。“天杀的大转轮——抱歉啦，牧师——转啊转，停时如果箭头指着你选的号码，他们就给你五百块。”[7]61“抱歉啦，牧师。东尼是个好孩子，但一点也不能触动我的心。”[7]164显然，卡特笔下的女性叙述声音不再属于女性间的私密交谈，而是能够公开在男性大众中传播的声音，是面向全体听众或读者的公开话语。兰瑟认为，女性作家受到的限制“并非不让她说话，而是不让她对广大听众说话”[8]76。长久以来，在公共领域中，男性话语一直处于霸权地位。卡特的公开叙述打破了“公开的话语属于男性、私下的话语属于女性”这种二分法，将女性声音公开化，女性叙述者朵拉直接向公众受述者讲述女性经验，确立了女性作者权威。

[2]Carter, Angela. Expletives Deleted: Selected Writings[M]. London: Vintage Press, 2006.

[4]杜雪琴,于静.论《聪明的孩子》的叙事[J].大众文艺(理论)，2009(20)：140-141.

[6]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J].北京大学学报，2004(1)：136-146.

“我，朵拉·欠思，在收集本人自传资料的过程中，无意间变成罕择家族的记录者，不过我想这个身份就跟我的血缘身世一样，不会受到罕择王朝其他成员的公开承认，不只是因为诺拉和我——我已经告诉过你——是外面生的小孩，更因为我们父亲是剧场正点的栋梁台柱，而我们姊妹完全来路不明邪门歪道——不仅仅是私生女，还跑去歌舞秀场表演，可不是吗!”[7]18

作为“罕择家族的记录者”，朵拉书写的家族历史不被父权社会承认，因为在西方文化史上，“社会上作者的声音长期以来都是男性的”[5]19，女性作者建立的女性声音被认为是不必要不可靠的。作为“私生女”“歌舞女郎”，欠思姐妹始终被罕择家族否认，因为她代表着女性边缘群体和劣势文化。在这段叙事中，“我”和 “你”仿佛正面对面交谈，“你” 跟踪“我”成长中的迷惘困惑。卡特戏谑的语言叙事下隐藏着真实的社会现实，她敦促读者关注女性生存状态，思考女性叙事权威、女性身份重建的多种可能性，“提醒其受述者——真实读者小说反映了现实世界”，引导读者“投身社会，积极改变现实”[8]74。

[3]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二、集体型叙述声音

上文详细分析了《明智的孩子》的个人叙事声音在建构女性叙事权威和女性身份的作用，但是小说叙述声音经常由个人声音转换为集体声音，由“我”转换为“我们”。下面笔者就对小说中的集体型叙述声音展开论述，探讨“我们”叙事的独特优势，并分析卡特通过这种叙事声音表现的意识形态。

兰瑟区分了两种各具意识形态内涵的叙事技巧：“同时型叙事”和“顺序性叙事”。《明智的孩子》采用的是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为主语的同时型集体叙事，同时型叙述声音“以字面的‘我们’为形式的第一人称复数叙事，各种不同的声音同一发出一个声音”[5]291，“其中叙述声音和叙事视点都是集体型的表达”[5]292。这种叙事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发话者的“我们”同时也是作为感受者的“我们”。这部小说中的“我们”指代的是双胞胎姐妹朵拉和诺拉。在“我们”叙述模式下，叙述者朵拉不仅被授权表述诺拉的言行，更能表达诺拉的思想情感。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含 “我们看见(we saw)”、“我们以为(we thought)”、“我们感到(we felt)”的句子结构。“我们湿漉漉的婴儿眼睛第一样看见的东西就是阳光和舞蹈(the first thing we saw with our swimming baby eyes was sunshine and dancing)”[7]40。“我们简直要快乐死，紧抓彼此的手活像阴森死神，怕自己一觉醒来发现原来只是做梦(We thought that we would die of pleasure. We clung on to one another’s hands like grim death, we thought we might wake up and find out we had been dreaming)”[7]77。“就连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阿嬷看来有点古里古怪，跟她出门时总抱着一种叛逆全世界的感觉(In those days, we always felt defiant of the world when we went out with Grandma.)”[7]78。按照叙事常规，朵拉不可能告诉读者还是婴儿的诺拉“第一样看见的东西”是什么，不可能向读者讲述诺拉观看歌舞剧时“要快乐死”怕只是梦“的感受，也不可能涉及诺拉年少时“叛逆全世界”的思想状态。这些复数代词“我们”和感官动词“看见”“以为”“感觉”等组成多元的感觉意识突破了小说的真实维度，“破坏了叙事务求逼真的小说叙事常规”[5]283。那么，卡特到底为什么要使用“我们”复数声音呢？

首先，“我们”叙述声音能表达一种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思想意识。“寻找父亲”是《明智的孩子》的主要叙事线索，也是欠思姐妹的共同经历。这里的“父亲”不仅指血缘上的父亲，还代指文学艺术上的父亲。一方面，私生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使欠思姐妹长期被排斥在父权制婚生核心家庭外；另一方面，歌舞女郎欠思姐妹代表的低俗劣势文化与莎剧演员梅齐尓代表的高雅主流文化格格不入。欠思姐妹集私生、女性、劣势文化三种边缘角色为一身，成为边缘人物的代表。处在父权强势文化影响下，她们产生了严重的身份危机：“吾等从何而来？又将去何处？”[7]18。欠思姐妹对父亲梅齐尓的感情逐渐变成一种希望得到身份认同的迷恋。“但，我是多么、多么渴望，渴望推开那玻璃门，渴望超过世上其他一切，渴望好好看看我的父亲，我那风华正盛的英俊父亲；并且，不用开口，不用转头，我知道诺拉也是这么想”[7]99。当遭到父亲冷漠的无视，“那双眼……是我这一辈子最苦涩的失望……看到他对我视而不见，我脸上立刻没了笑容，诺拉也是”[7]102，“我们眼泪哗啦啦流个不停”[7]103。在“我们”叙事模式下，朵拉能感知诺拉思想并代其发言，“由个体为群体代言，为他人代言，是‘我们’叙事最大的结构性特征”[11]112。在上面这些例子中，朵拉仿佛已具有知诺拉之心如同知己之所欲的能力，代替诺拉向读者讲述心中其寻父的渴望及寻父失败后的绝望。这个反复出现的复数声音“我们”意味着朵拉和诺拉思想上的集体性和记忆中共同的东西，表达了她们代表的边缘人物被男性中心社会排斥和拒绝的同一经历。

其次，“我们”叙述声音有利于构建姐妹情谊。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声音自开篇就一直不停地响起，这种复数声音表现出朵拉和诺拉同一经历、同一感受的姐妹情谊。在父权制社会中，异性关系是第一位的，姐妹情谊处于永久的次要的二等地位。但在卡特的小说世界里，姐妹情谊比异性关系更重要。朵拉爱上了诺拉的男友，诺拉便将男友当作生日礼物送给朵拉。朵拉为了成全诺拉和东尼的婚姻，答应嫁给成吉思汗。对朵拉而言，“激情也不过尔尔，因为要是没有诺拉，人生根本不值得活了。这才是姐妹之情”[7]145。事实上，小说最开始朵拉就反复强调了姐妹情谊的重要性。“分开来看，我们两个都不显眼，但加在一起，我们就让人们直眨眼。”[7]86“分开来看，我们两个毫无特殊之处，但加在一起……”[7]109。双胞胎姐妹朵拉和诺拉互为镜像，同而不同。欠思姐妹深陷身份缺失的危机之中，通过寻找父亲和异性关系也始终未能解决这种焦虑，最终却在姐妹之情中寻找到了自我获得身份认同。她们一生以歌舞表演为职业，享受泛性生活，终身未婚，无儿无女，以此反叛父权社会对女性命运的设定。她们在充满爱的姐妹之情中相互扶持、相互关怀，认识自我、反思自我、重构自我身份，彰显了姐妹情谊对女性身份建构的重要性。

最后，“我们”声音有利于建立女性集体意识。小说中的“我们”不仅仅指欠思姐妹，还包含其他女性如艾塔兰妲、蒂芬妮，最终代表一个更大的女性社群。这些女人们与男性交往中的不幸遭遇以及女人间的姐妹情谊，都被写入“我们”这个代称，构成女性群体经验女性集体意识。自祖母艾斯黛拉开始，女性的悲剧就不断上演。艾斯黛拉才华横溢，却因疑似出轨被兰纳夫枪杀。艾塔兰妲出身上流贵族，梅齐尓为飞黄腾达竟将她无情抛弃。未婚妈妈阿欣无家可归、四处流浪，女儿布兰达也步其后尘。家中唯一的黑人女孩蒂芬妮被崔斯专抛弃后变得疯疯癫癫。无论阶级、种族，小说中的女人们最终都成了父权社会异性关系中的受害者牺牲品。这种相似的历史境遇使女人们认识到她们共同遭受的压迫，于是集体型的思想意识产生。女人们先后逃离男性中心社会投奔女性社群“欠思阿嬷之家”，她们坦然接受现实，并努力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始终“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7]48。兰瑟说，集体型声音是“边缘群体或受压制群体的叙述现象”[5]23，但是女人不能说“我们”，因为她们缺乏将自己组织起来的具体方法，“不能像其他被压迫群体那样建立集体意识”[5]255。然而，卡特小说《明智的孩子》中的女人们渐渐成长为经济独立思想自由的新女性，欠思姐妹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成功，布兰达成为了社会中坚。她们不再因为经济、社会等因素不得不依附于父亲或丈夫等身份的男性，婚姻不再是女性的唯一出路。卡特将这些“散居于男性之中”被男人遗弃的女人们组织起来，并创造了一个女性群体聚集的理想之地，她们摆脱了被压迫和从属的地位，在“阿嬷之家”重新找到对自己的定义。总之，卡特借助集体型叙述声音“我们”建构了一个庞大的女性群体，并成功建立了女性集体意识。

卡特一直关注女性生存、女性话语权，“女性对自我定义的追寻”是卡特所有作品的潜在情节。小说《明智的孩子》表面上围绕“寻父”叙事展开——这种“寻父”是因父亲缺失而产生的身份认同危机，实际上女主人公对自我的追寻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叙事线索。卡特打破了女性沉默无声的状态，成功建立了女性叙事权威。在小说中，女性叙事声音经历了一系列转化。首先，从沉默的或私下的软弱话语转化为公开的个人型叙述声音。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卡特确立了为读者接受的女性叙事权威，叙述者朵拉也在叙述“寻父”经历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自我、反思自我、确立了自我意识。然后，个人声音转化为同时型的集体叙述声音。从“我”到“我们”是女性寻找自我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转化”[11]144。

“我们”叙事明白显示了姐妹情谊对女性身份建构的重要性，清楚再现了一个处于父权包围之外的女性社群，并逼真地揭示了这个女性群体内部的共同感受，建构了一种女性集体意识。

上述分析表明，在《明智的孩子》中，卡特使用的叙事技巧与其思想内涵相辅相成达到了统一的效果，使这部作品具有独特的审美、艺术价值。

[7]安吉拉·卡特.明智的孩子[M].杨雅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Rushdie, Salman. “Angela Carter, 1940-1992: A Very Good Wizard, a Very Dear Friend”. New York: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J]. March 8, 1992.

4) 数据记录和查询。能自动定时或手动对所有显示的数据进行保存和报警、消警记录保存；既可查询某一时刻所有测点的数据、控制状态信息及指令、安保状态信息，又可查询当天和某一时段的报警、消警记录。

最后，女性叙事权威的确立不仅依赖于“公开型”“吸引型”的个人叙述声音，更取决于女性叙事声音下积极的女性形象。小说《明智的孩子》里有一段叙事格外引人注目，它是叙述者朵拉想象的事件。与西方文化传统中温顺被动的母亲不同，在这段文字里，朵拉通过语言叙述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母亲形象。朵拉一出生母亲小咪便离世，因此她对母亲一无所知，仅有的认识也来源于欠思阿嬷。母亲在阿嬷旅店做工时认识了同样穷困潦倒的父亲梅齐尓并与之发生了关系。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朵拉不可能知道小咪和梅齐尓卧室内发生的事情，“我无从猜测，那深色眼睛的陌生人将手伸进那一文不名孤女的裙子时……她是否害怕？还是充满欲望？还是半推半就？”[7]38。但是，朵拉根据自己的希望，想象了屋内的情形：“我想把事情想象成这样：她进房，关上锁。他正躺在床上复习莎士比亚……她动手脱衣。‘这下我可逮到你了！’她说。绅士除了乖乖照做还能怎么办？”[7]38。这里，女性叙述声音成了保护了小咪不沦为男性欲望的重要屏障。在朵拉的叙述中，小咪大胆热情主动，将自己视为两性关系中“激情的主体”，而不是“欲望的客体”[10]57，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理想女性形象是相悖逆的。在父权制社会关于女性美德的观念中，女性必须得主动压制、否定自己的身体欲望，这是女性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准。因此，如果朵拉接受了男性声音对母亲“客体化”的角色设定，朵拉和小说中的其它女性就会和小咪一样，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这种“客体化”不仅会导致女性声音的消失，也预示着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在《明智的孩子》中，卡特成功地夺回男性“客体化”女性的特权，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使男性沦为女性欲望对象，试图重置两性中的不平等关系。卡特借助女性叙述声音使女性成功逃离“客体化”命运，并重新建构了女性主体意识，树立了自觉自信的新女性形象，增强了女性叙事权威。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城市地下管线管理技术正处于萌芽阶段。在此段时期，由于我国国民经济及基础设施落后，地下管线种类少，规模小，仅为给排水、供电通讯等几类，其管线应用水平也较低，城市地下管线信息资料仅为规划设计数据、完工数据和开井检查数据等，且保存方式以纸质、图表为主，随着保存时间的增长，不仅容易损坏、丢失，而且不便于查找、汇总分析等，造成我国城市地下管线数据信息大量丢失。当时我国的城市地下管线管理技术还处于萌芽阶段，主要以传统的管理模式为主。

[5]兰瑟,苏珊·S.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其次，卡特采用了“吸引型”的个人叙述声音，这种叙述介入程度较高，更易影响读者，对读者产生权威。作家们渴望话语权威，兰瑟曾直言不讳地说，“每一位发表小说的作家都想使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具有权威性，都想在一定范围内对那些被作品所争取过来的读者群体产生权威”[5]6，女性作家卡特也不例外。卡特使用了“吸引型”的叙述介入来争取读者建立话语权威。罗宾·沃霍尔在《性别化的干预》一书中将叙述干预分为“吸引型”和“疏远型”。“吸引型”的叙述者经常将受述者称为“你”，“旨在让读者更加投入故事，并认真对待叙述者的评论”[6]139。在《明智的孩子》中，叙述者朵拉不停地向某个不确定的、带有读者意味的受述者“你”提问，以吸引读者注意力。例如，“问：为什么伦敦像布达佩斯？答：因为它也是一水之隔的两个城市。”[7]3“我们做过什么？一言以蔽之，我们以前是歌舞女郎。”[7]5“这就是他们那次会面的证据。看到没？……我在佳士德拍卖会上买到的。”[7]21“闲言闲语不少，兰納夫有没有听到？谁知道，已经过了这么久。”[7]27以上这些问答缩小了叙述者和受述者间的距离，使语言显得真实亲切自然，并呈现出对话的特征。这种“与读者对话”的吸引型叙事是卡特心中最理想的叙事模式，是“叙事的乌托邦”[9]50，因为它帮助卡特争取到了更多读者并获得能被大众接受的权威。此外，通过吸引型叙事，卡特还将读者从故事引向社会现实，引导读者关注女性话语权的缺失和被边缘化的身份状态。这种危机长期困扰着朵拉，她说道：

参考文献:

[8]唐伟胜.性别、身份与叙事话语：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流研究方法[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3)：73-79.

[9]Sage, Lorna. Angela Carter[M]. Plymouth: North House, 1994.

[10]Carter, Angela. The Sadeian Woman: An Exercise in Cultural History[M]. London: Virago Press, 2000.

企业在实施资金管理的过程中，通过确保资金预算的合理性能够实现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有效规划，且能够详细了解企业内部资金的详细使用情况。企业资金预算内容主要包括收入、成本、费用等预算以及资金预算。在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影响下，当代企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其资金状况很容易受到市场变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由此，在资金管理中进行管理会计应做到对资金预算的不断完善，并结合对实际市场变动情况的考虑，对其对出合理调整。另外，企业在进行资金预算管理的过程中，应结合对企业自身发展情况的考虑，确保资金规划工作得以落实，以此保证资金预算精准性得到有效提高，从而为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张连长:“还有意见以后再提,给你的半分钟过了!第一排听我口令,向前一步——走!向右——转!你们都跟着他,把麻袋收集到仓库去!”

如果说身体线条、服装造型是外部形态的外在体现，那么面部表情则是传达内心情感、追求内在形象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是搭建内部情感与外部形态的隐形桥梁。

今年4月，监管首次明确要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成立理财子公司开展资管业务。要求“主营业务不包括资产管理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设立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资产管理子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强化法人风险隔离”。

[11]黄灿.走向后经典叙事研究的“我们”叙事学[J].河南社会科学，2015(11)：110-116.

在康有为尊碑思想的原因方面，张日安[23]从清朝的历史背景、书学思潮及康有为的哲学观等方面进行了剖析，提出和康有为尊碑思想密切相关的有4个方面：①清朝大量碑碣的出土、佳拓的流传，清朝帖学的由盛转衰，都为康有为尊碑思想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②清朝其他书法家的碑学思想也直接影响康有为的尊碑思想的形成；③包世臣对康有为的尊碑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④虽然清代卑唐尊碑风气日盛，又有阮、包思想的影响，但最终让康有为尊碑思想发芽开花的还是其自身的哲学观在起决定性的作用。